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做人還是做事，都要講誠信，這是孔子的一貫主張。子貢向孔子請教從政之事，孔子認為，要想做好政事，應做到三個方面，即「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如果三者只能選其一的話，孔子保留了「信」，因為「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不能取信於民，國家將無所依靠。對於國家，「信」是必不可少的，對於個人，同樣不可或缺，孔子認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可見「信」在孔子心目中佔據著重要地位。
孔子如此強調誠信的重要意義，可是有一回他卻背棄了誠信，讓他的學生都覺得不可思議。
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鬥而死。」鬥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途經蒲邑,恰逢衛國大夫公叔氏佔據蒲邑反叛,蒲邑人圍堵住了孔子。有個叫公良孺的弟子,自己帶著五輛車跟隨著孔子。他身材高大，品行賢良,勇力皆備。面對如此困境，他慷慨激昂地對孔子說：「弟子昔日跟著老師您在匡遭遇危難,如今又在這裡遭遇危難,這就是命中注定吧！我與老師一再遭難,今天寧可拼死一搏。」他跟蒲人打得難解難分，蒲邑人有些害怕,覺得勝負難料，就對孔子說：「如果你不去衛國,我們就放了你。」孔子當然也不想通過武力解決問題，就和他們訂立了盟約,於是蒲邑人將孔子從東門放走。出了東門，孔子繞道接著前往衛國。子貢有些困惑，向老師問道：「訂立好的盟約難道可以背棄嗎？」孔子說：「這是被要挾訂立的盟約,神都不會理睬。」
孔子一邊主張誠信，一邊又違背誠信原則擅自背棄盟約，這可不可以理解為孔子本身就是「言而無信」呢？看一下孔子的另一句話，我們就能深刻理解孔子思想的真正內涵了。
孔子講：「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論語.子路》）他把「言必信，行必果」者稱作「小人」是不是令人不解呢？要想理解孔子的真意，關鍵就在於那個「必」字。「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的「必」就是絕對肯定的意思。孔子反對不重實際的絕對化作法，體現了其思想方法的靈活性和辯證性。
孟子為孔子前邊的那句話做出解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孟子.離婁下》）「言」是否一定要「信」，「行」是否一定要「果」，關鍵在於是否體現了「義」的原則，不義則言不必信，不義則行不必果。受到武力脅迫籤訂的盟約不符合義的要求，孔子不能接受，於是用謊言敷衍過關。
另外，孔子曾講：「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子罕》）是說有些人，可以與他依禮行事，但未必可以與他通權達變。事有輕重，權然後可知，知然後可變。拋棄背義之約，正是孔子對其權變理論的切身踐行；靈活對待誠信，正是孔子用行動對其權變理論所做的註解。
說白了，孔子無非是在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誠信，該講的時候一定要講，不該講的時候則可任爾東西南北風。其中的「該」體現的就是一個正義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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