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末爾政府通過現代化改革打造了新的國家機器，實現了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同時也孕育了一批世俗化的凱末爾主義精英。凱末爾主義精英通過控制國家機器來維持他們作為統治階級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
土耳其共和國與奧斯曼帝國的斷裂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上，但是其社會秩序基本沒有變化，因此政治精英集團的構成具有顯著的延續性。從1920年到1946年，官僚精英（包括文官和軍官）佔到了大國會議會議員的一半。
一方面，政府中的文官大多來自於奧斯曼帝國的官僚機構和社會上層。凱末爾政府只是清洗了一批與素丹政府關係密切的高級官員。帝國的社會上層人員通過婚姻和財富來維持自己的地位，有很多非精英的青年官員娶了奧斯曼帝國權貴的女兒。奧斯曼帝國解體後，許多官員轉而效忠土耳其共和國，帝國總參謀部93%的官員和85%的公務員繼續留在政府工作。特別是在外交部，其人員構成的變化十分小且是漸進、平緩的，家庭背景的考量依舊十分重要。整個凱末爾時代，外交部一直是一個緊密團結的精英集團。
另一方面，軍事機構中也可以看到連續性。在民族解放戰爭時期，只有少數高級官員一直忠於素丹，絕大多數軍官，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退伍的青年軍事指揮官都是民族主義者。共和國成立後，土耳其軍隊在總參謀部元帥費夫齊的領導下保持了原有的政治地位，並且成為了凱末爾執政的重要支柱。在第二屆大國民議會中，軍官約佔總議員人數的20%，但卻佔有30%的重要職位，還有許多軍官長期擔任內閣的重要職務。
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軍事精英的來源更為廣泛，近一半軍官來自軍人家庭，另有28%的軍官來自農民或商人家庭。其中高層軍官主要來自社會上層，多為軍人家庭，他們大多接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有海外求學的經歷，政治上大多屬於溫和派。中下層軍官主要來自商人或農民家庭。有一位學者曾經說過：「只有幸運的人可以選擇。一個貧窮的男孩，或者來自安納託利亞更偏遠地區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可能只能在專業的軍事學校獲得教育。」中下層軍官在入伍前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軍事、文化素養，相比上層軍官更為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