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取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汪政權文人「《易水送別圖》題詠詩詞」為研究核心，探討汪等人如何透過此組文本，同時詮釋荊軻故事、汪精衛庚戌行刺事 (1910) 與此際「和平運動」三者間的錯縱關係。冀能一窺汪精衛及從汪文人詩詞中的典故挪用、政治謀略與情意寄託，勾勒汪等的意圖與心事。
本文認為該組題詠是從汪文人假題詠「易水送別」為名，向汪精衛的對日政策婉曲進諫：任援道以蘇浙皖綏靖軍總司令的身分，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將此帶有汪精衛舊題字、龍榆生、李宣倜新題詞的《易水送別圖》出示汪，其中，龍詞突顯使秦計劃中「易水送別之後到圖窮匕現之前」荊軻備受誤解的委屈，以映照「和平運動」同儕之苦痛；李詞則進以刺秦之喻，暗示與日決裂。面對眾人建議，汪精衛認為「行刺／決裂」無益於挽回名聲，徒令「和平運動」坐敗而已；遂引年少時捨身行刺之義，一變為棄名毀譽的犧牲自許，鼓舞眾人回歸「和平運動」的初衷。此犧牲名聲之志意，從汪精衛的角度而言，既可謂烈士行為的改變，也可謂犧牲精神的延續（不以死為犧牲，以毀名墮譽為犧牲），此蓋汪氏烈士情結最終的表現。惟諸人之建言或汪之回應，都在荊軻故事的脈絡、詩詞唱和的結構裡演繹。他們各負常州詞派、同光體等學問基底，與當時的歷史氛圍相激盪，對荊軻故事展現獨特的觀照。
當偽政權中人以詩言志，心畫心聲是否仍然失真？當一戰以來詭譎多變的國際形勢，與夷夏不兩立的民族主義論述詰抗牴牾時，汪等的「和平運動」如何藉由常派「寄託說」自解自辯？偽政權核心中人的傳統文學成就與情感脈絡多受文學研究者的諱言與忽略，筆者望能藉由揭舉該特殊氛圍下的文學表現與風格，從而使學界重新評估汪政權文人詩詞作品價值。
使秦、挾秦與刺秦
──從1942年「《易水送別圖》題詠」論汪精衛晚年的烈士情結
文/劉威志
一、前言：烈士的情結
1944年冬，汪精衛（兆銘，1883-1944）以多發性脊椎腫瘤，病歿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消息傳至美國，在哈佛講學的胡適於日記裡寫下：
同日（1944年11月13日），日本宣佈汪精衛死在日本病院裡。可憐！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且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干的事呵。[①]
胡適所謂「烈士出身」即汪精衛於清宣統元年（歲在庚戌，1910）行刺清廷攝政王事；而「主張的是與非」與「不要錢與做錯事」，指的是汪精衛在抗戰中途離渝赴越南 (1938)，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主張對日謀和，最終成立南京國民政府（號曰「國民政府還都」，史稱「汪政權 (1940-1945)」）。
胡適並舉汪氏「得名之始」與「名毀一旦」二事，俱以「烈士的complex」（而非「漢奸」）形容，可見汪氏當時自期以「跳火坑」之心情與日謀和，已受到知識份子如胡適者某種程度的同情與理解。
汪榮祖曾舉汪精衛1939年作於河內往上海舟中的〈不寐〉詩為例，分析汪精衛與日謀和的心情、信念與決心，並主張這與汪少年時行刺攝政王之志意並無二致。他認為汪氏性情已充分流露在其詩篇，如能深入研究汪氏詩詞，定有助於瞭解當日汪精衛面臨抉擇的掙扎與堅持，「否則一聲漢奸足以蓋棺論定，然於知人識事，失之多矣。」[②]葉嘉瑩則引申「烈士的complex」之義，用詮汪氏《雙照樓詩詞稿》。她舉辛棄疾詩詞中的執著為對照，認為汪氏整部詩詞貫串著一種願意犧牲自己去完成什麼的信念；[③]近來，葉先生復撰文深詮汪精衛〈憶舊遊〉一闋，並結合所倡「詞之美感特質」為說，認為「汪氏晚年在成立偽政府的前後……確實寫出不少具有詞之特美的『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佳作。」[④]
汪、葉兩先生都從汪的詩詞切入。前者認為研究汪之詩詞，正所以理解身居黨國要位的汪精衛在抗戰中選擇與日謀和的決定與心情。後者則優許汪精衛詩詞的高度藝術性，尤致意其晚年作品。兩位先生對汪氏詩詞在歷史與文學上價值的肯定，提供了一條研究汪政權、評價汪精衛詩詞的新方向。職是之故，本文舉胡適所謂「烈士的complex」為引，並依汪、葉二先生所提出的研究視角，以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1.12.8) 後不到二閱月（1942.2.14以前），汪精衛暨從汪文人題詠《易水送別圖》之詩詞為主要研究對象；並援諸人自汪政權成立後即著手纂修序跋之《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系列叢書為輔助分析文本，冀能以此二者，理解汪及從汪文人於是情是境之主張與詩藝，從文學語境與時空背景的互文中，探尋當時的歷史面向，企圖呈顯汪氏晚年烈士情結的發展。
二、汪精衛刺客／烈士形象的本事與建構
本節將耙梳汪精衛被目為刺客、烈士之事件，與從汪文人對汪形象之建構。茲先敘述汪精衛庚戌行刺 (1910) 本末，並略論學界對汪之行動、思想與當時風氣、時局的研究成果；次以張江裁所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相關叢書為中心，探究張江裁自1940年移居南京、身與汪政權後，如何在汪政權尋找要人為該叢書作序，並受得汪政府的資助與出版，儼然政府宣傳物之過程。
（一）庚戌行刺滿清攝政王 (1910)
有清末造，當局懾於八國聯軍之入侵，既欲平撫士怨民怒，又以示開明於國際，遂在光緒三十三年 (1906) 下詔預備立憲。宣統元年 (1909) 各省舉行諮議局選舉，是為「立憲運動」。前此，同盟會之革命幾經清廷嚴剿，犧牲慘重，更兼懷柔民心的立憲運動，同盟會最大的支持方──海外華僑，亦悻悻然有姑待時變之意，甚且《民報》內鬨，主筆大將章炳麟出走，同盟會內，士氣低靡，眾人懷抱訕訕，志沮意頹。[⑤]
當此之際，曾任《民報》主筆的汪兆銘，思行刺滿清最高職權者，用破清廷立憲之局，兼以團結黨人、振奮視聽。胡漢民、朱執信等苦止不聽，汪密於宣統二年（歲在庚戌，1910）組七人暗殺團，[⑥]將以炸藥謀刺攝政王載灃於北京銀錠橋。
不幸事洩，汪精衛、黃復生遭拘，汪賦「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慷慨入獄，更兼洋洋五千餘字〈被逮口供〉，痛陳立憲之絕不可恃而革命之終不可遏，震驚朝野，一時傳鈔。本來，汪精衛在《民報》就是一隻健筆，而其演講的渲染力，更深為同盟會人士青睞珍惜，故其於受審時賦詩作文，不啻同時表現革命的行動與宣傳。
於是，清廷畏於輿論，復欲收買人心，遲未殺汪；是年年底，孫文、黃興等召集同盟會精英，與清廷決一死戰，即隔年三二九黃花崗之役。[⑦]十月，武昌義旗再舉，清帝遜位，中華民國誕生。
日人譽汪精衛為「革命的風雲兒」，這與汪少年時代慷慨赴死，暨民國成立後毅捨粵督職位、逕赴法國留學的清新形象不能無關，甚者，許育銘的研究指出，汪精衛的人格形象自始至終，就是汪賴以活躍於政壇的最重要資本，因為汪除了孫文繼承人此一身分外，並無任何嫡系的軍隊或財閥為背景，「全憑革命過程內樹立之形象典範與行事風格」，向與其他以軍閥、舊文官體系出身而掌政者大相徑庭。[⑧]
918事變後，中國民族主義的仇日氛圍更加高漲，凡與日協調、妥協者，都得承受漢奸的罵名。許育銘認為，汪於第二次蔣汪合作期間 (1932-1935) 任行政院院長，負責與日本斡旋，拖遲中日戰爭之爆發，為貫徹國府「先安內後攘外」政策，正逐漸消耗自己的政治資本。[⑨]
總而言之，清末以降，汪精衛因刺客、烈士行為得到的聲名，於抗戰前，就有逐漸崩毀之勢，最後滾滾罵名、排山倒海而至的關鍵，即在1940年於南京成立汪政權，推動「和平運動」之時。然而，從汪諸人，卻直以此為重任、為要務，甚者重新梳理汪精衛少年時的形象與精神，與此際「和平運動」作連結，建構另一種犧牲與刺客的烈士圖景。
（二）纂輯《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相關系列叢書 (1940-1943)[⑩]
汪精衛與從汪文人對《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相關系列叢書之編纂與序跋題詠，可視作諸人援引汪之光榮歷史，為「和平運動」宣揚合理性，同時尋找同情與背書。此現象至少代表他們努力塑造自我形象，並對「和平運動」有所認同。
這系列叢書的編纂暨相關文化活動，計自1940年年中到1943年年初，約三年時間，內容有題詠、序跋、唱和、編印，事件環扣，充滿了各類再創作文本與詮釋。汪政權要員或重要文人周佛海、任援道、林柏生、趙尊嶽、李宣倜、樊仲雲、龍榆生、周作人、梁鴻志、王揖唐等，都參與序跋或題詠。計得書七種，而若以諸書之序跋作統計，更有近二十篇。以參與人眾、稍涉複雜故，以下暫依時間先後，分析事件、成書經過、題跋之作者、作期，並其它關聯事件。
宣統二年庚戌 (1910)，汪精衛行刺清廷攝政王未果，繫於獄。是時掌刑部簿錄者張篁溪，乃汪精衛留日時法政速成科之同學。汪釋後，篁溪於民國元年 (1912) 編有《汪兆銘庚戌被逮供詞》(1912.3.29)。[11]是年四月中旬，汪與孫中山、胡漢民等人遊武昌，汪出示獄中〈夢友〉一律，眾人唱和，文獻載有四首，此為「汪精衛庚戌蒙難」最早的和詩記錄；諸人和詩不脫歌詠刺客死志與壯士生還，未見優於歷來諸家之詠刺客。[12]
民國二十四年 (1935)，張篁溪之子張江裁應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會招，纂北平坊巷新志；二十六年 (1937)，以纂《中華民國開國史》故，先輯成《汪先生庚戌蒙難實錄》弁諸書首，並有楊圻[13]、江亢虎[14]二序，期間，江裁亦致書汪精衛索序，未得應。[15]以上皆為汪政權成立以前事。
汪政權成立後，張江裁寓居南京 (1940)，任汪政府國史編纂委員會簡任編修。1940年五月底，張江裁重輯《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實錄瑣記附》，封首周作人題字，前有汪精衛、王揖唐[16]二序。並有題詞數首。[17]其中，汪〈序〉作於元月，是時汪政權尚在籌備階段，並觀前此汪不願為序而此際終於作序之原因，可度其自白之心。是年十二月，張江裁續編《汪精衛先生庚戌蒙難別錄附刻汪精衛〈自述〉、〈秋庭晨課圖記〉》，[18]前有汪精衛校記六條，末署「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三日是晨謁國父孫先生陵墓，夜就燈下，泚筆作此」，[19]另共得王揖唐、趙尊嶽、龍沐勛、樊仲雲[20]、胡澤吾[21] 五序，後有張江裁自作識語。諸序作期，蓋在《中日基本關係條約》談妥而預備簽約前後。[22]該條約可見日方強取豪奪之心，既與1938年日相近衛聲明不符，比之1939年《中日新關係調整綱要》亦甚過之，從汪諸人意頗怏怏。
民國三十年九月 (1941)，張江裁編成《袁督師遺稿遺事彙集》，汪精衛序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讀之不暇為袁督師悲，而為中國悲也」（1941年春），[23]蓋汪等人以明將袁崇煥自擬自傷也。
民國三十一年 (1942)，龍榆生主編之《同聲月刊》第二卷第二號載有龍榆生〈水龍吟為豁盦上將題高奇虹畫《易水送別圖》〉、李宣倜〈滿江紅題《易水送別圖》〉、梁鴻志〈為援道題《易水送別圖》〉、汪精衛〈豁盦出示《易水送別圖》，中有予舊日題字，並有榆生、釋戡兩詞家新作，把覽之餘，萬感交集，率題長句二首〉、李宣倜〈次均精衛先生題《易水送別圖》二首〉。[24]次月《同聲》，龍榆生以「鍾山隱七郎」為筆名，囊眾詩詞而踵益之，衍為《易水送別》歷史歌劇。[25]蓋隱括汪精衛庚戌行刺與此際情境於荊軻故事。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 (1943)，張江裁《汪精衛先生年譜》出版，有趙尊嶽、吳廷燮二序、廖恩燾七律二首、張江裁自識語。同月，編成《汪精衛先生著述年表》，得錢仲聯、趙尊嶽二序。[26]
三十二年二月以後，「中華民國史料編刊會」合前此諸書，勒作《汪精衛先生行實錄》，[27]卷首李宣倜、周佛海題字，增弁周佛海、林柏生、李宣倜三序。
張江裁於不到三年的時間內，編印書籍六種有餘，乃作意為之。而汪等在千夫所指的時間點序跋、出版諸書，為汪人格宣傳之際，不免也有為己自清的企圖，可見在聲名與和平理念之追求中，帶有重重焦慮。回到1910年庚戌蒙難的本質思考，那是一次犧牲自我的刺客行為與烈士心忱殆無疑義；而從汪文人於1940年代起，有系統的對庚戌蒙難歌詠、序跋、宣傳，仿若將和平運動所為比附於庚戌年的行刺事件；探究諸人連結烈士與刺客，為自我行動合理化的詮說角度，正是一條理解汪精衛暨從汪諸人當時心境的重要道路。
所以，當1942年以荊軻故事為主軸的「《易水送別圖》題詠詩詞」，這組同時連及刺客與烈士二者的文本出現時，則令人不得不滋惑生疑。固然，荊軻故事與汪精衛庚戌行刺的經歷相似，也與胡適所謂「烈士的complex」若合符節；然而，果如汪等所喻，在倡言「和平」的今日，刺客將刺何人？且今日之燕秦趙魏分喻何國？今日之犧牲（如果也有犧牲的話），又將殉何國、報何主？再者，諸人挪彼喻此，真可為此際汪精衛建構形象嗎？為有效探本尋源，進入汪等《易水送別圖》題詠相關文本之前，將先篩理歷代文人對荊軻故事接受的重要典型，冀此析釐汪等所詠之沿革、創發與寄意所在。
三、兩種荊軻故事接受的典型及其內蘊
自司馬遷為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立〈刺客列傳〉，後來正史，再無此體。惟評說、歌詠其事者不絕於冊，且致意荊軻者尤多，蓋軻傳為《史記》壓軸，故史遷予以最完整的篇幅、生動緊張的描寫也。
就筆者所見，歷代文人歌詠荊軻可分兩典型，而此兩種典型又互為對立。第一種即如隱逸詩人之宗陶潛〈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廷。淩厲越萬裡，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28]
陶詩已概括出後人閱讀荊軻傳的感想：荊軻之行乃是「君子死知己」的自我犧牲；而「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的易水送別是自知必死，仍勇往直前；最後以不講劍術而坐敗。歌詠荊軻之壯烈，歎息荊軻的犧牲，純以情感發展脈絡看待荊軻故事的態度，是詠荊軻的重要典型之一。
但以此情感歌詠，不能不說是司馬遷精心地佈局、結構與引誘所致，遂使讀者聚焦於千鈞一髮的秦庭，渾忘宏觀看待荊軻事件與當時諸國形勢之關係。鑒於此，宋人則不以情感發展為主線，而採取綜覽全域的視角，此即為詠荊軻的第二種典型，如蘇軾〈和陶詠荊軻〉云：
秦如馬後牛，呂氏非復嬴。天欲厚其毒，假手李客卿。功成志自滿，積惡如陵京。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沙丘一狼狽，笑落冠與纓。太子不少忍，顧非萬人英。魏韓裂智伯，肘足本無聲。胡為棄成謀，託國此狂生。荊軻不足說，田子老可驚。燕趙多奇士，惜哉亦虛名。殺父囚其母，此豈容天庭。亡秦只三戶，況我數十城。漸離雖不傷，陛戟加周營。至今天下人，憫燕欲其成。廢書一太息，可見千古情。[29]
東坡與淵明唱反調，認為秦固積惡，惟「滅身會有時，徐觀可安行」，太子丹與荊卿借箸劃策的刺秦之計，只是不能忍與不知天命的衝動，而後人所以「憫燕欲其成」，也不過是假嫉惡之激情，出諸馮河之手段。以謀國劃策論，不過泛泛。與此同時，東坡胞弟蘇轍，則更全面地批評刺客列傳，其中，似乎透露出東坡等宋人對刺客列傳不滿的因素：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誇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衞司寇殺衞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30]
子由著眼於兩點，其一是君臣倫理，其二乃外交常規。小人犯上，法不可長也；盟會之際詭出脅詐手段，更開後世惡例。所以，《困學紀聞》錄唐仲友（說齋，1136-1188）之言，則更引申轍義，他說：
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剚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才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31]
五名刺客中有四名是賊禮、賊義、賊仁、賊信者，可謂大翻案。細思蘇家兄弟與唐氏非難荊軻諸人之舉賊仁害義、自取敗亡的內在理路，乃倫理制度與君臣關係梯疊的邏輯。雖然他們都明白眾人「至今天下人，憫燕欲其成」、「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的心理，但站在為國家／帝國立萬世「道德法規」的憂慮中，仍不惜對荊軻諸人筆伐，此正見後代正史所以再無刺客列傳之因，而宋人此派批評，後來儼成與陶詩論點相爭持、相輝映的主流。
但是，以上兩派批評角度，實有再次辨析的必要。首先，陶詩中荊卿渡易而自分必死的論點，即有瑕疵。燕太子丹曾語荊軻：「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縱，其破秦必矣」，知荊軻的計畫有順序的分為Ａ、Ｂ兩部分。Ａ計劃，乃與《刺客列傳》〈曹沫傳〉同，生劫秦王，逼得約契，此為正常外交過程中的非常作法，惟仍是可以公諸於世者，而且如果成功，荊軻諸人以燕國外交使節故，未必即死，如藺相如完璧歸趙、曹沫逼齊桓歸還所侵魯地，皆是前例。Ｂ計劃，刺殺秦王，使秦失主，斯時在外徵伐之將領，無中樞節制卻又手握大軍，則秦國內外相忌，可致混亂。惟此計一出，荊軻等人必死無生矣。
故陶詩以「易水送別」乃荊卿自料必死而仍勇往之觀點，只是以後見之明論斷荊軻。想易水送別之際，曹沫之事前在，況今「秦王貪」，未必不懼死，此事成功失敗與否，尚多變數，荊軻等人未許自認無生。陶詩一系的批評脈絡，僅以「勇於犧牲生命」詮釋荊卿渡易時的心情，似是文人天真單純的想像。[32]
其次，針對宋人批評荊軻的論點而言，宋人有意忽略秦強燕弱的事實，只注重道德與政治位階，直把史書看作教科書，把歷史寫成當代史，全不為燕太子丹諸人想。且仍以後見之明──天命所之、暴秦必滅，作為最後的安慰。其實，荊軻的外交策略，前有成例，而國之將亡，出以非常手段，作垂死掙扎，當也在情理範圍；況且六國同為周室所出，秦吞東周而併諸侯，此中道德位階又該何說？似應只聞刺「一獨夫紂」，不該視為「害盟會之理」也。[33]由此反思蘇、王等，挪他人之垂死掙扎，為自己國家位階的評述與道德論據，細思也不近人情、不甚道德。況且，強國取人之邦，又豈真是仁義之師？想來亦只是堂皇文飾之下的各種經濟、武力侵略而已。
只是撇開浪漫幻想的情懷，排除政治正統論的道德批評，試著貼合真情實境，卻談何容易？畢竟，史記之後，刺客不再進入正史敘述中，導致藉由讀書知理者，除非身歷其境，實難以掌握荊軻的心情。想這也是歷來評論、歌詠諸家的眼目，總自限於上述兩種框架的緣故。
從近代外交史的角度來看，晚清到民初的國際局勢，猶如戰國時代，其中合縱連橫，爾虞我詐，中國面對世界所運用的觀念，再也不能是朝貢、羈靡、分封等中國中心觀，而是在國際法體系中，與各國交涉、談判。[34]撇除辛亥革命暨國共兩黨所利用的民族主義思想及其相關政治宣傳手段，[35]這些國際交涉、對外事務，讓中國文人、知識份子，又彷彿重臨戰國的現場。[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