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路遙 （鄭文華，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提供/圖）
這是一個文學式微的年代，直到莫言獲得諾獎，才稍稍帶起些許漣漪，也讓人憶起那些文學曾經鼓舞人心的年代。11月17日，作家路遙去世20年，他的小說曾經鼓舞過無數角落裡的青少年。本刊記者來到他的家鄉延安，尋找路遙和時代的印記
一
2012年11月15日早上10點半，人們手握黃色的菊花，站在延安大學文匯山的路遙墓前，等待敬獻。1992年11月17日，路遙在西安去世，後來骨灰遷葬於此。距其逝世20周年的前兩天，祭奠已經開始。
71歲的曹谷溪被安排在路遙墓前講話。稿子已經擬好，但此刻在他所乘汽車裡遍尋不見。他並沒有過於慌亂，「我口頭即興講一些就好。」他開始緩慢地往半山腰上挪動腳步。天空下著濛濛雨，已過立冬，更顯陰冷。曹谷溪拒絕撐傘，他認為沒有必要，「我經歷的風雨多了。」
很多年裡，曹谷溪以「路遙的朋友」為人所知。而在故事的開頭，他們卻是「敵人」。路遙生前在給曹谷溪詩集的序言裡寫道：「我和谷溪最初相識在文化革命這幕戲劇的尾聲部分。而在這幕社會戲劇中，我們扮演的角色原來是屬於兩個相互敵視的『營壘』。」
曹谷溪當年所屬派別叫「司令部」，路遙所在的「營壘」是「四野」。如同彼時中國各地名目繁多的派別一樣，無論彼此多麼勢不兩立，他們都聲稱自己才是毛澤東的保衛者。所有的保衛者到最後似乎都成了失敗者。失敗者中，對待毛澤東的評價開始出現了分化，這種分化如今形成了不同的言論陣營。
一個星期前，在延安所轄延川縣舉行的紀念《山花》雜誌創辦40周年的座談會上，我看到了一本名為《工農兵定弦我唱歌》的油印小冊子，這是路遙最早發表詩歌的地方。小冊子的印刷是為了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周年。小冊子上有路遙寫的詩，其中一首叫《南湖的船》：「一隻平凡的小木船，/一個偉大的新起點！/五十年前呵，/我們黨的第一個章程，/就誕生在這裡邊……」如今看來，這些句子很難稱得上有多少詩意。90年代初，《路遙文集》編撰過程中，路遙把早期所寫詩歌摒棄於外。
5卷本的《路遙文集》在1993年出版，此時，路遙已經去世。路遙病故時，五弟王天笑是惟一在他身邊的親人。他在哥哥病床前，看著顯示心臟跳動的電波成為一條直線。
此刻，延安大學的山坡上，王天笑也在雨中等待祭奠的開始。他是從醫院來到此地，前些年被診斷為肝硬化腹水，醫生最近告訴他所剩時日無多。跟路遙去世時的病症一模一樣。同樣的肝病，除路遙外，還帶走了他的另外兩位哥哥。這是家族遺傳病帶來的悲劇。
《平凡的世界》提綱手跡
二
「從哪說起呢？」在清澗的一間賓館裡，王天笑聲音低沉地說，「就從不高興的地方說起吧。」
他回憶陸續去世的親人和自己如今所受之苦。「不好活啊。」聊天之前，他吃了十幾種藥片。但他並沒有按醫生的規勸有所忌口，包括抽菸。「我就是想挑戰一下命。」他坐在床上一根根地抽菸。「醫生說，我最多只有3個月時間了，這句話是二十多天前說的了，我隨時都可能沒了。」
在2006年被診斷為肝硬化腹水後，王天笑的朋友曾經在報紙上為他發起過募捐治療活動。他為此差點自殺。「不是怕死，是承受不了這種關注，你說一個山裡的孩子，為了我這病，省下吃午飯的錢，誰受得了。」
他和哥哥一樣，有著強烈的自尊心。他比路遙小近二十歲。路遙成為名作家時，他還是個中學生。路遙的穿著看上去已經是個光鮮的城裡人了，但在農村，王天笑依然穿著破舊的衣服。路遙忙於自己的工作，兩人年齡差距又太大，幾乎沒有交流。「他就是個陌生人。」在學校裡，所有人知道他是路遙的弟弟，會對他指指點點。這種強烈的對比讓他日後在物質上有了高要求。特別是穿著，「一定得是名牌，不是名牌我是肯定不穿的。」
王天笑正在籌備路遙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在困難的日子裡》。「怎麼著也得拍得比《山楂樹之戀》好吧，不然我就不拍了。」他希望能找到合適的導演和演員。
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的副標題是：一九六一年紀事。時至今日，國內媒體談及此段歷史，仍有忌諱。而在11月29日，馮小剛導演的《一九四二》將會上映。電影改編自劉震雲1993年的小說《溫故一九四二》。這部小說描寫的是1942年的大饑荒。但就像小說裡的「我」在90年代問到自己的姥娘關於「餓死人」的事情，姥娘的回答是：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像路遙那一代作家，包括獲得諾獎的莫言，都會說到飢餓對於自己人生刻骨銘心的影響，以至於對文學的影響。
「1961年，是我國歷史上那個有名的困難時期。不幸的是，我正是在這艱難貧困的年頭，以全縣第二名的成績考入縣上惟一的一所高中——縣立中學。」這是《在困難的日子裡》的開頭。路遙的大多數小說有著相似的開頭：具體的歷史時間，中學，家境困難的農村孩子。
這些天的各種座談會上，如何繼承路遙的文學遺產，是反覆談到的一個話題。「洪子誠所著當代文學史裡隻字未提路遙作品，陳思和寫的當代文學史只分析了《人生》，《平凡的世界》一筆帶過。」延安大學文學研究所所長梁向陽對我說。路遙還活著的時候，評論界對他的忽視和遺忘就已經開始了。
有評論家說，路遙剛開始創作的時候，就已落後於時代。80年代，各種新思潮進入中國。那是現代主義的天下，而不是現實主義的天下。那是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略薩的天下，而不是託爾斯泰巴爾扎克司湯達的天下。
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寫完後，諸多文學雜誌對此並沒有表現出多少熱情。在經歷了退稿之後，這部小說最後由《花城》雜誌刊發。
「路遙其實已經意識到自己要變。」路遙生前的朋友、作家遠村對我說，「他去世之前，已經開始研究卡夫卡了。」路遙自己也提到，「最大的壓力還是來自文學的形勢。我知道，我國文學正到了一個花樣翻新的高潮時刻」。
路遙對諾貝爾文學獎發表過評價。「很多人在憤憤不平瑞典皇家科學院那幾位老邁的老人，為什麼不理會中國當代文學這些成就？」路遙閱讀了許多當代國內同行的作品，覺得其中有的不錯，並與世界上一些作家進行比較。所比之人大都是現代派作家：卡夫卡、喬伊斯、福克納、博爾赫斯、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等等。說明他對此現代主義並不陌生。然而，現實主義的大部頭更像是他的心結，他需要一部波瀾壯闊的史詩來了卻。但時間沒給他改變和創新的機會。他作為一個「不合時宜的農民作家」停留在別人的腦海裡。
在延安大學的路遙文學館裡，有一張路遙與莫言的合影。他們兩人所走的道路大相逕庭。莫言所寫也大都是故鄉之事，但他的故鄉是具有奇幻色彩的真實。下油鍋、千刀萬剮、剝皮、撒尿什麼的，莫言無障礙跨越時空的重口味描述在路遙的小說裡是全然看不到的。
莫言的獲獎解決了路遙當年所發出的疑問：「為什麼不理會中國當代文學這些成就？」同時多少緩解了中國作家的諾獎焦慮症。作家們長出了一口氣，原來不必流亡到國外也能獲獎，原來中國不是一個，而是一批作家擁有獲獎的機會。
我去過莫言筆下所描述的高密東北鄉，這只是一個節奏緩慢、平淡無奇的村莊。你很難把諾貝爾文學獎與此地聯繫起來。而在路遙出生的清澗縣石嘴驛鎮王家堡村，我感到的都是荒涼。寫作這件事兒很難與之聯繫，連生活看上去都是那麼艱難。
太多的人跟我說，路遙從小心氣就非常高，走出山村一直是他的願望。
在路遙就讀過的延川中學，劉文華是路遙紀念室的負責人。她是一名語文老師，來自路遙青少年時生活的延川縣郭家溝村。學校有一門選修課叫《走近路遙》，為的是讓大家能被路遙所激勵。但是許多學生沒辦法理解。「那些生活離他們太遙遠了。」網絡與手機構築的虛擬世界已經覆蓋了中國的每一個角落，包括陝北的這所中學。文學能幹什麼呢？
在我見到劉文華的前一天，學校舉行了一次詩詞朗誦會。《滕王閣序》、《春江花月夜》等等。「現在教學生語文很難，像這些篇目，能讓他們弄懂裡面的每句話是什麼意思都很不容易了，根本不奢望什麼賞析。」劉文華覺得很無奈。
在延安大學的路遙座談會上，有學者提出了路遙在世的話，能不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問題。當他說出這個假設時，有人在下邊偷偷笑了。
張和是延安大學文學社的社長，他熟讀路遙的作品，熱愛文學，但並不想以此為業，穩定的公務員工作才是他的夢想。
在這片土地上，仍然有人希望通過文學改變命運。在延川，我看到許多年輕人的作品，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寫作都在業餘時間。「不管寫得怎麼樣，總比打麻將強多了吧。」一位評論者說。
文學改變命運，劉文華覺得那已經是過去時。她和同事們討論過路遙，這位校友如果放在今天的話，是否出得來？「我們得出的答案是：出不來。」劉文華說，「如今已沒有了80年代的文學氛圍，況且，學生課業這麼重，大都為考試所累。」
在年輕人眼裡，出名的渠道也已大不相同。以前，都是通過研討會、靠評論家的熱薦推出知名作家。現在，那些因為寫作而站在燈光耀眼處的年輕人，很難說是因為文學。將他們稱為有一定文字基礎的青春偶像也許更為合適，他們的聲名更多的是依靠網絡迅速傳播。
「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這是老作家柳青的一段話，路遙在寫《人生》時，放到了小說的開頭。
1980年左右，路遙與女兒在一起 （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提供/圖）
1987年5月路遙與莫言於西安興慶宮合影 （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提供/圖）
路遙和賈平凹、陳忠實等 （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提供/圖）
三
許多評論家都驚嘆於路遙當年著書前所做的準備。他曾經將10年間的諸多報紙逐日翻閱。因為他計劃所著《平凡的世界》的內容涉及1975年到1985年10年間中國城鄉間的社會生活。「這10年是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期，其間充滿了密集的重大歷史事件；而這些事件又環環相扣，互為因果，這部企圖用某種程度的編年史方式結構的作品不可能迴避它們。當然，我不會用政治家的眼光審視這些歷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歷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在這種社會大背景下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路遙希望站在歷史的高度，體現巴爾扎克所說的「書記官」的職能。
1975年到1985年之間的歷史，只是中國漫長轉型過程中的一個10年。轉型很早就已進行。在路遙去世的1992年，陳忠實的《白鹿原》開始在《當代》雜誌上連載。這部小說描述的是從清末到解放初期，白鹿原上的中國城鄉變遷史。這是中國百年轉型中的另一部分。今年，出生於陝北的導演王全安將其拍成電影。
同樣是在路遙去世的1992年，停滯的中國轉型開始重新被放置於軌道之上。鄧小平登上了開往南方的火車。南行的結果是，中國沉寂的局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江澤民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
1992年後，許多人下海。此前已經在海南掏得第一桶金的潘石屹在1992年與幾位夥伴在北京成立了萬通公司。改革的再啟動，讓他們迅速搭上財富的快車，在房地產界成為風雲人物，至今聲名不墜。在許多年輕人眼中，這位微博上的「話癆」成為了新時代的勵志偶像。在賈樟柯拍的一則洋酒廣告裡，潘石屹回憶了自己從一個甘肅天水農村孩子如何成為大地產商的道路。
王天笑前些年找到紀錄片導演田波，邀請他拍一部關於路遙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儘管拍得不錯，受到業內人肯定，但大眾所知不多。而田波為王全安的《白鹿原》所拍紀錄片《將令》今年倒是在網絡上風靡一時。
賈樟柯和潘石屹作為受訪者，出現在路遙的紀錄片裡。他們回憶當年給他們動力的是路遙的作品。路遙的作品之所以在書店裡成為長銷書，勵志是不可忽視的一點，這是路遙的作品超出文學範圍之處。
在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裡，梁向陽向我介紹了都有些什麼人來過這裡參觀。他說到了潘石屹。「他來了之後，緊緊抓住了我的手啊。」仿佛長徵的紅軍在延安見到了親人一樣。潘石屹那次來延安參加的是一個房地產論壇，他向主辦方提出的條件是去看看路遙墓。主辦方急了，他們不知道路遙的墓在哪裡，四處打聽才找到了梁向陽。潘石屹說，自己把《平凡的世界》看了7遍，每當遇到困難，他都會看一遍。弟弟工作時，他送的禮物也是《平凡的世界》。
路遙的老家清澗屬於榆林地界，在這20年裡，榆林探明了大量的煤田和氣田，原本貧瘠的黃土高原上，許多人一夜暴富。這裡成了」中國的科威特「。
張和的女朋友王甜甜是其小學同學，他們都來自榆林農村。王甜甜出生於1993年，小時候跟隨父母到廣東東莞打工。在廣東，她看到了不同的鄉村，城鄉之間的界限消失了，代之以大片的工廠。但是外地人和當地人、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還是存在差別。為了能讓她在廣東上學，家人沒法弄到東莞戶口，但設法弄到了湛江戶口。從口音上聽，很難判斷她是陝北人。張和與王甜甜相距遙遠，仍然相戀了。張和早她一年考入延安大學，為了男朋友，她也報考了延安大學，從廣東回到陝北。
進延安大學後，王甜甜才認真地閱讀了路遙的作品，最打動她的是孫少平工作時的情境，說到這裡，她的眼裡流出了淚水。她說，這讓她想到自己辛勞的父親。
張和與王甜甜畢業後都想留在延安，他們覺得這裡的生活如今不錯。外面世界的吸引力並不是那麼大。
在清澗，路遙出生的窯洞還在，只是沒人住，破敗不堪。我遇到了路遙的老鄰居。他一直生活在這裡，身上衣服款式跟70年代所穿並無太大差別。山裡太安靜，全村的狗一下就能嗅出外來者的氣息，一陣狂吠。他拉住狗，讓我從山道走過。他說，村裡就是老人和小孩了，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和中國大多數農村相似。
路遙在這出生之後長到七八歲的光景，家裡無法養育這個長子，過繼給了他大伯。大伯帶著他一路要飯遷往延川縣郭家溝。路遙在「文革」串聯時去了一趟北京，在天安門城樓下見到了毛主席。這對他刺激巨大。走出陝北，去往更廣闊的世界裡闖蕩成為他的人生目標。而之後不久，毛澤東對廣大城市知識青年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百萬知青奔赴農村。其中兩萬多北京知青來到了延安。
1984年，電影《人生》獲第8屆中國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後和劇組人員在一起
1986年路遙與賈平凹、白描、和谷 （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提供/圖）
2012年11月15日上午，人們聚集在延安大學的路遙墓前進行祭奠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衛毅/圖）
路遙的弟弟王天笑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衛毅/圖）
四
已是星期六上午，延川中學人來人往。高一高二學生周六上午仍要上課，一周休息一天半。高三學生周六下午休息，星期天還得上課。
如今，陝西各地放開招生，好的學生初中畢業後，都去了西安或延安讀高中。「在我們這裡，前500名的學生都出去了。」生源不好，高考升學率就變得很不好看。劉文華告訴我，去年理科最高分去了位於西安的長安大學。文科第一名留下來復讀，希望能考上更好的學校。
路遙在他的小說裡經常寫到中學生。《平凡的世界》開頭，寫的就是延川中學的食堂。劉文華回憶，當初她上中學時就是這樣。一下雨，食堂所在地就是一片泥濘，大家捧著飯盆在屋外站著吃飯。當年食堂所在地，如今是學生宿舍和籃球場。
已是中午時分，我看到大批學生走下這被稱為「堂坡」的地方，想起路遙小說裡描述的情形。時至今日，他們想改變自己命運仍然不易。好的學生、好的老師和最好的資源都集中到了大城市最好的幾所中學裡。似乎中考就已經決定了他們的命運，而不是高考。高考呢，各地分配的錄取名額又不一樣，那些全國著名的高校，除了所在省份，其他地方的孩子擠破頭皮都很難進入。
導演陳為軍最近所拍紀錄片與中國教育有關，他將這部片子初步擬名《中國夢》。「我出生在農村，當年上大學時，農村學生和城市學生比例差不多。但現在的城市孩子從出生開始，學校教師資源都好。城市學生家長投入很大。農村教育資源被城市掠奪，農村教師也不願留在農村，農村孩子父母大多外出打工，自己成為留守孩子。但最後到高考時，判卷是一樣的。試想農村孩子怎麼和城市比？」陳為軍說，「很多孩子大學畢業後，在城市的收入並不高，很難生活下去，但不願回農村。過去的科舉，能讓階層流動。最初的高考，大學生畢業後吃公糧，有幹部身份。現在階層流動很難了。像我們這樣的城鄉二元社會，其他國家是沒有的。」
路遙很早就意識到這樣的問題。他筆下的人物有著相似的命運，他們奮鬥，最後都回到了原點，以悲劇收尾。學者李星將這一類型的人稱為「農裔城籍」。他們在城市裡生活，內心仍是農民。
曹谷溪今年被邀請去日本講過一次課。邀請他的是日本學者安本實。安本實1988年讀到路遙的《人生》。他首先被高加林的奮鬥和純情所打動；其次，非常驚訝於在別處根本見不到的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把農民限制在了農村，他們的自由被限制了。」「交叉地帶」成了安本實研究路遙的關鍵詞。安本實能夠感受到路遙在提到這個問題時的憤怒。
梁向陽則認為，這是路遙作品在讀者中長盛不衰的原因：「只要中國社會有等級存在，有城鄉二元對立結構存在，就有路遙的市場。他的東西很乾淨很美好，我們不乏對苦難的寫作，但他能把苦難轉化為精神動力，他的小說中，人情溫暖。我想只要是奮鬥者，都需要溫暖。」
「當歷史要求我們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時，我們對生活過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別還是無情地斬斷？」這是俄羅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題，也是路遙的命題。他認為自己全部的小說，都可以包含在這一大主題之中。路遙說過，「《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做是我從一個側面專門為此而寫的一個小小的『特寫』。」這一章節，幾乎整篇是對當時新聞的轉述和評論。他希望自己筆下的虛構人物活在非虛構的歷史中。
五
即便不寫小說，路遙也非常關心時事政治。賈平凹在紀念路遙的文章裡有一句話：「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
路遙很早就表現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他在18歲就成了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現在的副縣長。對一個有志於仕途的年輕人來說，是一個能讓自信心爆棚的職位。但很快，他被撤職，作為返鄉知青回到了農村，《人生》裡寫到的拉糞這樣的事情是他的真實經歷。不久，他成了民辦教師，然而這並不是令他欣喜的工作。
到了1968年，大批北京知青來到延安。黑蔭貴是其中一個。他記得路遙經常來跟知青玩耍。「他會仔細聽聽大家說話，自己很少說話。」黑蔭貴說。北京知青帶來了大城市的世面和信息，這對路遙眼界的開拓大有裨益。
這些知青並非等閒之輩。習近平、王岐山、史鐵生、任志強等人都曾在延安農村插隊。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指的就是延川的清平川。
路遙先是認識了北京知青林紅。他獲得一個招工指標，讓給了林紅。林紅離開了，跟他分手，對他打擊巨大。這充分表現在他創作之中。他筆下最初相愛的男女，最後都以痛苦的生離死別告終。後來他與來自北京清華附中的知青林達結婚，日後的時間證明，這仍然談不上是美滿的愛情。
路遙去世後，林達便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20年中，她從未接受過採訪。有關路遙的紀念活動，她也沒有參加。路遙的女兒王路遠也與大眾少有來往。
賈平凹曾經對朋友說，路遙如果仍在世，或者重生一次，誰都不知道他能做出什麼樣的事業來。「路遙是一個氣場強大的人，幾個人湊在一起，他幾乎都是話題的中心。」梁向陽開車帶我在延川和清澗的國道上行駛的時候，這樣說道。
在一個路段，梁向陽減慢車速，讓我看白雪與黃土交錯的窗外，「從這裡拐進去，就是梁家河了。」——那是習近平當年下鄉插隊的地方。車子繼續行駛，梁向陽又讓我看窗外，「那邊那個院子，看到了沒有，那就是路遙的舊居。」這裡是郭家溝，與梁家河只隔著幾十裡地，同屬延川縣。當年的縣委書記申昜，推薦路遙上了延安大學。這次推薦，改變了他的命運。「申昜還在的時候，我專門問過他，他說，他推薦過好多有志氣的年輕人，這是其中一個，他也沒想到他們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梁向陽說。
六
回到11月15日上午10點半。曹谷溪在細雨中走到路遙的墓前，即興發表演講。前來祭拜的人，依次路過路遙墓前，將手中菊花放在墓碑前。由於下雨，這個過程持續得並不長。人群散盡之後，工作人員開始收拾場地的布置設施。王天笑獨自留下來，走到路遙墓前，點燃了3根香菸，擺在上面。路遙一生嗜煙。「他最喜歡的是紅塔山。他吸菸是最講究的。」王天笑說，「20年了，好快。」
大家在雨中走下山坡，聚集在延安大學一個賓館的餐廳裡，準備午餐。此時已過上午11點，電視裡，記者們翹首等待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的時刻。半小時後，習近平等人出現在紅地毯上。
餐桌上有人鼓掌。他們認識的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的年輕人如今站到了中國政治舞臺最耀眼的中心。
他們在飯桌上回憶起這位北京知青在梁家河勞動的情形。40年前，當習近平來到此地的時候，幾十裡地以外的另一個年輕人回到了郭家溝。路遙的政治夢想破滅不久，他希望通過文學讓自己逃離平凡的世界。他找到了去過北京的文學青年曹谷溪，後者在張家河公社新勝古大隊的黑板報上，發表了路遙最早的詩作《我老漢走著就想跑》。詩歌並不能滿足他的文學欲望。他轉向了小說，這為他打開了新的世界。
11月15日的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門口也鋪上了紅地毯，大批路遙的慕名者前來參觀。進門之後，抬頭就能看到一行鑲嵌在木頭上的字：翻開路遙人生的篇章。此時的窗外，灑向黃土高原的雨點，開始轉化成雪花，隨著北風飛舞迴旋。又到了季節更替的時候，這片土地翻開了另一頁篇章。
（感謝曹谷溪、梁向陽、王天笑、黑蔭貴、曲光對本文採訪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