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禁海」和「遷界」,清代華僑出國的三次高潮

清朝於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收復臺灣，鄭氏政權消亡，國家出現了和平統一的局面。但卻遲至100年後，才逐步取消「禁海」，於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允許泉州與臺灣對口通航，選定泉州的蚶江港與臺灣的鹿港對渡。衰落已久的泉州海上貿易，直到這時才稍稍恢復了生機。

蚶江港開放以後，清政府在那裡設立港口衙門，統一管理泉州府及所屬沿海各縣的對臺通商，海上貿易取得了合法地位，頓時出現了「群趨若鶩」的盛況，一時「大小商漁，往來利涉」，通過蚶江這個口岸，將泉州出產的瓷器、菸草、茶葉、土布和工藝品運到臺灣，然後從臺灣運回大米、白糖、海產、水果等。當時，蚶江有儉記、儉益、儉順等20多隻貨船，往來於臺灣的鹿港及後來繼續開放的淡水河口之八裡坌。從至今尚存的蚶江「對渡石碑」，以及那刻有臺灣46家商號的「鹿港郊公置」清代鐵鐘（現存泉州開元寺），可以想見當年泉州海上貿易的盛況。

在臺灣方面，鹿港的開放，也促使了經濟的振興和繁榮。據有關史籍描述，當時的「鹿港大街，……泉廈郊商居多，舟車輻輳，百貨充盈。」淡水河口的八裡坌，更是「商船聚集，闤闠最盛」。歷史的事實，說明泉臺乃至閩臺通商，對雙方都是十分必要和非常有利的。

由於對渡的實現，泉州一帶的人，又一次出現了大規模移居臺灣的高潮，兄弟相攜，夫妻同往甚至舉家遷徙非常普遍，有些單身漢則在那裡成家立業，長期定居。晉江龍湖粘厝埔粘粵、粘恩兩兄弟，在臺灣彰化縣福興鄉定居下來，繁衍後代，開拓了個粘厝莊。晉江磁灶吳姓鄉民，在臺北竹巷尾滬頭渡頭，和苗慄尖山村，分別建立兩個制陶村，把泉州先進的制陶技術帶到了臺灣。

遷居臺灣的泉州人中，以農民居多，商人、士兵、平民、醫生、僧侶乃至各種手工業者，以及一般讀書人，也參加到這個移民隊伍中來，對繼續開發臺灣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