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花三月的揚州,古運河渡口,平靜的河面,已沒有古代的繁忙。揚州作家陳躍講起了1200多年前在這個渡口發生的一段意義深遠的歷史事件。
這裡就是揚州的古運河,位於文峰塔下的古運河。揚州是運河和長江的交匯處,當年在天寶二年的時候,鑑真大和尚就是從這個碼頭,開始東渡,這是他在揚州第一次東渡。他有六次東渡,其中三次東渡是從揚州出發的,因為揚州是江淮重鎮,是唐代重要的造船基地。
鑑真大師,中國唐朝高僧,出生於公元688年,揚州人。如今揚州大明寺山門外的牆壁上寫有「鑑真故裡」四個大字。
大明寺副住持仁永法師:鑑真大師原來是我們大明寺住持,唐朝的時候。當時日本僧人到中國來,在大明寺請鑑真大師東渡弘法。這個碑叫「古大明寺唐鑑真和尚遺址碑記」,尤其到了宋元以後,慢慢地大家都不知道這個寺廟和鑑真大師有關係。後來民國期間,在大明寺發現了一塊古碑,當時日本有一位官員就來考證,很欣喜,因為鑑真大師在日本大家對他非常推崇,聽說這裡原來是鑑真大師的道場,後來就立了一塊碑,還請韓國均,當時的江蘇省主席,這是他題的。
唐朝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秋天,日本高僧榮睿和普照奉天皇之命,邀請中國高僧東渡弘法。在大明寺鑑真史料館,揚州政協文史委主任王虎華講述了日本力邀高僧傳律法的原因。
王虎華:這個時候日本在宗教出了些問題,主要是戒律上要求比較鬆弛,他們希望吸收中國佛教的辦法,有聲望的和尚來主持受戒儀式,如果符合就受戒,不符合就不行,不能誰說當和尚就當和尚。
當時的日本只是引進了佛教的經文,卻沒有引進佛教的戒律,導致日本僧人不守戒律,逃避賦稅,成為國家的不安定因素。日本只想請一位中國高僧,卻沒想到請到了名揚天下的高僧鑑真。
王虎華:鑑真東渡日本最大的文化意義就是佛教文化的意義,有很多人因為去日本很困難,一百個人去一個成功率都很困難這樣的情況下,弟子有畏難情緒,這個時候鑑真說,他有個名言:「是為法事也,何惜生命。」為了傳法,怎麼能顧惜生命呢?「諸人不去,我即去耳。」你們不去我去,我就去了,在這個時候他的弟子就紛紛響應。
在東渡的12年中,由於海上風浪、觸礁、沉船、犧牲以及某些地方官員的阻撓和僧人告密,鑑真和他的弟子們屢屢失敗;尤其是第五次遭遇狂風怒濤,他們在海上漂了14天,最後漂到海南島,靠吃生米、喝海水存活。返途經過端州時,日本弟子榮睿病故,鑑真哀慟悲切,加上炎熱,突發眼疾,導致雙目失明。
漫長的東渡過程中,先後有三十多人死於海難和傷病,二百多人退出東渡行列。只有鑑真篤志不移,百折不撓。唐天寶十二年,即公元753 年,經過二個月的海上顛簸,66歲的鑑真大師第六次東渡終於到達了日本,受到日本舉國歡迎。鑑真大師在日本一心弘揚佛法,直到圓寂。
唐廣德元年,公元763年,76歲的鑑真大師面向西方,故土的方向,坐化於他建造的唐招提寺。
2016年12月,中國歌劇《鑑真東渡》在日本演出,主演田浩江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田浩江:我們在日本演出時受到觀眾熱情的歡迎,很多時候謝幕,我走出來,觀眾在叫鑑真,鑑真。觀眾叫的就是鑑真。
鑑真東渡日本,不僅帶去了佛法,還帶去了中國的工藝、建築、醫學、書法、繪畫、茶葉、香道等等,對日本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
記者:鑑真和尚東渡的時候帶去了很多人才吧?
陳躍:對,這些人才都是唐代一流的手工藝人才。他的僧人團隊中也有醫僧,就是醫術高明的僧人,揚州的玉雕匠人,剪紙匠人,還有漆器匠人,都是在他助手裡。
仁永:日本人對鑑真大師非常崇敬,鑑真大師可以說是日本的文化恩人,傳過去不僅有佛教,還有書法、建築,還是醫藥的祖師,過去日本藥袋子上都有鑑真大師坐像。
王虎華:他在建築方面很有研究,他在長安曾經參加過小雁塔的建造,他後來移居唐招提寺,建造了唐招提寺,現在看來建築很了不起的。其次就是在雕版印刷,豆腐製作技術是鑑真帶去的基本上沒有異議的。其次,他帶去的文物,書法、佛經,對日本文化帶來很大的影響。所以鑑真在文化方面對日本的貢獻和影響是多方面的。
初春時節,櫻花開滿了大明寺,著名的櫻花大道上安放著鑑真大師的坐像。如今在揚州,在鑑真大師的故裡,依然能強烈感受到他的影響力。
仁永:我們建了鑑真書畫院,鑑真史料館,鑑真圖書館,還有由大明寺和揚州市政府發起的鑑真國際馬拉松,已經是世界田聯的金標賽事。這是世界上唯一用佛教高僧命名的馬拉松賽事。他不是有取火儀式嗎?還有個祈福儀式,是在我們的鑑真紀念堂開始的,相當於奧運火炬,點火儀式在這裡開始。
大明寺鑑真紀念堂前有座石燈,長明不滅,這是鑑真大師像回歸故裡時日本唐招提寺住持森本孝順長老所贈。而在日本唐招提寺也有一個這樣的長明石燈。
不滅的火焰,象徵著世界文明的薪火相傳。
海上絲綢之路,漫漫二千年,它絕非單純的貿易之路,也是思想文化的交流之路。鑑真東渡不僅是一次佛教東傳的成功之旅,更是流芳千古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偉大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