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這部偉大的著作,後人稱它為「史記」,但在漢代卻被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直稱「太史公」。漢人所謂「史記」,一般是泛指古史,司馬遷在自己這部書裡屢稱「史記」,也是這個意思。在我國古代文化典籍裡,《史記》是一部謹嚴博大的歷史巨著。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大部分,共計一百三十篇(卷),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本紀」、「表」、「書」、「世家」、「列傳」,是《史記》的五種體例。
十二本紀,記載從黃帝以至武帝各代帝王的興廢和政治大事。「本紀」,就是將事體的始末,用年月加以貫穿和記載的意思。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說:記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而帝王書稱記者,言為後代綱紀也。這種體例並不是司馬遷首創的,因為《大宛列傳》的論贊曾經指出,先秦已有《禹本紀》一書,這表明「本紀」一體,遠在古代就有了。至於司馬遷作十二本紀,為什麼取數「十二」?向來都認為這是他仿《春秋》十二公而來的。這種看法的可靠性不大。司馬還志於繼《春秋》而述作這是事實,但「十二」這個數字對於《春秋》十二公說來,只能是一種巧合,未必具有一定的意義。十表,分為「世表」、「年表。、「月表」三種,按世代年月分別記載歷史大事。「表」的含義是什麼呢?東漢應劭說:「表者,錄其事而視之。」司馬貞在案語中加以解釋道:禮>有《表記》,而鄭玄雲:「表,明也。謂事微而不著,須表明也,故言表也。可見,「表」的用意,就是按年月次序,提綱挈領地列舉歷史大事,使人一目了然。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裡說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古代一些典籍,由於年月不明,給歷史帶來許多不確切的記錄,司馬遷感到非常惋惜而作此十表。在《三代世表》序裡,他這樣寫道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可錄.這說明,司馬遷在自己的實踐和前人的經驗教訓裡,對年月在記事上的重大作用和意義,有了多麼深刻的認識。
「表」這種體例,導源於春秋時的譜牒舊聞。司馬遷在《三代世表》序裡指明,先秦已有《五帝系諜》和《尚書》,另外在《十二諸侯年表》序裡提到,先秦還有《春秋歷譜諜》等書。可見在古代,「表」也是記事常用的一種體例。司馬遷在《史記》裡,繼承了這種體例,並加以創造性地運用,分別用「世表」、「年表」、「月表」三種形式,把歷史大事分門別類地臚列出來。十表記事,「旁行斜上」,眉目清楚。其中,前四表記事頗詳,後六表記事較略。它們都能自成體系,而且還能和《史記》其它部分互相闡發。不過十表所列舉的歷史大事,和其它部分的記載,也有不盡相同的地方,如《六國年表》與世家所載不符即是一例。十表的內容,雖有繁簡之差,但並不影響它們和其它部分的關係,其作用和其它部分一樣;無論是前四表或是後六表,對於後世的歷史學者,同樣都是不可偏廢的歷史資料.《史記》的第三部分是八書。在這一部分裡,對古代社會的經濟概況、文物制度、風俗習尚以及山川水利等等,都作了專門的載。「書」在古代,是「五經六籍」的總名,它反映了整個古代社會的文化面貌。司馬貞說:「八書,記國家大體。」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去下註腳的。實際上,「八書」確也是由司馬遷對古代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專門論述和記載所組成的,象《平準書》,就相當詳盡地記載了西漢幣制的演進情況和人民的經濟生活;《曆書》保存了古代天文和歷數學方面的重要資料(這和後來班固《漢書》裡的《律曆志》同樣重要)《河渠書》則記載了我們祖先在幾千年前就懂得興修水利、和自然災害作鬥爭的事跡;還有其它各「書」,對於先秦以至漢代的典章制度,也無不詳加闡述。總之,若單就各「書」而言,它們和今天的專門科學史有些類似;若從「八書」整體來看,它又初步具有文化史那樣的規模和性質。
這種體例,清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裡說是「史遷所創」;唐劉知幾在《史通》裡則以為,八書所記,「多效《禮經》」。前者是從《史記》對後世史學的規範上著眼,後者則從《史記》和先秦史學的淵源上立論,兩說其實並不矛盾。這種體例,固然可以遠溯至古代的《禮經》、《樂經》和《尚書·禹貢》篇,但它一經司馬遷的繼承和發展,便給後世史學開拓了更廣闊的天地,卻也是不容抹煞的事實。象《漢書》裡的「志」,以及後世史法上的「記」、「典」、「錄」、「說」諸體,就無不師法和導源於此。它們的名目雖異,而體統、義法則一。所以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司馬遷在這方面是繼承、創新都兼而有之的。「本紀」、「表」、「書」之後是「世家」。這一部分主要是記載諸侯王的大事,間而述及歷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跡。因取「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之意,所以稱為「世家。這種體例,比之於「本紀」,除了記載的人物,其名分和地位有所不同之外,編次和用意大致相同。趙翼說《史記·衛世家》贊:「餘讀世家言,云云。」是古來本有世家一體,遷用之以紀王侯諸國。由此看來,「世家」一體也是由來已久了。
在《史記》的「五體」裡,惟有「世家」一體,對後世史學關係較少。自班固以下,侯者和「世世有祿秩之家」,不是被史家列入「本紀」,就是被劃歸到「列傳」裡去記載,可以說是沒有人再沿用此體了。《史記》的最後一部分是「列傳」,這是全書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所包含的內容極廣,記載的對象,有形形色色的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物。它和「本紀」、「世家」一樣,以人為鏡,以事為緯,組成一個整體,即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大事,並表示作者自己的觀點「列傳」這種體例,以前並沒有人用過,它完全是司馬遷創立的。劉知幾著《史通》時,曾經特別談到。劉知幾在《史通》裡,曾把唐以前的史學總括成大家」,並將史書的體例歸結為「二體」。「六家」,就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漢書家」,「二體」,就是「編年體」和「紀傳體」。在史學上,《史記》是「六家」之一。在體例上,「編年」體,創始於《春秋》,後來荀悅的《前漢紀》和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等,就是沿用「編年體」寫作的。「紀傳」一體,濫觴於《史記》,諸如班固的《漢書》以及歷代的「正史」,就是沿用「紀傳體」寫作的。《春秋》是我國的第一部編年史,而《史記》則是我國的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司馬遷在總結和繼承先秦史學的基礎上,運用「本記」、「表」、「書」、「世家」、「列傳」五種體例,將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這段時期的事跡,加以系統地記載,並作了謹嚴的論述,實際上,這也是我們中華民族在這三千年間那些傑出的歷史人物種種活動的記錄。總之,司馬遷創立紀傳體的意義是極其深刻的,宋代史學家鄭樵對此作了極高的評價,他說:《史記》)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通志·總序》後來清代史學家趙翼也認為: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自此例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二十二史札記》卷一事實上,自班固《漢書》以下至《明史》這二十三部史書,在名目和門類上,儘管有所改變,但都有「紀」有「傳」,絕無例外地沿襲了《史記》的體例。《史記》的出現,是我國歷史學的一個巨大發展;在我國史學史上,承前啟後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