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種解脫，而活著才是一種勇氣。他承受腐刑加身，卻鑄就第一史書。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這是魯迅對司馬遷所著《史記》的評價，肯定他極高的文學和史學價值。《史記》作為二十四史之首，卻是司馬遷以男子的尊嚴換來的。
朝議是參政議政的角力場，稍有不慎便會引火燒身。天漢二年，漢朝將軍李陵率領五千步軍作為偏師出徵匈奴，卻遇到八萬匈奴主力，在血戰之後終因寡不敵眾、孤立無援而被捕投降。消息傳來，漢武帝震怒，朝野上下一片喊打喊殺之勢。
然而司馬遷是一個極具正義感之人。面對武帝的召問，司馬遷力排眾議，奉李陵為國士，為其遊說，以致觸怒龍顏，被定誣罔之罪，將臨大闢之刑（即死刑）。司馬遷在劫難逃，可選之路只有2條。
以錢贖罪。漢初承秦苛法之餘，未有贖罪之制…… 武帝時期可使犯法者贖罪。武帝時以錢贖死並非定製。元狩元年非官吏贖死金最少為二斤八兩。按「金重一斤，值錢萬」來折算，贖死錢二萬八千。司馬遷被定罪前的資產我們無法準確統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有心贖死卻無力贖死，贖錢應是無法支付的天文數字，況且司馬遷觸犯的是皇帝，代價或許更高。以宮（腐）刑贖罪。漢文帝曾廢除宮刑，景帝時期復用，並詔令「死罪欲腐者許之」。宮刑之所以可以替代死刑贖罪，正在於臨刑前後的生不如死。如無戰勝死亡的勇氣，斷不可承受這百日之苦；如無向死而生的堅忍，絕無法承擔那一生之痛。在《報任安書》裡司馬遷極言宮刑之重、刑後之慘。此番刑餘之人，活著並不比死了輕鬆。死亡是一種解脫，而活著才是一種勇氣。活著是因為有更大的事業還等著司馬遷去完成，那就是編著《史記》。造化弄人，誰能想到司馬遷在九死一生後還能迎來飛黃騰達的機會。司馬遷以腐刑贖身死，出獄後被漢武帝欽點為中書令。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對自己的職位閉口不談，然而實際上漢武帝初設的中書令其職舉足輕重。中書令掌管內府，可出入奏事，俸祿千石。中書掌管的皆為機密之事，並且親近皇帝。所以司馬遷受宮刑之後卻當上更高的職位，司馬遷也是史載的第一位中書令。
判處司馬遷死刑的是漢武帝，在司馬遷以腐刑贖罪之後，漢武帝又委以重任。而面對使自己受到宮刑的罪魁禍首漢武帝的橄欖枝，司馬遷又選擇了接受。這一切不禁讓人感到匪夷所思，其實也不難理解。對漢武帝而言臣子不過是統治的工具，而對司馬遷而言《史記》的編著是他之後畢生的目標，而一個朝廷高位和不菲的收入對他編寫《史記》大有裨益。
中書令是漢武帝加強皇權的重要籌碼。武帝前，丞相叱吒朝堂，其在選官、彈劾、誅罰、主持朝議擁有很大實權，地位顯赫，權傾朝野。漢武帝在丞相領銜的外朝之外，設置以兼錄尚書事的大將軍為首的中朝，以節制相權加強皇權。而中書令是武帝安插在中朝的重要棋子。而本身就眼中不容汙垢，學識豐富並且受到宮刑的司馬遷無疑成為中書令最好的人選。而司馬遷在中書令任上也得到了漢武帝的尊寵，俸祿和賞賜都源源不斷。
儘管身居要職，司馬遷為士人充當的官吏群體所暗自輕視，恐是不爭的事實。這也是為什麼在《報任安書》裡對自己的官位和職權隻字不提。
「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為了繼承祖業重振史家傳統，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為了實現人生價值，司馬 遷選擇堅強地活下來，選擇接受漢武帝的徵召。這是一種悲壯之舉，是對史家職責的恪守，對自己神聖人格的捍衛，對立名理想的不懈追求。司馬遷在常人難以承受的個人遭際中忍辱負重，以頑強的毅力繼續著《史記》寫作。
他寫刺客，寫遊俠，寫倡優，儒家傳統裡值得、不值得注目的，他都寫。司馬遷不為任何人學說搖旗吶喊，諸子百家，讀書人與豬狗輩，他認為史學都要去容納，去理解，去共情。他不像官修史書，高呼政治正確，只記大人物。他不避險，也不迎合任何人。他重視個人的細節描寫，以大量個人傳記組合成一部宏偉的歷史。讀史者，當讀《史記》！《史記》無愧於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評價。
《史記》對後世的影響尤為深遠，《史記》是我國古代第一部通史，從遠古時代的傳說，到漢武帝時代的歷史，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天人到各民族的關係、中外的交流等等，都有廣泛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