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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球》海報
▎我們和《氣球》導演萬瑪才旦聊了聊背後驚奇故事。
鈦媒體編輯丨陶淘
「導演，您姓萬瑪，還是姓萬？」
「我沒有姓氏，藏族人都沒有姓氏，我們只有名字而已。」當我採訪這位少數民族神壇級的導演時，開篇是這樣的一段對話。
一直以來，其他民族的人對藏人的了解，近乎只局限於那裡的神聖：布達拉宮的宏偉、四季飄動的經幡、寺廟中密布的轉經筒、去拉薩朝聖的長跪不起的僧徒、還有那裡澄淨的藍天。
但除此之外，我們對那片土地、那裡的人和文化，知之甚少。
在萬瑪才旦導演的新片《氣球》上映之際，鈦媒體和他聊了聊影片背後的故事，以及他一直致力於傳遞的文化。萬瑪才旦，是在這個文化不斷更迭、價值觀激烈地瓦解和重塑的時代裡，藏文化堅定地守衛者。
電影《氣球》背後
《氣球》的故事，發生的背景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藏區。在計劃生育的嚴格推行之下，主人公達傑和卓嘎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再生意味著進一步罰款和過重的經濟負擔。一次，卓嘎一如往常去診所要保險套，拿回家後被自己的孩子們偷走了當氣球吹，導致其後來意外懷孕。
卓嘎想要打胎。然而，家中的爺爺剛剛過世不久，上師預測卓嘎懷的是爺爺的轉世，因此丈夫達傑堅決不同意卓嘎引產，二人起了不可調和的衝突。
影片故事看起來構思精巧，一切似乎像是作者從情節出發來創作的。
然而，作為電影原著小說的作者、劇本的創作者和電影的導演，萬瑪才旦告訴鈦媒體，《氣球》誕生的緣起，其實僅僅是一個意象。
有一年秋冬時節，萬瑪才旦去民族大學時經過中關村，突然就看到了一隻氣球在風中飄。那一刻，他忽然就被意象吸引，然後就想做一部跟紅氣球意象有關的電影。
於是，從紅氣球開始的思緒很快瀰漫生長。「我一開始想到的是結尾，慢慢有了這個故事，後來就把它寫成了劇本。」導演回憶。
因為種種原因，當時的劇本沒能立項通過，而對於無法拍成電影的劇本，在他看來是沒有意義的。於是，萬瑪才旦就把《氣球》又改編成了小說，發表在雜誌上，讓它以另一種形式呈現和傳播。
後來，當電影拍攝重新又有了契機，萬瑪才旦便將一萬字的小說再次擴充成三四萬字的成熟劇本。「最大的挑戰是題材的敏感性，所以在講故事的要點和臺詞上，我都做了斟酌。」萬瑪才旦表示。
電影《氣球》劇照
這一次，導演加上了卓嘎的妹妹——尼姑這條輔線，豐富了女主卓嘎的形象，成為其另一種命運的隱喻性描寫。這就使今天的電影《氣球》的文本經歷了劇本、小說再到劇本的輾轉打磨過程。
從早年萬瑪才旦導演的藏地故鄉三部曲《靜靜的嘛呢石》《塔洛》《老狗》中，受眾就可以感受到那種藏文化村落地區與漢藏混居的城市之間新舊文化的衝突帶來的張力。
而因為《氣球》比起藏地故鄉三部曲有著更多現實主義的意味，這種源自藏文化深處的宗教信仰和現實生活之間的矛盾，就更加充分地體現了出來。
「這個故事是建立在女性生育的基礎上，如果生的話，它就有現實的壓力；不生的話，就有信仰層面的壓力。」萬瑪才旦這樣表達電影要傳遞的信息。在這樣一個女性主義題材的濃縮故事中，宗教的傳統意識與當下生活面臨的現實之間的對抗達到了一個頂點，就此引發人無限的思考。
近些年，我國的女性主義話題和影視劇都掀起了一撥又一撥浪潮。但在被問及《氣球》是否刻意要做一個與藏族女性相關的話題時，導演的回答是否定的。
對於兼具作家、導演、編劇三重身份的萬瑪才旦來說，他的任何一種形式的作品，更多的是來自於偶發的靈感。
「《氣球》不是一個女性主義的命題作文，我一般也不做命題作文，只是那隻紅色氣球的意象一旦跟藏地產生關聯，剛好就讓我想到了女性，然後就有了故事。」
藏文化的守衛者
從電影《氣球》延展開來，萬瑪才旦又和鈦媒體聊起了他一直以來在拍攝電影中秉承著的文化理念。
從藏地故鄉三部曲，到《撞死了一隻羊》，當你去看萬瑪才旦導演的每一部電影，從中都能找到那些熟悉的意象：鄉村裡孤獨的藏地老人，思想傳統、不願剪掉長辮的藏人；裝扮愈發漢化、想要進城的藏族年輕人，對電視、收音機等新科技充滿好奇的小喇嘛……
這些意象，代表著新舊兩種文化之間的較量：它或許是漢文化在潛移默化中對藏文化一定程度的收編，或許是當代新科技對於傳統宗教信仰的叩問，亦或許是藏族的幾代人在城鄉的去留之間的抉擇。
對於出生於相對隔絕的青海藏區、又去甘肅讀書、後來考入北京電影學院的萬瑪才旦導演來說，或許正是那種背井離鄉的求學背景，那種曾經在城市中格格不入的生活，使之對原鄉的眷戀，對傳統文化的依戀，一直體現在他的作品中。
導演萬瑪才旦
然而，現實的軌跡從來不會逆流而行。對於不斷加快的城市化腳步對藏文化的衝擊，萬瑪才旦的現實觀點是明確的「無奈」二字。
這種無奈感也偶爾流露在他作品的情緒中。比如《老狗》中，守護藏獒的老人最終殺掉老狗的激烈表現，是老一輩人維護文化尊嚴的一種方式，也是萬瑪才旦內心一種力挽狂瀾的態度。
但他也告訴鈦媒體，在電影中，他更多只是客觀地呈現文化變遷中的不同群體：《靜靜的嘛呢石》裡孩子樂於接受新科技，《尋找智美更登》中新舊兩派人之間碰撞強烈，《塔洛》中城裡與鄉裡的年輕人交往時對於文化棄留的不同觀點……
作為藏文化的守衛者，感性的萬瑪才旦雖然因傳統文化必將流逝而感到落寞，但他又是超然而理性的：「我幾乎不會站在高高在上的上帝視角，給鏡頭下的人物安排一個宿命。人物一旦成型了，就會跟著她自己的命運去走。就像在《氣球》裡，最終女主有沒有出家，我並沒有給出答案，那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尾。」
在這個文化不斷更迭、價值觀激烈地瓦解和重塑的時代裡，比起觀點本身，或許不同內容的呈現給人帶來的思考更為重要吧。
在各種新舊文化的碰撞之間，萬瑪才旦又告訴鈦媒體，「慈悲為懷」是藏文化中他最想要傳遞的精神。
信仰，是這位藏地導演的諸多電影中不可或缺的靈魂線索。「許多人會問我，我的電影裡為什麼都會涉及信仰，因為信仰是藏人生活的一部分，他們所有的行為和思維方式，都和信仰有關，包括佛教中的生死觀，也包括慈悲為懷。」
無論是《氣球》中涉及的輪迴概念，還是《尋找智美更登》中提及的關於智美更登的宗教故事，都串起了「不殺生」、「將愛施予他人」的信仰理念。
「藏地文化、佛教文化的核心是慈悲為懷、愛施捨，這是我希望一直能夠傳承下去的一種精神；所以，我就會在電影中找到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智美更登，通過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人，來傳遞藏文化中最珍貴的東西。」
《智美更登》，是著名傳統藏戲，取自佛經故事。它講述的是智美更登王子被想要篡位的奸臣誣陷，被國王流放後，一路無條件獻出自己的雙眼、子女給其他需要的百姓，最終重獲國王信任的故事。
萬瑪才旦之所以要去反映這樣的故事主題，是因為那種純粹的施予文化在當下正在不斷地瓦解。
《尋找智美更登》中，年輕人表現出的對這齣藏戲的不屑，正是傳統文化陷入危機的寫照；在這部電影裡，當另一位農人把自己的妻子施予給一位殘疾人時，首先徵詢了妻子的同意，這就從象徵意義上看出當下的這種施予不再是無條件的付出。
當然，導演也意識到，所有關於愛與給予的文化，可能原本也存在著局限性。智美更登獻出雙眼後失明、獻出孩子後剝奪了自己夫妻二人與子女享受天倫之樂的生活，或許本身也是值得反思的一種過度奉獻文化。
「在當下的社會語境中，這些觀點可能也需要一些揚棄，人們在看電影的時候，可以自己去感受。」萬瑪才旦表示。
揭開藏地縹緲面紗的人
以前從未去過西藏的我，在看萬瑪才旦導演的電影之前，對於那片佛教的聖地是崇敬而陌生的。
而當這位熟稔的藏地導演一次又一次深入藏區，把這裡最平凡的故事講得這樣精彩，藏地生活真實的一面在我眼前徐徐展開。
萬瑪才旦導演也感慨，從他拍處女座《靜靜的嘛呢石》至今，整個藏文化電影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大家對藏地電影的認知度變了，我覺得對於藏人的很多誤解有了一定的消解，可能從一種縹緲走向了現實，知道了藏區的牧民作為人是怎麼生活的。」萬瑪才旦談到。
萬瑪才旦導演接受採訪時
在西藏和青海的藏文化區，除了有僧侶誦經的、朝聖的莊嚴場面，還有小喇嘛嬉戲、爭搶著電視看《西遊記》的歡快情景；不僅有傳統的藏族男子堅持蓄髮、抽老式煙、收留無人蓄養的羊羔，也有在KTV裡抽新型女士煙、愛唱漢文歌的城裡藏族女孩；還有唱著rap的藏族歌手、和一心只想進城的鄉村藏民……
這才是多個截面下藏人的全部生活。讓其他民族的觀眾看到藏民的另一幅生活圖景，也是萬瑪才旦一直拍攝電影的動力。
儘管萬瑪才旦導演的藏地電影在文藝界和電影資深愛好者中一直享有盛譽，在全球更是斬獲過多項大獎，但不同於商業片，他的電影在院線的票房收益始終不高。
當被問及未來是否會考慮拓寬自己影片的受眾時，這位一心做傳統藏文化內容的導演告訴鈦媒體，他不會刻意地去迎合觀眾和市場，就像《撞死了一隻羊》這樣魔幻主義的文藝片只適合走藝聯來放映一樣。
「有些電影會指向一個固定的群體，這才是比較精準的投放。」萬瑪才旦提到。
但作為導演，他當然也希望電影被更多人看到。因此，從另一方面來說，萬瑪才旦也表示，他會在不影響故事的情況下，去做更多的嘗試。
「如今的藏區群體之間的語言結構本來就發生了變化，會有很多外來詞彙的介入。所以，我以後也可能會在藏語之外，在電影中加入更多普通話，甚至英文。這樣，語言的豐富就會使受眾面狹窄的局面稍微打開一點。」
不過，除此之外，萬瑪才旦對於藏地電影市場本身的擴展也充滿信心：
「隨著這兩年藏語電影逐漸成熟，全國、甚至全球的觀眾對於藏族題材電影質量的偏見應該也會被削弱，這樣自然而然就會吸引更多的觀眾。」
萬瑪才旦希望有一天，大家逐漸會有一個態度上的轉變，打破心中曾經的藏地電影藝術的天花板，認可藏語電影在市場上應有的地位。
（本文首發鈦媒體App，作者 | 陶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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