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版《西行漫記》之《在華一年》
胡 山
七十五年前的今天，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蘇聯對日作戰的勝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最終勝利。在那場遍及亞洲、歐洲、非洲、大洋洲的戰爭中，各國軍隊和民眾傷亡超過一億人，付出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代價。中俄雙方分別作為亞洲和歐洲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承受了巨大民族犧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兩國人民並肩奮戰，用鮮血凝成牢不可破的偉大友誼，為兩國關係高水平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 習近平（2020年9月3日）
1939年5月，蘇聯新聞記者羅曼·卡爾曼乘坐汽車從四川進入陝西，抵達陝甘寧邊區。作為歷史上第一位訪問延安的蘇聯新聞記者，卡爾曼先後採訪了林伯渠、羅瑞卿、冼星海等邊區政府政要、八路軍高級將領和抗戰文化名人，之後在延安的窯洞裡，他見到了毛澤東。
「我挨著毛澤東坐下來。他穿一身灰布軍便服，外面又套著一件又肥又大的針織短衣，腳上穿一雙細繩納底的帆布鞋。他在這孔窯洞裡生活、工作、思考。一張寫字檯、一張用粗糙木板釘制的床、幾個放滿圖書的書架、一把藤椅。他喜歡在疲勞時，閉上雙眼，仰坐在藤椅上。這就是房間裡的全部擺設。毛澤東這間再簡樸不過的臥室卻顯得非常乾淨、整潔，井然有序。書架擺滿的書上都整齊地貼著標籤。這裡擺放著唯物主義哲學偉大奠基人的著作，偉大軍事戰略家的著作，以及很多其他各領域知識的書籍。」
—— 羅曼·卡爾曼《在華一年》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華誕開年之際，筆者異常欣喜地收到中國政府歐亞事務特別代表、中國前駐俄羅斯聯邦特命全權大使李輝同志籤贈的最新翻譯著作：二戰時期蘇聯著名新聞電影攝影師羅曼·卡爾曼的紀實作品《在華一年》。
《飛來了……》——戰鬥現場中的卡爾曼
1938年9月，卡爾曼奉蘇聯政府之命來到中國，記錄、報導中國軍民團結一致的抗戰鬥爭。這部被譽為「蘇聯版《西行漫記》」的譯著，新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詳細、生動記述了1939年5月卡爾曼在延安與毛澤東交往的過程，並保留下了多張珍貴的歷史影像。
1939年毛澤東延安留影（國內首次發布）
人民出版社總編輯辛廣偉介紹，《在華一年》俄文版於1941年5月由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是國際上珍貴的記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初期中國軍民奮起抵抗侵略的重要書籍。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國外交部原副部長李輝大使翻譯的中文版，書中首次披露了大量珍貴史料。
蘇聯援華抗戰，卡爾曼烽火漫記
李輝大使介紹，羅曼·卡爾曼是蘇聯著名的電影攝影師和新聞電影導演。
1936年至1937年，卡爾曼作為戰地攝影記者進入西班牙拍攝內戰。1937年8月從西班牙回國後，1938年9月受史達林和蘇聯政府委派，卡爾曼又以蘇聯《消息報》特派攝影記者和蘇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攝影師身份來華，報導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時間長達一年。
「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政府意識到日本侵華野心。當時中國工業基礎薄弱，武器和設備都需外購。1937年以前，國民政府跟德國和義大利關係親善，引入大量軍事顧問、武器裝備。到了1938年，國際形勢急轉。希特勒為了拉攏日本加入軸心國，正式承認了偽「滿洲國」，停止對華交付武器，撤走軍事顧問。美、英等對日實施綏靖政策，實施所謂「中立」主義，害怕戰火燒到自己身上。
1937年8月14日，淞滬會戰爆發的第二天，蔣介石向蘇聯駐華大使遞交軍火供給協議草案：請求蘇聯在一個月內向中國提供350架飛機、200輛坦克和236門大炮。史達林、伏羅希洛夫立即回電：「關於蘇聯方面援助一節，絲毫不必疑慮，蘇聯當盡其一切可能，援助正在反抗侵略者英勇解放鬥爭中之偉大的中國人民。」中蘇之間很快達成貸款和軍火銷售協定，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籤訂。中、蘇形成準同盟關係，蘇聯分三期向中國提供大量低息貸款，成為抗戰全面爆發後第一個實質援助中國抗戰的國家。
中國空軍航校畢業、直接走上戰場的年輕飛行員
全面抗戰開始後不到一星期，日軍便打爆了中國2/3的飛機。交戰半年，飛機消耗殆盡，中國空軍瀕臨絕境，名存實亡。8月27日，蔣介石同蘇聯駐華大使會談請求蘇聯政府「允許蘇聯飛行員以志願者身份加入中國軍隊」，並希望派遣飛行教練員訓練中國空軍。蘇聯答應了援助請求，並把這項援助行動叫做「Z計劃」，中國稱之為「正義之劍」。
1937年11月11日，史達林會見中國軍事代表楊傑時說，「誰想成為獨立自主者，誰就應該組織自己的軍事工業。外國人賣的是劣質武器，他們還完全可能拒絕出售武器。」「製造飛機並不困難，難的是製造發動機。蘇聯可向中國提供發動機，飛機由中國自己製造……如果中國想站起來，應當發展自己的空軍和炮兵。中國有能工巧匠，蘇聯提供設備……中國有了自己的空軍、炮兵和石油，有自己的重工業，就能打敗日本。」
李輝大使講述，蘇聯政府派遣「志願航空隊」前來中國直接參戰，其飛行員80%都參加過西班牙內戰。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年底，蘇聯共向中國派遣1200餘名空軍飛行員，其中221名在中國對日作戰中犧牲，還向中國出售軍用飛機1235架。
蘇聯飛機源源不斷運進中國。到1938年初，中國空軍已建立3個大隊，規模最大的第1和等3飛行大隊都是蘇聯提供的飛機和裝備。中蘇聯袂作戰，日本陸、海軍飛機損失劇增，日本航空隊被迫將基地後撤500公裡。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蘇聯政府派卡爾曼來華，通過拍攝新聞紀錄影片，向蘇聯人民和國際社會展現中國人民同仇敵愾、全民參戰，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跡和頑強精神，並向國際社會宣告中國人民一定能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
廣東抗戰軍民把路軌、枕木、螺絲、螺母統統運到遙遠的後方，什麼也不給敵人留下
在華期間，卡爾曼抵達抗日戰爭最前線，經歷了「武漢保衛戰」、「重慶大轟炸」、「長沙大火」 等重大歷史事件，目睹並記錄了中國軍民浴血奮戰、頑強抗敵的悲壯場面，真實描述了這一時期中國西北、西南與中南部地區人民的社會生活。
卡爾曼赴「中國特區」（即陝甘寧邊區）近一個月，採訪了毛澤東等中共領袖，拍攝了大量反映毛澤東工作和生活的珍貴影像和照片。書中收有作者本人拍攝的照片30餘幅，多數為中國讀者所未見。書中還收錄有侵華日軍印製的「絕密」作戰行動計劃和使用毒氣規則、家信和日記摘抄等珍貴資料。
1939年9月卡爾曼回國後，分別製作了兩部紀實電影---《戰鬥中的中國》、《中國特區（延安）》。可能因他出色地完成了在華光榮使命，可能中國共產黨領導軍民英勇抗戰、中國人民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的所見所聞感染和觸動了他，他從中國回到蘇聯的當年，便光榮地成為聯共（布）的一名黨員。
1941年上半年，卡爾曼製作了第三部紀錄片《在中國》。該片剛放映一次，便爆發了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此片雖然沒能廣泛公諸於世，但卻保存下來了他精心剪接、付出他大量心血的歷史珍貴片段。
也在1941年，卡爾曼撰寫的《在華一年》一書俄文版於3月10日付印，5月由「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在書中，卡爾曼把訪問陜甘寧邊區情況、與共產黨人和八路軍官兵的交往都濃墨重彩地加以描寫，向外界介紹。正是因為這本書，他被正式吸收為蘇聯作家協會會員。
「早晚有一天我會去莫斯科」
1939年5月，卡爾曼見到中共領袖毛澤東。毛澤東與他談了許多問題。在談到史達林時，毛澤東說：「我從未離開過中國，也不願意出去。但是我幻想著看看莫斯科已經有二十年了。現在我還不能離開，但早晚有一天我會去莫斯科，去看看史達林同志。」最後，毛澤東拿出一張紙，用毛筆字寫下了自己的詩作《紅軍不怕遠徵難》，贈送給了卡爾曼。
卡爾曼還拍攝並記錄下了毛澤東與偶遇的楊家嶺農民攀談的情景：
「我在邊區逗留期間，幾次見到毛澤東，我們長時間交談、散步。他一分鐘都不停地做著大量工作，即便在散步時也是如此。有一次在山裡我們偶然遇見剛從田地裡收工的一夥農民。他們簡直像朋友一樣跟毛澤東打招呼，停下來跟他說話。他們告訴他一些自己的需要，一些農民的事情。毛澤東叉開雙腿，兩手撐腰，手指朝前，向農民詢問一些事，給他們出些主意。我站得較遠一些，以便不引起注意，並拍下這個生動絕妙的場面。」
卡爾曼認為，這鮮明地展示了共產黨領袖與人民的親密關係。「農民們把毛澤東圍得越來越緊。他們當中有一個老頭，皮膚呈古銅色，皺紋很多，高顴骨，上嘴唇和下巴上長著稀疏的灰白小鬍子，他像中國北方幾乎所有農民一樣，腦袋上裹著灰色的纏頭。其他人較年輕一些。所有人手裡都拿著鐵鍬、鐵鏟。他們穿著褪了色、打著補丁的土布襯衫。大家都聚精會神地交談著，經常爆發出陣陣笑聲。要知道，毛澤東非常愛開玩笑，他肯定會在談到最嚴肅事情時，插上幾句俏皮話。」
李輝：應該把這本書譯成中文出版
《在華一年》中文版近20萬字，李輝大使在翻譯時，涉及重要人名、地名、歷史事件時，都一一做了詳細的專業注釋。
李輝，1953年2月出生於黑龍江，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他長期從事外交工作，1999年任外交部歐亞司司長，2003年任外交部部長助理，2008年任外交部副部長，2009年起出任十年中國駐俄羅斯大使。2018年10月，俄羅斯外交學院授予李輝大使榮譽博士學位。
2019年5月13日，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籤署命令，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俄羅斯聯邦特命全權大使李輝「友誼勳章」並隆重地於5月23日在克裡姆林宮親自向他頒發勳章。該勳章是俄聯邦國家級勳章，專門授予為加強各民族友誼與合作、推動各民族文化交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作出重要貢獻的傑出人士。
李輝大使介紹說，「我原來也不知道有這本書。2018年在莫斯科時，華人作曲家左貞觀給國內《中國音樂》雜誌寫了一篇關於《黃河大合唱》及冼星海的文章，他給我複印了一份。」
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大學生。他用這把竹子稈做的琴真誠地為人民服務
文章說，蘇聯記者卡爾曼1939年訪問延安，跟魯藝學院的學生搞了聯歡，冼星海唱了《黃河大合唱》中的歌曲。這場活動在卡爾曼《在華一年》一書中有記載。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目前國內還沒有中文譯本。
李輝大使馬上意識到，應該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並出版。他讓秘書在莫斯科書市及舊書網站上搜尋，但是找不到這本書，可能是剛一出版就趕上蘇聯偉大衛國戰爭爆發（1941年6月22日），該書大部分在戰爭中焚毀了。後來大使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圖書館拿到了複印件並帶回國內，跟人民出版社一聯繫，他們就同意出版。
《在華一年》俄文版封面
李輝大使2020年3月1日動筆翻譯，4月15日脫稿。中間涉及很多人名、地名、事件，一方面自己積極查找，一方面求助朋友、同事。
「例如核實日本人名時，我就找中國前駐日本大使程永華幫助，他幫我解決了一些難題；涉及延安魯藝教師名字，我就找了魯藝舊址博物館，他們幫了忙；涉及國民革命軍飛行員的名字，我就找空軍的歷史研究所，他們給認真查找；涉及南方抗日女英雄，我就找了江蘇省的有關部門幫助查找。」
厚重歷史，譯海珍貝
筆者本人早年在外經貿部外事司翻譯處工作，在駐外使館工作期間也曾翻譯一些作品。看完李輝大使譯著的《在華一年》一書，感觸良多。
卡爾曼不僅僅是一位卓越的戰地新聞攝影家，更是一位聞名遐邇的記者、作家、電影編劇、教育家和文學評論家。他的這部《在華一年》，不是簡單的新聞報導述評彙編，而是他依據其隨身帶回的一萬米長的膠片和「日記裡寫滿對所見所聞、對人的善良、苦難、勇敢、堅毅、高尚等形成的最新鮮印象」而傾盡大量心血的紀實文學力作。要想在短時間內高質量地翻譯好這部歷史性的作品，殊非易事。
廣東抗日遊擊隊繳獲日軍大隊隊旗
好的翻譯作品能夠讓讀者真切感悟到原文的能量、紋理，並動用譯文語言中的一切資源，將這些逐一在譯文中精彩呈現。好的翻譯作品本身也是一種深層次的創作，能夠精準地捕捉到並傳遞出原文字裡行間的神韻和意蘊，並像原文一樣引發譯文讀者的情感共鳴。好的翻譯作品能夠高度還原原作的語感，使譯著的評論能夠與原作的評論高度呼應、契合。當譯文與原文同時出現在雙語讀者面前時，好的翻譯作品往往會讓廣大讀者難以分辨哪個是原文，哪個是譯文。
譯者在這部翻譯作品中，以其深厚的語言、文學、兩國文化和二戰歷史知識功底，將原文作者80多年前在烽火連天的華夏大地尋訪漫記的深切感悟連同思想、感情、氣氛、情調等融為一體，文情並茂，行雲流水，讓讀者真實地感覺到時空在穿越，歲月在閃回，如美酒甘露，沁人心脾，令人無限驚喜，不忍釋卷。
本書責任編輯汪逸說，「此書是一部具有較大史料價值、歷史價值的紀實作品，連同他（卡爾曼）在中國拍攝的大量電影膠片，都是記述中國抗戰的珍貴文獻。在隆重紀念抗戰勝利75周年之際，我們尤其感謝卡爾曼為中國人民所作出的獨特貢獻。」
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李春生表示，「李輝同志離任半年之後就譯出了這本書的中文版。與此同時，人民出版社也高度重視該書出版，組織了精幹力量投入書稿的編校工作中，前後印了四次樣書。李輝同志對書稿十分重視，每次都認真審讀。」
中國青年愛國者從四面八方向陝甘寧邊區匯集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審稿處副處長單偉評價該書導向正確，有力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卡爾曼的鏡頭和文字不僅記錄下了侵略者的罪惡，更記錄下了中國共產黨人敢於鬥爭、不怕犧牲，以高昂的抗日熱情和旺盛的革命鬥志感染和激勵中國人民，為爭取民族解放而英勇奮鬥。在卡爾曼的鏡頭裡，我們看到毛主席與農民親切交談，看到遊擊隊員的行軍和戰鬥特寫，看到愛國青年從四面八方湧向陝甘寧邊區，看到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成功地翻譯好一部政治性、歷史性強的著作，使它在廣大讀者中產生廣泛的共鳴和影響，僅僅具備語言能力是遠遠不夠的。」單偉說，李輝同志的深厚學識和獨特履歷背景，使他能在翻譯工作中最大程度地跨越中俄之間的文化界限，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卡爾曼：日軍發動毒氣戰的鐵證
我（卡爾曼，筆者注）作為戰地電影攝影師，攜帶的裝備已經很笨重，但還要再配一個沉重的部件，沒有它，在野戰環境下寸步難行，這就是防毒面具。在軍司令部給我配備了一個繳獲日軍的防毒面具。
前線上的中國抗戰將士
關於在中國進行化學戰的消息在世界媒體上透露得非常遲緩。媒體十分謹慎地報導說，「存在著日軍在各個戰場上使用毒氣裝置的情況……」
日本軍事當局矢口否認這一消息。
可以隨意否認這一切，但是白紙黑字、蓋有日本皇軍106師團師團長松浦淳六郎將軍印章和親筆籤名的作戰命令則無法否認。這份文件是在戰鬥中繳獲的。滿是日文字的幾頁紙註明是8月25日13時發布的第38號絕密命令。該命令及其附帶細則所包含的內容有在華中軍事行動中使用毒氣瓶和毒氣彈的方法。
這份內容豐富、認真制定的細則由五個章節組成，每個章節有幾個段落。我記下了其中一些段落。在第一章的一段中寫道:「為了取得戰役勝利，必須使用毒氣。儘管使用毒氣的原則是限制在小面積使用，但是戰場形勢往往迫使要大範圍使用。」
第三段中寫道：「鑑於毒氣的效期很短，在有效使用毒氣時要注意，組織衝鋒務必先使用毒氣。」
在第二章第三段中寫道：「當先頭部隊有效使用了毒氣時，不能浪費時間。在戴上防毒面具之後，必須通過毒氣戰來勇敢地向前挺進，必須組織一支強大的隊伍來使用毒氣，消滅殘餘的敵人部隊。」
在同一章的第四段中寫道：「在各戰場上使用毒氣時，部隊應當查明風向，以便取得最佳效果，自己也不受損失。」
中國抗戰將士奔赴前線
關於在部隊中組建臨時化學支隊問題，制定了一個單獨細則。正如命令中指出的那樣，該細則由華中地區日軍司令部印製和複製，標題為《有效使用毒氣瓶和2號毒氣弾方法專門細則》。
在命令的第六條中說，第145聯隊8月18日關於在徐州戰鬥中使用毒氣瓶和毒氣彈效果和方法的報告已經印發。第五條全部講的是要保守使用毒氣的秘密。這一條包括五段內容：
（1）在進攻有外國人居住的城市和村莊時，嚴禁使用毒氣。
（2）使用完毒氣後，必須銷毀所有留下的痕跡。用過的空毒氣瓶要深埋地下或者扔到水中。無法使用的毒氣瓶應當肢解分開並埋入地下，或者投入水中，也可以在毒氣炮彈工廠進行調換。
（3）在藉助毒氣衝鋒時，要將敵人全部消滅，以免看到使用毒氣。
（4）在毒氣瓶的外殼和裝載的箱子上要事先擦掉寫有「紅瓶」或者「紅彈」的字樣。
（5）務必避免形成任何關於使用毒氣的文字材料。如果需要寫出和印製關於毒氣的某種說明，則這種材料要妥善保管，無論如何不能丟失……
中蘇（俄）革命互助，友誼萬古長青
中國最早的布爾什維克、蘇俄十月革命紅軍中國團團長任輔臣烈士（1884-1918）之孫任公偉教授看到李輝大使翻譯新作出版，夜不能寐，輾轉反側。他認為這是一部十分珍貴的歷史記錄，將進一步激勵後人牢記歷史，繼往開來。歷史是不容歪曲與遺忘的，需要一代一代的書寫者的記錄與捍衛。
中國紅鷹團團長任輔臣（騎白馬者）
十月革命期間，紅軍中國團為保衛蘇維埃政權英勇作戰，屢建奇功，被蘇聯最高蘇維埃命名「中國紅鷹團」。1918年11月下旬，擔任烏拉爾地區維雅戰場總指揮的任輔臣在與高爾察克白匪進行的激烈戰鬥中不幸犧牲，為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建立和鞏固獻出了寶貴生命。革命導師列寧親切接見任輔臣家屬張含光、任棟梁母子，蘇維埃政府與布爾什維克黨盛讚：「任輔臣同志在中國僑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把在中國人中間的影響和威信全部獻給了蘇維埃俄國。由他組織領導的中國團是我們戰線上最堅強最可信賴的部隊。作為世界革命的忠誠戰士，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偉大的事業。他的精力，並沒有白費，革命戰士將永遠記住為全世界被壓迫者的事業獻出生命的中國人民的兒子——任輔臣同志。」
任輔臣烈士雕像
任公偉教授向李輝大使的辛勤付出表示崇高敬意，並賦詩抒懷：
《欣聞李輝大使譯著《在華一年》（卡爾曼【前蘇聯】）中文版出版發行有感》
十載出使書百年，牢守初心歷時艱。
春種秋收栽新樹，寒去暑來續故園。
戰友兄弟傳佳話，鄰居朋友好夥伴。
留得一遍青山在，中俄友好存美篇。
令人高興的是，2018年人民出版社為紀念蘇俄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專門再版了記敘這段特殊歷史的書籍《中國戰士同志——「十月革命」裡的中國志願兵》。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整理的「十月革命中的十大中國紅軍部隊」和「在俄羅斯的中國烈士紀念設施情況介紹」作為重要新增附錄，正式收入此再版文獻書籍，其中有任輔臣指揮的「中國紅鷹團」和在俄羅斯彼爾姆邊疆區的任輔臣及其戰友犧牲紀念碑介紹。
2020年2月3日，任公偉與俄中友好協會第一副主席庫利科娃女士在莫斯科合影
任公偉教授表示，百年艱辛歷史感同身受，不忘先輩初心，傳承革命精神，我們有著無可迴避、無可推懈的歷史責任。後人們應鍥而不捨，一代一代堅持傳承，堅持書寫，堅持維護正義，堅持維護和平！
歷史不容忘卻，光輝千秋永駐
2015年5月7日，習近平主席出席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時指出，中、俄兩國人民在反法西斯和軍國主義的戰鬥中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俄羅斯人民給予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寶貴的政治和道義支持，支援了大批物資、裝備，與中國人民並肩作戰。中國人民永遠懷念那些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事業而英勇捐軀的俄羅斯軍民。當年，我們患難與共，用鮮血凝成了堅不可摧的戰鬥友誼。今天，中俄兩國人民更將攜手前進，同護和平，共促發展，繼續為鞏固世界持久和平和人類共同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戰的硝煙散去了，但人類正義與邪惡之間的較量遠遠沒有終止。很多西方政客出於狹隘的地緣政治、霸權思想和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仍然還像二戰前期一樣對一些破壞和平的危險傾向採取漠視、綏靖甚至縱容的態度。
和平必勝，正義必勝，人民必勝！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應該、也必須是人類和平正義事業的命運共同體。
反法西斯、反一切反人類的邪惡勢力，是全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願望。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是全人類彌足珍貴的共有精神財富與和平文化遺產，是能夠真正世世代代凝聚起各國人民共同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強大精神動力和超級文化力量。
在紀念和緬懷蘇聯空軍援華志願隊和蘇聯新聞戰線的英雄們對中國人民、對人類和平之卓越歷史功績的時候，如何科學創新，深度弘揚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永久震懾壓制邪惡、造福人類文明、貢獻世界和平，值得引起我們大家所有人的不斷深思與持續探索。
農民自衛軍是陝甘寧邊區民主政府可靠的力量，是日本佔領軍的剋星
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蘇聯的資深戰地新聞記者羅曼·卡爾曼扛著相機和攝影機，以新聞鏡頭和紙筆為戰鬥武器，與蘇聯空軍志願隊的勇士們一樣，不遠萬裡來到中國，把中國當作第二故鄉，將支援中國抗戰當作自己的職責，與中華兒女一起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上世紀八十年代，俄中友好協會第一副會長伊萬諾夫和他的戰友們曾參觀過中國境內的蘇聯援華飛行員安息之所。當看到戰友們的墓地經歷了文革浩劫後仍然保存完好，大家心情激動萬分。1985年76歲高齡的布拉格維申斯基中將率領一批當年的援華飛鷹將士來華參加紀念中國抗戰勝利40周年紀念活動，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熱情款待，在武漢祭掃志願隊烈士墓時，老英雄們潸然淚下，久久不願離去。
與抗戰的中後期美國援華不同，蘇聯在抗戰早期的對華人力物力支援是保密的，本書中對蘇軍飛行員在中國參加對日軍空戰隻字未提，因此，很多事跡不為社會知曉。
蘇空援華志願隊留下的資料非常少，名氣也遠遠低於美國飛虎隊。飛虎隊以私人身份參戰，無需保密，成為中國和國際媒體的寵兒。蘇空志願隊以國家的力量援華，蘇聯出於地緣政治等考慮，希望中國能頂住日軍；又不願公開軍事介入中國抗戰。蘇聯對華出售飛機並派出志願隊參戰，使日本空軍遭到重創，1938年4月4日，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曾向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李維諾夫提出抗議，被蘇聯駁回。
蘇空援華志願隊員行事非常低調，很少上街。中國政府也不做報導。武漢2·18空戰，中央社報導時只強調「我空軍」奇功。《新華日報》報導：「這幾天來，武漢市面不論窮街僻巷，都在議論著18日我國空軍擊落敵機16架（日寇在滬廣播自認此數）偉大勝利的情形。」
政治因素註定了他們的面孔模糊。而對歷史學家而言，廓清其來龍去脈另有難題，因志願隊員來華多是假姓。
蘇空志願隊普希金1938年3月來到漢口參戰，其回憶錄《莫斯科-漢口》寫道：「我們在中國打仗都是用的假姓，例如機組都是姓『鳥』的名字：索洛金、拉斯多奇金、奧爾洛夫。」這些俄語意思是喜鵲、燕子和鷹。
郭沫若回憶，蘇聯義勇隊號稱「正義之劍」，在空戰中有不少人受了傷，更有不少人犧牲，「詳細的人數可惜我也不知道」。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1972）
《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是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的不朽名著，真實記錄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中國陝甘寧邊區進行實地採訪的所見所聞，向全世界真實報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農紅軍及紅軍領袖、紅軍將領的情況，並根據採訪梳理了長徵的脈絡。
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這是世界上最早發行的一版，大32開平裝，封面標註「左派圖書俱樂部非面向公眾發行」
1937年10月，英國倫敦維克多·戈蘭茨公司（Victor Gollancz Ltd）出版斯諾的英文初版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以後，此書以近二十種文字翻譯出版，幾十年間幾乎傳遍了世界，成了著名的暢銷書。
《西行漫記》1938年版
1938年2月10日，由胡愈之策劃，林淡秋、梅益等十二人集體承譯，以復社名義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在上海問世。考慮到在敵佔區和國民黨政府統治區發行的緣故，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此書在短短的十個月內就印行了四版，轟動了國內及海外華僑聚集地，在香港及海外華人集中地還出現難以計數的該書重印本和翻印本。國民黨政府不止一次下令查禁斯諾的這些著作，先後查禁的這類著作達十幾種。
就像蘇聯空軍志願隊援華抗戰一樣，蘇聯戰地新聞記者羅曼·卡爾曼的珍貴著作《在華一年》也令人遺憾地堙沒在了歷史塵埃中長達80個春秋。
大使籤贈勉勵：銘記歷史，不忘初心，堅持夢想，爭取輝煌！
感謝李輝大使的獨具慧眼、卓越見識和精心翻譯，以及人民出版社的高質量工作支持，使全球華夏兒女能夠在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華誕之際看到這樣一本彌足珍貴的傳世著作。
蘇聯版的《西行漫記》（《在華一年》）在世界新聞政治和文學歷史上的地位高山仰止，其閃現出偉大的人性光輝將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永遠生生不息，歷久彌新。
中蘇（俄）兩國軍民並肩抗戰中結下的珍貴情誼永遠不會褪色。
中蘇（俄）兩國軍民血火交融的和平正義鬥爭永載人類文明的光輝史冊。
筆者胡山：
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新四軍研究會會員，北京八路軍山東抗日根據地研究會青年部部長，蘇聯援華飛鷹尋訪團副團長。1990年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畢業，原國家外經貿部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