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傳播學是對翻譯學學科理論建構和學科空間的一種新嘗試，是一種全新的視角學科研究範疇，即從傳播學的視角對各種翻譯現象進行外觀式的探察。借用傳播學的基本信息傳播模式，對翻譯過程中各個信息傳遞階段進行逐一論述，指出翻譯學科的研究可以從控制研究、文本分析、媒介研究、受眾研究、效果研究等幾個方面入手。翻譯傳播學是翻譯學學科向更為精細化、系統化的方向發展的結果，對翻譯學的理論建構和學科空間提供新的研究範式。
注：本文為2011年度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項目（教外司留[2011]1568號）階段性成果。
什麼是翻譯傳播學？國內外對這一理論的建構還處於探索階段，尚無定論。翻譯學科是一門開放式的學科，具有很廣的學科探索空間和餘地，為我們對這一學科的理解和闡釋提供了可能性。翻譯與傳播互為一體。翻譯是一種跨文化傳播活動，譯者作為翻譯傳播中信息的傳、受者，在翻譯中擔任的主要任務除了還原、重構和建構文本的意義之外，其還肩負著傳播文本信息的重任。信息在源語文本、譯者、目的語文本、讀者之間的交互流動，說明了翻譯與傳播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繫。孟偉根認為它「是翻譯學和傳播學交叉研究的結果，具體地說，是將翻譯及其傳播因素相聯繫，將傳播學和翻譯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相關研究，並以其相互關係及其機理為研究對象進行探索」，「從系統論角度審視翻譯、研究翻譯，對翻譯中的種種現象進行傳播剖析和闡釋」(孟偉根，2004：87-88)。
一門新學科的創立，必定有其獨特的研究對象與學科體系。國內有學者傾向於將「翻譯傳播學」定為「翻譯」和「傳播」的詞語聯合關係。但是，按照其獨特的學科體系來看，我們又會不自覺地將其界定為「翻譯+傳播學」，把研究重心落在了傳播學。如果為了在概念術語上與其它學科有所區別，將其作為一種體系的簡單劃分，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若與該學科所限定的研究對象不相對應，將翻譯學機械地歸類為某一學科的次級學科，那麼，這種做法會有很大的誤導性，不利於我們清楚地認識翻譯學科的跨學科性或學科空間。
一、翻譯傳播學的跨學科性
按照研究對象不同，我們往往將學科劃劃分為研究事物性質的學科和研究事物之間關係的學科。前者屬於本體類學科研究，後者為關係類學科或交叉類學科研究。按照目前的翻譯學科的發展現狀，我們可以將其歸為本體性學科研究的範疇；交叉學科或關係學科旨在揭示事物之間的關係，一般統稱為跨學科研究。有學者提出，「跨學科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是不同學科交叉出新的分支學科……；二是就某一問題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梅新林，2011）在翻譯理論研究中，出現了兩種學科的理論互借現象，如翻譯地理學研究地理與翻譯的關係、翻譯生態學研究生態與翻譯的關係等。關係學科是本體學科的進一步延伸和探索，為學科的理論建構和學科空間拓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關係類學科從本體類學科分化出來，是科學朝著系統、精細方向發展的自然結果。基於關係類學科的認識，翻譯傳播學的結構應是「（翻譯/傳播）學」，而非「翻譯+傳播學」。
翻譯是一種文化跨越地域、族群、民族和國家的傳播實踐，傳播是翻譯賴以生存的手段。由此看來，翻譯與傳播不是一般的並立關係，而是行為與手段的融合，是人類活動的內在邏輯和外在展現的交互關係。結合傳播要素來研究翻譯，是翻譯研究的一個新進路。許多翻譯現象，通過傳播學研究視角來加以關照，才能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結合傳播研究翻譯現象，是一個有待發掘的新領域，有些傳播問題也期待翻譯學闡釋。鑑於此，翻譯傳播學從一個獨特視角切入，對翻譯現象進行新的闡發與解釋。
二、關係視角下的翻譯學科體系重構
隨著科學的理論發展與多種社會現象的紛繁出現，單一學科的研究成果已經無法滿足對社會現象的詮釋和解析。如果我們把對未知世界的認識比作一個完整的科學圖譜，那麼單一學科的研究進路，只能是構成我們科學認識的某一重要組件。科學的本質在於探索、認識、揭示和還原自然和社會的原本面貌。學科的機械分類，是我們探索世界的某一種可能的、可靠的科學手段，其結果只能是對世界的某一「地貌」、「圖景」的有限揭示。
跨學科科學方法的出現，幫助我們採用多種學科的理論建構和方法論體系來重新認識和解釋舊有的和新近出現的現象。一般的做法是相互借鑑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論成果，對本體學科中的問題進行「跨學科式」的科學分析。這樣的做法看似有效地補充、彌補或增強了某一學科本身的解釋力，為人們認識世界提供了一種「新」的解決之道，但也只停留在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照，並沒有將學科的生命力釋放出來，仍然局限於學科圖譜之間內觀式的方法論層面，讓我們在開展深層的世界探知方面缺乏一種全景式的科學視角。
科學是解釋世界的一種可能手段。某一學科的理論圖譜，是整個科學圖譜的有機組成部分。翻譯學是專門解釋翻譯現象，揭示翻譯本質的一門特殊學科，儘管學人試圖對各種翻譯現象進行科學的闡釋，但仍然屬於一種內觀式的探究。
如果說翻譯是一門研究翻譯現象的獨特的學科圖譜，那麼採用其它學科的理論與視角來對其各種現象進行切入式的探究，那麼這個圖譜將會變得更為完整，更為系統化。翻譯傳播學用傳播學的原理和理論對翻譯活動中出現的各種現象提供嘗試性的解釋，是一種視角學科的研究進路，對翻譯現象進行外觀式的察看和分析。由此觀之，對翻譯的研究，我們可以通過社會學、心理學、地理學、生態學等學科視角來對其加以完整的解釋。國內最新出現的兩本專著《翻譯地理學》、《翻譯生態學》等即是新學科視角下的翻譯學研究成果。（許建忠，2010；2009）
三、翻譯傳播學的理論框架與學科空間
20世紀40年代以來，傳播學在世界的長足發展，為我們理解和思考翻譯學的理論研究和學科建構提供了一種可能性。翻譯活動本身所具有的信息傳播本質，為我們參照傳播模式來建構這一學科的理論，拓寬它的學科維度提供了可供依循的思路。美國著名的傳播學家韋伯·香農提倡的傳播學「五W模式」（即：傳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與拉斯韋爾創建的傳播研究理論框架（即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研究、受眾研究以及效果研究等五大模塊）（郭慶光，1999），對我們重新審視翻譯學學科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翻譯是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之間依託文本（包括原本與譯本），藉助媒介，通過譯者和讀者重新解讀來進行的信息傳遞、流通的動態過程。翻譯過程中的信息流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文本創造者通過媒介將源語文本直接輸送給目的語讀者，並得到他們的反饋，達到相應的傳播效果；二是譯者選取源語文本，通過翻譯活動，創造出譯本，通過媒介將譯語文本呈現給目的語受眾，在受眾接受和理解的過程中產生一定的傳播效果。前者為文本信息的一度傳播階段，後者為文本信息的二度傳播階段。這兩個階段交互作用，互為一體。
（一）翻譯的操控研究
翻譯傳播活動是在特定的生態環境中進行的，必然受到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情境性因素的影響。我們應該對以下幾個層面的問題加以思考，即在源語文本層面：誰創造了源語文本並帶有什麼樣的目的？源語文本是在何種環境下產生的？它緣何變得如此流行？誰選擇了這個文本？翻譯這個文本的原因何在？這一翻譯活動受何種因素操控？在譯者層面：譯者由誰選定？選定譯者的標準是什麼？譯者受什麼樣的制度或政策影響？譯者應遵循何種職業規範和翻譯標準？在譯本層面：譯本的目的何在？要達到什麼樣的效果？誰控制著譯本的發行與傳播？
譯者在翻譯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在翻譯活動中，譯者除了要考慮源語文本生成的各種情境要素之外，還應履行好「信息把關人」的角色，在傳播制度和翻譯政策的約束下開展翻譯實踐活動。因此，在從事翻譯實踐之前，譯者首先需要了解源語國家和目的語國家的基本法律制度、社會規約以及傳播政策等，主要涵蓋國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社會利益群體和經濟勢力的經濟控制以及思想文化和社會監督方面的文化控制。(章方，2005) 翻譯是一種特殊的跨文化語際交換和傳播活動，譯者除了要精通外語之外，還應具備淵博的背景知識，這樣才能足以應對各種類型的文本題材。
（二）譯本的文本分析
翻譯的文本分析主要是對譯本本身的闡釋與解讀，主要包括譯本的文本類型、文本的層次結構、源語文本與譯本的對照和比較、譯本的接受度、文本的文化內涵與傳譯途徑以及源語文本與譯本的互文關照等。翻譯的文本分析一般從口頭傳播與文字傳播兩個方面來進行，對譯本的表徵項及其特徵項進行科學性的選取和闡釋，具體地講，即從一個無結構的原始文本轉化為結構化的計算機可以識別處理的信息，對文本進行科學的抽象，建立它的數學模型。
由於翻譯文本是非結構化的數據，要想從大量的譯本中挖掘有用的信息就必須首先將譯本轉化為可處理的結構化形式。為了準確到位地分析譯本，我們就有必要對譯本的文本向量做進一步淨化處理，在保證源語文本含義的基礎上，找出譯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文本特徵。
（三）譯者的角色研究
翻譯類傳播關係的最大特點是存在一個再傳者——譯者，原作需要經過譯者的二度傳播才能與受眾見面。譯者是譯本的創作者，在他們的兩側是源語作者和譯語受眾，對於源語文本作者，他們既是受傳者又是再傳者，對於受眾，他們既是傳播者又是引導者。
1．譯者與作者之間的關係
譯者與作者之間是一種合作關係。在翻譯類傳播活動中，譯者與作者處在同一傳播體系中，作者為傳播者，譯者也為傳播者。就傳播文化於受眾而言，二者扮演的角色不是各自獨立的，作者實施第一次傳播，譯者實施第二次傳播。作者對譯者具有相對的制約性和支配權，譯者依附作者並幫助他完成作品在異地的再創作和傳播。譯者與作者相互配合，共同再造新文本。
譯者與作者之間又是融合的關係。譯者譯書多是受人之約，或是利之所在，以此謀生者有之，憑興趣翻譯者亦有之。譯者與作者融為一體，翻譯成為與作者的共鳴和結合。譯者與作者在翻譯中難分難解。
2．譯者與受眾之間的關係
譯者與受眾的關係是翻譯活動中的另一種傳受關係。其特點為，譯者是信息的再傳播者，受眾通過譯者與作者間接對話，受眾對原作和作者的認識是建立在譯者對原作和作者的認識之上的。因此，譯者的閱讀會影響譯品受眾對原作的認識，進而影響受眾對原作和作者的判斷、信賴和接受。
翻譯傳播有別於其它傳播的主要特點是傳遞相異性和接受相異性。受眾在接受信息時常常「預先就有趣味方向或預存立場」。（邵培仁，2002：218）這些在信息接受的整個過程中直接影響他們關注什麼和怎樣關注。
譯本的受眾像一般意義上的受眾一樣是複雜多樣的，特別是在社會急劇變化，觀念不斷更新，多種價值觀並存的今天，受眾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他們在傳播環節中的主體地位日益得到重視。對受眾的研究顯示，作為譯本消費的一方，他們不但有多種選擇的機會，還有接觸不同媒介的可能；他們常常影響和介入翻譯的選題，甚至譯本的生產。儘管如此，這不意味著受眾就不需要引導。當媒體炒作介入跨文化消費時，譯者的合理引導顯得尤其重要。（章方，2005）
（四）翻譯的媒介研究
在任何一種翻譯過程中，媒介都擔負著重要的傳輸信息任務，它是文本信息傳輸、承載的工具和手段。無論是筆譯還是口譯，都離不開對一定形式的媒介的依賴。媒介形式的有效選擇與合理利用，直接影響翻譯的效率、速度、質量和規模。歷史上任何一次大規模的翻譯活動，都與特定時期的媒介技術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繫。媒介技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口語傳播、紙質傳播、電子傳播、網際網路傳播、新媒體（如手機）傳播等五個發展階段，每個階段的翻譯活動都呈現出某種媒介特質。媒介技術的創新與多樣性發展，為我們開展各種形式的翻譯活動創造了硬體條件，翻譯的形式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如口語翻譯、紙質翻譯、同聲傳譯、計算機輔助翻譯等等。可以說，沒有媒介，就沒有翻譯。
作為翻譯傳播中信息的把關人或中介，除了加強個人的專業素養之外，還要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既要了解各種媒介的類型和特點，還要對傳播媒介的選擇與翻譯文本之間的關係有一個系統的認識。唯此，才能順利地開展翻譯活動，高效而又準確地將譯本信息傳遞給目標人群或受眾。如今，隨著網絡技術的快速發展，新型媒介手段的不斷湧現，對譯者的媒介素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於翻譯研究者和傳播者來說，也需要對媒介進行深入地了解和認識，這樣才有助於翻譯學的健康發展。
（五）翻譯的受眾研究
受眾研究，是翻譯傳播學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對受眾進行理性地分析，翻譯活動的傳播效果和質量就會大大降低。簡單地講，受眾是翻譯效果的檢驗者，是信息傳播的最終歸宿，沒有他們的能動參與，翻譯活動無法趨於完整。同時，受眾又是翻譯傳播活動中整個文本信息的構建者，他們與作者、譯者一道，對文本的意義進行協商、建構與闡釋。可以說，沒有積極的受眾，就沒有成功的翻譯傳播。（迪金森等，2006）
由於語言、文化、教育背景及生活環境等的差異，受眾對翻譯文本的理解方式、關注內容、需求層次也具有個體性的差異。受眾又是某一特定社會的公民，他們同時具有某些共同的群體性特徵。加上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習慣、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以及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等因素，為我們研究受眾或受眾群增添了很大的難度。這就要求我們在從事翻譯傳播研究時，必須對譯本的目標人群（或受眾）加以先期調研，包括地域文化、社會階層、教育背景、年齡層次、職業類別、性別比例以及價值取向等諸多方面，在開展翻譯傳播活動之前對這些因素進行科學地界定、歸類和分析。另外，我們在科學地分析受眾的構成和類別的同時，還應該將閱讀倫理、審美方式、心理預期、人文精神等要素考慮在內。井噴式信息革命的到來和新媒體技術的突飛發展，如何有效地為受眾提供他們認同的、急需的文本素材，成為當下翻譯工作者們面臨的新課題。
（六）翻譯的效果研究
1977年，美國傳播學者伊萊休·卡茨（E· Katz）首次對過去42年的傳播效果研究進行觀照掃描、歸納比較（李金銓，1981），為後來的研究開了先河，成為傳播學界經驗學派的重要研究範疇，以沃納·賽弗林 (Werner.Severin)、埃弗裡特·M·羅傑斯（Everett M.Rogers）與丹尼斯·麥奎爾(Denis McQuail)為代表。傳播效果研究主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對個人效果產生的微觀過程分析；二是對社會效果產生的宏觀過程分析。一般來說，這兩個方面的研究基於對傳播效果的分層次理解。
翻譯，作為一種特殊的信息傳播活動，其傳播效果是評價翻譯質量的重要參考標準，因而，翻譯文本的傳播效果，也是譯者/譯者群應當投以關注的研究範疇。傳播效果，是指傳播者發出的信息經媒介傳至受眾而引起受眾思想觀念、行為方式等的變化。在狹義上，指具有宣傳或說服目的的傳播行為在傳播對象身上引起的心理、態度和行動的變化，通常意指傳播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實現的傳播者的意圖；在廣義上，指大眾傳播媒介的活動對受眾和社會產生的一切影響和結果的總和。在翻譯傳播效果研究中，主要以譯本的大眾傳播活動對社會的宏觀效果為評判尺度。譯本的傳播效果是檢驗翻譯傳播活動成功與否的首要考量。如果傳播者發出的信息不被目的語受眾所理解、接受並認同，那就失去了其傳播意義。
翻譯傳播是否有效，一般受源本的適當性、譯本的適讀性與傳播手段的適度性等因素的影響。當然了，我們還要考慮受眾的閱讀能力。比如，譯本中新詞出現的頻率與比重，對傳播效果的影響尤其顯著。最新的接受研究成果證明，翻譯效果不僅受譯者身份、譯本風格和傳播政策的影響，受眾自身的屬性，也就是他們的閱讀興趣、價值取向、信仰觀念等方面的個體/群體差異，同樣制約著翻譯傳播的終極效果。
除此以外，噪音因素是影響翻譯傳播效果的又一重要因素。在信息傳播過程中，阻礙、減弱或減緩信息流通的因素統稱為噪音因素。任何阻礙有用信息流通的障礙和不屬於信息來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傳播學研究中的噪音。（郭慶光，1999）通常上講，噪音存在於翻譯傳播的每一個環節，它影響著傳播過程與傳播效果。比如，政治幹預、人為控制、自然災害、種族歧視、社會偏見、等級觀念以及媒介手段的使用不當等等。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甚至幹擾著翻譯傳播活動。因此，我們在研究翻譯時，應該對它們加以重視，以保證源語文本信息在目的語語境中最大限度地得以傳播。
從傳播學的視角來看，翻譯過程事實上就是作者、源語文本、譯者、譯語文本和目的語受眾因為信息的傳播而構成的一個動態系統。從關係學科的視角來考察翻譯研究，為翻譯研究者提供了一個新的進路，有利於深入認識翻譯的本質，從而更好地處理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基本問題。譯者應充分發揮其信息流通的「把關人」作用，遵從有效選擇性原則，積極吸收和消化傳播學的有關理論，如傳播學的噪音理論、生態理論、反饋理論、控制理論等等，及時關注目的語受眾的信息反饋，從而最終實現翻譯的傳播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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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祥，蘇州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專業（國際傳播方向）博士，德國魯爾—波鴻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後；中國翻譯協會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國培計劃＂遠程英語課程專家；中國翻譯認知研究會理事；浙江省「新世紀151人才工程」第三層次人才；浙江師範大學中青年學科帶頭人。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出版專著1部，譯著1部，主編非物質文化遺產譯叢（美國海馬出版社）和中國三十年譯叢（坦尚尼亞出版社、索馬利亞出版社、喀麥隆出版社）英文、法文各1套；主持《劍橋非洲史》（8卷）、「中國三十年」外譯等大型翻譯項目；在《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中國科技翻譯》《當代外語研究》《歐洲研究》《德國研究》《外語教學》《上海翻譯》《中國社會科學報》等核心期刊與學術報紙上發表論文40餘篇。主要從事翻譯傳播學理論、中央文獻外譯等方面研究。主持和參與國家級、省部級項目多項，指導碩士研究生多人次獲國家獎學金、省優秀畢業生等獎勵或榮譽。
轉自：翻譯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