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說戲劇創作與戲劇理論建構名世的明末清初著名文學家李漁（1611-1680），事實上也是一個頗有啟蒙思想的人，但這一點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啟蒙思想是李漁精神世界中至為核心的一個方面； 不揭示此，就不足以真正理解李漁。李漁在世時，被視為「俳優」；在魯迅筆下，他是一個「幫閒」。但無論是「俳優」還是「幫閒」，只是李漁個性的一個方面，是他入清後為生存與享樂扭曲自己真性情而造成的，並不代表他人格的全部。李漁在《胡上舍以金贈我報之以言》一詩中自道「外卑而內崇」，其《贈吳玉繩》詩又說「我性本疏縱，議者憎披猖」，因此，當李漁摒棄世俗的羈絆，不避疏狂，如其《一剪梅•述懷》詞中所云，以其「傲骨犯時嗔」時，就個性煥發，彰顯其強烈的懷疑精神與獨立的批判品格，迸發出石破天驚、至為可貴的啟蒙思想。
所謂啟蒙，簡言之，就是以懷疑精神、批判精神與科學理性，反對封建傳統思想與宗教的束縛，擺脫愚昧與迷信，傳播新知識與真知識，倡導思想自由與人的個性發展等。李漁在當時固然不知何為「啟蒙」，然其思想的若干重要方面，以現代眼光觀照，實深契啟蒙要義。
反對凡事必「依傍聖賢」
李漁生活在封建專制盛行的時代，卻決不作思想史上的「凡是派」；相反，他以世所罕見的勇氣，像尼採所主張的「重估一切價值」那樣，重新審視、批判封建社會中被目為至高無上的「聖賢」與「經典」。
李漁在《論唐太宗以弓矢、建屋喻治道》一文中，批評後人對魏徵評價不公時寫道：「後人明知其（按：指魏徵）是而強欲非之，不過依傍聖賢，襲取現成字句，到處攻人之短，凡有意同於聖賢而詞別於經史者，即呼為叛道離經」，進而驚世駭俗地寫道：「殊不知天下之名理無窮，聖賢之論述有限，若定要從聖賢口中說過，方是名理，須得生幾千百個聖賢，將天下萬事萬物盡皆評論一過，使後世說話者如童蒙背書、梨園演劇，一字不差，始無可議之人矣。然有是理乎哉?」
更難能可貴的是，李漁不但認為「名理」，或者說真理，未必盡出「聖賢」之口，進而在《讀史志憤》一詩中指出「聖賢不無過，至愚亦有慧」，嚴厲誅討世俗的「功必歸聖賢，過則委愚昧」，並在《論趙普之諫太祖》一文中嘲諷「拘儒」：「須是印板刊定之事，方為所取，苟無成樣，未有不為所棄者也。可笑哉！」 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酣暢淋漓、一針見血地懷疑並否定一味「依傍聖賢」之不足為據，甚至了無諱飾地指出「聖賢不無過」，並譏刺「拘儒」論事之刻板，而肯定普通百姓的思想與智慧，鮮有論者，誠能啟愚立懦，大有弘揚思想自由與張揚人的個性之偉大價值。
作為此種反對凡事必「依傍聖賢」的具體實踐，李漁對元以來在封建統治者那裡有極高地位的朱熹的有關論述，決不盲從，而有極為直率的批評。一方面，李漁在《閒情偶寄》卷二《詞曲部下》中毫不客氣地指出朱熹有關註解《孟子》的錯誤；另一方面，他對以朱熹為首編撰的《資治通鑑綱目》並不迷信。李漁《論劉知遠先正位後興師》一文直言不諱地寫道：「《綱目》之文，亦有可以為法而實不可以為法者。」張蓼匪於此有評云：「其（按：李漁）於朱子《綱目》，尚多諤諤之詞，況其他乎？」在《閒情偶寄》卷二《詞曲部下》中，李漁甚至說：「由是觀之，《四書》之文猶不可盡法，況《西廂》之為詞曲乎？」王宓草因此在評點李漁的此類文字時，謂其「石破天驚，轟雷四起」，不失為知人之言。 凡此，無不昭示李漁令世人為之震驚的頗具戰鬥性的啟蒙思想，猶如李贄之「顛倒千萬世之是非」（李贄：《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之出現在晚明思想界。
休咎不在物在人
李漁既對現實世界中的「神話」——「聖賢」與「經典」——決不盲從，多有批判，他對另一個虛幻世界的「神話」——當時社會盛行的鬼神信仰與命定論——同樣深表懷疑，並給予猛烈的抨擊，發表過不少振聾發聵的精闢見解，這是李漁石破天驚啟蒙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
李漁之不信鬼神，最典型的例子是崇禎二年父親去世後，寫了一篇《回煞辯》，斥責「回煞」之說的不可信。「回煞」，就是指人死之後，化作兇神惡煞，於某個日子回家，活著的人當舉家徙宅躲避，是謂「趨兇避吉」，否則必有災難。這大抵是殷俗尚鬼、士大夫欲神生死之事而形成的一種迷信，但當時蘭溪鄉民奉之若神。
《回煞辯》中李漁自道「生平惡聞影響之談，於妖邪惑眾之事，必闢之是力」，因此據理反駁，將那位「日者」，即勸李漁當於某日離家以避「煞神」的佔候卜筮者，批得體無完膚。惟是之故，李漁《問病答》一詩亦云：「予為孔子徒，敬神而遠之。奧灶兩無媚，長謝為君辭」，明確表達就是生病了，也要放棄向鬼神祈禳，表示對鬼神的不迷信。
其《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一文也認為「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李漁之為五顯嶺廟寫的對聯，則對此更有精粹之表述：「善者敬神，惡者畏鬼，究竟都非異物，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一語，頗同他在小說《夏宜樓》中所說的「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要之，李漁之謂「須知鬼神出在自心頭」、「從來拜神拜佛都是自拜其心」等，無不是用極為曉暢明白的話，卻說出了對鬼神的深刻認識，對世俗迷信的憤懣，若醍醐灌頂，喚醒世人，皆為精警不刊的經典之論，彰顯非凡的啟蒙精神。
李漁誠然不信鬼神，那麼，他是否相信「命定」？李漁詩中不止一次提及自己之所以不能中舉，是因為「命」不好。《榜後柬同時下第者》云：「才亦猶人命不遭。」《清明日掃先慈墓》云：「一命無榮子不才。」如果李漁真的信「命」，那就難以解釋他果真不信鬼神。在筆者看來，李漁之謂 「命不遭」等，其實只是託詞，藉此發洩他對於封建社會科舉考試不公正的憤怒。當李漁比較理性地思考「命」的時候，他是不信「命」的。李漁在《烏鵲吉兇辯》中就明確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善者得災異鮮兇，不善遇麟鳳非瑞」。與此相關，李漁也不信「數（天數）」、「上帝」、「天命」等。在《論李廣數奇》一文中，李漁就認為「廣之死，非死於數，乃死於武帝誡青之一言」；其《月蝕》一詩甚至謂「上帝猶藉力，何況居人間」，則上帝也不是萬能的；而《論宋太祖之得天下》一文指出改朝換代真正仰仗的，也是人力而非天命。
要而言之，李漁既激烈地反對鬼神信仰，也痛斥命定論。至為可貴的是，李漁十分深刻地指出「休咎不在物在人」，即人的因素第一，這既是一種頗具科學理性的唯物論思想，同時無疑也是一種極富於啟蒙精神的進步的人學思想。
二十一史為何存疑
李漁在《笠翁別集》之《弁言》中說：「予獨謂二十一史，大半皆傳疑之書也。」他在《讀史志憤》中則寫道：「一部廿一史，謗聲如鼎沸。不特毀者怨，譽者亦滋愧。」此詩還有一小序：「此予《論古》（按：即《笠翁別集》）一書所由作也。」李漁認為二十一史大半皆傳疑之書，可見是他十分確鑿的一貫的看法。
在中國現代，惟有梁啓超、魯迅與毛澤東等少數傑出的學者、思想家與政治家，方有此卓識。梁啓超在《中國史界革命案》中說：「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魯迅在《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一文中，同樣高屋建瓴地指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梁啓超與魯迅皆認為二十四史並非都是真的歷史，不過是帝王將相的「家譜」而已，這實際上指出了二十四史的多有不可信。蘆荻在《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一文中敘述毛澤東評論二十四史的話說：「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
李漁時代只有二十一史，但他第一個目光如炬地揭示中國古代正史的真面目，不獨是他對中國古代史學研究的傑出貢獻，同時也具有非同尋常的思想啟蒙意義；如果我們聯繫李漁《笠翁別集》的寫作緣由，就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
李漁在《笠翁別集》之《弁言》中說：「讀古人書，聽人論古事，有跡涉荒唐、情背謬於義理、不能取信於五尺之童者，而老生宿儒，皆推心置腹，借信之不已」，「蓋宋儒非他，皆工於信史者也」。李漁所說的「老生宿儒」，主要就是指「宋儒」。李漁因此要替古人翻案，並說自己「所論議，大約合於宋人者少，而相為犄角者眾」。前述李漁對朱熹之《綱目》「尚多諤諤之詞」，他之作《笠翁別集》，在一定程度上，不妨說正是針對宋儒而發，這自然也包括朱熹；而人們在那樣的時代，誠如朱彝尊在《道傳錄序》中所說「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
李漁則不然，他鼓吹凡事「不必盡準於古」（見《蘭溪縣誌》），認為「若謂古人在在堪師，語語足法，吾不信也」（李漁《窺詞管見》第四則），其《論堯讓天下於許由，湯讓天下於卞隨、務光》一文甚至認為堯、舜時之世風「未必上於今日」。作為此種懷疑精神的積久沉澱與高度升華，《不登高賦》中自道「好與古戰」的李漁，因此敢於挑戰權威，不迷信正史記載，通過仔細研讀，顛覆性地道出了二十一史的真面目，令人茅塞頓開，耳目一新，無疑具有巨大的思想啟蒙價值。
李漁之能具有石破天驚的啟蒙思想，最為關鍵的是因為他能夠一空依傍，不拘格套，富於獨立思考。李漁《釋義》（即自序）有云：「凡餘所為詩文雜著，未經繩墨，不中體裁，上不取法於古，中不求肖於今，下不覬傳於後，不過自為一家，雲所欲雲而止。如候蟲宵犬，有觸即鳴，非有摹仿、希翼於其中也。」可見李漁在其內心深處真正崇尚獨的是獨立的人格與自由的思想。
其次，這也與明代中後期知識界出現懷疑主義思潮不無關係。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和信仰》有云：「明代中後期王學在士人中的盛行，給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帶來的，是一種自由的風氣」，「人們趨向於懷疑主義的思路，原本統一的意識形態被各種懷疑態度瓦解，思想世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裂縫，知識階層逐漸建構了相當寬鬆的言論空間」。
李漁的思想中明顯地有王陽明「心學」與王學左派李贄「童心說」的印記。王陽明與李贄無不富於懷疑精神而崇尚思想自由，深具批判品格。王陽明《答羅整庵少宰書》就主張「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而李贄《童心說》則鼓吹「童心」，其要義皆是據「心」來定是非，不是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而李漁在《閒情偶寄》中亦謂「我之所師者心，心覺其然，口亦信其然，依傍於世何為乎」，足見其亦步亦趨。
另者，李漁勤奮讀書，「博物洽聞」（王仕雲《笠翁別集》之《敘》）。凡此，與前述顯示李漁傲骨的「疏縱」、「披猖」本性結合起來， 因此他才能「觀人有別眼，論事有別見，行文有別腸」（李漁《論唐太宗殿庭教射》一文後張蓼匪之評點），勇於質疑，敢於批判，擁有如黑夜中閃電般抨擊社會、洞見歷史真相的石破天驚的啟蒙思想。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