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名稱大多有些「古怪」，用字也頗生僻。以青銅器的「飪食器」來說，就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鋪、盂、（奠下加皿字）、鍪、俎、匕……這些名稱除了器物本身有名稱和結合典籍可以確定名稱的外，有不少叫法都是後人定的。青銅器上的銘文被稱為金文，那麼金文又是什麼字體？
古代青銅器的名字是怎麼來的？
《說觥》：「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
近代國學大師王國維經過嚴格考證認為，青銅器的名稱大都是宋朝人定下來的。他在《說觥》一文中稱：「凡傳世古禮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鍾、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壺、曰盉、曰盤、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載其名，而宋人因此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觶、曰角、曰斝，古器銘辭中均無銘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無以易其說。」如飲酒器「觚」，便是宋人定下的舊稱，迄今這類青銅器上仍未發現「觚」字。宋人的這種叫法對不對？還真難說。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觚，鄉飲酒之爵也」；東漢學者鄭玄又稱：「古文觚皆為觶」。而觚、爵、觶實是不同造型的青銅酒器。
如何給青銅器起名字？現代文博界遵從的基本原則叫「名從主人」，意思是器物上有銘文的，根據銘文來確定器物的名稱。如常見的青銅鼎之所以稱為「鼎」，就是因為銘文中出現了這個字。金文中的「鼎」，寫作（金文「鼎」字，字形見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見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見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見版面）、（金文「鼎」字，字形見版面），不識字的人都能猜出是「鼎」！
以前有一種東周青銅器，體呈橢圓，深腹，圈足，過去依其形狀稱為「舟」，但近年考古出土的同類器型青銅器上發現了銘文「（金字旁加個和字）」，如「哀成叔（金字旁加個和字）」、「蔡太史（金字旁加個和字）」，這才知道以前叫「舟」是錯誤的。
「名從主人」的命名方式又叫「自名」，如在1978年從河南固始縣侯古堆勾郚夫人墓中出土的青銅方豆，器身有銘文「飼之飲(奇下加皿字)」，遂定名為「(奇下加皿字)」，這就是自名。如果無自名(奇下加皿字)，就會根據已有名稱，稱為「豆」。前不久在英國公開拍賣的西周青銅器虎鎣，就屬於「自名」，虎鎣是屬於水器兼酒器的盉，如果器身上沒有發現「鎣」字肯定稱為「虎盉」。
青銅禮器為什麼統稱為「彝」？
《左傳》：「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
青銅器命名涉及分類、功能等多方面因素，命名時不遵從「名從主人」的情況也不鮮見。什麼情況下可以不遵守「自名」原則？自名與其他名稱有衝突，且不是這類器物時。1964年11月，在河南桐柏縣月河公社左莊生產隊附近發現一批周代青銅器，有一圓形盤器身上有銘文「昶伯墉自作寶鑑」，雖自名為「鑑」，但實際上是「盤」，故學術界多稱其為「昶伯墉自作寶盤」。這種起名方法執行的是「共名」原則，即根據青銅器的性質與用途，對不同造型、不同用途的器物，冠以相同的名稱。最典型和常見的共名是「彝」，諸如鼎、簋、鬲這些常見的青銅禮器，古人常統稱為「寶彝」、「尊彝」、「宗彝」或「寶宗彝」等。
「彝」字為什麼可以是青銅禮器的共名？西晉學者杜預就《左傳·襄公十九年》「彝器」作註：「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可見「彝」是當時作為祭祀用青銅禮器之通稱來使用的。而「彝」前的「寶」、「宗」、「尊」等字是修飾用字，是對這種青銅禮器的貴稱，至今民間仍常把青銅器稱為「寶」或「寶物，源頭就在於此。
青銅器叫法中還有一種「異名」現象，不同諸侯國、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對同一類型青銅器也可能有不同的叫法，如青銅盆，曾國稱為「盆」，曾出土「曾大保盆」；而晉國則稱為「盦」，如「晉公盦」。考古中發現還有將這種盆稱為「盂」的，如北京故宮收藏的「伯（馬旁加居字）盂」。此外，同一類器物出現「異名」的也不少見，如「鎣」就是「盉」的異名，而酒器「觚」有的稱為「同」。異名即別稱，如「鼎」，是帶足類烹煮器的通稱，但還有（兩個弓字中間上連下鬲）、
由於商代早期青銅器上一般都沒有銘文，所以這類青銅器大多根據造型、紋飾等特徵，結合用途和類別來命名，如鳥尊、虎卣、象尊、羊尊等用動物名稱定義的青銅器即屬此類。
為什麼帶銘文的青銅器更值錢？
商鼎上曾現「偽銘文」：「乙亥子渦小子……」
青銅器上的銘文在文字學上被稱為「金文」，又叫「鐘鼎文」。中國古代青銅器特別是商周青銅器的銘文內容極為豐富，多反映祭祀、戰爭、娛樂、賞賜等活動內容，涉及當時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對填補和驗證歷史十分有用，有極高而又難得的學術價值，中國最早的一篇法律判決書就是從（單人旁加個朕字）匜上的銘文中發現的。（單人旁加個朕字）匜銘文共有157字，大意是一個叫「牧牛」的人和叫「供」的上司打官司，名叫「伯揚父」的法官認為牧牛犯上，牧牛被判鞭打500下，罰300鍰銅。這還是中國最早有明文記載的「民告官」案件，裡面還有法官「受賄」情節，是極珍貴的司法材料。而銘文還驗證了《尚書·舜典》中所記載的，「鞭作官刑，金作贖刑」一說的可靠性。
目前已發現出現在商周青銅器上的金文單字約3500個，可以釋出的字約2000個。金文的造字方法符合《說文解字》中總結出的「六書」法，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假借6種。如（金文「鼎」字，字形見版面）是象形字，一看就知道是「鼎」；而將「鼎」寫成「（金文「鼎」字，字形見版面）」，則是假借「貞」字。
這些早期古字中同樣隱藏了豐富的歷史密碼。如1969年5月，山西石樓縣義牒村農民耕地時發現了一批商代青銅器，其中一件青銅戈上有一字銘文，「ㄇ」內有一個「人」，所透露出的信息十分清楚：這是一個犯人或俘虜，被關在一個房子樣的地方，這就是後來的監獄牢房；犯人的脖子上戴著刑具，就是後來的枷鎖。而讓犯人跪著這一司空見慣的現象則由來已久，3000年前的商代就已如此。僅一個古字就能釋解出這麼豐富的內容，更別說銘文所記載的內容了，可見青銅器上的銘文多麼珍貴。所以在拍賣市場上，帶銘文的青銅器往往身價百倍。按字估值，字越多越值錢，成為文物市場青銅器作價的潛規則，民國時曾有盜墓者銷贓時以一字一兩黃金作價。
因為帶銘文青銅器值錢，還出現了在素器上偽刻銘文的造假現象。如北京故宮收藏的、由章乃器捐獻的商代「弦紋尖足鼎」，上有「乙亥子渦小子……」等21字銘文，便是作偽刻上去的。
銘文「蝌蚪篆」「鳥蟲篆」是美術字？
勾踐劍銘文：「越王鳩淺自作用劍」
金文還是研究漢字字體發展與演變的重要材料，那麼金文是什麼字體？不可一概而論，不同時期的金文字體並不一樣。商代金文與甲骨文同源，屬一個體系，之所以看起來不太一樣主要是書寫方法不同造成的，甲骨文是刻出來的，較尖細；金文是鑄出來的，顯肥厚。
周代青銅器的銘文字體比較明確，稱作「大篆」，有別於後來秦國的「小篆」；秦漢銘文字體一般轉向小篆和隸書。值得一提的是，金文還出現了兩種特殊字體，一種是「蝌蚪文」，又稱「蝌蚪篆」，這種字頭粗尾細，形似蝌蚪；如傳世晉國「智君子鑑」銘文，就是這種字體。還有一種是「鳥蟲書」，又稱「鳥蟲篆」，字形盤轉曲折，有意寫成鳥蟲形狀，如1965年湖北江陵出土的「越王勾踐劍」身上有「越王鳩淺（勾踐）自作用劍」8個字。這些「蝌蚪篆」、「鳥蟲篆」其實就是當時的「美術字」。
中國古代特別是商周青銅器的銘文，基本上是鑄出來的陰文，即所謂「鑄銘」，一般出現在內壁、器底、足部、鋬上、蓋內等「不顯眼」的地方，後來還有器體成型後再做字的「刻銘」。陰文是怎麼鑄到青銅器上的？學術界有多種推測，一般認為是先製成陰文字模，然後將字模印到內範上呈陽文，再鑄出便是陰文。而青銅器銘文多用陰文，則是緣於陰文是凹進去的，不容易磨損，好保留下來，又是放在不顯眼的地方，還不會影響紋飾的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