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作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會，素來「村無稗俗，裡存儉讓」，鄉邦大儒的《朱子家禮》與鄉間的村規民約，使其成為近世中國頗為典範的「禮儀之邦」。通過考察明清徽州學者、鄉宦和士紳的經典禮書考證之作，以及部分民間日用禮儀類書，我們可以從中窺見自宋代以後禮學發展的世俗化和實用性，以及彰顯在傳統學術上由「理學」到「禮學」的思想嬗變與歷史演進。
「新安理學」的「以理釋禮」
作為朱熹的鄉邦後學，元末明初的朱升與同郡學者鄭玉、汪克寬、趙汸等，以《三禮》原典和朱熹《儀禮經傳通解》為理論指導，以文公《家禮》為實踐目標，在禮學研究與實踐的旨趣上完全承續了程朱一脈。朱升《三禮旁註》、汪克寬《經禮補逸》，都是在承續朱子學的前提下，在新的歷史時期所作的新的經典詮釋。趙汸的《葬書問對》依據《家禮》，化民成俗，擯斥佛道，「酌古今之誼，以禮救俗」。祁門的汪褆，休寧的程敏政和汪循，歙縣的吳士奇和汪道昆等，也都恪守朱子所定的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的禮儀秩序，對世俗禮樂的混亂無序給予批判和改進，以理學融入禮學詮釋，維護儒家「天理人倫」的純正性，體現出「以理代禮」的時代特徵。在朱子「以理釋禮」和「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覆蓋下，明代徽州的禮學研究，缺乏對經典文本的深度詮釋，而重在朝廷律令和鄉村禮俗的踐履，尤以「三綱五常」為禮用之核心，促進了禮學的形上化和思辨性，使「禮學的理學化」傾向變得十分明顯。
明代中葉以後，因陽明心學的興起及「大禮議」事件的觸發，朝廷更為重視禮儀研究與禮樂教化。徽州諸儒或「皈依紫陽」，或「心儀良知」，皆存有傳承儒家禮儀的職責和焦慮，也有對新社會生活方式的嚮往和訴求。然而，他們的著作大多缺乏紮實的文獻考證與闡釋，在禮學文本的傳承和思想理念的建構上並無多少發明，多是撮抄、節錄或沿襲宋元舊說而已，故《明儒學案》中出現的徽州學者乏善可陳。也正是因為在學術與思想層面上了無建樹，無法突破程朱理學之囿，於是就有學者另闢蹊徑，倡言回歸原典，「求真是，索本真」，已然「透露出古學復興的曙光」，具體表現為上溯經典，考證禮經文本，「以古禮證今俗」，陸續出現了金瑤《周禮述注》、程明哲《考工記纂注》、姚應仁《檀弓原》等考證禮學的萌動。他們「考經以求禮」，「循器以明禮」，通過梳理經史典籍，追溯古禮之本源。特別是明末黃生《三禮會龠》《字詁》《義府》諸書，專注於古代制度秩序與人倫規範的考證，對《三禮》經義從文字聲韻訓詁方面探索幽微，「稽之度數，制之禮儀」，由此啟導了百年之後如段玉裁《周禮漢讀考》《儀禮漢讀考》等考證禮學的全新風格，徽州禮學的研究也由此進入新的發展時期。
「皖派」樸學的「以禮代理」
明清之際的世道劇變，引發了整個社會痛感於「空談心性」的「於世無補」，思想界更是「厭棄主觀的冥想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清初社會推崇實學，徽州學者能得風氣之先，深知「聖人之道，惟禮存之」，於是有姚際恆、汪基、潘繼善、江永等，通過對儒家經典文本的考證，從中汲取修齊治平的人倫道理，重新思考和探索禮秩重建問題。如姚際恆的《三禮通論》溯源古禮原本，剔除歷代附會，既「崇古」又「疑古」，意欲回歸原典，重建禮學正統；江永《禮書綱目》等，則以文字聲訓手段闡釋名物，復原先王制度；從朱子「道問學」入手，「棄理言禮」，以此消解「天理人慾」之辨，開啟了從「理學」到「禮學」的過渡和轉型。其他如程廷祚《禮說》《禘祫辨誤》博及乎經史，溯之於禮樂，「率天下以立人道」，上承顏李之「實學」，下開戴震的「新理學」；汪紱《讀禮參志疑》《六禮或問》等，皆以禮經為本，禮儀為用；視《五經》為本源，《家禮》為門戶，繼承先賢，開拓新途。休寧士紳吳翟家族，以一族之力，歷時百年而成《茗洲吳氏家典》一書，詮釋和貫徹了朱子《家禮》的在地化進程。如果說《家禮》是朱子實踐儒家人倫的制度章程，那麼《家典》則是明清底層社會「禮下庶人」的真實生活的記錄。
乾嘉時期徽州禮學研究的興盛，江永當為居中執要的關鍵人物。其學意在矯正理學和心學的空疏之弊，而溯求於典章制度的禮學考證，由虛理轉向實證，由宋學轉向漢學，開創了「皖派」學術的一代新風。在江永的啟示和引導下，徽州出現了一批傑出學者和禮學傳世之作，如戴震、程瑤田、金榜、汪肇龍、洪榜、凌廷堪等，他們承前啟後，顯示出地域學術的厚積薄發。他們用「由詞以通其道」的治學方略，建構起「理存於禮」和「以禮代理」的思想體系，深為後世學者所普遍接受和推崇。如戴震主張「為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其《學禮篇》「稽之於典籍，證之以器數」，上承江永的「棄理言禮」，下啟凌廷堪的「以禮代理」，在清代禮學發展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裡程碑意義。程瑤田的《宗法小記》《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將義理之學與禮儀制度結合起來，發凡起例，釋疑解惑，充分體現出淹博、識斷與精審的「皖派」風格。金榜《禮箋》一書，「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既重視典制器物之考證，更以躬行踐履，革除釋道之侵蝕，實為「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尤其是凌廷堪的《禮經釋例》一書，「以通例而明禮」，強調「舍禮而言道則空無所附，舍禮而復性則茫無所從」，證實了「禮之外，別無所謂學」；「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推進了乾嘉以後禮學研究在文本體例考證和思想探索上的歷史進程。
清季，以胡培翬、程恩澤和俞正燮為代表的徽州禮學家，通過對「理欲之辨」的學理考證和「敦品正俗」的躬行踐履，從而將江、戴之學發揚光大。胡培翬出身於「績溪金紫胡氏」禮學世家，涵濡先澤，博聞篤志，又承襲其師凌廷堪的治學旨趣，歷數十年而成《儀禮正義》。在著書立說的同時，更倡導「立保甲以衛鄉，建義倉以贍孤寡」，尊親收族，恤黨賙裡，體現了「皖派」漢學通經致用的經世情懷。俞正燮長期坐館入幕，熱心於國計民生，其《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以制度考證為切入，意在「存古」而志在「開新」，引領了周圍學者把目光由對內在禮學思想和倫理道德的爭論，轉向於對外在社會制度和人性優劣的密切關注，為晚清的社會變革提供了積極的思想準備和理論支持。
總而言之，徽州禮學從宋明理學「以理代禮」的學術規模，歷經時代的嬗變，逐步演進為乾嘉漢學「以禮代理」的思想體系，完成了從「新安理學」到「皖派禮學」的理論建構，但其禮學譜系仍不出朱子「尊德性」和「道問學」兩途。明代禮學「少而空」，清代禮學「多而實」，究其原因在於禮學不擅空言玄談，且與政治規範、社會秩序和民俗禮儀息息相關。
（作者：徐道彬，系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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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施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