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法學博士）
追星大概是人類的一種本能，平日裡在銀幕螢屏上活躍的明星，當某一天有機會見到真人時，人們必會赴現場見識一下，哪怕只是遠遠地瞄了一眼他們的背影，也會成為日後的談資。在學界也有追星的情形，只是與影視圈相比，規模聲勢都要含蓄、低調一些。譬如當某個國外的學界大咖來訪，若有機會和大咖來個親密接觸，合影留念是少不了的，若干年後拿出照片來曬一曬，權當是個自己在學界地位的證明。當然這都是不入流的小人物們的小心思。至於那些本就是學術大師或學界名流的人，他們與國外學者或名家的合影，則正可說明其「朋友圈兒」的品質，由此還會在學術史上傳為佳話。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美國實驗主義大師約翰·杜威、印度著名詩人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他們的訪華就曾引發一連串的轟動效應，許多大學邀請他們去開講座、作報告。他們當時留下的那些影像，也使我們有幸一睹彼時人文社科學界之風雲人物。學界在「星聚」的喧囂過後，留影之外，還會給後學留下許多值得追憶或進一步思考的話題。
拿泰戈爾來說，我們或許對他和徐志摩、林徽因的合影更感興趣，甚至願意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解讀其時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關係，然而，在一些沒有被人們捕捉到的會晤中，沉澱下來的話題卻值得人們一再談起。比方說，在泰戈爾1924年的中國之行中，就曾與梁漱溟先生有過一次交流，這絕對算是大師級別的對談。
梁漱溟先生在一篇談《道德為人生藝術》的文章中，憶起與泰戈爾的一段談話，梁先生去的時候，泰戈爾正在和楊丙辰先生談論宗教問題，楊先生認為儒家為宗教，而泰戈爾則說不是。當徐志摩為泰戈爾介紹說梁漱溟是「孔子之徒」時，泰戈爾表示他很願意聽梁先生講一講儒家的道理。
梁先生贊同泰戈爾的孔子儒家不是宗教的觀點，但卻不同意其所依據的道理。在泰戈爾看來，宗教是在人類生命的深處有其根據的，所以能夠影響人。尤其是那些偉大的宗教，其根於人類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它的影響也就更大，空間上傳播得很廣，時間上亦會傳得很久遠。但儒家卻不是這樣，因為「孔子在人倫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項事情上，講究得很妥當周到，如父應慈，子應孝，朋友應有信義，以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規定得很完全。」然而這些妥當的、四平八穩的規定，卻不免離生命有些遠，「要照顧到各方，要得乎其中；顧外則遺內，求中則離根。」基於此，泰戈爾判定儒家不算宗教。
梁漱溟先生對此的解釋是，孔子所講的道理卻不盡在倫理綱常中，倫常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面向而已。孔子在《論語》中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一層一層的內容，說的都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對弟子顏回「不遷怒，不二過」的稱讚，也都是說其個人本身的事情。無論自己為學還是教人，孔子都將著重點放在自己身上，而無關乎倫理綱常這些外面的「粗」的東西。另外，孔子也並不要求人們一定要四平八穩，得乎其中，因為他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所謂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而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裡面很認真。狂狷的可取之處，「即在各自其生命真處發出來，沒有什麼敷衍遷就。」
其實，孔子最不高興的是「鄉愿」，就是那些「沒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都應付得很好，人家稱他是好人」的人。孟子對此的解釋最明白，「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在外面表現得很妥當，內裡卻缺乏真的人，還不如狂狷之士的好。這才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經梁先生的一番解釋之後，泰戈爾很高興，「我長這麼大沒有聽人說過儒家這道理，現在聽梁先生的話心裡才明白。」
說起傳統文化與儒家的道德，人們總是將其與中規中矩、拘謹、守規矩等聯繫在一起，殊不知那正是孔子所反對的鄉愿，是「德之賊」呢！梁先生藉此加以解釋，認為道德是生命的和諧，是「生命和諧中趣味最深最永」的部分，因為「德者得也」，是有得於己，有以自得，無待於外面的其他條件。人生要過得有趣味，沒有趣味，人就活不下去，「活且活不下去，況講到道德乎？」所以「道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發光的地方，生命動人的地方，讓人看著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
當我們如梁先生這般來理解道德的時候，道德是根於我心並深得我心的和諧、趣味與善意。如此過下去的人生，才是精彩的，動人的，也才是人人可欲可求的。梁先生與泰戈爾的這次相遇，繼而成就了這番有關儒家道德觀的討論，本身也是一段本真、有趣的佳話。在梁漱溟先生的心中，或許比留下一張合影更有價值。漫畫/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