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如果說在西漢，孔子的教義還只是一種哲學思想的話，到東漢則完全變成了宗教。這個時代還產生了《孝經》《女戒》。佛教恰好在東漢初年傳入中國，佛教文化所帶來的關於「知」方面的思想，和儒家思想中「仁」的部分相結合，產生了一種新的思想，它使得中國的文化進入了一個浪漫而自由的時代，即魏晉南北朝時期。
韓愈是唐代人，但他發動了「新儒學」運動，行為和思想更符合宋代文人的要求。「宋儒」努力彌補唐思想文化上的缺陷，想讓中國的文明趨於完美。因此，很多佛教的思想被吸收。眾所周知，佛教文化本身非常嚴密，內涵深刻，對社會的疾病也是一種治療，所以中國社會一出現疾病（混亂）時，思想者就會尋找佛教的慰藉。宋代時佛教勢力也得到很大的擴張，當時已經和儒學有了一定程度的結合。
後來，從儒學延伸而來的朱熹理學和王陽明心學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佛、道思想的影響。
近幾百年來，儒家對朱熹和王陽明的學說都存在兩個極端理解。普遍認為朱熹有點盲目的遵從孔子的學說，要求必須完全依照孔子的教導行動；而王陽明則走上不同的道路，主張根據自己的「良知」或者說常識來判斷自己的思想，然後遵從孔子的教導行動。認為朱熹的做法是「學而不思」，而王陽明的學說則是「思而不學」。應該既不盲從王陽明的學說，也不盲信朱熹的思想，應該先學習而後思考。（其實，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朱熹也不是只學習不思考）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矣，是冥行者也。」冥，是黑暗的意思。不學習不思考就說我能行動，用兵法的名詞來說叫「有勇無謀」，相當於黑暗中走路，沒有方向還可能會跌落深淵。
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能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不明白道理就說自己能行動，這就跟一個不會射箭卻有膂力的人說自己能把箭射很遠卻射不中目標一樣可笑。
宋代陸象山云：「為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修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理論和實踐必須結合，不要偏頗，這也是中庸之道的中和。
中庸不是平庸、不是和稀泥，而是適度、適當、合適、剛剛好、平和、黃金分割點、皆大歡喜、互利共贏……
清末民初國學大師辜鴻銘（上圖）認為西方人的科學文化比中國進步，但在人文的文化上不及中國遠矣！他堅信，西方人通過學習中國的文明，將重新擁有美好——深邃、博大而淳樸，以及變得比現在更加精緻和優雅。在這一點上，中國文化將造福整個世界。
辜鴻銘說：「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心態，如果用詩人的語言修飾，那麼它是能讓人寧靜祥和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