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出生於達爾馬提亞，身為皇帝禁衛軍統領的戴克里先於284年11月20日被推舉為羅馬皇帝時，這一切看上去似乎只是3世紀那段充斥了帝位篡奪與更迭的漫長歷史又一個無關緊要的章節而已。然而實際上，這次的新帝登基將非同以往。對於這一點，即便是對這位迫害基督教的皇帝並無絲毫好感可言的基督教歷史學家奧羅修斯（4世紀下半葉—約418）在5世紀初也予以承認，因為他在其簡明的世界史著作中引用如下的異教頌詞來指代戴克里先皇帝：「一個至今都不為人類所熟悉的狀況出現了：這是一個以彼此寬容為基石的國度，諸帝親厚敦睦，戮力同心，並不同以往地以公眾福祉為依歸。」
羅馬帝國的三世紀危機實際上，在戴克里先採取了一系列最初的例行手段並處死了禁衛軍長官阿帕之後，他便很快建立並實行了一套獨創的統治體系，而這一體系只有放在羅馬帝國公元3世紀危機的背景下方可理解。早在285年12月，這位沒有後嗣的新帝便將幾乎與其同齡的軍官馬克西米安升為愷撒。在286年春季，馬克西米安取得與高盧農牧民起義軍作戰的勝利之後，戴克里先又將其升為奧古斯都。293年，戴克里先致力於將二帝共治擴充為四帝共治，兩位奧古斯都分別設立一位副皇帝以輔佐政事：馬克西米安指定了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克洛盧斯為愷撒，而戴克里先自己則以伽列裡烏斯為愷撒。由戴克里先所創立的四帝共治與純粹傳統的諸帝共治模式有著諸多不同之處。前者皇權的傳承以功績與忠誠為導向，而將皇帝的嫡子排除在外——這樣一來，馬克西米安已經成年的兒子馬克森提烏斯便不在繼位人選之列。四位皇帝自稱為「朱庇特之後嗣」和「赫拉克勒斯之後嗣」，由此以這兩位羅馬神的直系後裔自居，通過這種排他的君權神授的意識形態，他們試圖從一開始就斷絕所有潛在篡位者的任何合法性來源。最後，在錢幣、銘文和藝術品上所大力宣揚的諸帝和睦的關係還需通過收養和聯姻得到進一步強化：愷撒被過繼為奧古斯都的養子，並與後者的女兒結婚。正如戴克里先作為這一革新構想的首創者在推行該制度時所計劃的那樣，最後這一構想最具革命意義的時刻便是，兩位奧古斯都於305年自願退位。兩位皇帝的在位時間在官方計算中經過了有意操縱，從而使得戴克里先和馬克西米安的統治時間變為等長。由此，便在奧古斯都和愷撒之間建立起了以十年為單位的虛構的對稱關係，這樣一來，帝位的傳承更替也就變得有據可依，且在較長時間內可以明確預見，即每一位愷撒都須在長達十年的在位時間內證明自身的能力，以便在十年之後接替退位奧古斯都的帝位，之後他們再指定兩位新愷撒，而後者又將經受相應的歷練。然而，這一在理想狀態下頗為讓人信服的帝位繼承制度僅僅通過了第一輪試驗。305年5月1日，在假定的二十年共同執政期滿之後，戴克里先和馬克西米安這兩位奧古斯都退位，君士坦提烏斯一世和伽列裡烏斯這兩位愷撒繼位為奧古斯都，並同時指定了兩位同樣出身於巴爾幹半島的軍人作為新愷撒，即塞維魯（Severus）和馬克西米努斯·代亞（Maximinus Daia）。
3世紀，帝位更迭之頻繁動蕩可謂聲名狼藉，在這一背景下，單是第一代四帝共治所延續的時間之長，就已非同一般，而這給4世紀的歷史學家帶來了這樣一種印象，即284年實際上標誌著一個重大轉折。這一轉折又更為突出地體現在戴克里先及其共治皇帝一系列其他改革努力上，因為他們的革新措施總體而言都傳遞出了這樣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即一群強有力的政治家和軍人極為堅定地要重建羅馬帝國的穩定與繁榮。
同時代的基督教作家拉克坦提烏斯（Laktanz，約250—約325）在其題為《論基督徒迫害者的死亡方式》的反異教著作中以充滿敵意的方式記錄下了涉及帝國內部組織架構的基本改革措施：「戴克里先……罪行的禍首元兇、弊政的始作俑者……為其統治設計了三個合伙人，並將世界一分為四，軍隊的規模也由此隨之增長，這是因為先前諸帝僅是一人獨自統治帝國，而此時四位皇帝每人都力圖擁有一支在數量上遠勝諸位先帝的軍隊……另外，為了讓恐懼充斥一切，各個行省都被肢解成小塊：許多總督和大量官員直接控制著每一個地區乃至每一個鄉鎮，眾多的財政官員、行政人員及軍官副手亦是如此。」在此處，拉克坦提烏斯巧妙地將史實和具有傾向性的價值判斷結合了起來。然而，我們並不能據此認為四位共治皇帝在事實上將帝國瓜分了，更確切地說是戴克里先致力於通過一種非正式的方式將四位皇帝的權限範圍加以分配，以提高帝國的行政效率，而這種權限範圍絕對不可誤讀為嚴格意義上的領土單位。戴克里先自己專注於東方，馬克西米安主要統治非洲、義大利、西班牙及多瑙河流域西部，君士坦提烏斯一世負責管理高盧和不列顛，而伽列裡烏斯則分治希臘和多瑙河中遊地區。拉克坦提烏斯曾暗指這一時期軍隊規模翻了四倍，帝國百姓的稅收負擔也隨之加重，而這無疑與四帝共治毫不相關。通過對現有軍隊的縮編及新的小規模分遣隊的設立，士兵的總數畢竟略有增長，可能在四十萬至五十萬之間，但這對於一個擁有大約五千萬人口的帝國而言，仍然完全在國家財政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相應的情況大概也適用於對行政區劃的重新調整。戴克里先將當時的大約五十個行省劃分成了更小的行政單位，這一做法確實導致了行省數量的翻倍，此外兩大更高層級的行政區劃——即十二個行政管區和三個或四個禁衛軍長官轄區——的設立（可能同樣由戴克里先所實施）可能也帶來了官員人數的上升，然而儘管如此，上述這些依舊無法支持以下這個時至今日仍偶有出現的看法，即過度龐雜的官僚機構在很大程度上使羅馬帝國在其晚期成為一個剝削和暴力國家。從古至今,重大的改革努力和結構調整總是會引起改革所涉群體的猜忌與懷疑，比如，即便是輕微的增稅也會被認為是國家獨裁專斷、橫徵暴斂的體現而遭到厭惡和反對，所以，史家對四位皇帝相應改革的評價也極為片面。但毫無疑問的是，在改革推行的過程中，將軍事與民政管理分離的這一措施對於帝國百姓而言無論如何都是頗有益處的，至少在改革之初，將土地稅與人頭稅相掛鈎的新體系包含著更大程度的稅收公平。在該體系下，所徵稅額將依照勞動力（capitatio）和地產加以區別，並定期——最初為五年一次，之後為十五年一次——予以重新核定，以便顧及在此期間資產分配的變動情況。然而，即便是這項革新措施也遭到了拉克坦提烏斯不分青紅皂白地拒斥與抵制，並被其言辭激烈地指責為鎮壓行徑乃至是受命於國家的暴力刑罰。以勞動力和地產為標準的新體系，其首要目的無疑是為了保障國家財政，但它也絕未阻止帝國民眾從這一新政中獲益（這裡所指的便是合理的稅收衡量程序）。這一點也將在四帝共治時期的經濟與金融政策中得到佐證。
3世紀，錢幣的金屬含量驟減及貨幣的過度發行造成了嚴重的貨幣信用危機，並進一步導致了物價上漲和物物交換的增多。對此，戴克里先對貨幣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新的體系基於穩健的黃金和白銀貨幣，此外還包括了一種新的小面值錢幣——福利斯銅幣——以用於日常交易。與此相應的是，四位皇帝還在短短幾年之後就頒發公告宣布新的銀幣升值，並同時規定所有商品和服務的最高限價，以防止商家與廠家也以相應的通過漲價的手段來進行回應，以此來試圖兼顧國家自身的利益。這些措施如果得以實行，一方面會造成廣大階層顯著的收入損失，但另一方面國庫會由此獲益良多，因為國庫的銀幣庫存乃是軍餉和帝國官僚俸祿的首要來源，而以上措施便可延長銀幣庫存的使用時間。雖然這一政策最終還是沒有得到貫徹，但儘管如此，特別是301年在帝國全境頒布的有關最高限價的皇帝敕令——它被視為整個古典時代最為重要的經濟史文獻之一——已經雄辯地證明了當年四位皇帝的改革熱情與理想願景。因為正如冗長的最高限價清單的前言所述，諸位皇帝堅信他們的天命在於，終結前代的動蕩紛亂，「通過建築必需的公平正義之堡壘」以確保千秋萬世的繁榮昌盛，並且「不僅僅是為了個別鄉鎮、民族和行省，而是為了整個世界來作未雨綢繆的長遠規劃」。
四帝共治維持了長達數十年的穩定局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先前在不斷的內戰、篡位和外族入侵中日漸衰微的帝國得享安定與太平，如果考慮到這些，那麼就完全可以理解301年敕令中諸位皇帝毫不謙遜的自我褒揚了。早在286年，高盧的動亂就已經被鎮壓平息，在用兵超過十年之久後，君士坦提烏斯一世於296年收復了脫離帝國的不列顛，並在多瑙河前線成功擊退了薩爾馬提亞人、哥特人和馬科曼尼人的入侵。此外，馬克西米安和戴克里先還戰勝了非洲和埃及的虎視眈眈的篡位者。最後，伽列裡烏斯甚至在羅馬帝國與波斯薩珊王朝由來已久的衝突中成功地維護了帝國的疆域，並於298年迫使波斯國王納塞赫承認帝國對於亞美尼亞的控制。在這些功業面前，自居為承受天命、蒙神庇佑乃至天縱英武的神人，並要求世人對其頂禮膜拜，所有這些對戴克里先及其共治皇帝而言難道還會是遙不可及的事嗎？至少戴克里先在此時便要求所有覲見他的人須雙膝跪地，並親吻其紫袍緄邊。據古典時代晚期歷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約330年出生，395年後不久去世）所述，戴克里先是「第一位依據外邦帝王禮儀而將此種敬拜方式引入帝國的羅馬皇帝」而這也推動了本書序言中所述及的由元首制向君主制的轉變過程。然而實際上，戴克里先只是以此強調維新之舉而已，他也並非此種禮儀的始作俑者，因為前代帝王偶爾也曾要求世人以類似的方式對其頂禮膜拜，並稱皇帝本人為「主與神」。
自稱為神的戴克里先戴克里先自居為神，乃至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將其統治與古代羅馬諸神相關聯，這兩點——尤其是後者——正是對基督徒進行大迫害的根源所在，而這場大迫害也決定了這位皇帝及其共治者在古典時代晚期和拜佔庭時期由基督教所主導編纂的史書中的負面形象。因為基督徒理所當然會將此類行為視為褻瀆神靈之舉並加以拒斥，而對戴克里先而言，主要分布於希臘東部且人多勢眾的基督徒對於官方推行的祭祀禮儀所進行的反抗活動顯然是極度危險的。最終，在頒布於297年或302年的反對摩尼教徒的敕令中，戴克里先明確清晰地表明要對「頑固堅持邪惡墮落之信仰」的行為加以懲處，因為這些信仰拒斥諸神賜福於羅馬民眾的所有事物。在那個時代便已有人對此提出疑問，即為何戴克里先直到此時，也就是在其即位幾乎二十年之後的303年，才決定對基督徒進行大規模的迫害。對此，各家觀點至今莫衷一是。一些學者援引拉克坦提烏斯的觀點認為，伽列裡烏斯才是大迫害的始作俑者，他費時良久才最終得以說服戴克里先必須通過暴力手段對基督徒進行打擊。其他學者則指出，戴克里先對此始終持謹慎的保留態度，因為他在施政過程中極力避免無法預計的風險。然而最能讓人信服的一種解釋是，大迫害的開始大概與兩位奧古斯都即將退位有關。因為303年正是馬克西米安與戴克里先共治二十周年的慶典之年，而且這也可能是第一次在羅馬城舉行這樣的周年慶典，同時也是僅有的一次。在這場慶典中，兩位奧古斯都的退位意願在隆重莊嚴的儀式中昭告天下，而眾人也對帝國的未來進行了謀劃商討。此刻，兩位皇帝大概心裡都清楚，四帝共治這一新體系將首次經歷由現任奧古斯都向繼任奧古斯都進行權力交接的考驗，而皇帝作為「朱庇特之後嗣」和「赫拉克勒斯之後嗣」所具有的長效合法性，更是構成了這一體製得以成功運轉的關鍵。也許是基於這樣的考量，諸位皇帝便決定在充滿象徵意義的聖界石之節，即303年2月23日，宣布開始對基督徒的迫害，以最終清除這一被宣布為危害國家的宗教。
於是，羅馬帝國傾其全力進行鎮壓：獻祭和禮拜儀式遭到禁止；教堂被夷為平地；經書被焚毀殆盡；神職人員遭到逮捕和拷問，甚至被執行死刑。只有明確聲明放棄基督教信仰，並為皇帝舉行崇拜儀式，才能免於迫害。雖然對基督教進行迫害的皇帝敕令通行於帝國全境，但是諸位皇帝對其執行的程度卻不盡相同。在君士坦提烏斯一世治下的帝國西北方，除了教堂遭到關閉之外，幾乎找不到其他迫害基督教的明證。與此相對的是，非洲和埃及的大量基督徒殉道而死，尤其是帝國東部的大迫害可能造成了眾多基督徒的死亡。從法律程序上看，對基督徒的迫害直到311年才經由伽列裡烏斯所頒布的寬恕敕令而得以終止，而事實上，帝國西部很早就停止了對303年迫害法令的進一步執行。伽列裡烏斯在做出終止迫害這一決定時承認，大迫害並未達到其預定目標，「因為大多數人（基督徒）仍然堅持固守他們自己的信仰」，這位皇帝的此項決定因被拉克坦提烏斯載入史籍（《論基督徒迫害者的死亡方式》，第34章）而得以為後世所知。
然而，四帝共治時期所實行的一系列廣泛的改革措施，並未因為最後的宗教政策無果而終歸於失敗，其未竟全功的原因在於，這一依靠君權神授進行維繫的制度人為地構建了一個統治家族，儘管這樣的設計無疑具有原創性，但終究不可能取代傳統的王朝體制與觀念。因為從長期來看，意欲將共治諸帝的親生兒子完全排除在共享統治之外，這最終只能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空想。此外，軍隊士兵也對這一革新措施毫無半點興趣，因為他們尤其偏愛王朝體制，且總是樂意擁戴過世皇帝的兒子繼位——特別是當後者許以重金作為酬謝的時候。軍隊士兵的這一態度在305年5月1日的傳位大典上顯露無遺，在位於比提尼亞行省為戴克里先所青睞的帝國東都尼科米底亞所舉行的這場典禮上，第一代共治皇帝將權力移交給了第二代繼任者。拉克坦提烏斯的《論基督徒迫害者的死亡方式》一書第19章對當時的場景有如下記錄：在兩位奧古斯都退位之後「舉行了盛大的遊行。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君士坦丁。對此人們毫無疑問。在場的士兵，還有那些特地從各個軍團選調至此的最具聲望的軍隊戰士，都滿懷期待地望著君士坦丁一人……全體士兵都被召集起來。那位白髮老人（戴克里先）雙目含淚，開始向軍隊演講：他已年老體衰，想在退位之後安度晚年。……當所有人都在熱切地期待他說出繼位人選之時，他宣布塞維魯和馬克西米努斯為下一任愷撒。眾人無不驚訝，而此時君士坦丁正立於觀禮臺之上。大家一時猶豫不定，還以為君士坦丁改了姓名。正在這時，伽列裡烏斯在眾目睽睽之下讓君士坦丁後退，同時又把手朝後一伸，將馬克西米努斯·代亞拉到了前面。」作為君士坦提烏斯一世之子的君士坦丁就這樣遭到了忽視，而這在戴克里先眼中卻是符合制度規定的。以伽列裡烏斯和君士坦提烏斯一世為新奧古斯都、以塞維魯和馬克西米努斯·代亞為新愷撒的第二代四帝共治便由此誕生。儘管如此，未來的衝突在此時便已埋下了伏筆，因為君士坦丁並沒有心甘情願地接受這樣的安排。
本文摘錄自《古典時代的終結——羅馬帝國晚期的歷史》，[德]哈特溫·布蘭特 著，周銳 譯，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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