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魯迅在通信中談自己談得最多的自然是給許廣平的「兩地書」了。情書中我我我、你你你地剖示自己、向對方坦白，正是所謂的卿卿我我。我的驕傲，我的懊惱，我的所憂所懼，我的向不曾與人道及的隱痛……皆與你分享。除許廣平外，還有個李秉中，那時是北大學生，早於許廣平，1924年就與魯迅通信了，後投黃埔軍校變成「武人」參加北伐，與魯迅很契合，似乎可以一起喝酒、談人生，是那種學生與年輕老師亦友亦師的關係。魯迅跟李秉中談得深，多半也是因為學生兼小兄弟一般的李秉中常要問「結婚然否」、「職業何為」一類人生大問題。魯迅一向愛護青年，答覆不會敷衍著說些套話空話，必要竭誠以奉，常常融匯了個人經驗與人生之思。譬如1928年4月9日信就寫了一大篇：
「記得別後不久，曾得來信，未曾奉復。其原因蓋在以『結婚然否問題』見詢，難以下筆，遷延又遷延，終至不寫也。此一問題，蓋討論至少二三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討論，仍如不言。但據我個人意見，則以為禁慾，是不行的，中世紀之修道士，即是前車。但染病，是萬不可的。十九世紀末之文藝家，雖曾讚頌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讚頌固不妨，身歷卻是大苦。於是，歸根結蒂，只好結婚。結婚之後，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兩害相權，我以為結婚較小。否則易於得病，一得病，終身相隨矣。」
這信放在情話綿綿的「兩地書」之間看，就很有意思。其時，魯迅已結束了與許廣平廈門—廣州的兩地相思，在上海甜蜜同居開始不到半年，而頑皮搗亂、頗耗費魯迅精力和時間的海嬰公子還未出生呢，怎麼就有了「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的喟嘆？是個人經驗還是泛泛而論？大約六七年後魯迅贈許廣平那首詩中，有「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之句，其中「可哀」解作「可憐、可嘆」，是於艱危世道中婚姻家庭生活諸種苦辣酸甜滋味的繁複感慨吧。同一封信中，關於職業問題，李秉中有所求教，魯迅也有所回答：
「兄職業我以為不可改，非為愛國，為吃飯也。人不能不吃飯，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與願違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餘暇，可研究自己所願意之東西耳。自然，強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飯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國謀生，將日難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魯迅的深刻與力量來自於真實與真誠，敢於正視人生真實的底色，反對「瞞」和「騙」，即如這信中所答，決不是飄飄然的漂亮話。所以青年們為何追隨魯迅，看這封信已能明白一二。
魯迅與李秉中通信之初，還沒有與許廣平師生戀，與朱安的婚姻形同虛設，正像一個尚且年輕的老單身漢，周圍聚著一幫仰慕新文學作家的新式青年。他們交換書籍、信息，商談文稿，介紹出版，也喝酒吃點心。魯迅還曾為李秉中寫信給胡適，說李秉中「久慕先生偉烈，並渴欲一瞻丰采。所以不揣冒昧，為之介紹，倘能破著作工夫，略賜教言，誠不勝其欣幸惶恐屏營之至！」這就好比今天韓寒肯為他的粉絲寫駢四驪六的介紹信給陳丹青，請他接見一下。這也印證了魯迅肯為青年做種種「傻事」的傳說，比如給一個落魄青年補靴子等等。他那著名的「俯首甘為孺子牛」的自況，真不是唱高調。
給胡適寫這封信是在1924年，那時魯迅、胡適還殘存著《新青年》同人的舊誼，但信的書寫形式已經相當客氣。後來兩人道不同、漸行漸遠，這樣客氣的信也無有了。
說到客氣與尊敬，魯迅寫給蔡元培老鄉賢老領導的信、寫給母親大人的家書，無論稱謂、格式還是文辭，都相當恭敬，執禮周到。寫給母親的信，抬頭總是「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結尾總要「恭請金安」，行文言及母親大人，「大人」之前留白以示尊敬，說到自己總要以小一號的字寫「男」如何如何，落款「男（小字）叩」或加上「廣平及海嬰隨叩」。新文人而執舊禮節如此。後來海嬰漸大，其言動舉止就成為魯迅給母親信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以此慰藉老人家。如1934年5月29日信：「害馬（指許廣平）及海嬰均安好，惟海嬰日見長大，自有主意，常出門外與一切人搗亂，不問大小，都去衝突，管束頗覺吃力耳。」
同年6月13日信報告：「海嬰這幾天不到外面去鬧事了，他又到公園和鄉下去。而且日見其長，但不胖，議論極多，在家時簡直說個不歇。動物是不能給他養的，他有時優待，有時則要虐待，寓中養著一匹老鼠，前幾天他就用蠟燭將後腳燒壞了。至於學校，則今年擬不給他去，因為四近實無好小學，有些是騙錢的，教員雖打扮得很時髦，卻無學問；有些是教會開的，常要講教，更為討厭。海嬰雖說是六歲，但須到本年九月底，才是十足五歲，所以不如暫且任他玩著，待到足六歲再看吧。」讀了這樣生動的報告，老人家的快慰可想而知。
五四以降，魯迅一代人對於種種舊道德的反叛，就有「非孝」一項，什麼「二十四孝」什麼「臥冰求鯉」「郭巨埋兒」，特別是那個極不自然的「老萊子彩衣娛親」——老大不小的一個人假扮奶娃子，四腳朝天咿咿呀呀，在父母膝下承歡——倒有可能把高齡父母嚇得半死，魯迅極度厭惡這種做作、蒙昧甚至血腥的孝道，數度撰文抨擊。這一主題甚至延續到後來巴金的《家》。非孝，為了求得個性解放。這就是為什麼許廣平們當年鬧學潮反對楊蔭榆，特別討厭楊用虛擬的親情籠絡她們，連魯迅也不願聞，指出學潮不是婆婆媳婦之間的勃谿之爭。魯迅反對的是虛偽做作、以壓迫青年為目的的所謂孝道，他如何對待母親正可體現他的孝心，即如上面引用的信，倒是他以海嬰娛親了。
說到「娛」，魯迅其實相當具有娛樂精神。這說明：一、他智力過人；二、他精力過剩。
章川島章廷謙是魯迅的鄉黨，浙江籍，也是較早那一撥與魯迅混得很熟的人（如許欽文、孫伏園等）之一。魯迅與他「業務」上的往來主要是淘、印古籍書，比如印《遊仙窟》的事，兩人信上說過好幾回。大概魯迅覺得他為人老實，又有點「木膚膚」——紹興方言說人遲鈍，於是像代在上海謀生、已有新愛人的三弟傳話給八道灣前弟妹、也即鬧翻了的周作人日籍妻子羽太幸子之妹羽太芳子的差事，就託他去辦。也許魯迅這樣考慮：即便那日籍姊妹給點壞臉色看，他章川島木膚膚的也沒感覺。也許正是章川島的木膚膚，魯迅給他寫信總是輕鬆愉快兼調侃。比如信中稱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為「北新小板」；贈送自己的新著給新婚不久的川島，題詞寫得超搞笑：「我親愛的一撮毛哥哥呀，請你從愛人的懷抱中匯出一隻手來，接受這枯燥乏味的《中國文學史略》。」川島夫人斐君懷孕、生子，魯迅比喻為「發表其蘊蓄」，產期延後，被調侃為「出版延期」。
魯迅去廈門大學，也替川島夫婦謀職，並在信中詳細介紹情況，吃住行，賺薪水，處處替他們打算。當時廈門大學在草創中，魯迅初到時，被「陳列於生物院四層樓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級」，「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倘有夫人，則當住於一座特別的洋樓曰『兼愛樓』，而無高升生物院之慮矣。」（1926年10月3日信）他分析道：「此處最不便的是飯食，然而凡有太太者卻未聞叫苦之聲。斐君太太雖學生出身，然而煎荷包蛋，燉牛肉，做雞蛋糕，當必在六十分以上，然則買牛肉而燉之，買雞蛋而糕之，又何懼食不甘味也哉。」（1926年10月23日信）
川島聽說魯迅要離開廈大， 他擔心廈大的是是非非，魯迅解釋說：學校中自然也有汙濁人事， 但哪裡沒有呢？「我的脾氣太不好，吃了三天飽飯，就要頭痛，加以一卷行李一個人，容易做怪，毫無顧忌。你們兩位就不同，自有一個小團體，只要還他們應盡的責任，此外則以薪水為目的，以『愛人呀』為宗旨，關起門來，不問他事，即偶有不平，則於回房之後，夫曰：某公是畜生！婦曰：對呀，他是蟲豕！悶氣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這裡都比別人和氣些。……若夫不佞者，情狀不同，一有感觸，就坐在電燈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無人澆一杯冷水，於是終於決定曰：『仰東碩殺！我勿要來帶者！』」國罵紹興版，老子不待在這兒啦！（1926年11月21日信）這一同樣的事，他寫在「兩地書」中給許廣平看時，就正經嚴重多了。待到許廣平為他擔心著急了，他又趕緊大事化小。參照著看，始知魯迅在廈門的如坐針氈，也真是與熱戀害馬而分居兩地這情形有關，不能全怪那些汙糟人事。
魯迅與章川島的通信計有六十餘封，娛樂調侃中，關於廈大，關於中山大學，關於他與顧頡剛的矛盾、官司以及與太陽社論戰、三十年代初參加左聯，這一段生活在寫給章川島的信中都有詳盡的展示。
川島章廷謙解放後在北京大學教書，1954年批判俞平伯時，他向王瑤發議論：「俞平伯寫東西，出發點並不是壞的，就是沒和政治聯繫，一經分析就壞了。」「從俞平伯那裡開刀來批判胡適思想似乎不太恰當。」「胡適的實驗主義在當時是好的。」結果被人寫進匯報向上反映。他忘了魯迅早在1927年通信中就告訴他的話：「我想贈你一句話：專管自己吃飯，不要對人發感慨。（此所謂『人』者，生人不必說，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內。）並且積下幾個錢來。」當時在北大，章川島被目為「落後教授」。
寫信，給什麼人，寫信人因對象不同而在信中有不同的形象呈現。與曹靖華通信的魯迅，興奮於那個遙遠的新的國度——蘇聯的一切，渴望著也進行著與異域文化的交流；與青年木刻家們通信的魯迅，沉浸在藝術世界，期盼中國美術技藝進步；與鄭振鐸通信的魯迅，是意欲保存國粹，印《北平箋譜》不惜重金、連富家子邵洵美亦驚得咋舌；與胡風通信的魯迅，是被舉為左聯盟主卻有一肚子苦水要吐……不同的信，不同的側面，構成豐滿的魯迅形象。
還有時光流逝帶來的改變。魯迅晚年對於青年人如蕭軍蕭紅，仍如早年對待李秉中們的熱誠，但歲月的痕跡悄然改變著魯迅形象。與李秉中通信的魯迅還有著年輕的語氣，而與兩蕭通信中的魯迅已然有父輩的慈祥了，蕭紅甚至常常想到她的老祖父。
當然也有歲月不能更改的老朋友的交情，比如許壽裳。兩人從年輕到老一路走來，彼此了解，無需在信中剖白；有事相幫，有話直說；即便多時不見，亦不相隔，如，「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譯作，看稿，忙而無聊，在自己這方面，幾於毫無生趣耳。」（1935年3月23日信）這樣的不昂揚、不風趣、不諷刺揭露敵手、淡然平常卻沉鬱之至的牢騷話，想來也只有向老友說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