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據稱清末官員陳夔龍在八十感懷詩中有「一生知己兩文忠」之句，所謂「兩文忠」是指李鴻章（1823 —1901）和榮祿（1836 —1903），二人死後都諡「文忠」。其實，以榮、李二人的地位，受其影響的遠不止幾個政治人物，他們與整個朝局都有重要關係。以往學界對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庚子事變中榮祿、李鴻章的作用和影響已多有研究，只是很少梳理榮、李之間的微妙關係及其對政局產生的影響。這正是本文所要集中討論的問題。
一、甲午戰爭前的榮、李關係
總體上說，在鹹豐以後漢族督撫專權、「內輕外重」格局形成的大背景下，滿洲權貴雖然地位尊崇，但他們已失去昔日的權勢和輝煌，不得不與湘系、淮系將領出身的地方督撫虛與委蛇，維持著滿漢之間相安無事的局面。不過，1894年甲午戰爭前李鴻章的功勳和聲望居督撫之首，以大學士總督直隸，掌控外交決策，地位遠遠超越資歷淺顯的榮祿。
同光之際的榮祿雖出身滿洲貴族世家，以難蔭入仕，因追隨醇王奕譞創辦神機營起家，仕途順達，歷官步軍統領、戶部左侍郎、工部尚書，並長期辦理陵差，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和時間都為內廷服務，賦閒數年後又改任京旗都統、西安將軍，也屬於旗員中的邊緣角色，並無實權可言。從目前已知情況看，甲午前的榮、李關係大多局限在一般的公務層面，也不乏禮尚往來的私人交情，很難說有很深的政治交誼。
光緒三年（1877），直隸周邊發生災荒，步軍統領榮祿主持辦理京城救濟，直隸總督李鴻章負責招商運糧入京平糶。時值九月，封河在即，李鴻章急派道員朱其昂設法趕辦，陸續運米五六萬石至津，並由陸路轉運入京，豈料御史張觀準上書參奏朱「私買京倉」，並請步軍統領衙門查核。李鴻章認為這是言官毫無根據的「妄吠」，致函榮祿進行解釋。經過核實，誤會解除，平糶之事得以持續到次年三月。榮祿則因神機營添設機器局，通過惲祖祁請李鴻章派員襄助，李推薦江南製造總局的升用知府華蘅芳，稱其「精通機器製造，堪以委任，屆時酌量諮調亦可」，給予了支持。顯然，這些都屬於公務方面的相互支持。
光緒五年（1879），發生禮王世鐸在直隸淶水的圈地佃戶欠交地租的爭端。禮王與榮祿本是姻親關係，因懿親身份攸關，自然不便親自出面交涉此事，遂由榮祿向李鴻章說明，並寄來「禮邸圈地圖二紙」，希望派員核查。李很快派人前往淶水，督同淶水縣令，解決爭端。似乎禮王府也做了讓步，同意「酌減新租，緩催陳欠」，「該佃戶等仰戴寬仁，感激悅服。以後租項，諒可年清年款，不至仍前拖延」。事竣，李鴻章專門致函禮王詳述原委。沒有榮 、李之間的溝通，便不會有如此結果。
不過，對於受到御史參劾、處境被動的榮祿，李鴻章仍是公事公辦，並不徇私。光緒五年五月榮祿主持的陵工完竣後，七月二十三日，御史甘醴銘上奏稱北城正指揮韓士俊以實缺地方官充當萬年吉地工程處供事，是榮祿「徇私情濫調」的結果。奉旨查核，結果榮祿被「交部議處」。十一月二十九日，御史孔憲瑴再次上疏，參奏榮祿賄保被革職的前直隸任邱知縣馬河圖派充陵工監修，以工竣保案得邀請開復，請求降旨將馬河圖保案撤銷，並請飭直隸總督李鴻章明查該員劣跡。上諭命「著李鴻章查明具奏。」這項指控直接關係到對榮祿的懲處。當時官場腐敗，內務府風氣更壞。在這個問題上，李鴻章堅持秉公辦事，在復奏中，稱馬河圖前在直隸任丘縣任內，對境內受災村莊，「並未親詣踏勘，殊屬玩視民瘼」，於光緒元年已被參革職。馬河圖案件即被交由刑部審辦，榮祿也牽涉其中。光緒六年（1880）二月十七日，經兵部尚書廣壽、沈桂芬等奏準，「比照提督、總兵濫將匪人徇情保舉，降二級調用例」，將榮祿降二級調用。有跡象表明，榮祿這次受黜是軍機大臣沈桂芬暗中操縱的，李鴻章對此中內情或有了解，但事後並未因此改變對榮祿的態度。
榮祿賦閒後，與李仍有往還。其堂兄蔭祿（字士奇）由世職改捐通判，長期在直隸候補，曾任寧河、建昌、邯鄲知縣等。光緒九年（1883）十月，榮祿為蔭祿請託，以「高堂日暮，望切倚閭」，希望李鴻章設法安置，李承諾令直隸布政使黃彭年（字子壽）「設法妥結」。豈料，十月，蔭祿突然病逝，李鴻章專門致函榮祿表達慰問。李鴻章曾告誡其子經方，京城中「凡與我交情親密者……不妨先往拜，泛泛者宜少應酬，無益且恐有損。」「（榮）仲華交好二十年，晤時問伊腳氣好否，洋醫有效否。爾須稱老伯、小侄，不作官話。」這些細緻的交代，說明榮、李交情漸深。光緒十七年（1891）十一月，榮祿被任命為西安將軍。這是榮祿首次出任外職。
在西安將軍任上，榮祿又開始新一輪的練兵活動，仿照神機營的辦法，添練洋槍步隊，稱「西安威遠隊」。神機營管理大臣慶王奕劻也予以積極支持，派遣教官來教習西安滿營兵丁。但是，軍餉短缺的問題仍未根本解決。神機營在撥付首批槍械物資時即明確表示，「此後常年所需火藥等項應由該將軍自行酌籌辦理」。因陝西沒有機器局，欲往上海採購又無款項，於是，榮祿不得不函商直隸總督李鴻章，請求北洋籌劃接濟。經核算，「統計每年共需槍藥六千磅，大銅帽四十二萬粒，五錢重鉛丸二千八百十二斛半」，李鴻章同意自光緒十九年起由局照數分別籌備，由榮祿派員前往天津領取。上述軍械物資合價庫平銀一千二百六十一兩多，作為北洋協撥之款，無須給價。榮祿對於李鴻章「不分畛域，力顧全局」的做法極為感激，專門上奏稟報。這是甲午戰爭前二人公私兼顧的一次重要合作。
二、甲午後榮、李權勢的枯榮變化
光緒二十年（1894）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晚清政治史的一道分水嶺。這場戰爭不僅加深了民族危機，促動了變法維新的興起，也改變了甲申易樞以來清廷的政治格局。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批評中樞在對日和戰決策上的失誤，很快喚起大批京官的積極附和，聲勢浩大的清議勢力再次興起，成為影響朝政重要力量。慈禧和光緒帝的分歧與矛盾也開始顯現。在朝野輿論的推動下，經過慈禧允準，九月初，恭王奕訢復出，主持大局，前來參加萬壽祝嘏的西安將軍榮祿在各派政治勢力的角逐和重組過程中，擔綱重任，贏得了新的歷史機遇。
榮祿於九月十二日抵達京城，不久奉旨接替福錕任步軍統領，這是恭王調整局面的重要舉措之一。十月初五日，清廷成立督辦軍務處，派恭親王督辦軍務，所有各路統兵大員均歸節制，慶親王奕劻幫辦軍務；榮祿奉旨與翁同龢、李鴻藻、右翼總兵長麟會同商辦。同日，設立巡防處，仍派這六人「辦理巡防事宜」。次日，翁同龢、李鴻藻、剛毅奉旨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榮祿補授正白旗漢軍都統，由此進入京職系列，一年後調兵部尚書。
此時直隸總督李鴻章的處境卻日益艱難。戰爭爆發後，淮軍接連挫敗。十二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授欽差大臣節制關內外諸軍，雲貴總督王文韶奉旨幫辦北洋軍務，李鴻章的統帥身份被解除，權力進一步受到削弱。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月，威海失陷，北洋海軍覆滅，日軍氣焰更加囂張。因京津門戶洞開，盛京陵寢危急，清廷被迫加快議和的步伐。先是，日方以全權不足為由，拒絕接待張蔭桓、邵友濂。清廷只得任命李鴻章前往議和。二月二十三日，李鴻章到達馬關，次日開始談判。三月初七日，日本提出清廷承認朝鮮獨立，割遼東半島及臺灣、澎湖列島，以及賠償巨款、增開商埠、允許日本商務利益等和談條件。二十三日，李鴻章奉旨在草約上簽字。次日自馬關回國，二十六日回到天津後，便請假養傷。閏五月假滿後又受命與王文韶續商有關中日和約事宜。然而，京城中的清議人士仍不甘休，堅決要求將其治罪、罷黜。七月初九日，李鴻章入京陛見。光緒帝召見時仍有責難。更為可懼的是，翰林院代遞六十八人連銜折，嚴參李鴻章，這恐怕是有清一代絕無僅有的大參劾了，清議人士傾巢出動，與掌院學士徐桐的支持慫恿有關。是日有旨，李鴻章留京，入閣辦事，王文韶授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由於沒有其他兼差，李鴻章在朝中基本上處於賦閒狀態。
戰爭結束後，練兵成為自強的首要任務。清廷決定將淮、湘、毅各軍各留三十營，其餘營勇均裁汰；同時，決定在督辦軍務處主持下編練「洋隊」。最初由廣西按察使胡燏棻編練定武軍十營。十月，督辦處奏準改令道員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從而邁開近代軍事改革的重要步驟。
甲午至戊戌間是督辦軍務處事務最為重要的時期。榮祿雖不入樞，但兼任總署和督辦軍務處，當時能夠參與軍事、外交、鐵路等要政決策的，除了恭王、慶王、翁、李之外，只有榮祿。像李鴻章這樣功勳卓著的老臣，卻無權參與軍政決策。剛毅雖然入樞，但班秩最後，且不兼總署、軍務處，禮王、恭王不具體過問政事，翁同龢受到猜忌而變得謹小慎微，李鴻藻年邁多病，榮祿成為這個時期隱操政柄的實權人物。光緒二十二年（1896）三月，大學士額勒和布致仕。四月，經慈禧首肯，崑岡升任大學士，榮祿以兵部尚書升協辦大學士。翁在日記中說：「崑岡有服而大拜，榮祿在後而協揆，皆異數也。」榮祿後來居上，一路飆升，不僅與李鴻章形成明顯對照，就連有帝傅之尊的翁同龢也大發感慨。
當然，李鴻章也在努力改變不利處境。甲午戰爭中清議勢力大振，主戰拒和，對中樞也造成極大壓力。因言論波及兩宮關係，引起慈禧憤怒，發誓「定將此輩整頓」。中日議和後，慈禧對清議領袖、帝傅翁同龢十分冷落。乙未十月以「離間兩宮」的罪名將與翁氏關係密切的侍郎汪鳴鑾、長麟革職，便是對翁的警告。李鴻章不失時機，暗中促動對清流的進一步打擊，藉以重振威望。為了迎合慈禧，他唆使姻親御史楊崇伊，先是在乙未十二月參劾由李鴻藻、翁同龢門生聯絡建立的強學會，攻擊該會「大幹法禁」。丙申二月，楊又參劾被慈禧忌恨的侍讀學士文廷式，最終文被革職回籍。在此前後，清廷確定派李鴻章作為專使赴俄國，參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並趁機聯絡兩國邦交，這一決策即是在這種背景下做出的。由於兩宮信任，丙申九月在籤訂《中俄密約》並遊歷歐洲各國回國後，李鴻章便奉旨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獲得參與清廷外交決策的權力。
三、戊戌政變前後榮、李的聯絡和合作
以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發生的德國強佔膠州灣事件為標誌，翁同龢開缺、中樞調整、百日維新、戊戌政變，以及隨後出現的「己亥建儲」等一系列政治變動，接踵而至，使清廷朝局發生了自辛酉政變以後最大的逆轉，以致出現了廢黜光緒皇帝的傳聞。清廷內部守舊勢力回潮，京城籠罩在一片頑固愚昧的氛圍中。政變前後滿漢矛盾、新舊矛盾、中央與地方督撫的矛盾，都異常突出，並且交織在一起；列強掀起的企圖瓜分中國的狂潮愈演愈烈。在這個多事之秋，榮祿的地位和權勢卻進一步加強。同時，為了應對危局，榮祿與李鴻章之間也在很多問題上有所默契，對朝局走向產生的重要影響。
李鴻章進入總理衙門後，急於恢復決策影響力，與長期在總理衙門掌握實權的戶部左侍郎張蔭桓產生了尖銳矛盾。在第三次大借款和膠州灣事件後中德交涉中，二人爭鬥激烈；李鴻章的親俄政策，導致俄國軍艦被「邀請」進駐旅大地區，造成俄德勾結強佔中國港口的不利局面。這激起朝野各界的強烈反應。由於辦理外交舉措失當，戊戌年春，李鴻章與翁同龢、張蔭桓一起，均遭到言官的嚴厲參劾。四月初十日，恭親王奕病逝，二十七日，軍機大臣翁同龢被開缺回籍。慈禧和光緒藉此對整個中樞和北洋班底進行了一次大調整。
在這次調整中，榮祿升任大學士管理戶部，地位更加重要，所遺協辦大學士、兵部尚書由剛毅接任；崇禮接任刑部尚書、步軍統領。四月二十七日，上諭命直隸總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奉旨「來京陛見」，由榮祿署理直隸總督。五月，王文韶補戶部尚書，兼樞譯，接替了翁的職責，抵京的四川總督裕祿署理鑲藍旗漢軍都統，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通過這次調整，滿洲大員的權勢進一步加強，榮祿完全取代昔日李鴻章在北洋的地位與權力。
此時的李鴻章，在新舊鬥爭和英俄外交爭奪交錯的背景下，於戊戌年六月被皇帝趕出了總理衙門，參與外交決策的權力再次被剝奪。他對百日維新中光緒皇帝聽信張蔭桓和康有為等人建議，推行的一些激烈措施不以為然。在此問題上，他和榮祿頗為一致，但是，他卻拒絕介入擁戴慈禧訓政的密謀。
戊戌七月底，光緒帝罷黜禮部六堂官、裁撤通政司等衙門後，引起京城官員的極度恐慌。在一些滿漢權貴的策動下，擁護慈禧訓政、中止皇帝新政的密謀開始出籠，榮祿和慶王成為策劃此事的關鍵人物。在這場風波中，李鴻章的姻親楊崇伊又扮演了重要角色。政變後有人稱：「聞楊崇伊糾眾奏請太后親政，以疏示李鴻章。李不肯籤名。楊遂赴津，謀於榮祿。」對置身閒散的李鴻章而言，自然不願意介入這場涉及宮闈的權力紛爭。不過，在維護大局、消弭內亂的是非問題上，他與榮祿似乎又有共識。八月政變發生後，榮祿奉旨進京，向慈禧獻策，不經審訊就處死包括軍機四卿在內的「六君子」，目的是殺人滅口，消弭皇帝下達密詔的負面影響，極力調和兩宮；同時減少株連新黨以安定人心。為此，當李鴻章接受英國和日本建議，勸說榮祿向慈禧進言免去張蔭桓之死，並為新黨人物徐致靖說情時，都得到榮祿的幫助。
榮祿在政變後進入軍機處，卻與樞中「元老」剛毅時有摩擦，辦理政務時常受到掣肘；頑固派官員、大學士徐桐也參與朝政，李鴻章這位昔日的洋務領袖處境則更加尷尬。九月，慈禧懿旨派李為勘河大臣，會同東河總督任道鎔、山東巡撫張汝梅勘察山東黃河河工。十月十七日出京，十月二十一日達濟南。慈禧派年邁的大學士冒著嚴寒出京治河數月，自然說明朝廷對河工的重視，但是，如吳汝綸所分析的，也「有忌者出之於外」的因素。光緒二十五年（己亥）二月，河工事竣回京，李鴻章極力推薦多年的部屬周馥為河道總督，主持治河，並與榮祿達成共識，但這一建議在軍機處卻遭受阻力。十月二十二日，清廷命李鴻章為商務大臣，前往通商口岸考察商務。十一月十七日，上諭命兩廣總督譚鍾麟來京陛見，李鴻章署理粵督。次日，又令各省督撫懸賞捉拿康、梁。看來，李鴻章出任粵督確與鎮壓保皇會活動有關。十二月初七日（1900年1月7日），李鴻章出京，先乘火車到秦皇島，乘輪船南下，十二月十二日，抵上海，經滬港，於十二月十七日到達廣州，次日接任。這位功勳卓著的老臣得以遠離漩渦中心，求得一時的安寧。
李鴻章離開北京前，與榮祿有一次重要的會面。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光緒帝頒布硃諭，宣告立端王之子溥儁為大阿哥，承嗣同治皇帝。同日，又上諭命溥儁在弘德殿讀書，崇綺為師傅，大學士徐桐常川照料。這就是近代史上的「己亥建儲」。當時朝野輿論盛傳將要廢掉皇帝，視「立儲」為「廢帝」的前兆。果然，數日後，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聯合寓滬各省紳商1200多人，「合詞電稟」總署，以為「名為立嗣，實則廢立」，反對「立儲」，並將電文登諸報刊。此事引起輿論關注。殊不知，按照陳夔龍的說法，即使這遭到眾人攻擊的「立儲」之策，也是榮祿得到李鴻章的警告，勸說慈禧暫緩「廢帝」而採取的折中辦法。趙鳳昌也稱：「榮祿之諫止其事，更仗李鴻章之危詞以促其成也。」可見，阻止「廢立」，可能是榮、李二人平生最後一次會面中完成的一次重要合作。
四、庚子京城陷落後榮祿的窘境與李鴻章的抗爭
光緒二十六年（1900）夏發生的庚子事變中，榮祿身為首輔。統領武衛軍，從開始主張「剿拳」到後來保持緘默，絲毫不敢違背慈禧意志，對清廷中樞決策失誤、招致聯軍入侵，釀成慘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時人曾有過切實的指責。七月二十日京城失陷後，榮祿未能隨扈西行，而是逃離京城，抵達保定停留觀望。此後兩個月中，曾指揮武衛軍進攻使館的榮祿一面承受著來自列強的壓力，不敢貿然參加議和，同時又受到載漪等人的排擠，無法順利前往行在，進退失據，處境十分狼狽；此時奉命調任直隸總督、主持議和事宜的李鴻章由上海前往京城，成為慈禧依賴挽救社稷危亡的首要人物。經東南督撫謀劃，榮祿在九月得以抵達西安，重新主持樞垣。在此過程中，李鴻章發揮了關鍵作用。
當庚子年四月拳民鬧教愈演愈烈的時候，遠在廣州的李鴻章則密切注視著北方局勢的變化，。五月初，保定附近義和團開始毀壞鐵路。張之洞、劉坤一得知拳民毀路的消息後，通過各種渠道，表達堅決剿辦的主張。五月初七日，盛宣懷致電李鴻章，希望他能與張、劉一樣，「切實敷陳」，在榮祿、王文韶等人支持下，促使慈禧早下剿辦的決心。但是，李的態度十分冷淡。次日復電：「清議不以鐵路為然，正快其意，時事尚可問乎？似非外臣所能匡救」這裡的「清議」係指徐桐等排斥洋人和洋務的頑固分子，長期遭受滿洲權貴排擠的李鴻章義憤之外多少還有些幸災樂禍的心理。
李鴻章對朝廷派剛毅、趙紓翹解散團民的活動，也不抱希望，以為「恐仍無濟」。安徽巡撫王之春致電建議他迅速敷陳補救辦法，李復以「內意主撫，電奏無益」答之，依然表現的很是決絕。雖然「群小把持，慈意回護」，大局無法改變，可是，李鴻章對榮祿數年的練兵成就似乎很有期待，認為「榮（祿）擁兵數萬，當無坐視」可惜，此時的榮祿，懾於慈禧、載漪等人的壓力，早已不敢力諫。五月京城與外界電報中斷後，東南督撫與清廷的聯繫受到嚴重影響，京城公使館與津滬領事的聯繫也中斷。謠言盛行，很快造成恐慌。西方列強早已虎視眈眈，大沽口外的外國軍隊迅速集結，積極備戰，準備前往京城解救「使臣」。外患壓境，清廷借拳攻洋的決策已是箭在弦上。儘管五月十九日慈禧決定調李鴻章「迅速來京」，以應對危局，但是，二十五日的宣戰上諭卻使形勢再次惡化。雖然榮祿在京內，百般謀劃，但和戰皆不可恃，無法挽回潰敗的慘劇。。
京城陷落後，榮祿率部於七月二十六日退守保定。此前，二十三日，兩宮逃離北京抵達懷來時，雖不知道榮祿的下落，仍諭令榮祿與徐桐、崇綺均著留京辦事。此時，榮祿也不知兩宮的確切行蹤，他與崇綺、董福祥會合後聯銜上奏，擬派董福祥率兵前往追趕護駕，榮祿本人與崇綺則先到保定，召集整頓隊伍，養復銳氣，恭候諭旨，再相機進取。。時人曾評論說：「兩宮途次有詔，派留守大臣榮文忠居首，蓋端、剛輩猶忌之，不使隨扈。時榮已經出都，既不敢違旨，又察之外人以武衛軍嘗攻使館，亦不滿於己，故徘徊中道者良久。其雲收集軍隊者猶託辭也。迨端、剛等罷樞直，榮知朝綱已正，始馳赴行在，協籌善後之策。」這段評論大致準確，卻不知李鴻章和東南督撫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慈禧命榮祿留京參加議和的同時，東南督撫也認為榮祿是可與李鴻章一同參加議和的合適人選。八月初一日，李鴻章致電行在，以日本外相青木提出要求為由，請添派榮祿與慶王、劉坤一、張之洞一起，同為全權大臣，參與議和，不過，榮祿本人並不願參加對辦理交涉，他還通過袁世凱轉告李鴻章：「傅相請添派，自無辭理。但裡邊無人主持贊襄，掣肘堪慮。」李鴻章認為榮相「所慮極為周密」，於是改變計劃，推動榮祿迅速返回行在。十七日致電榮祿，建議他「盡可以各國謂團攻使館有甘軍在內為詞，恐涉嫌疑，請暫留行在」，並稱：「輔翊兩宮，再造社稷，仍不能不仰望於公。務請速赴行在，披瀝獨對，以冀挽回聖聽，國脈存亡，實系乎此。並乞隨時電示，庶使開議稍有把握。」這是京城失陷後二人的首次聯絡，李鴻章勸榮速赴行在，密陳機宜，內外合作，儘快扭轉形勢。
先是，八月初，慈禧命端王入樞，載瀾充御前大臣。消息傳來，令東南督撫感到情況不妙，推動榮祿返回行在越發顯得緊迫。由於列強反對和輿論批評，閏八月初二日，慈禧又撤去載漪的軍機大臣職務，並降旨將剛毅、趙舒翹「議處」。同日，任命前去勤王的江蘇巡撫鹿傳霖為樞臣。這時，李鴻章認為，「剛、趙果撤，樞輔非榮回不可。」初九日，李致電行在：「各使以圍攻使館有甘軍、武衛中軍，系榮祿所部，不肯接待保護，恐有險，可否特召回行在當差？」最終，還是由李鴻章說明了理由，奏請將榮祿召回行在。閏八月十三日，諭令榮祿「前來行在，入直辦事」，所統之武衛中軍，歸李鴻章節制調遣。閏八月十六日，榮祿離開保定，經正定、彰德、衛輝，由潼關進入陝西，九月二十日到達西安。整整三個月後，在李鴻章支持下，榮祿得以重新回到慈禧身邊，入參樞密。
榮祿抵達西安後，很快收到李鴻章的來函：「臺端重入，領袖樞垣，仁和（王文韶）、定興（鹿傳霖）兩公，並有笙磬之雅，可無掣肘之患，深以為慰……吾曹渥被深恩，際茲厄運，惟有共矢願力，冀補艱危，成敗利鈍，固所不計耳。……聯軍已據保定，聞將逾正定而西。昨復電請速辦禍首，庶可阻其西犯。董猶擁兵在近，必須妥為布置，以免肘腋之虞。」信中對榮祿返樞後的努力充滿期待。
但是，榮祿回到行在後的作為令李鴻章等督撫大為失望。雖然，在他抵達三天後便勸說慈禧發布處置「禍臣」的上諭，但是不僅對縱拳王公官員的處分不僅沒有達到外國公使和東南督撫要求的程度，反而對「禍首」董福祥擱置不議，這完全是秉承了慈禧的旨意。九月二十七日，榮祿專門致電解釋說：「嚴綸立降，雖未誅戮一人，而被禁被遣者永無釋期，與死何異，似可平友邦之憤懟，啟款議之端倪，然臣力亦竭矣。平情而論，兩宮為天下忍辱亦云至矣。況乘輿播遷，京畿塗炭，聖容憔悴，宗廟傾危。惟望執事持悔禍懲兇之詔，亟與議款止兵，得早一日開議，兩宮早一日獲安，社稷蒼生早一日蒙福，切盼切盼。」剛剛回到行在的榮祿，非但不能說服慈禧嚴懲「肇禍」諸臣，反而開始站在慈禧一邊勸說欽差和督撫，體諒兩宮苦衷，維護朝廷尊嚴和權利，這使東南督撫大為失望。二十八日，李鴻章致電軍機處做出了強硬的表示，稱「現在洋兵未撤，動輒生釁」，如不按照列強要求嚴懲肇禍諸臣，「必致枝節橫生，全局糜爛」。次日又寄電榮祿：「執事雖已竭力，仍望披瀝懇陳。……昨德使晤談，告以端、莊等朝廷為難，實辦不到死罪。彼謂將來只可自辦。又，英、俄、法、美使照會，董於近日禍事最為首要，應即行逐退，且疑執事始終袒護。……事勢危急，務望諸公慎重圖之，力回天聽，以維大局為幸。」如果這封電報對榮祿的批評和不滿還算委婉的話，在給盛宣懷的電報中，李鴻章毫不客氣，譏諷榮祿為「頗自居功，圓媚可鄙。」他對一貫善於逢迎慈禧的榮祿故態復萌顯得極為蔑視。儘管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經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等督撫的籲請，慈禧後來在懲辦「禍首」、處置董福祥等問題上有所讓步，但是，偏安一隅的行在朝廷的威望卻在緩慢恢復之中，這多少與榮祿回到西安為慈禧全力謀劃有直接關係。
清季對政局發生重要影響的滿漢大臣中，榮祿與李鴻章，榮枯相隨，政治境遇各有變化。通過甲午戰後朝局的變遷，滿漢關係的變化也在李、榮權勢交替的過程中得以體現。長期辦理洋務和參與外交決策的李鴻章經歷甲午重挫後，努力想恢復以往的威望，並與後來居上的滿洲貴族榮祿有所默契，但是，卻無法改變最高統治者慈禧信賴滿洲權貴主持大局的基本態勢。一方面，在調和兩宮關係、維護慈禧權威等重要問題上，榮、李完全一致，可是，面對庚子事變中慈禧袒護親貴的行徑，李鴻章敢於直諫的精神，令人刮目相看；而轉危為安的榮祿很快故態復萌，忠實秉承慈禧意志。即使考慮到列強施加的各種壓力，以及李鴻章長久以來被政敵指責「挾洋自重」的情形，儒家教育浸淫下李文忠的「忠」與八旗奴才榮文忠的「忠」，仍有本質的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