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碩
內容提要 以「拓跋鮮卑」或「鮮卑拓跋部」作為北魏創立者的族稱是學術界的通行做法，不過這些近代學界提出的概念並非當時所有的習稱。「拓跋」一詞在魏晉南北朝的史料中都是作為姓氏使用的，當時普遍使用的族稱只是「鮮卑」。用以與其他鮮卑部族相區分的族稱也不是「拓跋」，而是「索頭」。「索頭」稱號最初也不是貶稱，其起源與地名相關，與鮮卑系族稱的命名邏輯一致。只是「索頭」稱號隨著歷史的衍化而原始語意消解，「拓跋」的詞義則逐漸泛化並取代了這一原始族稱。
關鍵詞 拓跋 鮮卑 索頭 族稱 姓氏
在魏晉南北朝民族史與政治史的研究中，「拓跋鮮卑」或「鮮卑拓跋部」都是繞不過去的概念。學界一般認為拓跋鮮卑應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涼的河西鮮卑禿髮部等，而習慣上往往僅指北部鮮卑。*與「北部鮮卑」在《晉書》中才有出現不同，「拓跋」和「鮮卑」這兩個語詞在傳世文獻中非常常見，但將二者合稱「拓跋鮮卑」或者「鮮卑拓跋部」卻是近代以來的事。對通用的「拓跋鮮卑」、「鮮卑拓跋部」等概念，一般都是作為北部鮮卑的族名處理而習以為常，但對於這一處理方式是否存在削足適履的情況，則應當依據史實重新檢討，並對其性質進行重估。
一、關於「拓跋」的性質：問題的提出清末周濟在所著《晉略·劉琨傳》的論贊中較早使用了「拓跋鮮卑」一詞指代猗盧一系的勢力，*但限於史論的體例，周氏並沒有點明這一語詞有何特殊的涵義。其後很長一段時間「拓跋鮮卑」或「鮮卑拓跋部」的語詞並未普遍使用，如呂思勉先生在1934年出版的《中國民族史》中，採用的是比較傳統的稱號「拓跋氏」，*並在其後的《兩晉南北朝史》中沿用這一指稱；同出版於1934年的王桐齡《中國民族史》則稱為「後魏拓跋氏」或簡稱「拓跋氏」；*出版於1935年的宋文炳《中國民族史》使用的也是「拓跋氏」這一稱號。*這三部著作都對拓跋氏屬於鮮卑族的史事加以說明，但都沒有明確以「拓跋」、「鮮卑」連稱作為其族稱。唐長孺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所寫的《拓跋國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中，多數都稱作「拓跋部落」，也偶見有稱「拓跋族」者。*直到馬長壽先生《烏桓與鮮卑》一書中，才對「拓跋鮮卑」的語義範疇進行了界定：「拓跋鮮卑，正確地說，應當包括北魏建國以前的拓跋部、建國之前的拓跋魏，還有建立南涼的禿髮部，一稱河西鮮卑等等」。*其後的各種民族史著作中，「拓跋鮮卑」的概念逐漸佔據了主導地位，「鮮卑拓跋部」、「拓跋部」、「拓跋族」的稱法也多有出現。學界一般都默認，「拓跋鮮卑」的稱號明確了將拓跋作為鮮卑族的一部，「拓跋」成為一種部族名稱。
不過，無論是「拓跋鮮卑」還是「拓跋部」或「拓跋族」的稱法，都不見於今存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料。傳統史料可見的稱號是「拓跋氏」，不過「氏」往往可以作姓氏解，與後世的學術範疇下的族稱內涵和外延都不一樣。如《魏書》稱柔然「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鬱久閭氏」，*《周書》稱突厥「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人們一般也不會將柔然看作「鬱久閭部」或「鬱久閭族」，將突厥看作「阿史那部」或者「阿史那族」。那麼「拓跋」一詞的性質究竟與「鬱久閭」或者「阿史那」有何異同，也還有進一步檢討的必要。
現存史料中關於「拓跋」及其性質的記載，*最原始者主要來源於《魏書》和南朝的《宋書·索虜傳》以及《南齊書·魏虜傳》。《魏書·序記》記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託，謂後為跋，故以為氏」；*《宋書·索虜傳》稱：「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南齊書·魏虜傳》稱「魏虜，匈奴種也，姓託跋氏」，後文又解釋云：「初，匈奴女名託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虜為李陵之後」。*《魏書》的說法可看作北魏自己的觀點，而《宋書》《南齊書》的說法可以看作是他者的認識。這兩種說法為《北史》《通典》《元和姓纂》《資治通鑑》《通志》《文獻通考》等史書所雜採引用，後出史書往往只有文字上的微小差異，其史源則無疑都是出自這兩種說法。史家闡釋「拓跋」語義所引用的主要論據，也都離不開這幾條材料。很明顯，從這些史料的字面意義來看，其所指向的一個事實只是「拓跋」是北魏統治者的姓，而沒有直接指明他們的姓來源於他們的族名。
近代學者中最早將「拓跋」姓氏與族稱聯繫起來的大約是伯希和。他在《支那名稱之起源》一文中解釋丘處機記載伊犁稱中國為「桃花石」時說，中國載籍尚保存元魏的土姓，而譯寫其音曰拓跋(Thak-bat)。元魏佔領中國北部，而在中亞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亞的人概名中國為拓跋，即「桃花石」的別譯。*在伯希和這裡，「拓跋」既是北魏的帝姓，也是西域民族對北魏王朝的稱號。不過，伯希和的邏輯，仍舊是認為「拓跋」先是北魏皇族的土姓，在北魏統治中國以後才在中亞被引申為中國的專稱。此後，白鳥庫吉《東胡民族考》開始提出了「拓跋民族」這樣的概念，明確以「拓跋」為族稱，可算作其後以「拓跋鮮卑」作為族名的濫觴，沒有將「拓跋」與「鮮卑」合稱蓋因為其論點就是證實拓跋為東胡之後，鮮卑之別部。*
白鳥氏之後，學者對「拓跋」一詞的涵義產生了多種解釋，但大多數都沒有脫離白鳥氏將「拓跋」作為族稱的解釋邏輯。如馬長壽先生認為「『拓跋』是鮮卑父匈奴母相融合而產生的一個族名」。林幹先生認為「『拓跋』一名，乃駐牧於大鮮卑山的鮮卑人自遠祖以來的自稱」。*何光嶽先生則說：「拓跋部，後為拓跋氏，實即『土伯』之轉音，蓋始均發明牛耕，為土伯之稱，而之後杜氏，也號土伯」。*羅新先生則認為「『拓跋』本來只是該部落某一首領所擔任的職務的名號(這種名號包含官號和官稱兩個部分)，後來竟凝固而成為部族名稱，並進一步成為該部族統治家族的家族姓氏」。*以上四種觀點對「拓跋」的語義解釋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將「拓跋」的性質是當時就存在的族名作為一個默認的前提，何光嶽和羅新還明確提出是先有拓跋部族，後有拓跋氏。
在對「拓跋」本身語義的解釋方面，羅新先生的研究應該說已經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不過他並沒有考證「拓跋」一詞凝固成為部族名稱和成為該部族統治家族的家族姓氏的時間，二者之間邏輯也仍有可以繼續申說之處。在中國古代，「姓」和「族」是經常混用的概念，不過現代民族學視野下的「族稱」並非如此。需要明確的事實是，一個成型的部落或者部落聯合體，為了與他族進行區分，某種相對固定的族稱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姓氏作為一種區分自然人的標誌卻不是必不可少的。在一般的社會關係中，即使不使用姓氏而只使用名字，也可以達到區分自然人的目的。*韓國學者樸漢濟注意到：「遊牧民族的姓氏觀念與漢族有相當大的差距，他們不僅極易得姓，同時又可隨意換姓」。*在我國現今的少數民族中，就有傣族、蒙古族、裕祜族、藏族、維吾爾族、高山族等十多個民族採用有名無姓的單名制。*滿洲人在進入中原之前，通常也是只稱名而不使用姓氏的。*「族稱」和「姓氏」二者並不能當作確鑿無疑的事實等同起來，二者之間也沒有必然聯繫。「拓跋」一詞究竟是何種性質，還是需要由當時的史料出發，進一步釐清事實的本來面目。
二、族稱還是姓氏：「拓跋」一詞的產生時間與用法要確定「拓跋」一詞的性質究竟屬于姓氏還是族稱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可以從兩個方面入手檢討該詞在史料中的運用。其一是尋找最早的用例確定該詞在史料中出現的時代，其二是檢討該詞在較早的史料中出現的前後語境以確定其性質。
「拓跋」得姓的時間，《魏書》沒有明確的記載。按照《魏書·官氏志》的說法，「至獻帝時，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氏」，其後又加入叔父之裔乙旃氏、疏屬車焜氏，「凡與帝室為十姓，百世不通婚」。*既然獻帝時代明確了帝室十姓的區分，應當就在此時拓跋先人也獲得了某種姓氏。不過，《三國志》裴注引《魏書》記烏桓風俗云：「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與烏桓同出、風俗類似的拓跋先人，是否已經以「拓跋」這一語詞作為固定的姓氏還不能明確。又，前引《序紀》說雲「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託，謂後為跋，故以為氏」，則似乎暗示「拓跋」姓出自尊黃帝為祖先、確立「土德說」之時。北魏尊黃帝為祖先，確立「土德說」的時間，在《魏書》中有明確的記載，《禮志一》云：「群臣奏以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星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數用五，服尚黃，犧牲用白。」*據《魏書·太祖紀》，此事發生在道武帝天興元年(398年)閏十一月。*那麼，作為姓氏的「拓跋」之號到底是早出還是晚出，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才能明確。
羅新先生業已注意到，拓跋鮮卑與中原政權的早期交往中，「拓跋」的名號在《晉書》等史料中完全沒有出現，包括劉琨的各種上書中也絕無出現。⑩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如果進一步追尋，可以發現《晉書》中的「拓跋」用例只有兩處，即卷67《郗恢傳》和卷118《姚興載記》，都是出現在「魏主拓跋珪」這一詞組中。除此之外，「拓跋」一詞在史書上最早出現就是沈約的《宋書》了。對當時的北魏君主，《宋書》一般也在其名前加上「拓(託)跋」姓，如稱道武帝「拓跋珪」或「託跋開」，稱明元帝「拓跋木末」或者「拓跋嗣」之類。與《晉書》一致的是，《宋書》上出現的「拓跋」「託跋」用例，最早者也是用在拓跋珪身上。
從語義的角度上說，《宋書》除《索虜傳》介紹「索頭虜姓託跋氏」以外，所有用例都是用在人名中，當是作為姓氏無疑。另外，對北魏帝氏十姓中的長孫氏，亦多加「拓跋」姓，如稱長孫嵩為「託跋嵩」、長孫道生為「託跋道生」。但對出自帝氏十姓的其他人，則不見有加「拓跋」姓者。遍尋《宋書》《南齊書》以及《高僧傳》《出三藏記集》等南北朝文獻的用例，「拓跋」都是作為姓氏與名連用，絕無作為族稱者，也不見有以「拓跋」指代北魏政權者。
長孫氏在《宋書》中被冠以「拓跋」姓還有可以深究之處。《魏書·官氏志》載獻帝鄰「七分國人」，以「次兄為拓拔氏，後改為長孫氏」，校勘記認為：「《魏書官氏志疏證》據《古今姓氏書辯證》卷三七、通鑑卷一一九、卷一四〇云：『拓跋氏當作拔拔氏。』《北朝胡姓考》引元宏《吊比幹碑陰題名》有『拔拔臻』，證此『拓跋』為『拔拔』之訛」。*《魏書》校勘記的判斷可能稍顯武斷，《宋書》稱長孫氏為「拓跋」的史料可成為這一判斷的反證。不過，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所引孝文帝《吊比幹碑陰題名》有「拔拔臻」也是確鑿無疑的，可見長孫氏在遷洛之前確實曾稱拔拔氏。按《舊唐書·長孫無忌傳》稱：「其先出自後魏獻文帝第三兄。初為拓拔氏，宣力魏室，功最居多，世襲大人之號，後更跋氏，為宗室之長，改姓長孫氏。」*此「獻文帝」顯然有訛，核之《魏書·官氏志》則衍一「文」字，當為獻帝之第三兄；「跋氏」則當為「拔拔氏」之別譯。這段材料明確了由「拓跋氏」改「拔拔氏」再改「長孫氏」的情況，與《宋書》所見完全吻合。從時間上說，北魏與劉宋初步接觸時長孫氏很可能仍舊以拓跋氏為姓，在北魏建立以後的某個時候才被改為拔拔氏，此其一。
其二，《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云：「長孫氏出自拓拔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什翼犍即後魏道武皇帝祖也。後魏法，七分其國人，以兄弟分統之。沙莫雄為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為拓拔氏。生嵩，太尉、柱國大將軍、北平宣王。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這段史料晚出，也很少為學界所採信，但卻與《宋書》所見的長孫氏與「拓跋」姓較晚才分離的情況頗為吻合，其史源或許是當時的族譜。這則史料還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即長孫氏是鬱律之子沙莫雄之後，而鬱律活動的時間已經在東晉以後了；長孫氏也沒有在獻帝鄰時脫離拓跋姓，而在道武時代之後。只是改稱「長孫氏」當在孝文帝時期，也可能是道武帝改其「拓跋」為「拔拔」而被稱作後來的「長孫」，或系史官刪省史料偶有訛脫所致。可以肯定，北魏帝氏諸姓與拓跋姓的分離並不如《魏書·官氏志》所載，是在獻帝鄰時期「七分國人」一次性形成的，而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分化的。沙莫雄「號為拓拔氏」的記載與「拓跋」名號在《晉書》《宋書》等史料中直到拓跋珪才出現的情況，可以推斷以拓跋為姓很有可能也不是獻帝鄰時期確定的，而是晚至東晉時期才確定下來的。
北魏鮮卑人姓氏的產生可能發生在較晚的歷史時期還可以得到更多的旁證支持。《宋書·張暢傳》記載張暢與北魏使臣李孝伯的對答雲「暢因問虜使姓，答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答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與君相敵耳。』」*這次對答發生在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宋魏戰場上，李孝伯雖是河北大族，但在南北交戰之際也站在北魏的立場而自稱「鮮卑」。李孝伯的答語透露出一個信息，就是直到太武帝統一北方以後，「鮮卑無姓」可能仍舊是一種普遍現象，否則李孝伯的答語就沒有說服力了。需要指出的是，「鮮卑無姓」的情形與東晉以後北魏皇室就已經開始使用「拓跋」姓氏的情況並不矛盾。實際上，拓跋氏的姓、名的確定都不是一次性形成的，很有可能是皇室開始使用姓氏，逐漸推廣到所有的鮮卑族人，到太武帝仍有部分人處於「鮮卑無姓」的情況。羅新先生指出，從太武帝時期開始的鮮卑名華夏化也經歷了一個類似的過程。*
既然「拓跋」一詞晚出，而且在當時的史料中全部都是作為姓氏使用，那麼該詞的淵源是由族稱還是其他方式演變而來的呢？從姓氏起源的角度來說，部族名稱當然可以演變成為這個部族共同的姓氏，但部落某一首領所擔任的職務的名號也可以直接演變為這個家族的姓氏，而且後一種可能性更符合邏輯。按照前揭羅新先生的研究，「拓跋」一詞的語意正是部落首領所擁有的包含官號和官稱的職務名稱。如果部族首領的職務名稱變成了一個部落共同的族稱，那麼這個名號在部族內部便失去了獨一無二的神聖性，也失去了區分「帝室」與「他姓」血緣等級關係的意義。另外，假如「拓跋」稱號已經成為部族共同的族稱，部族首領要確立這一族稱作為自己姓氏，也不容易將其「兄弟」直接排除於部族之外而賜以他姓，更有可能是整個部族都將這一族稱作為姓氏。「拓跋」一詞先成為族稱後演變為姓氏的說法，這些在邏輯上的矛盾之處看來都是難以說通的。
三、「祥瑞說」還是「地名說」：鮮卑系族稱的命名邏輯既然「拓跋」是晚出的姓氏，並非由族稱變化而來，那麼在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時段中，北部鮮卑的族稱究竟是什麼呢？某種族稱在史料中留下的痕跡大約有三種情況，第一是自稱，第二是他稱，第三是後世的追述。當然這三種情況下的稱法可能不完全一樣，也可能同時有多種稱法，仍舊需要從史料出發進行具體分析。
在當時的史料中，北魏統治者所自稱的族稱也留有痕跡。雖然《宋書》對北魏統治者習慣稱之為「索虜」，但也記錄了一些直接引文，可以反映出當時北魏統治者的自稱。如《索虜傳》收錄拓跋燾寫給宋文帝的信中稱「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顯然拓跋燾自稱「鮮卑」；前引《張暢傳》記載的北魏使臣李孝伯也站在北魏的立場而自稱「鮮卑」。見諸《宋書》的北魏自稱，大體是站在王朝的立場上自稱為「大魏」，站在族屬的立場上自稱「鮮卑」，二者並行不悖。
關於鮮卑的得名，《三國志·鮮卑傳》注引《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後漢書·鮮卑傳》所載略同。京都大學藏唐抄本《翰苑》注引《風俗通》則稱：「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工亡出，依鮮卑山，後逐繁息，因以為號。」*不過，白鳥庫吉認為「鮮卑」實際上與「犀紕」「師比」等詞詞義相同，都是胡語音譯，其本意為「瑞獸」，僅有祥瑞之義而與山名無幹。*基於「鮮卑」語意，學界拓跋氏自稱鮮卑的原因問題頗有討論。曹永年先生認為，拓跋鮮卑的統治集團，自君臨北方以後，總是將自己這個集團看得高人一等。它把宇文鮮卑稱作「匈奴」，把慕容鮮卑稱作「徒何」，而企圖獨佔鮮卑的稱號。*也有學者依據《南齊書·魏虜傳》的「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一句記載，進一步認為拓跋氏自稱「鮮卑」當始於猗盧，此前並不自稱為鮮卑。拓跋氏自稱鮮卑以後，便自居鮮卑正胤，將東部鮮卑稱為「東部」或「徒何」。*大體上，學界均認為「鮮卑」之號是一種褒稱。不過，與「鮮卑」名號在草原民族中具有的廣泛號召力不同，以他稱形式出現的「鮮卑」一詞，至少在被翻譯成為漢語之後已經貶稱化了。《翰苑》注引《漢名臣奏》曰：「鮮卑者，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亡出塞。始皇謂入鮮少者，卑者陋也，言其種眾少陋也。」*此說雖似荒誕，但正如「匈奴」的「奴」字、「索虜」的「虜」字類似，「鮮卑」作他稱時也被賦予了一種貶稱的色彩。*另外一點是，「鮮卑」一詞至少在兩漢之際已經在漢文文獻中使用，亦即是說該詞在華夷之辨的語境下被貼上「野蠻」、「卑下」一類標籤已經數百年之久了。
兩晉時期的史料可以證明，拓跋氏被稱為「鮮卑」的時間，肯定在「君臨北方」之前，也絕非出自猗盧的創造。拓跋先祖最早出現在史料中的他稱即是「鮮卑」，而且獲得了西晉官方的確認。《晉書》對於拓跋珪之前的各代君長，有使用「鮮卑」作為修飾語的情況，如「鮮卑力微」、「鮮卑猗盧」；也有以「索頭」作為修飾語的，如「索頭鬱鞠」。其中最早者是魏晉之際的力微。《晉書》雖為唐修，但這些稱謂應該還是能反映當時的實際情況。又，敦煌出土的殘本《晉紀》有如下一段：「及至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姬澹以為『此雖晉人，久在荒裔不識禮，難以法御。今內牧鮮卑之餘谷，外抄殘胡之牛羊』」*云云，這裡的「鮮卑」應當指的就是猗盧的殘餘勢力。《魏書·衛操傳》附載衛雄、姬澹事，亦有「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眾而叛。琨聞之大悅，率數百騎馳如平城撫納之」，*可為參證。《晉紀》是成書於東晉時期的史料，「鮮卑」的族稱也與《晉書》的記載完全吻合。另一個直接證據是1956年於內蒙古烏蘭察布盟涼城縣蠻漢山南部沙虎子溝的一處窖藏出土了一批可能為西晉初年封發的官印，包括「晉鮮卑歸義侯」、「晉鮮卑率善中郎將」兩方與鮮卑有關的官印。同處還出土了一件四獸型金飾牌，上陰刻「猗金」3個漢字，「猗」即是《魏書·序紀》中的桓帝猗。從文物的情況推斷，無疑是「西晉時期拓拔鮮卑所遺留的」。*猗接受西晉政府「鮮卑」字號的官印，可見拓跋氏的先祖被稱為「鮮卑」早在西晉時期就已經獲得中央政府的確認了。
與「鮮卑」族名與「鮮卑山」對應的命名邏輯相一致，史書對於鮮卑系的族名來源記載多偏向於以地名族的說法，這便是《翰苑》所謂「依山構緒，接流東胡之源」。⑥如《魏書》記鮮卑慕容氏、段氏的族名為「徒何」，乃因其「徙於徒何之青山」。按「徒何」又稱「徒河」，《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徒河縣，同郡「狐蘇縣」條並雲「唐就水至徒河入海」；*《通典》雲「漢徒河縣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裡」。*清人丁謙指「徒河」地名且與水名有關，雲「徒河之名，始見《漢書·地理志》遼西郡有徒河縣，《魏書》作徒何，又稱託護真水，《隋書》作吐紇臣水，《唐書》作土護臣水，《遼史》則作土河，以餘考之，均即是《水經注》之濫真水，今大凌河北源圖爾根河也。」 *無論如何，「徒河」的族名也是與地名分不開的。又，《三國志·烏丸傳》裴注引《魏書》雲「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後漢書·烏桓鮮卑傳》同。按《三國志·鮮卑傳》注引《魏書》雲「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拓跋氏與烏桓的關係，可能來得比徒何部慕容氏還要密切，田餘慶先生說拓跋百年發育所經歷的三大轉折，實際上也是拓跋、烏桓共生歷史的演化過程，*蓋得其實。史料認為「烏桓」的得名方式，也與「鮮卑」類似源於地名，也是這一得名邏輯的一種旁證。尚可稱者還有與早期拓跋氏關係密切的白部和(素和)氏。《通鑑》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御秦兵」條胡注云：「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為強盛，後因曰白部。」*按《後漢書·烏桓傳》雲烏桓「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富」，*胡三省所指「白山」或即此。若胡三省此「白山」與後世白部淵源別有史料依據的話，亦是因地得名的一個旁證；若此淵源出自胡三省的推斷，則也當是基於鮮卑系族稱得名方式的習慣推斷而來，胡氏亦以此種得名方式為當時慣例。
回到《魏書》的記載，《序紀》稱「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這一記載與《三國志》注引《魏書》說吻合。太武帝時期仍舊汲汲於尋找「南距代京可四千餘裡」的鮮卑石室，並派出使臣進行祭祀。*這些事實至少表明，北魏官方認可「鮮卑」族號的來源是發源於大鮮卑山的地名。若如白鳥氏所說，「鮮卑」一詞在鮮卑語中本就是祥瑞之名，那麼北魏統治者何以放棄「祥瑞說」，而要接受漢人傳統文獻中的「地名說」作為族名來源的解釋，在邏輯上就不易解釋。畢竟《魏書》並不忌諱以「北俗」對族姓來源的解釋，典型者就是「北俗謂土為託，謂後為跋，故以為氏」。
事實上，《魏書》對鮮卑語義的解釋所涉及的是歷史詮釋問題，可能還不全是根據現實政治需要而有意如此的。「鮮卑」畢竟是一個歷史久遠的稱謂，以「大鮮卑山」作為鮮卑的族源，也是早已有之，本無需辯駁或者確認。拓跋氏被稱作「鮮卑」，北魏立國之前也早已成為無可置疑的事實。鮮卑源於大鮮卑山的傳說也已根深蒂固，北魏官方只是進行了確認而已。從邏輯上說，以祥瑞或尊號作為族稱，使用同一種語言、有共同信仰的族群可能會使用類似的名號而彼此之間難以區分；以地名族則具備一個優勢，就是便於各個族群以起源地和聚居地彼此進行有效區分。畢竟漢末以來，鮮卑「餘種十餘萬落，詣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除遼東以外，鮮卑還遍布塞北、河西。要準確區分這些數量龐大的部族，最方便的方式便是以所處地理方位來識別了。史料所見的以地名族方式極為普遍，反映的可能就是當時鮮卑族系諸部族稱淵源的事實。
四、「拓跋鮮卑」、「北部鮮卑」還是「索頭鮮卑」：有關他稱的性質明確了「鮮卑」族稱的命名邏輯之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那就是鮮卑本身是多個部族的總稱，但事實上並不是一個統一的整體。那麼對鮮卑內部各個部族的區分，在當時仍舊是需要明確的現實問題。鮮卑內部諸部族的稱號應該仍舊有他稱和自稱的區分，他稱主要是便於諸如漢人政權對各部的具體區分，而自稱更有可能是鮮卑各部之間的自我區分。既然「拓跋」一詞不見於東晉之前的史料，那麼當時對於該部的具體稱號又是什麼呢？
從他稱的角度來說，「北部鮮卑」的說法最早見於《晉書·姚興載記》，這大約是以東晉或者姚氏政權所處的方位來命名的。以方位來命名和區分鮮卑的不同部族是較早出現的方式，在《三國志》中便出現了「東部鮮卑」、「西部鮮卑」、「河西鮮卑」的稱謂，直到南北朝時期的史料中，這些稱號也多有出現。大約「北部鮮卑」的稱法在魏晉時期也會出現，畢竟力微早在魏晉之際就活動在西晉政權的北方，只是史料缺載而已。不過，在鮮卑之前加上「北部」、「西部」、「東部」一類的方位詞，應當是站在中央王朝的角度以方位來區分不同的鮮卑部族的名稱，而不會是鮮卑各部自己命名的。這樣命名的「北部」「西部」「東部」畢竟範圍寬泛，因此以「北部鮮卑」的稱號來指稱拓跋氏祖先所屬的部族，在當時恐怕也不是非常準確的做法。
現存史料中關於拓跋氏的族稱還有一種稱法，即來自於南方史料的稱號「索頭」或「索虜」。「索虜」是「索頭」稱號的簡稱加上「虜」這一表示貶稱的標誌組成的，首先需要加以辨析的是「索頭」稱號和「拓跋」之號的關係。與「拓跋」之號不見於早期史料不同，現存史料中稱拓跋氏為「索頭」的用例，卻在劉琨時代就已經出現了。東晉初，慕容廆遣使封抽等上書陶侃，侃報書中有云：「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這裡的「索頭」指的就是拓跋氏，而段匹蟬部則被稱為「段國」。此時拓跋氏與慕容氏有聯姻關係，都是東晉賴以抵抗劉、石的力量，故陶侃特別提及這一族稱。需要指出的是，「索頭」稱號與當時廣泛使用的「鮮卑猗盧」一類名號，與陶侃稱「索頭」、「段國」不同，這也是極為正常的。因為包括索頭、段部、慕容都屬於鮮卑，陶侃需要對他們加以區分，肯定不能直接以「鮮卑」稱呼之；其他場合則在「鮮卑」後直接加以人名，則已經具備區分意義。總之，「索頭」是較「拓跋」姓氏更早出現的一種指代拓跋鮮卑的專名，至少在現存史料上反映出的情況皆是如此。
如所周知，隋唐之際的李大師指斥南北朝的史書「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索虜」的指稱無疑是明顯的貶義，而「索頭」的名稱，據《南齊書》所說，也是「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披髮左衽」出自《論語·憲問》，乃是指代「夷狄」的標準用法，似乎「索頭」一詞也是貶稱。不過，多有學者指出，這是出於南朝史官利用鮮卑髮式緣飾而成，「索頭」一詞實是出於鮮卑語音譯。*從史料來說，《宋書》《晉書》的記載也能夠成為《南齊書》說法的反證。《索虜傳》稱「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明言「索頭」是源於「各立名號」而非源於他稱。又，前文所引《晉書》陶侃的書信，寫信的年代正是拓跋氏對晉政權立有大功並需要繼續利用的時期，似乎不需要特意貶斥其名，應當是表示拓跋部的部落名稱而已。實際上，唐修《晉書》中多次出現以「索頭」的名號稱呼拓跋鮮卑的用例，但稱「索頭虜」或「索虜」的用例卻一個也沒有。在《晉書》的書法中可見一普遍現象，就是對拓跋魏的書法不用貶詞。王鳴盛早已發現這一《晉書》紀事的特點，並據「魏王珪即尊位」條推斷說「晉臣之詞決不如此，此唐人所追改也。竊謂魏與各國不可以並論，此書書法亦自穩安，至於李延壽且以北為正矣。蓋唐人承隋，故其詞如此」。*對王氏的觀點，田餘慶先生曾經從江左政權與拓跋部的關係角度作出過很有說服力的辨正，指出「東晉官方文書，對北魏事本來就另有書法」，至於後來出現變化的原因，是「東晉與拓跋部基於歷史原因形成的親近關係，到劉宋時不復存在，這一來是由於晉鼎已移，傳統已斷，二來是由於拓跋部業已坐大，威脅南方之故」。*順著田先生的提示，我們也可以推斷「索頭」這一稱號在《晉書》被廣泛使用，其原因就在於這一稱號原來根本就不是貶詞。
北魏的史料也指向同樣的結論。《水經注》卷十四云：「濡水又東南，索頭水注之。水北出索頭川，南流，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於濡水。」熊會貞疏：「此水蓋以索頭之人得名」。*「索頭川」「索頭水」與「索頭鮮卑」幾種名號用同一個漢語詞來表示，很有可能的一種情況是它們來自同一個北族語詞的音譯，且北魏政權本身並不避諱「索頭」這一稱法。《水經注》本身在「索頭虜」已經成為指摘北魏的專名以後成書，酈道元也仍舊記下「索頭水」與「索頭川」兩個地名，也說明當時「索頭」這一名號在北魏仍舊不會觸犯忌諱。這可能說明一個問題，在北族語言體系中，「索頭」一詞原本就不是一個貶稱，而是別有其義。更重要的一個線索是，「索頭川」、「索頭水」是地名，與前文所提示的鮮卑族系以地名族的族稱來源邏輯完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資治通鑑》首次記載拓跋氏事便稱「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而力微在《晉書》中首次出現則稱「鮮卑力微」。*這裡，溫公在處理文獻時稱「鮮卑索頭部」而非「拓跋部」或僅稱「鮮卑」，在「力微」這一人名之前加其姓「拓跋」。核諸《通鑑》，可發現溫公對拓跋氏的稱呼有一通例，即在受封代公之前，凡是涉及部落名者皆稱「索頭」，而以「拓跋」作為其姓。需要提及的是，溫公在下文記拓跋先世君長時，均稱「可汗」，另一處記載力微事時，也稱其為「力微可汗」，胡注稱「此時鮮卑君長已有可汗之稱」。*溫公之說長期以來得不到其他史料的參證，而杜佑《通典》明確說「可汗」之稱始於柔然，*朱熹亦曾說「《木蘭詩》只似唐人作，期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不過，嘎仙洞石壁祝文的發現，證明了可汗稱號在北魏就已經存在，溫公之說實言之有據。*其實，溫公以「索頭」作為部落名而以「拓跋」作為可汗姓的區分，也可以說是《通鑑》信而有徵的獨特史料價值所在。
依據現有材料，可以推斷「索頭」或「索頭鮮卑」的稱號應當是較早就已作為拓跋氏祖先的部落名而被使用，而最開始也不是用作貶稱。「北部鮮卑」則是出於漢人政權的視角而使用的他稱，其指向主要在於方位而族屬指稱可能不甚準確。而近代以來作為族稱廣泛使用的「拓跋」則相對晚出，在當時只是作為索頭部首領的姓氏而使用的。至於「拓跋部」和「拓跋族」這些在後世出現的稱謂，當然更是後世的追認了。
結論
「拓跋鮮卑」 或者「鮮卑拓跋部」的稱號雖然出於後世的追認，但仍然有其史實的依據，其關鍵在於「拓跋」一詞的淵源流變。每一個歷史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其名實都會因為歷史語境的變化而發生衍化。由於北魏政權逐漸壯大成為南方政權的威脅，南朝以後「索頭」的語義逐漸被貶義化，北魏政權本身又避諱部落時代的歷史，因而這一族稱的本義也就逐漸不為人知。唐宋以後，「拓跋氏」一詞被標籤化，經常被用以指稱北魏政權以及建立政權之前的部落勢力，一如「司馬氏」經常被用來指稱西晉建立前後司馬氏所代表的政治勢力一樣。又由於北魏的建立者屬於華夷之辨背景下的胡族，「拓跋」的詞義在後世逐漸泛化並取代了「索頭」這一原始族稱，成為特定的部族稱謂了。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說，在「北部鮮卑」這一源於他稱的稱謂不夠準確而「索頭鮮卑」業已發生語義變化的情況下，使用「拓跋鮮卑」指稱後來建立北魏的部族是一個比較準確和恰當的概念。恰當地使用後出的概念也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的應有之義。不過，也應該特別注意「拓跋鮮卑」和「拓跋部」、「拓跋族」這些概念都是不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料的，當時所廣泛使用的族稱是「索頭鮮卑」或「鮮卑索頭部」。若將「拓跋鮮卑」等概念當作當時就存在的族稱，就免不了會造成誤讀史料、錯解史事，造成不必要的削足適履。如果要追尋這一部族原來的族稱，則應該回到史料本身來解讀，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歷史系
責任編輯：黃曉軍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47-662X(2016)02-008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