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毛主席在豐澤園款待司洛路:備甜酒中華煙

華夏經緯網   2013-01-09 09:20:50

　　1951年6月17日，一抹晚霞把首都北京裝點得格外絢麗迷人。下午6時許，一輛小轎車徐徐開進中南海，停靠在豐澤園門前。車門打開後，從車上下來一位衣著樸素的中年人。他，就是毛澤東主席請來的客人——中共聊城地委宣傳部部長司洛路。 

　　司洛路，原名司澤霖，山東省冠縣許辛村人，1913年出生。曾就讀於聊城省立二中，1937年濟南省立第一師範畢業後任小學教員，同年11月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6月入中共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10月結業後任廣宗縣戰委會組織部長、縣「民先」總大隊隊長。1939年7月調回冠縣，歷任中共冠縣縣委委員、常委、宣傳部長、民運部長，縣動委會主任、農會主任。1942年7月，任魯西北農救會宣傳部長。同年10月，任中共冠縣縣委組織部長。1943年11月參加冀南區黨委黨校整風學習。1945年4月後，任中共永智縣、冠縣縣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1947年後，歷任中共冀南第一地委黨校副校長，中共武訓縣委副書記、書記。1950年10月任中共聊城地委常委、宣傳部長。1954年後調南京工作。1980年6月，任南京市政協副主席。1983年4月離休。1992年6月13日在南京逝世。　

　　江青邀請司洛路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之後，武訓歷史調查團來到武訓的家鄉——堂邑縣柳林一帶進行調查。按照地委的安排，司洛路陪同調查團進行了為期10天的調查。6月12日，調查結束後，司洛路隨團進京匯報，住在中南海慶雲堂中宣部內。17日下午，武訓歷史研討會議結束後，司洛路剛想起身離開，江青喊住了他，邀他到中南海一起吃晚飯，司洛路便高興地乘車來到了豐澤園。

　　豐澤園，建於清康熙年間，為清朝皇帝每年春季舉行「演耕」儀式的場所。1949年後，豐澤園內的「頤年堂」成為黨中央舉行重要會議和毛澤東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會見國內外賓客的地方。園內東院的「菊香書屋」，是毛主席辦公和居住的地方。

　　司洛路來到「菊香書屋」院裡，在院子西北角的涼棚下稍事休息。這時，毛主席的小女兒李訥走來向司洛路表示問候。片刻，服務員把晚飯端了上來。這時毛主席紅光滿面、神採奕奕地從東屋裡走出來，後邊還有兩位高大魁梧的首長。司洛路快步迎上前去，緊緊握住了毛主席的手，心裡有幹言萬語，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激動地只說了一句：「毛主席好！」

　　站在一旁的江青向司洛路介紹說：「這位首長是彭真，這位是羅瑞卿。」接著，江青又向毛主席和彭真、羅瑞卿介紹了司洛路。毛主席笑著對彭真、羅瑞卿說；「他們這次調查有成績！」大家一邊說著，一邊朝涼棚走去。

　　到了涼棚，毛主席在圓桌偏西北的位置坐下後，司洛路偏南坐在毛主席的右邊，東邊是彭真、羅瑞卿，江青坐在東北邊。

　　晚餐很豐盛，有海參、苞菜、菠菜、雞蛋豆腐丁、毛豆、肉榨、炸魚、豬肉等八個菜，還有兩個湯，吃的是大米飯。桌上還有甜酒、中華牌香菸。看得出，這是毛主席特意為客人準備的。

　　壽張縣名是怎麼來的

　　開始吃飯時，毛主席和彭真、羅瑞卿等先一一同司洛路碰了杯。毛主席也很高興，一邊喝酒，一邊操著很濃的湖南口音，不停地向司洛路詢問。

　　彭真、羅瑞卿悄悄地問司洛路：「你能聽得懂主席的話嗎？」

　　「有的能聽懂，有的聽不懂。」司洛路面有窘色地答道。

　　於是，彭、羅兩位首長就當起了司洛路的「翻譯」，每當司洛路有聽不懂的地方，他們就「翻譯」一遍。

　　毛主席問：「你叫司洛路？」

　　司洛路回答：「我原名叫司澤霖，參加工作後改名叫司洛路。」

　　「你們那裡的地委書記是誰？」

　　「叫王維群。」

　　「你們地委管哪些縣？」

　　「有冠縣、堂邑、莘縣、聊城……」

　　「壽張縣歸你們地委管嗎？」沒等司洛路說完，毛主席接著問。

　　「歸。」

　　「你知道為什麼叫『壽張』嗎？」

　　司洛路沒想到毛主席會提這樣的問題，一時有些不知所措。司洛路到聊城地委工作剛剛一年多時間，對全區的工農業生產及宣傳教育等方面的情況比較熟悉，對地名的來歷了解得就不夠詳細了。主席問這方面的事，不講又不好，他只好把自己所知道的關於「壽張」的民間傳說告訴毛主席。

　　「相傳，唐朝的時候，這個地方有個縣令姓張。他在任職期間，勵精圖治，革故鼎新，興修水利，鼓勵農耕，減輕賦稅，安撫百姓，把這一帶治理得井井有條，充滿生機，深得百姓的愛戴。在他六十歲生日時，百姓們書寫了『壽長』二字送去表示祝賀。不久，這位縣令積勞成疾，溘然長逝，百姓悲痛萬分。為了紀念他，便取『壽張』為這個地方的縣名。」

　　聽了司洛路的講述，毛主席搖了搖頭，他隨手點燃了一支香菸，慢慢地吸了幾口，然後繪聲繪色地講了一個有關「壽張」的傳說：

　　「壽張縣，原來叫壽良縣。唐朝出了個女皇帝叫武則天，相傳她有一個丞相姓張。這個丞相過九十歲生日時，武則天給他賀壽，把一塊地方給了他，這個地方就取名叫『壽張』。」

　　「政府對反革命不會不鎮壓的。」

　　毛主席講完後，大家都會意地笑了。這時，毛主席把話題一轉，問司洛路：「你們那裡鎮壓反革命的情況怎麼樣？還有沒抓起來的反革命嗎？群眾有沒有怕不鎮壓反革命的顧慮？」

　　全國解放後，大陸上殘留著200多萬政治土匪，還有大批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幹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動十分猖狂。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動的指示》。根據這一指示，各地黨委廣泛動員群眾，開展了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毛主席十分關心這一運動的進展情況。

　　於是，司洛路向毛主席簡要地匯報了聊城地區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情況：建國初期，聊城地區的一些反革命分子蠢蠢欲動，尋機進行搗亂破壞。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聊城地委帶領全區人民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到1950年冬，全區逮捕、管制了一批氣焰囂張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上半年，地委及時總結了前段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發動群眾，深挖出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推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深入進行。

　　司洛路最後補充道：「還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沒抓起來，幹部與群眾有些顧慮，怕不鎮壓反革命了。」

　　這時彭真插話：「這是你的宣傳工作沒做好啊！」

　　「對，是宣傳工作沒做好！」羅瑞卿也插話說。

　　「是這樣，回去後我們一定做好宣傳工作。」司洛路立即作了保證。

　　聽到這裡，毛主席強調指出：「政府對反革命不會不鎮壓的，只是現在對抓起來的反革命分子要進行審訊處理。你們要抓緊六、七、八三個月的時間，對已抓起來的反革命分子，該殺掉的殺掉，該判刑的判刑，該管制的管制起來。審訊處理後，再有反革命再抓，什麼時候有反革命就在什麼時候鎮壓，不會出現有反革命而政府不鎮壓的情況。你回去以後，要告訴地委和幹部群眾，不要有顧慮。」

　　「我很關懷他們！」

　　談到這裡，毛主席的思緒似乎又回到那烽火連天的戰爭年代。他問道：「你們那裡在抗戰期間有一大片『無人區』嗎？」

　　「有！」司洛路懷著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及在座的領導人講述了魯西北「無人區」的情況。

　　1942年至1943年上半年，由於日偽殘酷地實行「三光」政策，加上老天大旱，整個魯西北出現了大面積的災荒。僅冠縣、堂邑、聊堂縣就餓死10萬多人，在以桑阿鎮、辛集、堂邑南部為中心的茫茫大地上，屍橫遍野，戶無炊煙，狐兔出沒，一片荒涼，形成了涉及莘縣、冠縣、聊城、堂邑等縣的大面積「無人區」。魯西北地區的抗日軍民遇到了難以言狀的困難，工作人員只能以糠菜、樹皮、草根等物充飢。在農村，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景，有的地方出現了「早死有人埋，晚死無人抬」的現象。

　　司洛路接著講述道：「災害發生後，在魯西北黨組織的領導下，各地成立了救災委員會，派出了救災工作隊，千方百計地籌集糧食，進行賑濟，並組織以互助為主要形式的『以工代賑』,招撫大批流亡人口回故土生產和移民墾荒，制定回贖政策，解決阻礙發展生產的一系列問題，煥發了群眾抗日的熱情和生產自救的積極性。至1943年秋，抗災救災取得了初步勝利。」

　　聽了司洛路的介紹，毛主席的心情顯得很不平靜。他一再叮囑司洛路：「你回去以後，向那個地區的廣大群眾講，就說我很關懷他們！」

　　1951年夏種期間，不少地區乾旱少雨，嚴重威脅著農業生產。毛主席關切地問司洛路：「你們那裡下雨了嗎？」

　　「剛剛下過雨，可以播種了。」司洛路來京後接到家中來信，知道聊城地區剛下過一場透雨，他便把這個消息告訴了毛主席。

　　毛主席聽了，臉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天色漸漸晚了，毛主席仍餘興未盡，侃侃而談。晚飯後，司洛路起身戀戀不捨地與毛主席和彭真、羅瑞卿等握手告別。當晚，就踏上了返回聊城的路程。

　　夜幕低垂，繁星閃閃。在列車上，司洛路望著車窗外的萬家燈火，激動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他不時默默地追懷著毛主席與他共進晚餐的動人情景。

　　回到聊城以後，司洛路立即向地委和各縣委傳達了毛主席關於鎮壓反革命工作的指示。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聊城地委領導全區人民深入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運動。到1952年底，全區共逮捕反革命分子3079名，管制8187名，取得了鎮壓反革命運動的最後勝利。

　　司洛路還在當年「無人區」的中心——堂邑縣辛集召開的群眾大會上，轉達了毛主席的問候。會場上群情振奮，掌聲雷動，紛紛表示感謝毛主席的關懷。（陰元昆）

來源：大眾日報

 

責任編輯：楊馥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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