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24日，馬鴻逵向蔣介石呈遞《剿共意見書》，要求先「剿」陝北再「剿」其他。並建議蔣介石，要張學良（時為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嚴督各路軍隊同時猛攻，令陳誠所部向三邊進擊。
當時，胡宗南之第一師進駐同心縣的韋州、惠安堡，11月間，在環縣萌城、山城堡被紅軍殲滅三旅之眾。
不久，「雙十二」事件發生，蔣、馬圍攻陝北紅軍的企圖，才為之一挫。
馬鴻逵對於「雙十二」事件的態度，在初期，由於勝負誰屬，尚未可知，一時驚恐慌亂，不知所措，遲遲不敢表明態度。
到何應欽就任「討逆軍總司令」，出兵陝、洛，端納、宋美齡、宋子文相繼飛陝以後，馬覺得蔣介石回京有望，便於12月16日倒填日期，通電「中央」，主張「討伐」。
繼於16日致電張學良，「責令」護送蔣介石回京。12月25日，蔣介石回到南京，馬鴻逵立令省會軍民開會遊行慶祝。
1937年2月，蔣介石因馬擁護「中央」有功，遂以陸軍一六八師的正式番號調換了新七師的番號，另給馬增編一個獨立旅。
馬即以馬全良為獨立第十旅旅長，盧忠良、馬英才和他的二兒子馬敦靜，分任一六八師一、二、三旅旅長，以馬光宗、馬義忠為騎兵一、二旅旅長，另編兩個警備旅，以馬寶琳、馬得貴分任旅長，並以他的兒子馬敦厚為特務團團長。
1936年底，他以步騎兵分成兩線，南起海原之興仁堡，北至鄂託克旗新召，對陝北解放區進行封鎖。
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侵佔綏包。
馬鴻逵這時已有步、騎兵八旅之眾，但卻藉口防共，不肯出兵抗日。
以後為形勢所迫，才派騎兵第一旅旅長馬光宗為中將騎兵指揮官，率騎兵第一、二兩旅，集結臨河城內，以警備二旅置於三盛公一帶，名為抗日，實則看風使舵。
這時，蔣介石以朱紹良為第八戰區司令長官，以傅作義、馬鴻逵為副司令長官。又將馬鴻逵的十五路軍和馬鴻賓的三十五師合編為第十七集團軍，以馬鴻逵為總司令，馬鴻賓為副總司令兼八十一軍軍長和綏西防守司令。
1940年1月，日寇為策應對華中方面的攻勢，以二十六師團為主力，向綏西五原、臨河進犯。
馬鴻逵部僅騎兵一旅與馬鴻賓的八十一軍在烏鎮、五原梅令廟一帶，進行抵抗，後撤至磴口、三盛公一帶。
馬之警備二旅旅長馬得貴、團長馬元寶等，在綏西平日作威作福，殺人越貨，及日寇西犯，即行後撤。
馬鴻逵遠在寧夏，也驚恐萬狀，遣送家屬至蘭州，並準備將省府撤至甘肅靖遠。
將歷年搜刮的大煙、皮毛等物資，日夜不停地向甘肅運送。民間車、馬、駝、驢等運輸工具，被徵調一空。
後因日寇至烏拉河、黃羊木頭再未前進，馬鴻逵才定下神來，只留騎兵第二旅在黃羊木頭以西，擔任邊境警戒，其餘部隊全部撤回寧夏。
自此以後，他便以全力封鎖邊區，再未出兵參加抗戰。
前往綏西抗日前線的寧夏軍隊
但在傅作義部收復五原後，馬鴻逵卻說是他的第十七集團軍協同傅作義部「光復五、臨，造成綏西大捷，開抗戰以來收復失地之先河。」
1939年，蔣介石為了加緊反共，給馬鴻逵增加了一個暫九師的編制。以後這個師長期駐守靈武，負責封鎖邊區。
1942年，蔣介石偕陳誠、朱紹良等來寧夏，召集八戰區高級警官在寧夏省城開會。傅作義及綏西各軍、師長均參加，馬鴻逵部團長以上的軍官也列席。蔣名為布置抗日軍事，實際是為了布置反共。
馬主力反共重於抗戰，並力表自己12年來封鎖邊區的功績。
在蔣介石住寧期間，馬鴻逵常於夜間親查崗哨，嚴密警衛，以示忠誠。
蔣回重慶後，馬又派蘇連元以重禮送何應欽、宋子文、陳誠等。
因而1943年秋，蔣介石政部又給馬增一暫編三十一師的番號，並任命馬敦靜為十一軍軍長。馬又以其長子馬敦厚為保安處處長。保安處原轄3個團，馬敦厚擴充到7個步兵團、1個騎兵團，兵力僅次於十一軍。以後，又以馬敦厚長子馬家驊（僅17歲）為保安處一團團長，並暗中保為一八九師師長。
傅作義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馬鴻逵正擁妾攜婢，避暑於賀蘭山小口子。消息傳來，廣大人民，笑逐顏開，歡慶勝利。
馬鴻逵卻終日憂鬱，直到秋涼，還在那裡「避暑」，不肯下山。
以後他召集他的軍政大員講話時說：「抗戰勝利得太快了，共產黨不但沒有消滅，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國不亡於日本，要亡於共產黨！」
文章選自《寧夏三馬》198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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