原創 張燮林 口述 上海通志館
下文選自 上海通志館、中國桌球學院合作項目《國球之「搖籃」：上海桌球名將訪談錄》（復旦大學出版社）。
張燮林（中）：「桌球外交」的非常記憶
「文革」中，體委裡面也分成了兩派，一邊是毛澤東思想兵團，一邊是造反大隊。我是屬於造反大隊的，反正大家都沒有什麼事可幹了，訓練停止了，食堂也停掉了運動員的夥食。可能桌球隊太有名了，一會兒《體育報》的造反派過來聊聊，一會兒體院的造反派過來談談。體院的那個頭頭叫劉長信，大談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有時候，我們也就跟著出去，比如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批鬥「彭羅陸楊」，那個場面很大，還加上推出了王光美，王光美的那個用線串起來的桌球項鍊，就是到我們隊裡來拿的桌球，目的是讓人聯想到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
我們有時候會到基層打表演賽，這叫為工農兵服務。我們桌球隊也分成了兩派，就是這派歸這派表演，那派歸那派表演。去工廠和部隊比較多，去學校不多。一般總是先跳一下「忠字舞」，再打球。毛主席 「最高指示」下來，不管是幾點鐘，我們都要集合出去遊行，遊行就是一邊走，一邊跳，大家都是這個樣子嘛，所以也沒有什麼臉面拉不下來的事。唯獨周蘭蓀不跳，他有點小心計，他說他來舉牌子。遊行從訓練局出發，一直到東單，到天安門，再從前門回來，兜一大圈子。其實，並不是只有我們桌球隊出去，桌球隊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全體委的人，包括《體育報》的、體委機關的、訓練局的，反正這條體育館路上的單位都要去遊行，人多得不得了。
軍管以後，桌球隊曾到山西長治的「五七」幹校去勞動。不久，上面通知我們回京，大概有新的比賽任務了。這一次是到瑞典參加斯堪地那維亞比賽，因為每逢世界大賽之前，中國代表隊都要去瑞典、芬蘭等地打一打，摸一摸底。說實話，我們那時候去啊，是兩眼一抹黑，因為我們已經停訓幾年了，只知道現任單打冠軍是日本的長谷川，對於世界桌球運動的發展方向究竟是什麼、水平怎麼樣，完全不清楚。到了那邊以後，才發現匈牙利隊弧圈球非常厲害，莊則棟上去打就感到很困難了，他總覺得球拍彈性大了，實際上是弧圈球衝力很大，旋轉很強。為此，莊則棟還在球板後邊摳掉一塊，以減輕彈性。反正這次出訪成績也不太理想。我在那邊也打輸了，是輸給丹麥隊的一個長著大鬍子的人，因為沒有碰到過這麼轉的弧圈球。所以後來他們老講我的笑話，說張燮林輸給人家老大爺。
接下來就是考慮在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乒賽了。
關於這屆世乒賽到底去不去，周總理叫桌球隊進行討論。記得一共討論了兩次，有一次討論的範圍還比較大，北京體院的那些造反派也參加了。說法五花八門，各種意見都有，什麼桌球是群眾性的，什麼這是錦標主義，什麼以後打球看好時間，我跟你打10分鐘下來，再換兩個人打10分鐘。我們聽著都在笑，造反派根本不懂桌球的遊戲規則啊。當然，大多
數人還是支持去的，因為我們都有一個為國爭光的念頭。那時候討論完了都要寫《簡報》，《簡報》先報到體委，體委再往上報。
討論參加第31屆世乒賽名單的時候，團體沒有我的名字，單打、雙打、混雙三項準備報我的，後來研究來、研究去，最後把我的單打去掉，由周蘭蓀來代替我。至於具體原因，我也不知道。後來周蘭蓀擔任女隊教練，我是教練組長，大家都會講上海話，就這麼談起來了。我問周蘭蓀，「本來第31屆單打報我的，後來聽說你講了一句話：包打一條線」。他說，「老張，我真的沒有講過」。所以這個就沒法查了。結果，本格森是那屆的單打冠軍。我在瑞典是贏了本格森的，他力量不大，我肯定能 「拿下」他。單打沒有報我，雙打本來是報我跟梁戈亮的，我也搞不清楚教練員的策略，後來讓莊則棟跟梁戈亮配，最後我就只剩跟林慧卿的混雙了。
這樣一來，備戰時各方面的訓練，比如安排對手、熟悉弧圈球，都輪不到我了，因為主要的陪練選手要跟團體和單打的主力陪打了。我只能跟下面一般的對手練練。到了日本以後，我就把拉弧圈的刁文元找來，我說，你不是要陪主力隊員練球嘛，那咱們早一點去球館，我跟你練個十來分鐘。因為那個時候鋪天蓋地的都是弧圈球，既然報我打混雙了，我就要儘量打好，也是對林慧卿負責。
後來公布比賽程序和抽籤名單，規定混合雙打的金牌先打先發，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其實這是日本隊的戰略方針。東道主為什麼這麼安排呢？自有他的道理。我們的配對大概就是四對，第一輪上來，整個場子裡面都是日本的混雙選手，就是打 「人海戰術」嘛。日本隊想把這個冠軍拿下來，以鼓舞士氣。我對林慧卿說，咱們一輪一輪打下去，堅持打到最後。最後是我們得了冠軍，決賽勝了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選手的組合。拿了冠軍以後，要發獎，回答記者的提問。這時軍代表來找我，他說，小張啊，你要說這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所以我一上臺，不管你底下提什麼問題，我一開口就是先把這句話說出去了。這在當時並不奇怪，因為那時的歷史環境就是這樣的。
我跟林慧卿的混合雙打一路打上去是很順手的，這個不瞞你們說，我們技術上「驕傲」到什麼程度呢？ 對方在一本正經地商量準備時，我有時候還會開玩笑，說，阿林啊，你看旁邊的球檯吧，這個你不要管了，我接發球檯內起板搶攻得分了。那時是21分制，對方發5個球，我基本可以上手4個，所以打得很輕鬆。拿了冠軍以後，隊友也說，老張啊，你打削球的搶攻還真有一套。其實，我平時就找一個人幫我練接發球搶攻，長的、短的，轉的、不轉的，上旋的、下旋的、側旋的，就這麼堅持練。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針對性訓練，因為比賽時一半是接發球，熟能生巧啊，這一半我就佔優勢了。反正第31屆團體賽我沒上，我沒有想法，我第27屆、第28屆團體賽都打過了，也算得到榮譽了。至於單打、男雙是否一定打得好，我沒有上場就不好說，但我當時的技術還是好的，成績不差，信心挺強的，在家裡練得也挺好。我不知道上面領導的想法，可能是想著重培養年輕人，讓梁戈亮、郗恩庭、李景光等上來。
第31屆世乒賽中，莊則棟與美國運動員科恩的交往，轟動了世界。這個事發生時我在場，在我看來就是巧合，或者說就是天意，事先並沒有任何的安排。當時我們往球場的客車還沒有開，而其他的班車都開跑了，科恩一看我們的車門還開著，就跳上來了。一開始，我們坐在各自位置上有說有笑的，都還挺輕鬆的。結果科恩一上來馬上轉過身臉朝門，衣服後面印著USA。頃刻，大家都你看我，我看你，車廂裡面消停了一會。這時莊則棟跟他搭訕了，小莊就問翻譯，你有沒有帶個紀念品？翻譯說有一個杭州的絲織品。下車後，其他隊員都走了，我還在那裡看。日本記者真厲害，好像事先知道這件事似的，車一停下來，就有很多記者拿著相機「咔咔咔」拍。第二天，日本的報紙就登出來了，他們稱呼美國不是用美麗的「美」，是用大米的「米」，叫「米國」，這兩個字我們都認識，版面很顯眼。當時，我記得蘇聯在開一個很重要的會，結果莊則棟與美國運動員科恩的這張照片一上報，就把蘇聯那個會的消息也衝淡了。後來，我們陸陸續續知道了一些背景，就是尼克森總統有意放鬆對中國的封鎖，不然的話，美國隊也不會提出要到中國來。當時我們還邀請了加拿大、英格蘭，還包括奈及利亞的桌球隊到北京來。這些活動我都參加了。
1972 年 4 月 13 日,中國桌球隊代表團飛抵底特律,對美國進行回訪。圖為隊員們正走出機艙,向歡迎的人群致意。二排右一為張燮林
至於在這個車上為什麼是莊則棟迎上去跟科恩說話，一個原因是他喜歡搭訕；更重要的是，據他自己說，出訪之前，我們是經過學習的，其中就有毛主席說的，美國政府跟美國人要有區別。這倒一點不假，確為事實，莊則棟應該領悟得好一點。同時，莊則棟作為世界冠軍，影響力也大；若是換一般的工作人員，這個事就「炒」不起來了。第31屆世乒賽時，總理承諾了不跟朗諾政府的球隊比賽，莊則棟、林美群都棄權讓掉了。當時還有南非也是這個性質。這些外交上的事情很難辦，比如兩隊交換隊旗，中國桌球隊的隊旗人家收了，我們卻不能拿，只能使個眼色讓對方放在旁邊，挺尷尬的。所以體育賽事其實裡面有很多的政治因素。第31屆世乒賽結束後，我和莊則棟、李富榮等還到香港打表演賽，記得是在伊莉莎白體育館，打了好幾場，主要是我跟莊則棟一攻一削，周蘭蓀跟李富榮對攻，轟動極了，連英國駐港的總督也來看了。
接著，我們連續主辦了亞非拉邀請賽，搞了好長時間，動靜也很大。我還被派去北京體院當柬埔寨隊的教練。一開始，教練是邱鍾慧，後因她愛人是從蘇聯回來的水利專家，就將她的教練職務停了。由於我在隊裡資格最老，就派我去了。柬埔寨隊有七八個隊員，好像還有兩個女的，技術水平比剛學打球的好一點，訓練的時間也不長。但他們的官員很關心，還發給我一個鍍金的獎牌，肯定我的工作。他們的賓努親王過生日時，也邀請我這個教練去祝壽。
那時候講「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有時也要手下留情。桌球跟其他一些項目不太一樣，是一對一的你來我往的對抗性的比賽。所以，我覺得在桌球裡有一個道理，不要攪渾了。關於讓球，還是不讓球，咱們還是要往遠處看。我記得很清楚，荻村先生當選國際乒聯理事後，有一次來中國在首都體育館打表演比賽，觀眾比較熱烈，也喜歡我們這些老運動員。
正好是我跟荻村打，我球削得很高，他老打出界，所以這個就很難把握。後來總理接見時說，張燮林你怎麼把荻村先生打掉了，人家是客人啊！當時總理講了一句話：勝之不武，讓之有德。我就一直在想這個事，假如我讓球輸給他，從道德上是提升了；但他心裡也有數啊，我削這麼高他都打丟，是因為他已經任職於國際乒聯，不練球了啊。所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我不給你難看，不跟你真打，讓你打得舒服點，讓你贏一局，哪怕你也看出來了，但面子上大家比較好看，也顯示我尊重你。所以這個問題看你怎麼理解。不過現在奧委會的精神是 「更高、更快、更強」，大家都應該認真地打，畢竟還是競技體育嘛。
原標題：《張燮林（中）：「桌球外交」的非常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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