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人們蒔花、賞花、弄花、詠花，因其在短暫的生命中極盡絢爛，於一方天地間吐露芬芳，而格外珍惜這份自然的饋贈。文人雅客採擷四季鮮花，剪枝修型插瓶，置入清水精心供養，希望枝頭上的美好留駐得更長久一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瓶花藝術」。
「清供」，又稱「清玩」，最早是古人在傳統節日或禮佛祭祀時供養的清果、鮮花等供品，後來發展成詩書禮樂之家中擺放的各種清雅之物，這種儀式始於秦漢，唐宋時期開始成形，明清逐漸興盛。
古人常言「花開堪折直須折」，瓶花之道，不僅在於案牘清供、點染生活，更重要的是花如其人，映射出插花之人的意趣和性情。「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精神格調少不了花、香、茶、畫這四般閒事，瓶花與盆景、假山、硯臺、古玩彝器等被用來裝點文人雅士的生活空間，成為了古人在仕宦以外的精神寄託。
漢魏：瓶插蓮荷，以花獻佛
從早期文獻和出土文物來看，早在先秦就有了插花、供花的習俗，但所插容器不限於瓶，還有盤、缽、筒、盆、壺等。《詩經·鄭風》中，有男女手持蘭花到溱河洧水去祭祀、嬉戲的記載，臨別時還互贈芍藥。《楚辭·九歌》中也有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的句子。「盍」是合之意，即指在神座前放置成束的鮮花。在河北望都漢墓出土的墓室壁畫中，墓主人為自己描繪了升仙后的居所，其中有一個陶質圓盆，盆內均勻地插著六支小紅花並置於方形幾架上，形成了花材、容器、幾架三位一體的形象，這是迄今為止所發現最早的古代插花圖像。
對於瓶花清供的起源，學界普遍認為源自佛前供花。據學者揚之水考證，鮮花插瓶並不是中土固有的習俗，早在魏晉南北朝就有了瓶與花的搭配陳列，不過那時候多是同佛教藝術聯繫在一起。
東漢末年，佛經的漢文譯本問世，其中有記錄瓶花供奉的經文。成書於公元197年的《修行本起經》有云：
「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明，徹照花瓶，變為琉璃，內外相見」。花供養是佛教六種供養中的首位，琉璃寶瓶為佛教七寶之首。東晉高僧法顯在《佛國記》也提到，他在西行取經所到之處，皆有以花供養者。可見，
「以花供佛」已成為佛事中的一項重要儀式。
唐 吳道子《送子天王圖》（局部）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南北朝時期，佛事大為興盛。據《南史》記載，晉安王子懋的母親病危，四處請僧行道祈求病癒，
「有獻蓮華供佛者，眾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以花獻佛，祈求醫病，霍然痊癒。」銅罌是一種口小腹大的盛酒器，這段蓮花供佛的記錄，被認為是插花源於佛教的憑證之一。現藏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的北周觀音像，觀音左手持插有蓮花的寶瓶，這裡的寶瓶主要為銅淨瓶，亦稱「軍持」、「君持」，是一種源自印度的重要佛教法器、供器。
唐 吳道子《送子天王圖》（局部放大）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用於佛事的花供養不太講究插花藝術造型，帶有明顯的宗教崇拜色彩，這與後世的文人插花有著諸多不同。禮佛儀式中，佛前供花多見瓶插蓮荷和柳枝，蓮花
「不枝不蔓，著而不染」的聖潔形象，具有特殊寓意。
「佛祖拈花，迦葉微笑」，從花開花落到花開見佛，佛祖與迦葉之間的傳承，藉由一枝花完成，迦葉睹花而笑，正可謂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
唐五代：百花朝賀，花有九錫
隋唐至五代，插花從寺廟佛堂進入到宮廷、顯貴、宴會中，此後的插花藝術被賦予了更多莊重華貴的儀式感，這與大唐國力強盛、聲威遠播也有直接關係。
唐代在宮廷中盛行的插花開始有了系統的理論，每年牡丹花盛開時節，宮廷中都要舉行牡丹花會，期間有嚴格的程序和講究的排場。文士羅虯撰有《花九錫》，講述了插花、賞花的流程，雖然字數只有短短幾十個字，內容卻很豐富。錫者，賜也，是古代帝王尊禮大臣所賜的九種器物，為尊重、莊嚴的象徵。花九錫，也就是插花觀賞的九個步驟，人們賜予花卉九種尊貴禮遇，增加花之華美。羅虯所謂的「花九錫」，是指：
「重頂帷（障風）。金錯刀（剪折）。甘泉（浸）。玉缸（儲）。雕文臺座（安置）。畫圖、翻曲、美醑（賞）。新詩（詠）。」大意是，事花者要用雙層帷幔給花遮風擋雨，在折枝時要用鑲金的剪刀來剪取花枝，在擇水時要用天然泉水來滋養花枝，插制的容器要選擇進貢白瓷玉缸那樣精美的器物，並且用雕有精美花紋的臺座安放。隨後，還要通過作畫記錄、譜曲演奏、品嘗美酒等活動來欣賞插花，最後作詩詠唱，將植物賦予人的品格，升華花卉文化的內涵。在時人眼中，只有蘭、蕙、梅、蓮這類高貴的花材才可享受這般禮遇。《花九錫》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插花在唐代的興盛、發展和繁榮。
在唐代，除了王公貴族營造園林、達官顯貴舉辦賞花集會之外，民間百姓對花草的熱愛從未消減，唐代盛期曾出現「家家有芍藥」「四鄰花競發」的盛況。周昉的《簪花仕女圖》描繪了宮廷貴女在春色正好時遊園賞花的情景，她們頭上簪花，手裡拈花，可謂花開正當時，草長恰逢此，是何等賞心之事。
唐 周昉《簪花仕女圖》遼寧省博物館藏每年農曆二月十五的花朝節，是與元宵節、中秋節同等重要的盛大節日。在這一天，草長鶯飛，萬物復甦，人們去郊外踏青賞花，市集上也擺滿了各種各樣的鮮花飾品，熱鬧非凡。到了武則天時期，花朝節更為盛行，武則天在這一天號令宮女採集鮮花製作百花糕，遍賞群臣，一時間觥籌宴飲，吟詩作賦，從宮廷到坊間上行下效，舉國同慶的風俗一直沿襲到宋代。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政局動蕩不穩，許多文人雅士避亂隱居，吟詩潑墨，插花藝術也變成他們表達思想情感的工具。南唐後主李煜對插花藝術也有獨特貢獻，正如其《相見歡》寫得那樣：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因為愛惜花，怕花被風吹雨打了，所以要把它拿到書房裡來插花。李後主創辦了最早的宮廷插花盛會，即「錦洞天」。每年春盛時節，梁棟窗壁，柱拱階砌，並作隔筒，密插雜花，掛上橫幅「錦洞天」，千姿百態，琳琅滿目。
這一時期的花材開始不局限於名貴花品，而是就地取材，奇花異草、山花野草不拘一格。插花器具也由銅器、瓷器，擴展到竹筒、漆器，而且插花作品不一定要擺放在桌子上，出現了壁掛、吊掛，有人還發明了一種能固定花材的新型容器「佔景盤」，盤中有許多銅筒，這樣便於花枝直立，更好展現花朵的姿態。
北宋 定窯白釉刻花花卉紋梅瓶 故宮博物院藏漢代到唐代的插花藝術，從萌芽到興盛經歷了一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從佛前供花、宮廷插花、文人插花到民間花事，各個時代的插花史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審美，卻沒有一個朝代的人，像宋人那樣愛花惜花，把花事融入平凡日常中。就像揚之水在《宋代花瓶》中所說的：「宋人對花的賞愛，很少再有狂歡式的熱烈，而是把花事作為生活中每一天裡的一點溫暖，一份美麗的點綴。」
北宋 趙昌(傳)《花籃圖》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插花藝術在宋代與焚香、點茶、掛畫共列為「四藝」。「花」、「香」、「茶」、「器」，這些都不是宋人的創造，卻經由宋人賦予了雅的品質，換句話說，是宋人從這些本來屬於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情趣，並且因此為後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瓶花」一詞在詩詞中的記載最早出現在北宋詩人俞瑊的《中山別墅》：
村居何所樂，我愛讀書堂。在作者看來，閒居村舍，最快樂的事莫過於讀書，透過窗戶可以看到臺階上綠油油的青草，案頭上擺放的花瓶，花瓣落下染香了硯臺。也如宋人史文卿在詩作《惜春》中所言：
「惜春只怕春歸去，多插瓶花在處安。」害怕春天匆匆逝去，所以要插花，以「留住」春天。除此以外，一爐香、一盞茶、一瓶花，宋人崇尚的花事，不同於唐人萬人空巷的集體遊園花會，而是多了些孤芳自賞的個人特質，風格從莊重講排場的宮廷式插花，轉變成不拘一格、追求自然美的文人插花。究其原因，除了商業貿易和都市經濟的高度發達，家具史中的一個顛覆性的變革——桌椅的出現，導致整個室內格局都變了，傳統居室陳設以坐席為中心，轉變為以桌椅為中心。瓶花史與家具史適逢其時的碰合，使鮮花插瓶順應需要，與香爐成為室內陳設的固定組合，一般在書齋擇小瓶，廳堂擇大瓶，搭配線條簡潔的花架、案幾，使精緻的雅趣有了安頓之處。
南宋 李嵩 《花籃圖》（夏花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南宋，李嵩，《花籃圖》（冬花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以兩宋流行甚廣的花卉類靜物畫為例，現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北宋畫家趙昌的《花籃圖》，畫中有盛開和含苞待放的粉白色芙蓉，雛菊少許，清新曼妙。南宋宮廷畫師畫李嵩的《花籃圖》有春、夏、秋、冬四幅，《花籃圖》（夏花冊）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籃中有以盛放的蜀葵為主花，萱草、梔子花、石榴花等夏季花卉為輔，色彩豔麗，錯落有致，竹籃編制精巧，體現了宋朝的插花時尚。李嵩的《花籃圖》（冬花冊）現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花籃圖》（春花冊）流入日本私人藏家，現被上海龍美術館收藏。《花籃圖》（秋花冊）則已經失傳。南宋還有一幅佚名的《花籃圖》，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風格與李嵩相似，但畫中花卉更為簡單樸素，有鳳仙花、牽牛花、桂花、雛菊等尋常市井人家常見的花材，頗有淳樸自然的山野之趣。
南宋 佚名《花籃圖》 上海博物館藏關於插花的方式，除了滿插花籃，還有隻插一支或幾支的情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梅花。梅花品性高潔，自古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睞，瓶插梅花追求線條美，與此相關的詠梅詩詞更是不勝枚舉。比如，曾幾《瓶中梅》云：
「小窗水冰清琉璃，梅花橫斜三四支。」李光的《漁家傲》中有
「海外無寒花發早，一枝不忍簪風帽，歸插淨瓶花轉好」，陸遊的《小雪》中也有
「簷飛數片雪，瓶插一枝梅」之句。最適於擺插梅花的花器被稱為「梅甁」，既可插梅也可作為酒器，小口、豐肩、細腰的器型與梅之瘦骨相映襯，有幾分傳統國畫中溜肩美人的神韻，瓷梅甁始見於唐，宋以後開始流行，歷經數朝經久不衰。
北宋 耀州窯青釉刻花牡丹紋瓶 上海博物館藏受理學觀念影響，宋代的文人插花不只追求怡情娛樂，還特別注重構思的理性意念，即所謂「格物」，因而也被稱為「理念花」，宋代文人插花以「清」、「疏」、的風格著稱，表現出作者的理性意趣或人生哲理、品德節操等。
宋代是插花藝術的極盛時期，全民上下皆尚雅文化，尋常人家也愛插花。歐陽修《洛陽牡丹記》說，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大抵洛人家家有花。」不僅在洛陽，逢年過節，家家戶戶都供養花草，《西湖老人繁勝錄》中記載，每逢初一日，即使是貧苦人家，
「雖小家無花瓶者，用小壇也插一瓶花供養，蓋鄉風如此。」宋人戴花、供花、賞花的愛好，早已蔚然成風，這也促進了城中花市和鮮花種植業的繁榮。在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臨安的街巷市井，無數人以種花、賣花為業，側面反映宋朝人對生活品質的追求，生活的富庶安逸。
元 王冕 墨梅圖 趙奕 行書梅花詩 合卷《東京夢華錄》記載，每到春天，
「萬花爛熳，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也畫了兩處賣鮮花的小攤，一個在城內「孫羊正店」門口，一個在城門外的路邊，周圍有市民正在買花。陸遊的名句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讀來總讓人感覺到一種難以名狀的淡淡惆悵，這清晨從樓下小巷傳來的賣花聲，最易牽動詩人的萬般愁緒，從北宋汴京都城到南下後的臨安城，賣花聲的風習沒有改，貨郎的鄉音卻變了，就像一個時代的如夢又易碎的繁華，近在眼前，卻轉瞬即逝。
明清：歲朝清供，博古成風明朝受「陸王心學」的風氣影響，主張良知之學、知行合一，明人不滿足於將瓶花看作息心養性、鑑賞把玩的純粹審美對象，還將花藝引入了學術領域，進而出現了高濂的《遵生八箋·瓶花三說》、張謙德的《瓶花譜》、袁宏道的《瓶史》以及文震亨的《長物志》等瓶花藝術論著，從而建立了完整的花藝理論體系。
明 龍泉窯青釉凸雕纏枝蓮紋瓶 故宮博物院藏崑山書香望族張謙德精於鑑藏，「家藏珍圖法墨甲於吳中」（《清河書畫表》）。他博雅好學，十八歲即著成《瓶花譜》。他認為在花器選擇上，
「貴磁銅，賤金銀，尙清雅也。」瓷器一貫是插花的首選，開口小、重心低，放置安穩的膽瓶最適宜書室擺設，其中被傳為「神品」的五代柴窯、宋代汝窯到明代早已蹤跡罕有，於是宋代官窯、哥窯、定窯和明代宣德窯等名窯被奉為當時珍品。以青銅器插花，在崇尚「博古」的晚明文人中也極為常見，除了銅瓶，古人用來貯酒的尊、罍、觚、壺等青銅器，帶有天然形成的古舊鏽色，也被世家清貴用來做花器。
明 陳洪綬 《銅瓶插荷圖》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文人擇瓶的愛好，進而影響了書畫家的創作。陳洪綬身處這樣的時代背景中，他的繪畫作品沿襲了宋代文人的餘音——博古之風，尤其擅畫銅瓶插花。陳洪綬花鳥畫中的瓶花或簡古，或清雅，花器選擇和場景布置相當考究，與袁中郎在《瓶史》中描述的場景頗為相似。《早年畫冊·銅瓶插荷圖》（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作於1622年，整幅作品乾淨素練，僅有一個造型細高的青銅柳葉瓶倚在畫面左側，瓶身自然斑駁的銅鏽，表現出古意厚重，瓶中竹葉一簇、荷花一朵，蓮葉把重心拉向右側，這是陳洪綬較早期的作品，雖然只是一瓶蓮花，但構圖在古拙中透露新意，初看平平，細看運筆、設色、布局都是匠心獨運，不愧為愛蓮且精於畫蓮的「陳老蓮」。仕女畫《斜倚燻籠圖》(現藏於上海博物館），描繪了仕女在閨中薰香的場景，她斜倚在竹條編織的燻籠上，籠下銅製的鴨型香爐既香且暖，塌前有頑皮小兒撲蝶，女侍低頭屈膝注視，身旁的有一隻插著木芙蓉畫的銅瓶，顯示季節已到深秋，細節生動曼妙。
明 陳洪綬 《斜倚燻籠圖軸》上海博物館藏在插花藝術的影響下，中國繪畫產生了一種「清供畫」題材，反映了文人的審美意趣、賀歲風俗和吉祥寓意。到了明清兩代，隨著文人階層群體的擴大，清玩之風一時流行，大量文人雅士涉足瓶花領域，蘇州地區沈周、陳淳、文徵明及其吳門畫派留下了大量瓶花和盆景組合的畫作。明陸治款《歲朝清供》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畫家以梅花、山茶、水仙為
「花國歲寒三友」，另有石竹為伴，有歲朝春韶之意，散落著百合、柿子和一柄如意，取其諧音為百年好合、事事如意、福壽綿長。
明 陳洪綬 《清供圖》清代初年，歲朝清供這類題材在江南頗為流行。清供圖的形制基本成型，其中最重要的一組元素是瓶器、香爐、如意，瓶器在清供中常取「平安」之意；香爐源於商周時代的鼎，作為一種祭祀、祈福的禮器經常出現在供奉中；如意造型是由雲紋、靈芝做成頭部，銜結一長柄而來，最初的「如意」是由古代的笏和搔杖，後演化成我國傳統的吉祥之物，供奉的時令鮮花蔬果色彩豐富，營造出節慶豐收之感，蘊含古人對美好生活的願景。
除了歲朝清供圖，明清文人受到復古思潮影響，金石之學蔚然成風，通過賞玩品鑑古書畫器物考證形制名物，在幽居逸樂中，尋索孔子所謂「好古敏求」的古代禮樂之道，催生了一種「博古清供圖」的風行。清末的虛谷、趙之謙、任伯年、吳昌碩等都曾創作過大量的清供圖與博古圖，以古為雅，鼎、尊、觚、爵等青銅器及玉器大量入畫，同時融入如意、柿子、桃子、佛手等吉慶之物。如任薰《博古花卉》、任頤《吉金清供圖》，吳昌碩《鼎盛圖》，在青銅鼎彝之器的全形拓樣中，繪製設色梅花、蘭花、牡丹等花卉，四季花之華美與青銅器之深厚凝重相得益彰，古意盎然又寓意吉祥。
吳昌碩《鼎盛圖軸》 浙江省博物館藏落花無意，草木有情，綿延千年的瓶花清供，滋養沁潤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生活。瓶中插花，水中養石，將自然山水萬物濃縮於鬥室之間，所謂
「室雅無需大，花香不在多」，藝術觀照內心，瓶花之供代表了一種淡泊寧靜的生活方式，一份高潔雅逸的內在追求。
（本文作者系上海博物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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