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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解釋
甲骨文（jiǎzgǔwén）
商周時期用於佔卜記事而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文字，又稱「契文」「甲骨卜辭」「殷墟文字」，是中國迄今為止發現的最古老文字，距今有三千多年。甲骨文最初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小屯村殷墟，一般認為由晚清金石學家王懿榮（1845-1900）於1899年最早發現。商周時期，王室及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徵伐、田獵、病患、生育等等，無不向上天卜問，以佔卜結果決定行止，佔卜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刻辭的甲骨，會被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目前已出土的甲骨達十萬餘片，發現的甲骨文單字約4500個，能認識的約1700字。甲骨文已經有較嚴密的系統，漢字的「六書」造字法在甲骨文中都有所體現，而且有大批形聲字產生。甲骨卜辭也是今天研究商周時期歷史的第一手資料。
【引例】
文字之興，原始於書契。書契之正字為「栔」，許君訓為「刻」……「契」者，其同聲叚耤字也。……毛公詁「契」為「開」。「開」「刻」義同，是知栔刻又有施之龜甲者。（孫詒讓《契文舉例·敘》）（文字的起源，原本從刻寫開始。刻寫的本字寫作「栔」，許慎訓釋「栔」為刻……「契」是「栔」的同音假借字。……毛傳訓「契」為開，「開」與「刻」意思是一樣的，由此知道文字又有刻在龜甲獸骨上的。）
卜辭契於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載後人神往。文字作風且因人因世而異，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渾，帝乙之世，文鹹秀麗。（郭沫若《殷契粹編·序》）（佔卜之辭刻在龜甲獸骨上，其刻工之精、文字之美，每每令幾千年之後的我輩神往。卜辭文字的風格也因人因時而異，大體上說，國王武丁時期，文字大多雄渾，國王帝乙時期，文字都很秀麗。）
金文（jīnwén）
金文是商周時期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是在甲骨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字。古代青銅器的種類很多，一般分為禮器與樂器兩大類，樂器以鍾為代表，禮器以鼎為代表，故前人將鐘鼎作為古代青銅器的總稱，因此金文也稱為「鐘鼎文」。金文應用的年代起於商代，盛行於周代，下至秦滅六國，計有800多年。據統計，金文有3700多字，其中能認識的字有2420個（據《金文編》），較甲骨文略多。金文的內容多是關於當時祀典、賜命、詔書、徵戰、圍獵、盟約等活動或事件的記錄，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引例】
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源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許慎《說文解字·序》）（各郡與諸侯國也常常在山間河邊挖出古鼎彝器，上面鑄刻的銘文就是前代的古文，它們的字形都很相似，雖然不能看出文字的流變，但是造字的詳情也還大致可以說明。）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禮記·祭統》）（鼎上面多鑄刻銘文，「銘」的意思是給自己留名。給自己留名，實際是為了頌揚祖先的美德，讓其堂堂正正地傳給後世。）
大篆（dàzhuàn）
漢字發展演變中的一種書體。與「小篆」相對。有廣狹兩方面含義：狹義專指籀文（先秦刻石書體），以戰國時的秦國石鼓文為其典型代表，其特點是筆畫凝重，構形多重疊，比金文更為規範、嚴正；廣義指「書同文」之前包括金文、籀文及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的刻石文字。秦統一以後為小篆代替。
【引例】
《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漢書 藝文志》）（《史籀》一共有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時的大史籀創作了《大篆》十五篇，漢光武帝建武年間（25—56）已經亡佚了六篇。）
古籀之亡，不亡於秦，而亡於七國，為其變化古法，各自立異，使後人不能盡識也。（吳大澂《說文古籀補·敘》）（大篆的滅亡，不是滅亡在秦朝，而是滅亡在戰國七國時期，因為它改亂了古時的書寫方法，每個國家都有各自的書寫形態，致使後來之人難以全都認識。）
小篆（xiǎozhuàn）
由大篆改造而成的一種字體。秦始皇（前259-前210）統一中國後，令丞相李斯（？-前208）等對大篆進行簡化，將小篆頒布為官定標準字體。小篆使用圓潤整齊的線條，減少了異體字，便於書寫和認讀，漢代為隸書所取代。小篆字體修長，講究對稱，起筆不露鋒毫，收筆自然下垂，筆畫曲折度可以隨心變化，造成多種古樸而優美的形態，一直為書法家所鍾愛，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獨特形態。
【引例】
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許慎《說文解字 敘》）（李斯寫作的《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寫作的《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寫作的《博學篇》，都是借鑑最早的大篆體字書《史籀篇》，有的稍稍加以簡化和改造，這就是「小篆」。）
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跡殊絕，獨冠古今，於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宋史·徐鉉傳》）（唐大曆年間，李陽冰的篆書特別奇妙，獨為古今篆體書法之冠。他刊定了許慎的《說文解字》，修正了有些篆字的筆法。學篆書者仰慕而師從他，篆體書法又興盛起來。）
隸書（lìshū）
漢字發展演變中的一種書體。亦稱「隸字」「古書」。隸書由篆書簡化演變而成，在筆畫方面，它改篆書的圓轉為方折；在結體方面，其字形多呈寬扁，橫畫長而豎畫短，講究「蠶頭雁尾」「一波三折」。隸書相傳為秦時小吏程邈所創，實際起源於戰國，而程邈為這一書體的整理與定形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與篆書相比，隸書的字形結構趨於簡化，書寫方式更為便捷。東漢時期普遍使用隸書，使這一書體的發展達到頂峰。魏晉時期也稱隸書為「楷書」「正書」，實為似隸而體勢多波磔的「八分」。
【引例】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許慎《說文解字·序》）（這時秦始皇焚燒經書，廢除過去的典籍，大規模徵發官吏、士卒去服勞役、守邊疆，使得官府、牢獄的事務非常繁多，於是產生了隸書，目的是書寫簡易便捷。）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晉書·衛恆傳》）（秦代使用篆書，由於奏報的事務繁多，篆書非常難寫，於是命令隸人幫助抄寫文書，故稱之為隸書。漢代沿用這一書體，唯獨兵符、璽印、作符節的旗幟以及匾額、楹柱等上面所題的字還使用篆書書寫。隸書，是篆書的便捷書寫。）
楷書（kǎishū）
漢字發展演變中的一種書體。亦稱「正書」「真書」「正楷」。為了減少漢隸的波磔流轉，端正草書的散漫無則，方便書寫和辨識，書家在隸書的基礎上更趨簡化，橫平豎直，逐漸演化出楷書。楷書筆畫平整，結體方正，富有法度，可作楷模，故名「楷書」。它始自漢末，經魏晉時期的探索，到唐代成熟定型，通用至今，長盛不衰。按照時期劃分，楷書可分為魏碑和唐楷。魏碑是指魏、晉、南北朝時期流行的，由隸書向楷書發展的過渡書體。唐楷是指唐代逐漸成熟的楷書。這個時期名家輩出，唐初的虞世南（558—638）、歐陽詢（557—641）、褚遂良（596—658或659），中唐的顏真卿（708—784），晚唐的柳公權（778—865）等，皆是楷書大家，作品為後世所重，奉為習字楷模。
【引例】
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法者，今之正書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宣和書譜·正書序論》）（東漢建初年間（76—84）有一位叫王次仲的人，開始變化隸書來寫作楷書。當時的楷書就是今天所說的正書。人們覺得它書寫方便，於是就推行開了。）
[充]善楷書，妙參鍾、索，世鹹重之。（《晉書·李充傳》）（[李充]善於寫楷書，他妙悟參透了鍾繇、索靖的書法真諦，世人都推重李充的書法。）
草書（cǎoshū）
漢字發展演變中的一種書體。按發展歷程可分為草隸、章草、今草、狂草等階段。它始於漢代，主要是為了書寫便捷，提高效率，當時通行的是草隸，後書家損益筆法，逐漸發展為章草。傳至漢末，相傳張芝（?—約192）擺脫了章草中所保留的隸書形跡，上下字之間的筆勢牽連相通，並省減偏旁、相互假借，形成為今草（即今天俗稱的草書）。發展到唐代，張旭、懷素（725-785，一說737-799）等草書大家相繼產生，他們抒發性情、解放懷抱，將草書寫得更為自由縱放，筆勢綿延環繞，章法跌宕起伏，結字大膽奇詭，形態變化多端，成為「狂草」。後人又稱狂草為「大草」，稱今草為「小草」。
【引例】
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韓愈《送高閒上人序》）（從前張旭善於寫草書，無心於其他技藝。遇有欣喜、憤怒、窘迫、困窮，憂傷、悲憤、愉悅、怨恨、思慕、大醉、無聊、不平等，每有心動，都會通過草書發洩出來。）
張丞相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侄錄之。當波險處，侄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侄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九）（張[商英]丞相喜歡寫草書，但是很不精通。當時的人都譏笑他，他卻不以為意。一天，他忽然得到佳句，趕忙索要筆墨奮筆疾書，寫了滿紙，字跡龍飛鳳舞。他讓侄兒把詩句抄錄出來。侄兒抄到筆畫怪異的地方，感到疑惑，便停下筆來，拿著丞相所寫的字向他詢問是什麼字。張丞相反覆辨認了很久，也沒認出來自己寫的是什麼字，於是就責罵侄兒說：「你怎麼不早一點兒問我，以致我也忘了寫的是什麼！）
行書（xíngshū）
介於草書和楷書之間的一種書法藝術形態。它保留了隸書的基本結構，以自然連筆、書寫流暢便捷、容易辨識為主要特徵。一般認為行書起源於東漢劉德升，盛行於魏晉。行書有「行進」和「行雲流水」的意思，它沒有固定的形態和寫法，不屬於一種獨立的字體，適合於任何書寫工具，不同人的書寫各有特色。東晉王羲之（303—361，一作307—365，又作321—379）的《蘭亭集序》、顏真卿（708—784）的《祭侄季明文稿》、蘇軾（1037—1101）的《寒食帖》是三大行書法帖典範，風格鮮明，具有極高的審美價值。
【引例】
行書者，後漢潁川劉德升所作也。即正書之小偽（é），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張懷瓘《書斷》卷上）（行書，是後漢潁川郡的劉德升創造的書寫方法。也就是對楷書稍加改變，致力於簡單方便，時不時像流水一樣行進，所以叫做「行書」。）
所謂「行」者，即真書之少縱略，後簡易相間而行，如雲行水流，穠纖間出。非真非草，離方遁圓，乃楷隸之捷也。（宋曹《書法約言》）（所謂行書，就是在楷書基礎上稍稍自由簡略一些，其後簡省筆畫，不時出現連筆而行，如行雲流水一樣，筆道粗細相間。它既不是楷書也不是草書，字形既不方也不圓，是楷書和隸書基礎上的一種快捷書體。）
書道（shūdào）
指通過書法創作追求身心合一進而體悟宇宙與生命真諦的藝術境界。受孔子（前551—前479）「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思想影響，尤其是莊子（前369？—前286）「技進乎道」的美學精神導引，書家對書法有更高的藝術追求，希望超越書法的形式與技藝，達到「道」的境界。因唐代書家重視書寫的筆法、技法，故改稱「書法」。「書法」是「書道」的初級階段，屬於技法的、有形的、「形而下」的範疇；「書道」是「書法」的最高階段，屬於普遍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範疇。「書道」這一術語後來傳至日本，被賦予了更多修身、養性、悟道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又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書法藝術的發展。
【引例】
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弗多得雲。（黃伯思《東觀餘論·跋叚（xiá）柯古靖居寺碑後》）（唐代中期之後，書道開始走向衰落，故而上乘書作不可多得。）
隸書生於篆書，而實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書一畫、一直、一鉤、一點，皆有義理，所謂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是也，故謂之「六書」。隸既變圓為方，改弦易轍，全違父法，是六書之道由隸而絕。（錢泳《履園叢話·書學》）（隸書由篆書生發出來，實際上是篆書的不肖之子，為什麼這麼說呢？篆書的一畫、一直、一鉤、一點，都蘊藏著義理規律，即通常所說的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故而稱之為「六書」。隸書將篆書圓潤的書寫形態變為方正，全然改變篆書的結構規律，違背了篆書的造字方法，所以六書所蘊含的造字規律由隸書而開始斷絕了。）
書者，散也（shū zhě，sǎn yě）
寫好書法，先要抒放情性、摒除一切雜念。是東漢著名書法家蔡邕（133—192）在《筆論》中提出的書法觀念。它論述了書法藝術抒發主體情懷的創作心態，強調書家在創作時應先抒放情性、排除一切牽累與功利之心，並將其視為決定書法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
【引例】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豪不能佳也。（蔡邕《筆論》，見陳思《書苑菁華》卷一）（從事書法活動，先要抒放情性、排除一切雜念。動筆之前，必須舒展心胸，任憑性情恣意揮灑，然後再展毫書寫，如果是被迫應事，即使是用中山產的兔毫佳筆，也寫不出優美的書法作品來。）
夫欲攻書之時，當收視反聽，絕慮凝神，心正氣和，則契於玄妙。心神不正，字則攲斜；志氣不和，書必顛覆。（李世民《筆法訣》，見陳思《書苑菁華》卷十九）（想要書寫之時，首先應當對外界之事不看不聽，杜絕思慮，凝聚心神，心思純正，氣息平和，才能寫出玄妙的作品。如果心神不端正，那麼所寫的字就會歪斜；氣息不平和，所寫作品就會失敗。）
南北書派（nán-běi shūpài）
中國書法的不同風格流派。宋代歐陽修（1007—1072）、趙孟堅（1199—1267），清代陳弈禧（1648—1709）、何焯（1661—1722）等人對南北書風之不同曾有過探討，清代阮元（1764—1849）的《南北書派論》對此問題有更為明確而詳備的闡述。他以為南北二派都出於鍾繇（151—230）、衛瓘（220─291），索靖（239—303）為北派之祖。北派之書以碑為主，上承漢隸，能得古法，書風古樸；南派之書以帖為主，多不習篆、隸，尚真、行、草書，書風妍麗。
【引例】
晉宋而下，分而南北……北方多樸，有隸體，無晉逸雅。（趙孟堅《論書》）（晉宋時期之後，書法分南北兩派……北派書法多質樸，擅長隸書，沒有晉朝時的飄逸和雅致。）
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也。……（南派）長於啟牘……（北派）長於碑榜。……至唐初，太宗獨善王羲之書，虞世南最為親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阮元《南北書派論》）（東晉、宋、齊、梁、陳時期的書法，稱之為南派書法；趙、燕、魏、齊、周、隋等時期的書法，可稱之為北派書法。……南派書法家擅長於書寫奏疏、公文、書信之類……北派書法家擅長於書寫碑文、牌匾之類。……唐太宗李世民尤其喜歡王羲之的書法，大臣虞世南效法學習，將王羲之家族的書法發揚光大，兼得南北派書法之長。）
書聖（shūshèng）
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王羲之（303—361，一作307—365，又作321—379）的「別稱」。「聖」指神聖，中國古代往往將精通某門技藝或在某一方面造詣達到極深之人尊稱為「聖」，以此肯定和稱讚一個人的卓越成就、傑出地位和深遠影響。「書聖」一詞，既強調了王羲之書法藝術的高超，也稱讚了王羲之道德人格的高尚。王羲之精研體勢，心摹手追，廣採眾長，兼善隸、草、楷、行各體，擺脫了漢魏書風，自成一家。其代表作《蘭亭集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因梁武帝蕭衍（464—549）、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宋太宗趙光義（939—997）等帝王的大力推崇，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大規模學習王羲之書法的高潮，由此樹立了王羲之千古「書聖」的美名。
【引例】
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梁武帝評書》，見陳思《書苑菁華》卷五（王羲之的書法，體勢雄渾飄逸，好像是蛟龍躍進天宮大門，猛虎臥在皇宮樓閣，[可謂達到極致，]所以歷朝歷代都將其視為珍品，作為永遠的典範。）
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晉書·王羲之傳論》）（仔細考察古今書法，對前人的作品透徹精研，所寫書法全都盡善盡美，古今只有王羲之一個人啊！）
尊碑貶帖（zūn bēi biǎn tiè）
推崇碑刻書法，貶抑單純摹仿名家帖書。它是一種書法思潮，也是追求自然多變、推崇個性與創新的書論主張。阮元（1764—1849）反對獨尊二王、以學帖為法的悠久傳統，指出帖書和碑刻書體各有所長。包世臣（1775—1855）詳論碑刻書體的特點，有以其優點補帖書之不足的意思。康有為（1858—1927）指出帖書輾轉相傳、失卻原貌是尊碑的客觀原因，碑刻能夠呈現書體的階段性變化和歷史多樣性。康有為認為書論「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應該立足現狀考察歷史，窮則思變，其維新變法思想在此初露端倪。
【引例】
是故短箋長卷，意態揮灑，則帖擅其長；界格方嚴，法書深刻，則碑據其勝。（阮元《北碑南帖論》）（因此無論是短箋還是長卷，隨心揮灑筆墨，是帖書的長處；若論結構方正嚴謹而又下筆深沉有力，則是碑刻的長處。）
今日欲尊帖學，則翻之已壞，不得不尊碑。（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尊碑》）（今人想要尊崇帖學，但書帖因輾轉翻刻而原貌已被破壞，從而不得不轉而推尊碑體書法。）
識書之道（shí shū zhī dào）
指辨識書法藝術的要訣。南朝王僧虔（426—485）、唐代張懷瓘（guàn，生卒年不詳）等人主張，鑑賞書法時以精神氣韻為首要標準，其次才是書法的筆墨形式。他們將富有風神骨氣的書法看作上品，將崇尚美麗形體和功用目的的書法看作下品。這一觀念，代表中國古代書法的主要欣賞標準。
【引例】
深識書者，惟觀神彩，不見字形。若精意玄鑑，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張懷瓘《文字論》，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深通書法的人，主要是觀摩作品內在的神採，而不是外在的字形。如果洞察書法的神韻意趣，那麼作品中的所有方面都能清晰照見，還有什麼不能通達的呢？）
智則無涯，法固不定，且以風神骨氣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張懷瓘《書議》，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智慧沒有邊際，法度本不固定，書法作品中以富有風韻、神採、筋骨、氣勢等品格的列為上品，而追求外形華麗和功用目的的則列為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