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修二教授1954年出生於日本，日本日亞化學工業公司技術員。2014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1990年，他開發出藍色高亮度發光二極體。當時，世界上已開發了紅色和綠色發光二極體，但是由於沒有開發出藍色發光二極體，電子視屏領域中的各種色彩無法被充分展現。因此，藍色發光二極體被認為是當時世界上最困難也最熱門的研發項目。獲得電子工學專業碩士學位的中村修二獨闢蹊徑，填補了這項空白，使電腦、手機、超薄電視屏幕的色彩更加豐富，原件使用壽命也大大延長，可將電力消耗降低90％。自2000年以來供職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
中村修二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東亞國家現代的普魯士教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裡，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批評了日本的專利制度和整個東亞教育體系。他抨擊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大學入學考試制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著名大學。他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自學能力非常強：中村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中村在日本飽受壓制，他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也是言出有因。
中村修二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東亞國家現代的普魯士教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裡，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因研發藍光LED而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中村修二，批評了日本的專利制度和整個東亞教育體系。他抨擊了日本的教育制度，稱大學入學考試制度非常糟糕，中國和韓國也都如此，所有高中生的教育目標都是考入著名大學。他認為亞洲的教育制度是浪費時間，年輕人應該學習不同的事情。出身普通漁民家庭，考試能力也平平，上了日本三流大學德島大學;自學能力非常強：中村對物理學具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他讀的德島大學甚至沒有物理系。這樣的人在日本飽受壓制，他對於日本教育制度的批評，也是言出有因。東亞的教育體制是比較特異的，經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讚賞和局內人的詬病。日本的教育體制已經相對算這三國裡比較寬鬆的了，有些國家就別提了，老師、學生、家長所有人都深受其苦。至於韓國也是以極端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聞名的。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University)和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總稱為」SKY」，韓國最大規模企業的總裁們，70%是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而80%的司法機構公務員來自這三所大學。韓國孩子幾乎都要上補習班，2009年韓國補習班獲利總額約73億美元，這比三星電子的盈利還多，教育支出龐大是韓國人不敢生育更多孩子的最大原因。2012年，經合組織進行了」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在數學和閱讀項目上，韓國學生在所有成員國中排名第一。但是，這項成就是以相當低的效率取得的，有評價說： 「這些孩子是靠雙倍的努力加雙倍的花費……才得到這樣的成績。」為何東亞會有這樣的教育體系呢？我覺得，是因為東亞國家在現代教育體系本來就有的普魯士的基因，再加上了東亞儒家和科舉傳統。 而對於有的國家來說，可以說又加上了蘇聯式教育的實用速成導向和思想灌輸功能。在十九世紀之前，教育其實是個類似手工業的學徒制，不管是東方的私塾還是西方的家庭教師。但是隨著科目的增加和對受基本教育的勞動人口的需求，出現了所謂的 K-12(也就是我們亞洲的普通中小學)教育制度。現代各國的標準教育模式，是我們已經以為天經地義的幾個基本要素：在長達40-60分鐘的課程中全程坐著聽課，在課堂上，教師負責講，學生負責聽;在標準化課程表的禁錮下，原本浩瀚而美不勝收的人類思想領域被人為地切割成了一塊塊，一塊塊便於管理的部分，並被稱為」學科」。同樣，原本行雲流水、融會、融會貫通的概念被分成了成了一個個單獨的」課程單元」。這個模式，是在18世紀是由普魯士人最先實施的。是他們最先發明了我們如今的課堂教學模式。普魯士人的初衷並不是教育出能夠獨立思考的學生，而是大量炮製忠誠且易於管理的國民，他們在學校裡學到的價值觀讓他們服從包括父母、老師和教堂在內的權威，當然，最終要服從國王。當然，普魯士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上萬人成了中產階級，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王國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然而，該體制阻礙了學生進行更為深入的探究，對他們獨立思考的能力有害無益。不過，在19世紀，高水平的創造力邏輯思維能力也許不如思想上服從指揮、行動上掌握基本技能那麼重要。在19世紀上半葉，美國基本照搬了普魯士的教育體系，就像在普魯士一樣，這一舉措能夠大力推動中產階級的構建，使他們有能力在蓬勃發展的工業領域謀得一份工作。除了美國，這個體系在十九世紀也被其他歐洲國家仿效，並推廣到歐美以外其他國家。但是，如今的經濟現狀已經不再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動階層，相反，它對勞動者的閱讀能力、數學素養和人文底蘊的要求越來越高。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如今的教育完全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異常美妙的多樣性與細微差別，而正是這些多樣性性與細差別讓人們在智力、想像力和天賦方面各不相同。三、普魯士基因以外，東亞教育還深受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影響東亞三國在19世紀末為了追趕西方列強而開始引進這種現代教育制度時，又不可避免地由於自己的儒家傳統和科舉制度，而對這個制度作出了潛意識的扭曲和偏重。東亞國家對大學入學考試，總是會和他們長期的科舉傳統混在一起。古代社會對創造力沒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科舉是個很好的制度，以最小的衝突完成了社會管理者的選拔，且完成了一個以智力取代門閥的準繩的建立。如果要和科舉模擬的話，現在的對應物應當是公務員考試或者某些大公司的入職考試。因為這些考試和科舉一樣，是需要選拔出已經訓練有素的成年人，馬上就可以從事某些工作。而大學入學考試，目標則是要選出可塑性強而又有志向者進行下一步的教育，這樣的人要好像從熔爐裡取出的液態玻璃，可以旋轉拉長，可塑性極強。而科舉考試得到的人員，則要像上了釉彩的出窯瓷器，馬上就可以使用，但是如果你做什麼改動，不是破裂就是刮傷。此外，考試是個用處非常有局限的工具。古代的科舉對人才的遺漏盡人皆知，而現代不管哪種考試，能考得出考生的興趣、志向、想像力和實際操作能力的有哪些呢？即使是已經看起來最客觀最可衡量的數學考試，也會遺失很多東西。可汗學院創始人薩爾曼可汗舉了代數為例子。在學習代數時，學生們多半只專注於在考試中獲得高分，考試的內容僅僅是各單元學習中最重要的部分。考生們只記住了一大堆X和y，只要將X和y代入死記硬背的公式，就可以得到它們的值。考試中的X和y體現不出代數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代數的重要性及魅力之處在於，所有這些X和y代表的是無窮的現象和觀點。在計算上市公司的生產成本時使用的等式，也可以用來計算物體在太空的動量;同樣的等式不僅可以用來計算拋物線的最佳路徑，還可以為新產品確定最合適的價格。計算遺傳病患病率的方法同樣可以在橄欖球賽中用來判斷是否應該在第四節發起進攻。在考試中，大部分學生並沒有將代數視為探索世界時簡單方便且用途多樣的工具，反而其視為亟待跨越的障礙。所以，雖然考試是很重要的，但是社會必須能認識到考試的極大局限性，並削弱它在選材中的位置。美國的教育制度以雙保險的方式抑制學生在在考試上過分浪費精力：其一，SAT的考分只是錄取考慮的諸因素中的一項，過於重視SAT是不明智的;其二，SAT每年有6次報考機會。臺灣和大陸的教育制度則以加倍的方式促使學生浪費青春：其一，聯考分數是錄取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其二，聯考一年一度。2009年釋出的」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權益狀況比較研究報告」顯示：78.3%的中國普通高中學生平時(不包括周末和節假日)每天在校學習時間在8小時以上，韓國為57.2%，而日本和美國幾乎不存在這樣的情況。中國學生每日學習的時間最長。各國學生所學內容的多少相差不會太大，那麼如果學習時間過長，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複習時間所佔比重過大。這是扼殺學生想像力、創造力的最大手段。說起複習的重要性，人們經常會引用」學而時習之」, 這個」習」就是複習。但是，孔子時代與今天社會有個巨大差異，是學習的內容。孔子時代的主要學習內容是」禮」，扮演者唯反覆演練才可達到效果。但是，人類的社會生活演化到近現代，學習的主要內容由」禮」轉變為認知。認知是拓展和變化的，其本質是創造或學習新的東西。如果教育過度強化複習，是產生不出創新人才的。而且，正如保羅葛蘭素所說的」即使在最好的高中裡學到的知識，和大學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文科為例，那幾本高中需要反覆誦讀的歷史課本上的知識，和隨便幾本大學歷史系必讀書比起來如何?至於數學呢，即使是中學數學都掌握很好了，還沒有學到十七世紀就出現的微積分。何況，隨著知識的爆炸，1900年所有的數學知識可以塞進1000本書裡，到2000年已經需要10萬卷書了(德夫林《數學猶聊天》)。可見，花了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幾年時間反覆學習這麼有限的知識，是多麼低效的學習法啊。這幾年有個流行的一萬小時理論，對反覆練習好像是個理論上的支持。但是，這種論述的多在【認知複雜性】較低的活動，如象棋、鋼琴、籃球、計程車駕駛、拼寫。但是，對於【認知複雜性】較高的活動，如創作、管理等作用就很難找到足夠的證據。其實，這一點反而可以用來說明，為什麼鋼琴小提琴這類技藝的訓練在西方業已式微，而在東亞國家卻大為興盛。這類十九世紀就已經蔚為大成的技藝，特點是難度訓練階梯比較固定，知識總量也已經限定，只需要多加練習即可，而且學習的進度，又可以通過曲目難度或考級來衡量。這正好切合了東亞偏愛的學習法。所以東亞國家這些琴童家長，多半既沒有音樂愛好也不了解古典音樂背景知識，卻讓孩子花了大量時間練習，其內在出發點，就好像著名笑話中那位因為路燈比較亮，就只在路燈下找鑰匙的愚人一樣。很多對聯考的辯解，都是說，雖然聯考不盡如人意，但是是最公平的。這是儒家傳統上」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響。公平並沒有錯，但是如果為了公平，就反而一刀切壓制了不同類型的人才發展途徑，那就很可悲了。東亞國家的人口基數那麼大，這種人才浪費的機會成本也是高得很難估量。舉個其他國家的例子。歐洲學術界有個比較，像英國和德國都算是古典學術的學霸類國家，但是英國這方面的人才要出色不少。究其原因，反而是因為英國的教育制度不夠公平。 英國有一些中學進去後由於傳統原因，上好大學的可能性非常高，這樣裡面的學生很早就可以不慌不忙地淫浸在龐大的古典學術中。反過來，德國比較公平，所有學生上大學都要通過考核，這樣，學生反而要花更多精力在通用的備考科目上面。結果英國這種表面的不公平反而有可能造就優質人才。這就像彼得‧提爾的《從0到1》中的舉的商業上的例子，表面上完全競爭好像比較公平，實際上參加這樣競爭的企業利潤會變得像刀刃一樣薄，朝不保夕，只能顧著眼前利益，不可能對未來做長遠規劃。而類似谷歌這樣的壟斷企業，因為不用記掛著和其他企業競爭，反而可以由更大的自主權關心自己的產品和做各種長遠得簡直不靠譜的計劃。所以學生如果長期處在考試的競爭壓力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長遠的自我成長計劃，而只能把心思集中在將會決定一生道路的一次次考試上。另一方面，東亞國家從幼兒園開始到大學的學習卡位戰和爭奪戰，其實質是對有限的高質量教育資源的爭奪，這個並非沒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為何這個地區的爭奪會達到這樣的火熱程度呢？那也許要歸咎於長期物質匱乏導致的稀缺心態。《匱乏經濟學: 為什麼老是在趕Deadline? 為什麼老是覺得時間和金錢不夠用?》指出，當人陷入稀缺的狀態(物質或是時間)時，稀缺會俘獲大腦時，人注意力的俘獲，不僅會影響我們的所見的速度，而且也會影響我們對周遭世界的認識。而當我們為了解決眼下的難題而極度專注時，就無法有效地規劃未來。我覺得稀缺是東亞民族特有的狀況。因為這些國家幾千年來都是水稻密集型種植經濟，一方面是可以在同等耕地情況下養活更多人，一方面當然是需要付出更多勞動和忍受更大擁擠。到了十七世紀後，就都陷入了內捲化的陷阱。就以日本為例，15至19世紀，日本人口波動在1000萬到2000萬之間，約為英國同期人口的四倍。龐大的人口賴以生存的適耕土地，面積僅相當於英格蘭的一個縣，生產力卻又不及英格蘭的一個郡縣。所以在德川時期，為了維持生存，日本人不但把勤勞節約發揮到了極點，甚至有兩個匪夷所思的現象。一個是日本政府出面來鼓勵溺嬰，以至於300年間人口零增長。另外，因為寶貴的土地不能用來給家畜提供飼料，日本人系統性地取消了車輪和家畜的使用這兩項基礎性農業技術，其結果呢，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們把鼻子保持在水以上，只要發生意外災難或意外支出，就可能慘遭溺斃。這種東亞民族特有的匱乏和焦慮心態，不管是東南亞的土著民，歐美人，甚至非洲人，都無法理解。所以對於教育資源，如果是狹義地理解為配備良好的教室、高階教師之類的，那確實是有限的，對於長期處於稀缺的心理狀態的東亞人來說，是一定要參與爭奪的。但是，實際上，孩子要成才，更重要的教育資源，其實是各自家庭的文化背景、價值觀的言傳身教、志向和視野的潛移默化，那根本和那種」你上了這個學校我就上不了」那樣的零和博弈無關了。而且，如果家長在稀缺心態的驅動下，讓孩子從小沉浸在補習班和題海裡，希望能先去搶到眼前看起來很稀缺的學校資源，也許從長遠來看，就反而浪費了孩子最大的資源-有無限可能性的少年時光和天生的好奇心，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影響近代工業化的起源在西歐，所以他們不管是經濟社會還是教育體系，都有個比較和緩的自然進化發展期。而東亞國家是被裹挾進現代社會的，為了趕上其他國家，在工業體系上無一例外的採取了國家層面上有計劃的指導下的發展。日本的工業化要歸功於通產省的官僚們，韓國則是政府支持幾個財閥來配合整個發展計劃，而中國現在還有那麼個五年計劃在指導。這種國家級計劃是建立在十九世紀的理性主義的基礎上，其內含的想法，是認為世界上沒有問題是不能解決的，因而可以通過科學的考察而預測出事物將來準確的發展方向。這種想法運用在教育體制上，就是假定某個機構可以準確地預測某個年紀的孩子需要掌握什麼樣的知識，某種考試可以選拔出什麼樣的人才等等，這種自信令人細思恐極。而具體到學校和學習的具體操作上，為了適應工業化的人才需求而專門設立的東亞教育制度，比起自然發展的西方體系來說，更有工業化追趕期那種對效率的瘋狂追求。這樣，這些後進工業國的教育體系，反而比前驅工業國更像工廠的流水線一些。在二十世紀初，泰勒制(Taylorism)在美國產業界盛行一時。泰勒認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於提高效率。為此，他採取了制定工作定額、選擇最好的工人、實施標準化管理、實施刺激性的付酬制度、強調僱主與工人合作的」精神革命」等。這就將工人的潛能發揮到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實行泰勒制的工廠裡，找不出一個多餘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泰勒理論的前提是把作為管理對象的」人」看作是」經濟人」，利益驅動是該學派用以提高效率的主要法寶。現代最著名的泰勒制工廠莫過於富士康了。從報導中大家也可以猜想到這種高壓環境對工人心理的影響。而如果把東亞教育制度和泰勒制工廠來對比的話，我們會發現幾乎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制定很高的學習量和需要考核的大量知識點、選擇成績好的學生組成重點學校、全國統一的考核標準、大量考試形成的刺激性獎懲、還有學校內部的各種打雞血活動。學校目標也是要發揮學生的潛能，每一分鐘都要致力於得到最好的成績。所以批評這種教育體系的人經常說，孩子好像是流水在線的工業製品，或者說，學生是老師的童工，他們的成績就成為老師的績效，所以師生的利益關係經常不是一致的，是相反的。這並不是簡單的激憤之詞，而是有一定的內在邏輯。當然，因為東亞國家的勤勞傳統，孩子們這麼辛苦，如果確有效果，也不是不能接受。但問題就在於這個有效性上。這種教育上的泰勒制，本質上是把學生當成體力工作者來對待。對於體力工作者，因為他們的工作狀態是可見的，所以工廠管理比較容易，對他們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對」，而不是」做對的事情」。而現代學生呢，我覺得更像德魯克所定義的」知識工作者」 (知識工作者不生產有形的東西，而是生產知識、創意和信息，誰也看不出他們到底在想些什麼)，而且從培養目的上也是要大多成為知識工作者。學生時代的真正成果，不是他們交上去的作業和考卷，而是他們所真正學習到和思考的內容。這些在技術上是無法進行嚴密的督導的。所以要成為好學生，不是像體力勞動者一樣忠實地完成老師的作業，而是要像知識工作者一樣，具有有效性，也就是」做好該做的事情」。好學生一定得做到：要自我決定學習的側重，衡量自己知識的掌握度，管理自己的學習時間。這就需要具有極大的主動性和自由度。所以，悲劇的是，由於東亞教育體制的工業時代基因，他們是用訓練體力勞動者的做法，來培養他們心目中未來的學者和企業家，這不免就南轅北轍了。東亞教育體制長期以來是利多於弊的。在工業化時期，可以為新建立的工業短期造就大量可堪一用的工人和初級工程師。所以東亞各國在二十世紀的飛速發展，這種教育體制有很大貢獻。但是隨著技術和經濟的演變，這種體制就變得越發不合時宜。這一點可以模擬成蘇聯時期的重工業。在這種體制下，採煤業是為了冶鋼，冶鋼是為了機械業，而機械業又是致力於生產採掘和冶煉機器，這樣形成了內部的自我循環，而無視市場和競爭的實際需要。這種重工業在蘇聯的工業化時期， 確實製造了大量本來缺少的工業製品，很有用處。但是到了某個發展階段，其缺乏效率和國際競爭力的弱點就暴露出來了。到如今，蘇聯這個曾經的第二工業強國，他的汽車工業、機械工業還有什麼價值呢?同樣，東亞教育體制曾經批量培養出的大量標準化人才，不是也將會在新時代裡變得越來越沒有價值麼?更有甚者，為了脫離這種體制，很多東亞家庭送了孩子去歐美留學，可是除非他們留在國外，如果回國就業，海歸們還是要以他們畢業的各種學校為求職砝碼，這就又陷入了比較學校名氣的漩渦。就好像中世紀時印度很多低階種姓為了擺脫種姓制度的壓迫，皈依了外來的伊斯蘭教，但是在無所不在的種姓思想下，穆斯林也被視為一種種姓，同樣還是陷入這個等級體系之中。所以託福、SAT這些美國考試制度， 在東亞也無形中被融合到富有東方風情的應試主義和學歷主義的體系裡。這種體制由於造就了多個既得利益階層，所以很難撼動，甚至會像上面說的蘇聯重工業綜合體或印度種姓制度一樣，」病得至死方休」。蘇聯時期的重工業不停地製造對社會無益的武器，形成一個利益相關勢力，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直到整個國家體制崩潰。而印度種姓制度，從佛陀時代就飽受批評，卻一直禍害了印度幾千年，直到今天還是印度前進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就是因為背後有大量的高種姓的既得利益者。東亞的教育體制呢，一方面，養活了龐大的低效率又思想陳舊的各類公私教育機構（這一點類似蘇聯工業集團），另一方面，通過對學歷的看重，佔據社會中高階層的，多半都是最適應這個體制者，而這個階層又通過在應試教育上的更多支出，保證自己的下一代在這個考試體系中也能脫穎而出，從而把自己在社會地位上的優勢又傳給了下一代（這一點又有點像種姓制度）。這個急需改革的體制，就這樣在各個社會集團的共謀下愈發僵硬了。
中村修二：從小技術員到諾貝爾得主
憑藉發明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體，日裔美籍科學家中村修二獲得了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從一個飽受嘲諷的小技術員，一舉成為名聞天下的「藍光之父」，中村修二說：「不屈是我全部的動因。」
1979年，中村修二從日本德島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進入日亞化工德島分公司做了一名小技術員。在那裡，他不但沒有受到重用，反而常常遭到嘲諷。
當時，這家公司主要生產各種螢光粉，對於佔領科技前沿，公司老闆並不重視。當中村修二提出研發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體的時候，老闆不僅沒有支持，反而指責他好高騖遠，不務正業，並出言不遜：「我們公司不養吃白飯的，要幹你就幹好公司安排的事情，不願幹趕緊走人！」
中村修二決意靠個人的努力，獨立完成藍色發光二極體的研發課題。
當時，在藍色發光二極體的研究領域，多數人採用氧化鋅和硒化鋅作為發光材料。經過反覆比對，中村修二另闢蹊徑，選擇了另一種材料——氮化鎵。但是氮化鎵這個新材料在研究領域並不被看好，況且氮化鎵的結晶技術，對於電子工程專業的中村而言，需要從零學起。
不服輸的中村決定賭一把。他向日亞公司提出了赴美留學的申請，但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絕，因為他不過是個小技術員，並且沒有發表過一篇相關領域的論文。在公司高層的眼裡，這個好高騖遠的年輕人根本沒有資格外派深造。
中村選擇了自費留學，他來到美國加州大學刻苦攻讀，如饑似渴地學習，補上了欠缺的專業知識。
一年後，中村返回日亞公司，卻被兜頭潑了盆冷水：老闆要求他放下藍色發光二極體的研究，改做電子元件。自此，他的研究工作不得不轉入「地下」。他上班完成本職工作，下班之後，一頭鑽進自家的地下室做實驗，經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
功夫不負苦心人。經過不計其數的反覆實驗，1993年11月，中村修二終於研發出了世界上第一束人造藍光。當看到夢幻般的瑰麗藍光閃爍，中村修二長出了一口氣，他的努力終於得到了報償。
中村修二的研究論文和產品樣品面世之後，日亞公司的老闆才發現這個小技術員並非好高騖遠，而是憑著一己之力，創造了一項偉大的發明。老闆迅速以企業的名義申請了專利。中村修二的藍色發光二極體，讓日亞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LED燈製造商。
中村修二成功了，沉寂多年的他一飛沖天，被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聘為終身教授。同時，他的發明被廣泛應用到顯示屏、汽車、醫藥、園藝等各個方面，在節約能源、減少碳排放，保護環境上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2014年10月7日，中村修二因為這項意義非凡的發明，與另兩位科學家一起被授予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並被瑞典皇家學院喻為「21世紀的愛迪生」。
面對嘲諷和不公，中村修二不但沒有消沉，反而被激發起了頑強的鬥志。因為他相信，只要咬定青山，做足功課，不屈不撓，一步一個腳印地努力，就一定會有成功的機會，他終於用不屈點燃了瑰麗的藍光，成為偉大的發明家。
中村修二：憤怒是我得諾貝爾獎全部動因
2014-10-15 中國青年報
摘要：不同於大多數諾獎得主一臉笑意，日本人中村修二好像總是很生氣。即便是獲得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以後的照片，他也是眉毛倒豎、眼神堅毅。「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因，如果沒有憋著一肚子氣，就不會成功。」中村修二總結說。
10月7日，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科學家中村修二榮獲20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召開新聞發布會。CFP供圖
上世紀90年代，當赤崎勇教授帶著研究生天野浩在名古屋大學進行研究時，技術員中村正在日本一家小公司的地下室獨自一人悄悄搗騰藍光二極體。公司對他並不支持，好不容易獲得赴美學習的機會，又因「草根」出身被鄙視。這位草根科學家研製出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體(LED)，卻被公司搶先申請了專利……
10月7日，憑藉上世紀90年代初發明的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體，他和赤崎勇、天野浩共同獲得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上司每次見到我都會說，你怎麼還沒有辭職？
很難想像，這位新晉諾獎得主曾經的夢想是當一名快樂的奶爸。中村大學時就已結婚生子，為了不「因為事業捨棄生活」，他1979年畢業時放棄了大城市的工作機會，選擇了妻子家鄉德島縣一家名叫日亞化工的企業。
在這個一切以產品銷售為導向的小公司裡，技術員中村的日子並不好過。他在研究上的突破不被重視，被稱為「吃白飯的」，「上司每次見到我都會說，你怎麼還沒有辭職？把我氣得發抖。」中村回憶道。
這位憤怒青年決定選擇開發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體，以此證明自己。
當時，紅光與綠光二極體已發展成熟，只缺高效率的藍光二極體，就能夠獲得可用於照明的白色二極體光源。不過，當時大多數研究者選擇了氧化鋅跟硒化鋅作為發光材料。
出於「做比較少人做的題目才有發展機會」的想法，中村選擇了另一種材料——氮化鎵。
和他作出同樣選擇的還有名古屋大學的赤崎勇師徒。「他們幾乎是在同一時段進行實驗並最終取得成果，接著又互相提高對方的實驗成果。」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專家委員會主席、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教授皮爾•德爾辛說。
在當時選擇這種不被看好的材料堪稱一場豪賭。1988年，為了學習製造藍光二極體所必須的結晶生長技術，中村赴美留學。
不過，當他漂洋過海尋求夢想時，又遇到了另一困境。由於公司不允許，中村此前沒有發過一篇論文，這使他完全沒有被當作研究人員看待。同事們在工作時不與他交流，研究發光二極體的人員對他的請教愛理不理，連開會都沒人通知他，整整一年，「沒有一點兒好的回憶」。
時隔多年，這位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教授憤憤不平地說，那時他們把自己當作門外漢來對待，對這種態度的憤怒促使他勇攀科學高峰。
受了一年氣回到日本的中村不得不進行「地下工作」。新上任的社長要求他停止LED研究，改作電子元件。他只能瞞著公司，繼續研究，並在取得關鍵性進展時投論文。這在歐美的研究人員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但在以公司或大學名頭評判論文可信度的日本，中村的研究「根本得不到承認」。
「我試著詢問過幾位研究人員，回答說 當時根本不信 的居多。等高亮度藍色發光二極體變成了產品，才急忙去讀過去論文的人估計有不少。」中村回憶道。
直到1993年11月30日，中村憤怒的結晶——藍色發光二極體發布。媒體的採訪請求、用戶及同行業其他公司的諮詢讓公司電話像鬧鐘一樣響個不停。當每天四五十個的電話潮持續了一周，社長終於悟到了什麼：「是這麼了不起的一項成果嗎？」
在這之前，是否明亮是檢驗中村工作的唯一標準。1991年3月，在發光層中採用氮化鎵的發光二極體發出了紫外線，聞訊趕來的社長輕聲嘟囔，「好暗啊，這樣可沒法作為商品出售」。1992年9月，雙異質結構的氮化鎵發光二極體終於試製成功，社長如同在評價一份中學生實驗作業，「是你製作的啊，還是很暗。」
當耀眼的藍光從日亞的地下室裡發出來時，全球固態照明的新時代開始了。多年後，用怒火點燃藍光的中村修二被瑞典皇家學院譽為21世紀的愛迪生。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獲得了光亮，藍光之父卻還在陰影裡生悶氣
不久前的新聞發布會上，中村修二在明亮的LED燈光下接受瑞典皇家科學院的讚美：「對於全球15億尚未能受益於電網的人口來說，這種新型光源帶來了更高的生活品質。」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獲得了光亮，「藍光之父」中村修二卻還在陰影裡生悶氣。
發明剛剛問世，日亞便以公司的名義申請了專利，並開始大量生產出售藍色發光二極體，搖身一變成為世界最大的LED公司。發明人中村修二獲得的全部獎勵是兩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141元）的獎金，海外同仁笑他「奴隸中村」。
「當我們飛到日本時，發現中村修二在地下室做實驗，職位只是一個技術員，我知道這就是我們的機會。」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華裔校長楊祖佑說。
為了邀請中村修二，這所高校專門為他配置了研究團隊，並讓研究人員到日本工作一年，學習日語，為他營造一種日本文化環境，讓他能愉快地待在大學裡。
這也是中村修二拒絕了史丹福大學和惠普公司派專機邀請，而選擇到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原因。
他從日亞辭職，恩怨卻沒有結束。
由於拒絕籤署「保證3年內不再從事藍光二極體的基礎技術研究」的合同，在這家公司工作了20年的中村沒能領到退職金。
日亞甚至追到美國，要求中村籤署合同。再次遭拒以後，以洩露企業秘密為由，將中村告上法庭。
中村積攢了多年的怒火再次爆發，這一次不是在實驗室裡，而是在法庭上。2004年，中村修二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日亞，要求其支付發明補償金。
中村勝訴，法院判決日亞應支付給中村補償金2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4億元）。最終，這個金額縮水到了8.4億日元（約合人民幣4793萬元）。
這場前無古人的訴訟激勵了很多發明者在法庭上尋求幫助，他們當中的很多人贏了訴訟或者獲得庭外和解。如今，中村訴日亞一案已成為專利訴訟教材的指標性案例。
中村更為在意的似乎是東京地方法院的這一判斷：「發明者的貢獻度即使保守估算也不低於50%。原告幾乎靠一己之力完成了世界性的發明。」
多年後言及自己的成就，這個「與老東家戰鬥到底的男人」毫不猶豫：「憤怒是我全部的動因，如果沒有憋著一肚子氣，就不會成功。」
他的槍膛裡總躺著憤怒的子彈，一有機會就向日本的科研環境射擊
10月7日，西裝革履的中村站在新聞發布會上，拿著提前準備好的演講稿，一字一句地說：「製造LED燈的夢想能夠成為現實，我非常高興。如今我們能在超市買到高效節能的燈泡，我希望這對降低全球變暖也有幫助。」
不過，他還是充滿遺憾。由於與公司糾紛長達20年，中村認為自己浪費了不少時間，「與美國同行相比，起步實在太晚」。
他的槍膛裡總躺著憤怒的子彈，一有機會就向日本的科研環境射擊。
另一場發布會上，這位美籍日裔教授，操著口音極重的蹩腳英語講著自己的「美國夢」，「每個人都有機會做美國夢，如果你努力工作，每個人都有機會！」隨即加上一句，「但在日本就不是這樣！」
「直到今天，日本公司仍然不願承擔風險進行研發，也不願為員工的智力成果提供補償。」
「在日亞工作時，買支鉛筆也要上司籤字！」
「在日本公司發明東西只能拿獎金，但在美國可以馬上創業，差別非常大。」
也許沒有人比他更了解，在等級森嚴的公司中，許許多多如「技術員中村」一樣的工程師是如何「長期被忽視」的。
而今，中村修二創辦了自己的公司——位於加州弗裡蒙特市的發光二極體企業SORAA，是世界上唯一一家製造氮化鎵對氮化鎵基板發光二極體的企業。
在中村對未來的暢想中，LED能在節約能源、減少碳排放上大有作為，該技術還會滲透到顯示屏、汽車、醫藥、園藝等方方面面。
「大體上說，我的生活沒什麼變化。我已經得過很多獎了，這是最高的獎項，但是不會使我的工作產生什麼變化。」他的怒火熊熊燃燒了幾十年，從獲獎的喜悅回歸原來的生活，卻只用了幾天，仿佛他並未為此奮鬥了20年，又等待了20年。
在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師從中村的博士黃嘉彥眼裡，這位「非典型教授」生活中則是一個好相處的大叔，喜歡美食和泡溫泉，最喜歡的座右銘是「盛者必衰」。
在2002年出版的《把喜歡的事當做工作來做》一書中，中村描繪了自己渴望的社會，不過是「可以讓人做自己喜歡之事，並且得以體面生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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