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歲的北大教授許淵衝怎麼沒想到，自己突然之間成了網紅。
自《開學第一課》節目播出後，央視主持人董卿採訪老先生的文章在朋友圈刷了屏。讓北大學子頗有些不平的是：人們更多點讚董卿的「三跪」，卻多少冷落了這位長者的學問。
初秋的一個周末，北大暢春園的一棟小樓裡，我們有緣走近許先生。
這是一套簡陋的小兩居，水泥地面，到處堆的是東西，逼仄的門廳迎來我們幾個外人，頓時無法立足，只能趕緊把自己塞進小床對面的沙發上。正內疚地想著還沒能跟許先生自我介紹呢，老先生已經拿著列印好的文章，憤怒地說開了。
沒想到我們的採訪竟是從一個不愉快的話題開始的。近日，許先生得知有人在網上詆毀他的「英文不過關」，甚至質疑他「抄襲」。從不上網的老人震驚之餘甚為憤慨，一個半小時的訪談，許先生不斷回到這個話題，不時質問：網絡就可以不負責任胡說八道、不加核實污衊別人嗎？
我無法向老人陳述我們所處的網絡時代。在秋季午後的燥熱中，老人背後斑駁的牆壁，泛出古老的歷史感。北大30多年，就是在這間陋室，許先生翻譯了上百本中英法文經典，成為「詩譯英法唯一人」，2010年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2014年摘取翻譯界最高獎項——國際譯聯「北極光」傑出文學翻譯獎。120部中英法文譯著，碼成我們身後書架上浩浩蕩蕩的學術疆域。
自十幾歲愛上翻譯，70多年過去，什麼樣的邏輯能解構老先生的學術生涯？那些網上的「質疑」和「推斷」，又有多少「證據」可以摧毀這樣的日積月累？
「貝多芬說得好，為了更美，沒有什麼清規戒律是不能打破的」
人物工作室：我看到書架上，有楊振寧先生捧讀您《莎士比亞》譯著的照片，聽說他對您的翻譯挺欣賞？還有當年您的老師錢鍾書，是否也跟您討論過翻譯的方法？很多人說，你在翻譯上打破了很多框框，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形成自己「傳情達意」的翻譯風格的？
許淵衝：20世紀英國詩人艾略特說過，一個藝術家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地為了更高的價值而做出自我犧牲。中國物理學家李政道也說過，發現前人的弱點並超過他們，就是突破。我這一生，先是不斷超越自我，學習別人，提高自己，最後做到超越前人，攀登高峰。
過去這96年，如果按照但丁《神曲》的分法，可以分為《青春》（1921-1950）《煉獄》（1951-1980）和《新生》（1980——）三部曲。概括起來說，五十年代教英法，八十年代譯唐宋，九十年代傳風騷，二十一世紀攀頂峰。也就是說50年代以前，基本是學習繼承時期，同時注意前人的弱點，準備超越。80年代以前是改造時期，浪費了我生命中的黃金時代。1980年以後才開始我的超越時期，成了「書銷中外百餘本，詩譯英法唯一人」。
雖然我得了不少獎，但從過去到現在，翻譯界對我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過。這種爭論，只要是不同流派之間的正當學術討論，我都很歡迎。只要是提出建設性意見的，我都接納。但有的人根本不懂翻譯，說的都是無稽之談。那個指責我「抄襲」的人，說我的翻譯是抄自外國人羅蘭的，但是這個翻譯根本就是我當年的老師方重教授的作品，他出版之後給我看，我說您翻的這個好是好，但是不押韻，我就修改了一下，最後的結果是方重教授是覺得我翻譯得好。我覺得自己的翻譯是追求魯迅說的：意美，音美，形美。
我在翻譯上打破了很多框框，對此國內有些爭議，認為我的翻譯與原詩差別較大，意譯的成分較多。按照他們的觀點，忠實原文逐字翻譯最好，翻不好也沒關係。但我認為，翻譯的忠實不僅要忠實於形式，更要忠實於內容。內容形式統一時，我不離開形式；內容形式矛盾時，我選擇內容。如果我的表達形式比逐字翻譯的形式更能傳達原文的內容，那我會選擇我的表達方式。
我的翻譯理念，也是逐步形成的。上個世紀三十年，翻譯作品流行全國，魯迅的直譯很為進步作家所接受，對我影響很大。但我讀了直譯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不喜歡。我喜歡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喜劇，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和羅曼羅蘭的小說，比如朱譯的羅米歐和朱麗葉，最後兩句「古往今來多少離合悲歡，誰曾見這樣的哀怨辛酸？」幾乎可以說是勝過了原文（原文直譯：世界上的戀情沒有比得上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句「江聲浩蕩，自屋後升起」，影響之大，也可以說不在原作之下。從前人的實踐來看，我認為直譯不如意譯。
西南聯大第一個開《翻譯》課的是吳宓先生，1939年暑假我聽過吳先生講翻譯。大意是，翻譯要通過現象見本質，通過文字見意義。不能譯詞而不譯意。當時我聽了十分認同。我覺得吳先生的譯論與魯迅先生的不同，而我更心儀前者。根據老子說的，「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說「譯可譯，非直譯」。
除了吳先生外，錢鍾書先生提出翻譯的「化境」，對我也有影響。他在《林抒的翻譯》一文中說，「譯者運用『歸宿語言』超過作者運用『出發語言』的本領，或譯本在文筆上優於原作，都有可能性。」上面說的朱譯和傅譯就說明了這種可能。但並不是說譯者文筆優於作者，而是說「歸宿語言」（譯語）的歷史比「出發語言」（源語）更悠久，內容更豐富，具有一種優勢，而譯者充分發揮了這種優勢，就使譯文勝過原文了。錢先生在給我的英文信中說，「你當然知道羅伯特⋅弗洛斯德不容分說地給詩下的定義：詩是『在翻譯中失掉的東西』，我倒傾向於同意他的看法，無色玻璃的翻譯會得罪詩，有色玻璃的翻譯又會得罪譯」。
在我看來，無色玻璃的翻譯重在求真，有色玻璃的翻譯重在求美，但是翻譯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真。錢先生權衡之後，認為與其得罪譯，寧可得罪詩。所以他為了求真，寧可犧牲美，他認為無色玻璃般的翻譯比有色玻璃般的更忠實於原文。我卻認為一般來說，文學作品是主觀的作者所寫的客觀現實，無論作者怎麼求真，主客觀之間總有一定的距離；譯者主觀翻譯的時候，無論如何努力，和客觀的原作又有一定的距離，但是這個距離不一定大於作者和現實之間的距離。由於譯語和客觀現實之間的距離，不一定比源語和現實之間的距離更大，這就使譯文有可能比原文更忠實於客觀現實。其次，一般來說，文學作品既真又美，譯文如果只求其真而不求其美，能算是忠於原文嗎？
人物工作室：聽說1999年北京大學、南京大學等的10位教授，提名您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諾貝爾文學獎的一位評委給您回信，稱您的翻譯是「偉大的中國傳統文學的樣本」。您回信說，諾獎一年一個，唐詩宋詞流傳千年。您是如何有這份底氣和自信的？
許淵衝：諾貝爾獎只說明評委那十幾個人喜歡這個作品，我不把這個看得很高。如果讀者看了我的書覺得人生更美好，我覺得更有意義。
記得西南聯大期間，我讀朱光潛先生的書。他講孔子《論語》第二章「從心所欲，不逾矩」時說，這也是一切藝術的成熟境界。應用到文學翻譯上來，「從心所欲」就是可以自由選擇最好的表達方式，「不逾矩」就是不違反客觀規律。前者是積極的，後者是消極的，前者高於後者。中國譯論主張只要不違反客觀規律，可以自由選擇自己認為是最好的表達方式。所以是積極的。西方對等論主張對等的翻譯原則，適用於中西文學翻譯，因為中西語文只有一半可以對等。
比如法國名著《紅與黑》中，市長用高傲的口氣說了一句話 J』aime l』ombre 對等論譯成：我喜歡樹蔭。優勢論者譯成：大樹底下好乘涼。前者批評後者不忠實，不符合對等原則，因為原文並沒有「好乘涼」的字樣。後者批評前者只忠實於原文的詞，而不忠實於原文的句。因為市長是用高傲口氣說這句話的，對等的譯文有什麼高傲的口氣呢？「大樹底下好乘涼」則是市長把自己比作大樹，可以庇護大家，這才可以顯出市長的高傲。貝多芬說得好，「為了更美，沒有什麼清規戒律是不能打破的」，這是中國譯論高於西方譯論的一個原因，也是我在翻譯中堅持「意美、音美、形美」的原因。
當然這種翻譯方法，至今仍有爭議，但我堅持認為自己是對的。這一點也得到認可，我翻譯的《楚辭》被美國學者譽為「英美文學領域的一座高峰」，《西廂記》被英國智慧女神出版社評價為可以和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媲美。我翻譯了《詩經》《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包法利夫人》等中外名著，是第一個獲得「北極光」獎的亞洲人，我把這個看作是對中國文化的肯定，也是對我的翻譯方法的肯定。我認為，文學創作是創造美，而文學翻譯則是為全世界創造美。就文學翻譯而言，求真是低標準，求美是高標準。
「要是李白活到當世，也懂英文，必和許淵衝是知己」
人物工作室：您說過您做翻譯，是要讓中國的美成為世界的美。但要讓世界領略這份「美」，需要儘量彌合中西方文化的表達差異，您能否說說在翻譯中，如何努力消除文化的差異和隔閡？
許淵衝：中國詩詞往往意在言外，英詩卻是言盡意窮。中詩意大於言，英詩意等於言。如果言是一加一，意是二，那英詩就是1+1=2；而中詩卻可能是1+1=3。如李商隱「春蠶到死絲方盡」這句詩，如果只表示春蠶到死才不吐絲，那就是1+1=2；如還表示相思到死才罷休，那就是1+1=3；如還表示寫詩要寫到死，那就是1+1=4了。更別說「絲」與「思」通這種奇妙，又該如何向西方人傳遞？將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以最精確、最優美的方式傳遞給世界大眾，何其難也。
比如，唐代李白的《靜夜思》，中國人看到又圓又明的月亮，就能想到故鄉。外國人沒有這種文化背景，他怎麼可能明白呢？若是按字翻譯成，向上望看到月亮，低下頭想到故鄉。外國人肯定想中國人寫的這到底是啥玩意，這都能叫做詩？我翻譯時，把月光比作了水，英文譯成「月光明亮如水（a pool of light），沉醉在鄉愁中思鄉的人(drowned in homesickness)」。用水把月亮和鄉愁聯繫起來，文字上又有英語的優美，他們就理解了。 1987年，我的英譯《李白詩選一百首》出版，錢鍾書先生的評價是，要是李白活到當世，也懂英文，必和許淵衝是知己。
葉公超先生在他的《散文集》中引用了艾略特的話：「一個人寫詩，一定要表現文化的素質，如果只表現個人才氣，結果一定很有限。」其實翻譯也是一樣的，最終體現的是文化素質。兩種拼音文字可以對等翻譯，但與漢語就無法對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關關」實際上是咕咕聲，但我們的古人認為閉口音不好聽，改成加一個元音的開口音。外國人如何能理解這一點？他們乾脆翻譯成了「關關」。而我的翻譯是咕咕，鳥叫聲，與《詩經》原意契合。翻譯其實就是要帶領不同民族的人穿越文化障礙，對另一個民族的文學經典，不僅「知之」懂得其真，而且「好之」發現其善，最好是「樂之」感受其美。如果把「千山鳥飛絕」翻譯成「一千座山」，把「人閒桂花落」翻譯成「懶懶的人」，如何能體現天地之間纖塵不染的那種孤獨寂靜、以及花開花落聽之任之的那份閒情逸緻？
中文詩歌的意蘊太複雜了，一首詩幾乎都有多重意思，外國人很難理解的。比如《詩經 採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一向被認為是《詩經》中最美的詩句，應該如何翻譯才能完整傳遞這種美？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說過，一切景語都是情語。「依依」不但是寫楊柳飄揚之景，更是寫依依不捨的徵人之情；「霏霏」不但是寫雪花飛舞之景，更是寫徵人饑寒交迫之情。如果就按照字面翻譯，達意而不傳情，只能算是譯了一半，這種時候傳情甚至比達意還要重要。我翻譯時，就譯成：When I left here/Willows shed tear / 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因為英文的「垂柳」是 weeping willow（垂淚的楊柳），所以譯文說楊柳流淚，既寫了垂柳之景，又表達了依依不捨之情。雨雪霏霏，英譯說大雪壓彎了樹枝，既寫了雪景，雪壓樹枝又可以使人聯想到戰爭的勞苦壓彎了徵人的腰肢。
與西方語言內容等形式不同，中文其實是內容大於形式的。現在中國翻譯對等論盛行，這也是中國文化走不出去的原因之一。包括英文、法文、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在內的西方文字之間有90%可以對等，彼此翻譯很容易。但中文不同，中文與英文的對等率不到50%，也就是說不對等的大部分就需要翻譯來做工作，翻譯後要不比原文差。中英翻譯比英法翻譯要難一倍以上。這就是為什麼國際翻譯界，英國人法國人拿一個大獎，不是什麼難事，但亞洲人很難。所以我提出的翻譯理論，不是對等論，而是優勢論。要想不比原文差，就要往深處想、往中國文化的內涵和優勢上想。
人物工作室：詩經論語之妙，唐詩宋詞之美，是否不止體現為文學之美，也是一種東方之道，是中國社會人心政治的寫照，因此西方理解中國，也需要從這些入手？能不能舉例說說，翻譯對於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影響。
許淵衝：楊振寧是我在西南聯大的同學，他在為我的回憶錄英文版寫的一篇序言中講到，當年艾略特來到普林斯頓高等學術研究所，奧本海默在舉行招待會時對艾略特說：「在物理方面，我們設法解釋以前大家不理解的現象。在詩歌方面，你們設法描述大家早就理解的東西。」我的看法卻是，科學研究的是一加一等於二，藝術研究的是一加一大於二。藝術本就意蘊無窮，中國又講究「文以載道」，古典詩詞曲賦中，隱藏著中國文化和哲學。這些方面，外國人未必能夠理解，需要我們在翻譯時將這種哲學加以呈現。
我曾翻譯過《江雪》一詩，「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宗元一定想不到他的這首詩，一千多年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歐巴馬提出醫保議案時，民主黨贊成，共和黨反對，反對票超過贊成票。我在美國的兒子將《江雪》譯文E-mail給歐巴馬總統和一位共和黨參議員。這位參議員本來反對醫保議案，讀完《江雪》之後，非常欣賞老漁翁清高獨立的精神，做出了獨立於黨派之外的選擇，改投了贊成票，結果贊成票超出7票。歐巴馬專門寄信給我兒子，表達感謝。你看這就是中國古詩的魅力，可以穿越時空，跨越文化。按字翻譯可能就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這也是我的翻譯方法的好處。
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最關鍵的就是翻譯，翻譯正確，打破文化隔閡，能讓人看到我們真正好的東西。我還是那個觀點，翻譯不是只翻譯形式，而是要翻譯內容；文學翻譯要變成翻譯文學，因為文學翻譯本身就是文學。
「我是一個享樂主義者」
人物工作室：您曾經說過您是一個「享樂主義者」，住在這樣的陋室，過著簡樸的生活，還不時被人批評質疑，您依然覺得快樂嗎？
許淵衝：西南聯大時，聽馮友蘭先生講孟子。說，「從其大體者為大人，從其小體者為小人。大體就是思想，小體就是欲望。談到捨生取義，生是小體，義是大體」。那時我才20出頭，當時就覺得講得真好，聽了才知道怎樣做人。旁聽了馮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後，覺得自己的精神狀態已經脫離了不自覺的「自然境界」，但又覺得「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也不能說明自己的思想情況，就巧立名目，來了一個「興趣境界」，那就是自得其樂，興趣使然。至今這種「興趣境界」，依然是我的追求。工作若有興趣，就有了內在動力，如果動力成了熱情，那就可以取得出色的成績。如果熱情到了入迷的地步，做出的成績就會出人頭地。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說過，美是最高級的善，創造美是最高級的樂趣。人人享受美的生活，那是世界上最好的事，所以創造美的事物，使人人過美好的生活，那自然是人生最大的樂趣了。孔子說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就是求真，這是客觀需要；好之就是求善，善既是客觀需要，又是主觀需求。樂之就是求美，是主觀需求。不求美並不會受到懲罰或傷害。但進入了美的境界，無論是科學上，道德上還是藝術上，人都可以享受到一種精神上的樂趣。如論語中說的「發奮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孔子，或者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的顏回，或「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詠而歸」的曾皙，都是自得其樂的例子。有人曾經問我如何看翻譯這個別人看來寂寞的事業，我說翻譯是和作者的靈魂交流，怎麼會感到寂寞呢？我一生向著求美的標準努力，是典型的「享樂主義者」，怎麼會覺得痛苦呢？
人物工作室：西南聯大是您最美好也最重要的經歷。在那裡，您遇到了自己一生的良師和益友，何以偏居一隅的西南聯大能培養出你們這樣一批中英文俱佳、學貫中西的大師？
許淵衝：我曾經在《聯大與哈佛》一文中引用《紐約時報》網站2007年6月10日的報導說，為了聽課來哈佛太傻了，想和地球上最聰明的人在一起，你就來哈佛。我補充說，聯大可以說是超過哈佛，因為它不僅擁有當時地球上最聰明的頭腦，還有全世界講課最好的教授。
當時的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吳有訓1923年在美國同康普頓合作研究X射線的散射，使康普頓在192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工學院院長顧毓琇的研究成果被國際理論界稱為「顧氏變數」；歷史系陳寅恪是第一個通讀德文馬克思《資本論》的中國學者，提出「以詩證史」，代表聯大一代大師品格。還有文學院的胡適、馮友蘭、朱自清、沈從文，可謂群英薈萃。聞一多講《詩經》、卞之琳講《莎士比亞》，都有創建有新意。英文老師中，有中國比較文學的開創者吳宓，「英文比英美大政治家還好」（胡適語）的葉公超，學貫中西的錢鍾書等。能追隨這樣多的名師，也是後世不好比的。
在西南聯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錢鍾書先生。他能化平凡為神奇，往往妙語驚人。比如他寫了一篇《偏見》的文章，說「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的娛樂」。靜水流深，其味雋永，餘音繞梁。當年翻譯《毛澤東選集》時，金嶽霖譯到「吃一塹，長一智」時，不知如何翻譯是好，錢先生脫口而出：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原文只有對仗，具有形美；譯文卻不但有對仗，還押了韻，不但有形美，還有音美，真是妙譯。後來我譯《毛澤東詩詞》譯到《西江月⋅井岡山》下半闋「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時，就模仿錢先生譯法，用雙聲疊韻來表達詩詞的音美（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 ）。
我一生的理想，就是讓文學翻譯成為翻譯文學，努力化平凡為神奇，化真為美。我知道做到這一點很難，但一個人如果有一百句值得後世記住的句子，也就夠了。我現在還是每天工作，翻譯莎士比亞，昨晚到3點鐘，今天7點就起床。可以說天天和古人打交道，跟莎士比亞打交道，這是超越時空的交流，樂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