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史》 [日]家永三郎著 商務印書館 199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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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在家翻閱《日本文化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出版，作者是家永三郎。讀前言，才知道本書在日本曾經是一再重印，很受讀者歡迎，可見我對這樣的好書是漏翻揀、漏閱讀。
這本書我讀後的感覺是寫得實在是好。前幾天我還讀過一本《日本書法史》，也是一位日本人寫的，讀後感覺其寫法僵化，觀點庸俗，沒有可啟發人的東西，我對於這樣的書，合上書後也只能說是浪費了寶貴的時間。說《日本文化史》好，其依據，一是文字好；二是讀起來輕鬆，雖是學術類書，但沒有學術的架子；三是給人啟發，這是最重要的一條，有啟發才會有收穫，才會產生想法。
日本在1868年發生了資產階級改革運動明治維新，其主要就是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破除封建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政權。那麼對這段歷史變革家永三郎是怎麼樣看的呢？家永三郎認為：「日本之所以開始走上資本主義化的道路，是因為國內生產力的發展已告成熟，接近到了必須突破封建社會框框的階段，而不是僅僅取決於幕僚或明治政府的政治口號。」我為什麼非常關心這句話，因為它透露給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明治維新並不像從歷史教科書看到的那樣，上層號召、下層革命就改革成功，而是生產力的發展已達到改革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做基礎，社會的變革就達不到變革的效果。我們有些改革的鼓吹者總想人為地去改造社會，歷史告訴我們，人為改造社會結果是主觀意識的改造，其社會本質是換湯不換藥，中外都是如此。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人以為的資本主義的標誌之一，是理性主義在民眾中的普及，日本人認為這是科學文明，但是他們也在檢討他們實際上還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家永三郎就說：「理性的思想方法遠遠沒有支配多數國民的生活，倒是迷信和非科學的想法佔了優勢，看病找方士，搬家講究方位，舉行儀式要預卜日子的吉兇，這些習慣始終沒有絕跡。即使說科學廣泛應用於現實生活這一點，是江戶時代對洋學知識的應用等等所無法比擬的，但在科學精神的國民化這一點上，可以說仍然極不充分。」家永三郎的這一見解在我看來真是說到了日本文化的痛處，一場變革好像國變民變，但也只是表面的現象變了，骨子裡面的東西並未完全變，可見要想徹底改變國民性是難上加難。日本有記載的歷史比中國短多了，它的文化根基也比中國差得很遠，我們看當時的日本變化都如此難，龐大的一個中國現在要是去變那就更是難事。現在我們的生活中，用《周易》算命、算風水的這些東西不是又捲土重來了嗎？當然這重來並不能簡單說是復闢，是人們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人生價值觀的諸多反映。
在這本書裡家永三郎還談到日本當時的資產結構問題，他寫道：「毫不奇怪，在強調『國體』權威和鼓吹軍國主義的刺激下推行的近代化，產生了與先進近代社會迥異的結果。在日本，並不是依靠本該是近代文化代表的近代資產階級的自發壯大來積累民間資本，而是由政府的保護、扶持下他律性地培植起來的特權資產階級充當了資本主義的代表，因而又使得資產階級民主和個人主義未能充分發展。」看了這些不禁讓我們想起當今中國的一些大企業，也是在政府的保護和扶持下壯大起來的，這跟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有相近之處。國家資本的壯大，私人資本的縮小，它不利於社會發展的一面就是個人自由的空間在縮小。我很佩服家永三郎論述文化時，觸角涉及到政治和經濟，這說明他的眼界開闊，學識廣博，看問題很全面、很辯證。僅就文化而談文化，往往有一定的狹隘性和局限性。
下面我們再談一談家永三郎對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文化的論述。他認為在明治維新時代，「文藝作者也是自甘稱為『戲作者』，不以迎合讀者的興趣為恥，所以像古代的物語作者和元祿時代的文豪們一樣，也缺少直面人生、傾注內心熱情從事創作的認真嚴肅態度。他們雖然在不受儒教的偽善道德束縛、肯定戀愛和性慾、正視活生生的人情方面，表現了儒學家所沒有的現實精神；但是，也不可忽視：他們並不是在與封建的正統道德決裂的基礎上採取這種態度的，而是具有如下傾向：表面上迎合封建道德，就像以竹接木似打著『勸善懲惡』的幌子以避免受到壓制。如果說既無高深的思想，又缺乏正視現實的勇氣，那麼，墮落到獵奇的趨向，自然就是難以避免的結果。在讀本、草雙紙、歌舞伎等中，之所以不能不給人留下一種印象，即：它們都竭力羅列出殘暴的殺人、毒辣的陰謀詭計、奇形怪狀的妖魔鬼怪、露骨的男女做愛場面等，以此刺激讀者或觀眾的末梢神經，就是因為這個緣故。」這就是在經濟大潮下的藝術家們的追求，回頭看看日本的當初，再看看眼下的中國，恐怕又和我們有許多近似之處，這並不奇怪，都是在錢的誘惑下生存，在錢的指使下改變生活條件，所以錢指向哪裡，那些「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們就去向哪裡，觀眾喜歡什麼我就演什麼，就不足為怪了。至於藝術家們留下的作品稱得上稱不上偉大，要另當別論。家永三郎在書中還對《浮世澡堂》、《浮世理髮店》加以了肯定。這兩本書周作人譯過，在《知堂回想錄》中，他認為這兩本書譯得比較滿意。家永三郎認為這兩本書「生動地寫出了聚集在澡堂或理髮店的市井男女老少的對話，令人感到就像親眼看到了當時庶民社會的氣氛」。可見，那些好的作品，在有思想的人眼裡，強調的還是「真實」二字。
明治維新並不意味著學術自由化，家永三郎寫道：「凡是對天皇制、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持批判態度的學問，研究和發表的自由都受到了限制。1920年(大正九年)，森戶辰男發表文章介紹克魯泡特金的著作，法院毫不猶豫地給了森戶以刑事處分。」明治維新倡導的「文明開化」政策如此看來也並非文明開化，這種非文明恐怕也是日本軍國主義所不可缺少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做到徹底的文明看來是很難的事情，政權、財富、文明這三者的博弈實際上是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
家永三郎的眼光在我看來是深邃加敏銳，看問題入木三分。所以閉門讀這樣的作者寫的書，才會開卷有益。我們不僅能夠準確地把握明治維新時日本的文化動態，同時我們還可以借他山之石，攻自己之玉，用日本明治維新時的這面鏡子，照一照當代我們的變革，也可以照一照明治維新對後來日本政治、經濟的影響，包括它為什麼會走向軍國主義，為什麼經濟從繁榮又走向衰敗，我們細心地體會、體味、體察，肯定會有不少的收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