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洲志》:近代中國最早的百科全書

鄒振環 中國出版史研究

摘 要: 百科全書是以一家之言為中心，或按詞典的形式分條編寫，或按秩序排列，以闡發系統的知識世界的成果，其展示的是西方學術的立體思維和知識信息的系統思維。百科全書究竟是何時讓中國人知曉的，「Encyclopedia」中譯名是何時在漢字語系中出現，又是哪一位中國人最早主持編譯出西方百科全書的呢？本文通過對林則徐主譯《四洲志》的原本、譯本內容與結構，以及該書譯介新詞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四洲志》系據英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慕瑞（Hugh Murray）所編著的《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一書編譯的，所據原本應為1837年或1838年的美國費城版。這是中國第一次組織譯出的西方百科全書。1839年12月14日《澳門新聞紙》最早有「百科全書」的音譯詞「燕西果羅啤呢阿」，林則徐努力使之「中國化」，把Encyclopaedia與傳統「志」對應起來，將《世界地理百科全書》命名為《四洲志》。可以說，「志」是近代國人在漢文文獻系統所表述的Encyclopaedia第一個漢文意譯名。作者還討論了參與編譯《四洲志》的梁進德作為主要譯者的貢獻，以及《四洲志》的版本、體例、內容、流傳及其影響，特別是魏源編纂《海國圖志》時有意對林譯《四洲志》這種「志」書體例加以繼承與模仿，從而發展出一種屬於「世界百科知識」彙編方式的著述體例。

關鍵詞：林則徐；《四洲志》；百科全書；志；梁進德；《海國圖志》

談及影響近代中國人的譯著，就不能不提及林則徐主譯的《四洲志》。《四洲志》提供了中國人早期了解和認識世界的主要資料來源。陳勝粦認為該書「具有開創新風氣的劃時代意義」。然而關於林則徐以怎樣的形式來編譯《四洲志》，《四洲志》有著怎樣的特色，其原本及其編譯者的情況，《四洲志》的流傳方式等，前人雖已有若干討論，但至於《四洲志》究竟是以怎樣的形式介紹世界，各家陳述不同，或以為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著名的世界史地譯作」；或以為林則徐編譯《四洲志》，「從史學的角度看，也未形成自己的理論方法或體例」。作為一本譯著，有關《四洲志》的研究，在相當長的時期裡處在《海國圖志》的「陰霾」下，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仍留有很多問題，值得學界進一步討論。特別是該書作為近代中國編譯出的第一部漢文西方百科全書，所產生的學術影響，至今無人提及。筆者擬以此為題，陳述若干不成熟的想法，以就正於方家。

一、《四洲志》的原本與譯本

《四洲志》所據的原本《世界地理大全》（又譯《世界地理百科全書》，簡稱《地理大全》）為英國著名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慕瑞（Hugh Murray，1779—1846）所著。慕瑞出生於英國一位牧師之家，1816年當選為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員，曾擔任《蘇格蘭雜誌》編輯，之後他參與《愛丁堡地名錄》的編纂而成為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的成員。著有《瑞士移民》（The Swiss Emigrants，1804）、哲學論文《小說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Fiction，1805）和《關於國家性質的調查》（Enquiries respecting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1808）、《另一個浪漫》（Another romance，Corasmin，or the Minister，1814）、《地理學教理問答》（A Catechism of Geography，1833）、《馬可波羅的旅行（修訂和增注）》（Travels of Marco Polo，amended and enlarged，with notes，1844）、《非洲大陸:發現與發明的敘事》（The African Continent：a Narrative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1845）等。慕瑞在編著出版《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今譯《世界地理大全》或《地理大全》）前後，曾出版過一系列關於英屬北美、英屬印度的地理概述。

1836年，慕瑞及其合作者John Crawford、Peter Gordon、Thomas Lynn、William Wallace、Gilbert Burnett在英國愛丁堡出版了一部名為《中國歷史與現狀概述》（An Historical and Account of China）的著作，全書分三卷，是關於中國歷史、物產、商業、政治和社會狀況等內容:卷一是關於中國地理概貌和歷史的綜合性概要；卷二是關於中國語言、文化、宗教、政府、工業、習俗和社會生活；卷三是關於中國的內部狀況、對外貿易，集中敘述中國與英國的貿易。但該書遭到了裨治文的嚴厲批評，被認為依據的是早期耶穌會士一些陳舊的觀點和資料，過多徵引了門多薩《中華大帝國史》中的內容。雖然在裨治文看來，慕瑞等人著作的學術水平是不高的，但由此也足見，慕瑞對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地理，有著濃厚的興趣。

《世界地理大全》英文版書名及副標題為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Comprising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the Earth，Physical，Statistical，Civil，and Political（Exhibiting Its Relation to the Heavenly Bodies，Its Physical Structure，The Natural History of Each Country，and the Industry，Commerce，Political Institutions，and Civil an Social State of All Nations，Volumes 1，2，and 3，編者特別強調了以地理為中心來表述包括地球基本知識在內的完整的自然地理的描述，物理、人口統計等資料，亞洲、非洲、歐洲及南北美洲的政區和人文地理的價值和重要性。該書第一部分是地理學史的描述，在古代地理學的部分中，介紹希伯來人和腓尼基人的地理學知識、伊斯蘭王國時代的地理學等；然後是中世紀的地理學，包括黑暗時代的歐洲地理學、威尼斯人的地理知識等；最後進入現代地理學，分述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的地理，有部分簡要述及澳洲的島嶼等，並介紹地理的一般原則，包括天文學原理，地球的旋轉，太陽、月亮等星體的運動，萬有引力論述地理環境與宗教的關係、地理環境和人類和動物的關係、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活動的關係，涉及礦物學、植物學、動物學、語言學等學科領域。對於每一個地區都分別敘述其自然地理、歷史地理、政治地理、工業產品、國民與社會狀況，還分東南西北分述區域地理，次序是歐洲、亞洲、非洲、美洲和澳洲，歐洲以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為先，其次是北歐的瑞典、挪威，荷蘭、西班牙，其間配有大量圖片，有82幅地圖和超過一千種圖版。除了地理部分外，其餘部分分別由其他學者完成，天文學由William Wallace編寫，植物學由William Jackson Hooker編寫，地質學由Robert Jameson編寫，動物學由William Swainson擔任撰稿人。增補版於1843年出版。該書初版後廣受歡迎，託馬斯·加馬利爾·布拉德福德（Thomas Gamaliel Bradford，1802—1887）編輯了三卷的美國版（1837）。

《世界地理大全》原本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1834年初版於倫敦，兩冊本，共計1567頁；1838年修訂版，共計三冊，第1冊597頁、第2冊592頁、第3冊624頁，全書合計1813頁。《地理大全》的原本是林則徐通過在馬禮遜學堂任教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鮑留雲購入的。林則徐編譯《四洲志》所依據的原本出版於哪一年，至今說法不一。有人認為是依據1834年的初版，但《四洲志》中有兩次提到美國在1836年擴大領土，多次提到1835年的貿易情況，顯然不是依據1834年的初版。陳華認為《四洲志》絕大多數內容是依據原著的美國摘譯版及其書中的地圖編譯的。美國版從1837年起連續出版多年，版本很多，可能依據的是1837年或1838年版。有學者認為《四洲志》所據原本並非1834年的英國倫敦初版，該書十年後有第二版（1844）問世，書名不變，從1837年起連續多年在美國費城刊印，並更名為The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美國的各個修訂版（1837—1855）都特別聲明全文經過仔細更正，多數情況下採用了新的統計數據。但據滕超核對，除了「育奈士迭國」（United States，今譯美國）篇有較大增補外，其他部分基本沒有改動。由此大致能確定，《四洲志》所據原本為1837年或1838年的美國費城版。

《四洲志》當時有無單行本刊行，至今仍是一個謎。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鴉片戰爭》的「書目解題」列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補編本》，並稱《四洲志》有道光二十一年（1841）刊本，這一說法也為來新夏和陳勝粦所沿用。其實兩說的共同來源還是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史料叢刊」《鴉片戰爭》的「書目解題」中有「此書據西人記載」一說。查《中國叢報》1845年11月刊本有報導，稱已經收到一套二十卷本的林則徐所譯《地理大全》的印本（A copy of Lin’s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並準備在下月號予以詳細評說。但據1841年「馬禮遜教育社第三年度報告」（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the Morrison Education Report），林則徐曾準備將該書交付出版，可是突然接到清廷諭令，要他前往浙江前線抗英，這些譯稿自然無法付梓。據說他離開廣州時隨身帶著《四洲志》的譯稿，打算到浙江整理並做出版準備，後來譯稿下落不明。魏源稱自己得到的《四洲志》是鈔本，編入1843年問世的《海國圖志》五十卷本。儘管1839年《四洲志》已由林則徐組織編譯完成，但一直沒有刻印過，所以《四洲志》是依靠《海國圖志》才得以流傳的。今人所述的《四洲志》，多依據收在王錫祺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杭州古籍書店1985年影印本第20冊）中的刊本，或以為是輯錄1841年的刻本。潘光哲將《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中收錄的《四洲志》和六十卷本、百卷本的《海國圖志》的相關段落進行初步比對，認為與《海國圖志》的內容根本一致，因此大膽推斷，此版本《四洲志》中的一些內容，應輯錄自《海國圖志》，非其原書。

二、《四洲志》的內容與結構

《四洲志》編譯漢文約114000字，僅原著的十五分之一。有不少文章把《四洲志》僅僅看成是一本地理著述，這是不正確的。《四洲志》是據《世界地理大全》原本的修訂版節譯的，或者說是編譯的一個選本。《四洲志》譯本的原抄本之具體結構究竟如何，目前還是一個謎。因為今人所述的《四洲志》，多依據收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中的刊本。該版是據《海國圖志》轉輯的。王錫祺知道魏源重輯過程中刪掉抄本的百餘字；但不清楚魏源在重輯過程中，是否為適應《海國圖志》的編輯體例，改動過原抄本若干節的順序。譯本《四洲志》原是有地圖的，《海國圖志》收錄了《四洲志》英吉利國分布圖，而該圖未被王錫祺採錄。在目前尚無法找到原稿本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以收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中的刊本，作為分析該書體例的基礎。

《四洲志》包含世界四大洲30多個國家的政治、歷史、商業內容，原本述及的國家和地區並未完全譯出，整個澳洲卷基本被刪節，不過比較當時國人世界知識的缺乏程度，仍堪稱近代中國譯出的第一部相對完整、比較系統的地界地理志書。從1834年初版起，直至1837年以後在美國發行的修訂版，《世界地理大全》均劃分為五卷，即五洲（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以及澳洲），而《四洲志》一改原作者歐洲中心主義的模式，將原本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以及澳洲的五洲模式，改為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的結構，沿襲了艾儒略《職方外紀》關於世界的敘述方式，彰顯了以傳統中國為中心的地理解說影響，保留了中國傳統以天朝為中心的敘述模式，表明中國仍是世界的核心和起點，仍是從越南、暹羅等敘起，由東及西，述及歐洲和北美。亞洲依次介紹的有安南國、暹羅國、緬甸國、印度國、巴社國（今譯波斯）、阿丹國（今譯阿拉伯）、都魯機國（屬亞洲部分的土耳其），亞洲除中國外，缺日本和東印度群島；非洲介紹了依揖國（今譯埃及）、阿邁斯尼國（今譯衣索比亞）、東阿未利加洲、阿未利加洲之北四國（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特釐波裡）、南阿未利加洲、西阿未利加洲、中阿未利加洲，但非洲部分沒有譯介努比亞（Numbia）、撒哈拉沙漠（Sahara）和非洲島嶼國家；歐洲介紹了布路亞國（今譯葡萄牙）、大呂宋國（今譯西班牙）、荷蘭及彌爾尼壬國（彌爾尼壬國，今譯比利時，1815年於荷蘭成立聯合王國，1830年脫離）、佛蘭西國（今譯法蘭西）、義大利亞國、耶馬尼國、歐塞特裡國、波蘭國、綏林與那威國（今譯瑞典與挪威）、領墨國、瑞國（今譯瑞士）、普魯社國、都魯機國（屬歐洲部分的土耳其）、英吉利國、俄羅斯國、悉畢裡阿國（今譯西伯利亞），歐洲部分缺希臘；美洲有育奈士迭國（今譯美利堅合眾國）、北墨利加洲之俄羅斯屬地、北墨利加洲之英吉利屬地、智利國，美洲部分缺巴西、哥倫比亞、秘魯、西印度群島、瓜地馬拉、墨西哥等中美洲國家，最後部分介紹了世界各教。因為當時國人對澳洲的認識還很模糊，一般稱「墨瓦臘泥加」或「墨瓦臘之地」，或指南極洲、大洋洲一部分，甚至包括東南亞一帶，《四洲志》幾乎完全沒有涉及澳洲，大概林則徐也沒有將之計算為一大洲，故名「四洲」。而且明末以來有不少學者在接受西方傳來的五大洲觀念的同時，又很喜歡將地理空間的劃分，以佛教典籍中的所謂四大洲來附會，如魏源「梵典分大地為四大洲」一說即是顯例，而魏源的觀點很大程度上可能也是受到了林則徐的影響。

《四洲志》除了節譯出原書中關於世界各國的歷史由來、地理沿革、山川河湖、國家結構、民族分布、宗教信仰之外，林則徐還在其中發表自己的見解，表明自己的編纂原則和政治傾向。如改變了原書以歐洲為中心的模式，凡原書耶穌紀年後均標註中國的皇帝紀年，以便中國讀者比較對照。全書多處以漢文文獻和其他相關中文記述相印證，如稱「巴社」（今譯波斯）「《史記》所載，亦古名邦，如阿西利阿、巴比羅尼阿」。「印度國」一節中稱「《海錄》謂居斯士者為巴史種類，顏色稍皙，即今來粵貿易之白頭夷也」，「果真，南印度部落，《海錄》作固真，東界戈灣都，西界海，南界特那彎戈，北界馬那麻」。在講述「依輯」（今譯埃及）時，特別指出當年「利瑪竇所謂黑人多是也」。這些都是原書中沒有的內容。

《四洲志》不譯原書專講中國的近三章，僅摘譯原著的其他章節。原著對中國疆域有刻意歪曲，《四洲志》首譯美國版原著的Further India這一章，林則徐既不知此名在原著英國版中作Indo-Chinese Countries（印支國家），也不知美國版改用新概念的用意，但林則徐對「中國與西藏」這一居心險惡的提法是看得很清楚的。對原書中凡有問題的地方，林則徐一一加以考辨，如原書將中國（China）、西藏（Tibet）和東韃靼裡（Eastern Tartar）分三個部分敘述，而把後兩個部分說成的foreign dominion of China，意謂被「納入中國版圖的外國領土」，在《四洲志》中被糾正為「中國西藏」，原著中的「北界中國與西藏」的錯誤敘述，也被改正為「北界雲南、西藏」。《四洲志》的首句，就是他把譯自原著的安南、暹羅、緬甸三國「北界中國與西藏」，改定為「北與中國西藏、雲南、廣西交界」。「中國西藏、雲南、廣西」這8個字，用現代漢語說，就是「中國的西藏、雲南、廣西」，意即西藏同雲南、廣西一樣均為中國的領土，不容歪曲。隨後譯稿在「緬甸」一節中再次出現緬甸「北界中國與西藏」之句，林則徐又改為「北界雲南、西藏」，意即西藏同雲南都是中國的領土。再後，在「悉畢釐阿」（Siberia，今譯西伯利亞）那一節中，原著說西伯利亞隔著大山脈南接東、西韃靼裡，林則徐又把譯稿中的「東韃靼裡」改為黑龍江、蒙古、伊犁等處，意即根本不是什麼「東韃靼裡」，而是中國的這些地方。其中「黑龍江」三字，包括鎮守黑龍江一帶的黑龍江、吉林二將軍轄區。原著借「地理著作」有計劃地而且很嚴密地貫徹西方侵略者分裂中國的陰謀；而為了維護中國的領土、主權，從《四洲志》的首句開始，林則徐就在他能夠發現的問題上，對原著的謬論作了一系列的批改。

《四洲志》中篇幅最長的要數「育奈士迭國」（今譯美利堅合眾國）一節，其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美國的簡史和政治體制，指出：「前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士眾憤怒，次年遂約佛蘭西、大呂宋、荷蘭諸仇國助兵恢復，爰議以戈攬彌阿之窪申頓為首區，總統兵馬，稱為育奈士迭國。與英國血戰七年，客不敵主，打破英軍，國勢遂定。」在「政事」一小節中稱：「因無國王，遂設勃列西領一人，綜理全國兵刑、賦稅、官吏黜陟。然軍國重事、關係外邦和戰者，必與西業（Senate，今譯參議院）會議而後行。」美國從1776年建國，差不多經過半個世紀，已經開拓了大規模的世界貿易，有關美國的物產和世界貿易發展的情況，《四洲志》中亦有不少數據，如稱1834年，英吉利進美利堅口岸貨物，約值45566000元有奇，出口貨物約值41648420元；中國茶葉進口者，約計6213835元，在國內銷流者居六分之一；此外尚有絲髮等項1678492元，共計值銀7892327元。由本國出口運赴中國的貨物，值銀不過1000483元。其餘各國進口貨物多寡不一，統計貨值149895742元。1835年，美國從各國進口貨物共計銀126521332元，出口運往各國貨物共計銀104339973元。從上述美國進出口貿易估計，當時世界各國之間的貨物交易量，已形成相當大的規模。「育奈士迭國」有一段關於美國何以在短時間內成功建立新的富強之國的評論，稱：「傳聞大呂宋開墾南彌利堅之初，野則荒蕪，彌望無人；山則深林，莫知礦處；壤則啟闢，始破天荒。數百年來，育奈士迭遽成富強之國。足見國家之勃起，全由部民之勤奮。故雖不立國王，僅設總領，而國政操之輿論，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聞，事簡政速，令行禁止，與賢闢所治無異。此又變封建郡縣官家之局，而自成世界者。」比對原書，除第二句「野則荒蕪，彌望無人」較為忠實原著外，第三、四句「山則深林，莫知礦處；壤則啟闢，始破天荒」則完全是改寫，「不立國王，僅設總領」屬林則徐憑空加入的內容，「the omnipresence of its periodical press」（期刊星羅棋布）和「the cheap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government」（政治廉潔高效）兩句，被解讀成「國政操之輿論，所言必施行，有害必上聞，事簡政速，令行禁止」，特別是林則徐把美國的聯邦制度同中國的封建郡縣制度加以對比，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與中國有作為的聖明君主統治並無差異，肯定這種民主共和的國體在世界政治體制上的合理性。這種認識在清朝舉國夜郎自大、惟我獨尊的社會氛圍中，確屬鳳毛麟角，這一思想同樣也影響了後來的魏源和徐繼畬。林則徐也被認為是「開創了解和介紹美國之風氣的第一人」。

魏 源

和當時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並存的，還有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林則徐對這些國家如俄國、都魯機國（歐洲部分的土耳其）以及歐洲、亞洲、非洲一些國家的專制統治，也一一作了介紹。他記述歐洲部分土耳其的政治制度說：「政事與歐羅巴各國不同，權操自上，令出惟行，弗為反。國王謂之額蘭西尼阿。西尼阿者，神影也，以為奉神命而來治國。國人懷前王荷多曼之德，故後世雖經變亂被弒，仍立其後裔。王為本國回教之主，無敢訾議。……宮中姬妾數百，多由巴札各屬國競獻希恩。王無聘娶之禮，以至尊無人敵體，唯於群美中擇立正妃一，庶妾七，餘皆婢媵。如正妻廢棄，即遷入舊宮，別立一人。王如薨逝，嗣王即將前王妻妾統禁宮中，有白奄人守外門，黑奄人守內役。」他在敘述俄國農奴制度時說：「其管轄外部之官則分數等，不問轄地之廣狹，收稅之厚薄，而以所隸奴僕之多寡為小大。其奴僕最多有十二萬五千者。官俱武職。其國之奴僕浮於兵額。在千八百十六年（嘉慶二十一年），官之奴僕有六百三十五萬三千人，民之奴僕有九百七十五萬七千人。千八百二十年（嘉慶二十五年），拒敵佛蘭西時，兵止九萬，加以鎮守兩都魯機之兵，亦不滿十五萬，即並各處炮臺防守兵、護衛兵數之，亦不足三十萬。……自俄羅斯闢山路，造橋梁，五年始藏。設總領一人，及玉士領千五百名，玉士領，武官也。所乘馬皆雄壯善走，兵器弓矢、鳥銃，甲堅能御銃彈。所蓄奴僕分二等，一備戰陣，一司耕作。其備戰之奴僕，多至萬人，修偉矯戰。」除將封建大國作為敘述重點外，林則徐也沒有忽視對一些落後小國的介紹，如譯介的非洲部落式國家即達數十個之多。在記述西非的奴隸制國家阿寒氐時說：「幅員萬四千方裡，戶百萬口，並奴僕之數則有四百萬。……酋長身死，輒戮千人以祭。先拘外國奴僕，並羈禁之。罪囚不足，則虜行人。故入市不敢獨行，恐被虜也。妻妾以多為貴，酋長例有三千，並選姿色，稍忤意，輒戮死，並鬻人口與歐羅巴為奴。其暴虐甲通洲。然酋長亦知慕歐羅巴之材藝，以教其人民。」還有西非的一個廣約200裡的彌領國，「俗敬匪底祗神。國人見酋長，當如見神。設有幹犯酋長者，已科犯上本罪，再加褻瀆神明規條，施以極刑」。尼門國的酋長則極其野蠻，凡戰勝他國「即聚其顱骨，以造廟宇，以祀匪底祗之神。販鬻人口，每年約二萬」。在介紹依揖（今譯埃及）的河流時，談到「國中多河道，最長者奈爾河（今譯尼羅河），源自阿未利加洲內，至羅阿依揖出海，未詳裡數」。書中在描寫中部非洲悶山形勝時有這麼一段話：「山最大者曰悶山，自東至西，起伏綿亙，與洲境同其起訖。中阿未利加僅山之中央一隅耳。峰巒層疊，崖石嵯峨，有似倒塌炮臺者，有似尖銳浮屠者，形勢不一。高者二三千丈，崎嶇與平坦相間。」讓人讀來如身歷其境。

《四洲志》對整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有較多的闡述，如早期的殖民擴張，英國和荷蘭的海上爭霸，英國和法國的七年戰爭，美國的獨立戰爭，俄羅斯的武力擴張，英、法、俄在亞洲各地的爭奪，英國從荷蘭人手中奪取南非，英、法、俄等在中近東、印度等地的爭奪等，均有扼要的敘述。他曾利用一些國家發奮自強的事實，來啟示人們振作起來，奮起抗擊西方侵略。如美國在西班牙人到達之初，「野則荒蕪，彌望無人，山則深林，莫知礦處，攘則啟闢，始破天荒」，經過數百年的開墾，經過獨立戰爭，美國終於從英國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很快成為獨立富強的合眾共和國。大國是如此，小國亦如此，如中非查湖（今譯查德湖）之南，有一小國名羅艮，「接壤強鄰，皆兇惡好殺，竟能立國，保境安民，皆才智所致也」，並被稱為「洲中最靈巧之國」。林則徐由此得出結論:不管一個國家大小如何，其最終勃興，全賴舉國民眾之勤奮。在《四洲志》「俄羅斯國」一節選取了「伊挽瓦爾西」（今譯伊凡三世）、「比達王」（今譯彼得大帝）、「底利尼王」（今譯葉卡特琳娜二世）三位君主的事跡，比照原書，林則徐在譯作中做了大量刪節，如彼得大帝一段，原書突出的是彼得如何將俄國蛻變為歐洲的文明強國，改變俄國傳統積習（ancient habit）而採取西歐積極進取精神（the active spirt of improvement），故而引出關鍵詞「文明」（civilization），在《四洲志》中卻找不到這一對譯詞，這一段的重點卻是「人猶椎悍」「聰明奇傑」的彼得大帝，「微行遊於巖士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國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於他國。加以訓兵練陣，紀律精嚴」，以至於在葉卡特琳娜二世時代攻取波蘭，擊敗法國，「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文中這一段出現了兩次「火器」，以及與「船」有關的「船廠」和「戰艦」，「文明」在這裡卻以「火器」和「戰艦」所替代，想想此一時代在廣州出現的英國堅船利炮，就很好理解林則徐為何在譯文中要做如此之大的節譯、換詞和改動。林則徐從這些國家的紛爭中以及彼得大帝改革的故事中體會到，在這樣一個激烈爭奪的時代裡，不在軍事上發奮圖強，就無法生存。這些內容無疑對於林則徐「師敵之長技以制敵」的思考，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林則徐編譯的《四洲志》努力採用中國化的原則，可以說貫徹在整個編譯的過程中。比較原著，譯本補充了一些中國史籍記載和必要的說明，如《四洲志》「阿丹國」一節中述及回教，指出:「耶穌紀年七百以前（唐武后時），鄰國皆卵，獨阿丹無恙。有教首馬哈墨（今譯穆罕默德）者，被謫多年，收納勇敢，教以戰陣。值羅汶國之衰，東徵西討，西取摩羅果（今譯摩洛哥），又渡海取大呂宋等邊地，東取阿沙絲河各地，疆域廣大，無出其右。予智自雄，創立法制，與各教為仇敵，為古今文字之一大變。傳及其兄子阿釐，嗣位為大教師。……回教原出於阿丹，而阿丹人又以馬哈墨為最著。迨後又分為兩種:一曰色底特士教，一曰比阿釐教，各立門戶。常見都魯機、巴設與阿丹人爭辯教理成仇，反以馬哈墨所傳之教為邪教，是何謂耶？」在「巴社國」一節中稱該國：「俗奉回教，以阿釐為宗主。阿釐者，馬哈墨之兄子，亦即其婿也。阿釐之教，即馬哈墨所傳，都魯機、阿丹等國均宗馬哈墨，然其中悟會亦少有分別，各自流傳，遂成偏執，如巴社禁人不飲酒，禮拜火神，即與他國回教不同。」

三、《四洲志》的新「志」體例

及書中的新譯名

西方地理學百科全書首先受到林則徐的重視並率先選譯，並非偶然。清朝中期以來邊疆地理研究勃興，地理學文獻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特別是鴉片戰爭前後，西方列強窺伺東南沿海，引發了官方和民間對於地理學的高度重視。慕瑞《世界地理百科全書》由鮑留雲介紹給林則徐，一下子就被林則徐看中並選摘譯出，使《四洲志》成為近代中國最早以漢文編譯的西方專題百科全書。1839年12月14日《澳門新聞紙》最早有「百科全書」的音譯詞「燕西果羅啤呢阿」，如「作者以中國周邊一些藩屬國的地理之學與中國相比較：『安南國亦有一定之記載書，凡海上所遊見之峽路，及各處報聞，皆留心載之於書。暹羅國中亦有幾個明達之人，雖少地理志之學，然他們至今奮力訪求由何條路可以到天下各處地方，所以近來於政事大得利益。咪咖啦系緬甸一個大頭目，現今尚在，伊有天球、地球、地理圖，深通地理志，他之講究並非小兒之講究，他甚奢想多知外國事務，他又甚奢想遇見外國遊人，以資訪問。在其所揀選之書中，有一套《燕西果羅啤呢阿》書，其中之意思大概皆已洞悉。緬甸現在之王，亦已熟悉廣聞外國著名事務，亦算是不落在人後，他深知有能之國，他亦不讓，我等實在難以窺測也。』」緬甸一個大頭目「咪咖啦」所揀選的一種「皆已洞悉」的書，書名為《燕西果羅啤呢阿》（Rees』Encyclopedia），《燕西果羅啤呢阿》可能是「Encyclopedia」最早的譯名。在晚清國人初次選譯西方文獻，林則徐就注意到「百科全書」這一類圖書，以及地理學專題百科全書這一新類型，並予以譯介，可見他在翻譯「夷書」時所確定的選書起點，非同一般。可惜，林則徐限於當時的學術背景，缺乏對西方百科全書特點的系統了解和準確認識，《澳門新聞紙》的譯者也未能將「百科全書」的性質解說清楚，使得林則徐很難確切分辨西方百科全書與傳統典制體史書的嚴格區別，因此，在編譯《四洲志》的過程中，林則徐採用了中國傳統志書的形式，他將Encyclopaedia與傳統「志」對應起來，將《世界地理百科全書》命名為「四洲志」。如果說，《澳門新聞紙》上的音譯名《燕西果羅啤呢阿》是「百科全書」最早的漢文音譯名，那麼，「志」可以說是近代國人在漢文文獻系統所表述的Encyclopaedia第一個漢文意譯名。

《四洲志》一書雖然也注意過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西學文獻中的譯名，如在「巴社國」中稱「南界海，即利瑪竇所謂『默生丁海是也』」，但總體上說，該書的譯名基本上不是完全沿用明末清初西人所編譯的地理學漢文西書。該書在漢文文獻系統中最早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譯名，如提及波斯著名詩人有：「巴社素稱文墨之邦，先日以詩名者，有哈菲士，長於揶頌；有沙底，善論風化；有法部西，工言情。歐羅巴之人譯出，讀之文奇趣溢，各極其妙。」述及文學作品，在記載「阿丹國」（今譯阿拉伯）一節中有：「本國人復又著輯，論族類，論仇敵，論攻擊，論遊覽，論女人，以至於小說等書。近有小說謂之《一千零一夜》，詞雖粗俚，亦不能謂之無詩才。」這也許是中國第一個《天方夜譚》的譯名。關於英國的文化人物，最早提及了重要的戲劇大師「沙士比阿」（今譯莎士比亞）、詩人「彌爾頓」、「士達薩」（即哲學家斯賓塞）、「特彌頓」（Dryden，今譯德萊頓），「四人工詩文，富著述」。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原書列舉了五個名字，包括蒲伯（Alexander Pope，今譯亞歷山大·蒲柏，1688—1744），作為英國文學的代表人物，而《四洲志》把蒲伯省略掉了。郝田虎認為大概與中國文化對「四」這個數字的偏愛有關係，如「四書」「四大美人」「初唐四傑」等。在「荷蘭及彌爾尼壬國」一節中提及荷蘭的「文學」（今譯學術）「以依臘斯（今譯惠更斯）、毋士俄羅是阿斯（雨果·格老秀斯）為最」，此亦是漢文文獻中最早出現的荷蘭自然科學家惠更斯和近代國際法奠基人格老秀斯的中譯名。

在《四洲志》「育奈士迭國」中的一段關於美國政制的文字，提供了大量的新詞（以下引文中括號內為筆者增添的原名和今譯名）：「議立育奈士迭國（美國），以戈攬彌阿（哥倫比亞）之窪申頓（華盛頓）為首區。因無國王，遂設勃列西領（President，總統）一人，綜理全國兵刑、賦稅、官吏黜陟。然軍國重事、關係外邦和戰者，必與西業（Senate，參議院）會議而後行。設所見不同，則三佔從二。升調文武大吏，更定律例，必詢謀僉同。……至公舉之例，先由各部落人民公舉，曰依力多（Elector，候選人），經各部落官府詳定，送袞額裡士（Congress，國會）衙門核定人數，與西業之西那多（Senator，參議員），裡勃裡先特底甫（Representative，眾議院議員），官額相若。各自保舉一人，諳書彌封，存貯公所，俟齊發閱，以推薦最多者為入選。……設立袞額裡士衙門一所，司國中法令之事。分列二等：一曰西業，一曰裡勃裡先好司。……其專司訟獄衙門，在窪申頓者一，曰蘇勃林（Supreme Court，最高法院），在各部落者曰薩吉（Circuit Court，巡迴法院），凡七；曰底士特力（District Court，地方法院），凡三十有三。各以本國法律判斷。」

文化機構譯名方面，《四洲志》一書中多處使用了「博物館」一詞，如在「英吉利國」部分出現了「蘭頓（今譯倫敦）建大書館一所，博物館一所。渥斯賀（今譯曼徹斯特）建大書館一所，內貯古書十二萬五千卷」。晚清中國尚未出現類似博物館的機構，從博物學的角度來看，西方的「博物館」接近中國古代的「集古樓」「博古齋」這樣的名稱。明末以來西方博物學的著作漸漸傳入中國，林則徐在主譯《四洲志》的過程中反覆琢磨，在「英吉利國」部分對譯為英國牛津大學波德利圖書館「the Bodleian Library at Oxford」和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譯文內容已被大大簡化了。或以為「博物館」一詞最早由日本創造，漢文系從日文轉譯而來。該詞其實最早見於《四洲志》。《四洲志》是首次將museum譯成「博物館」的漢文文獻。從清政府派遣赴歐美遊歷考察的官員，他們在遊記中多用「公所」「行館」「畫閣」「萬獸園」「生靈苑」「積骨樓」「軍器庫」「集寶樓」「積寶院」「集奇館」「積新宮」「古器庫」等詞彙，或直接使用音譯來描述所見到的博物館，結果優勝劣汰，惟有「博物館」一詞留存至今。

遺憾的是，《四洲志》除《一千零一夜》、「彌爾頓」、「博物館」等少數幾個譯詞能夠沿用至今外，「峇里滿」（Parliament，今譯國會）、「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今譯眾議院）、「律好司」（House of Lords，今譯參議院）等若干憲政機構方面的語詞，大多被淘汰。

四、《四洲志》的漢譯者

《四洲志》的主譯者是林則徐（1785—1850），他雖然不太懂西語，至少無法直接以外語來進行閱讀和翻譯。但他精通滿文，曾把司馬光《諫院題名記》、韓愈《師說》等文譯成滿文，名揚京師。「欽取翻譯第一名」，所以他自能體會翻譯的功能和甘苦，充分理解翻譯的作用和意義。在晚清較早接觸西人的大臣中，林則徐最早意識到學習外語和翻譯西書的重要性。1839年12月14日《澳門新聞紙》上記載林則徐的行事與當時清政府的官員不同，「他自己先預備幾個最善翻譯之本地人，他就指點奸細打聽事件法子，這些奸細、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為官府，在各方四處打聽，皆是有些才能之人，將打聽出來之事，寫在日記上，按日期呈遞，登於簿上。有幾個夷人甘心情願廣中國之知識，將英吉利好書賣與中國，俾有翻譯人譯出大概之事情，有如此考究，並添粗多知識，於今有何應驗?林系聰明好人，凡有所得，不辭辛苦。常時習用，記在心中」。美國公理會派來中國的第一位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也對林則徐的個人風度和言談舉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鴉片貿易危機》一篇文章認為林則徐的表情流露出具有多思慎辯的習慣。他曾經詳細地描述了他與金查理、林則徐會見的情景，他們除了討論當前的鴉片危機外，林則徐還希望能夠得到有關地圖、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外文書，尤其是一套完整的馬禮遜辭典。

魏源《聖武記》稱林則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金安清《林文忠公傳》稱其「獨設間得其新聞報及外洋記載，通以重譯，能中其窾要，而洋人旦夕所為，纖悉必獲聞。西酋駭為神助」。蘇精在《林則徐看見的世界》一書導論中轉引伯駕給美部會的報告所列出的林則徐出資僱請四個譯員的名字，分別為阿曼（Âmân）、阿倫（Alum）、袁德輝（Shaou Tih）和阿德（Atih）。主要參與翻譯《四洲志》的是阿德，即梁進德（1820—1862），是最早的基督教徒梁發（1789—1855）的兒子。1819年梁發返回廣州時，被人密告違律私自出洋，同年11月遭官府逮捕拷打。出獄後又被禁止在廣州居住，遂於12月底前往馬六甲。梁進德出生一年（1821）後，才得以與返鄉的父親見面。此後三年中，梁發兩度返華招募並帶領工匠前往馬六甲刻印馬禮遜所翻譯的中文《聖經》，直到1823年刻印完成後，梁發才回國居住。1823年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完成翻譯《聖經》與編纂《字典》兩項工作後，要返回英國休假。臨行前梁發請求其為梁進德施行洗禮，馬禮遜同意並於1823年11月20日在廣州十三行英國商館內為三歲的梁進德施洗。梁進德童年時和馬禮遜另一位助手屈昂的兒子一起學習《聖經》等書。1831年年初他開始師從裨治文學習英文與希伯來語。裨治文在其1830年10月23日的日記中如此寫著：「梁發來訪。他希望我收留他那十歲的孩子。他的願望是兒子通過學習英文能熟悉英文《聖經》，以便日後協助修訂中文《聖經》。」可見梁發要兒子學英語的初衷，是出於宗教而非世俗的目的。裨治文十分喜愛梁進德，精心教他英文單詞、句法和閱讀英文《聖經》，1832年又開始教他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至1833年4月梁進德已經練習翻譯了《新約》全部。1834年鄉試期間梁發因在廣州散發傳教書刊給赴考的士子，遭到廣東當局的追捕。於是，在裨治文和馬禮遜之子馬儒翰的協助下，梁發父子於10月底倉皇搭船逃往新加坡避禍。1835年6月梁進德獨自返回廣州，為躲避搜捕，匿居於裨治文家中。1839年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局勢更趨緊張。梁進德離開廣州前往澳門，住在美國商人金查理（Charles W. King）家中。兩個月後，林則徐差人上門，極力說服他擔任林則徐的口頭與書面翻譯。為欽差大臣工作，對當時年齡不滿20歲的梁進德有著極大的誘惑力，除能獲取優厚的報酬外，還能夠發揮他的才能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於是他進入林則徐幕府並得到善待與重用。從1839年5月到1840年10月林則徐卸職，梁進德為他擔任了一年六個月左右的譯員，甚至林則徐離任後，仍私人僱用梁進德到1840年12月，並曾打算將他介紹給新任欽差大臣琦善，可見林則徐對梁進德的能力是非常欣賞的。除擔任口頭翻譯外，梁進德還為林則徐翻譯了大量的文獻，供其「放眼看世界」。1841年11月，梁進德在寫給馬禮遜遺孀的信中，提到在過去兩年中自己為林則徐翻譯了《廣州新聞》周報、英國商船船醫唐寧（C. Toogood Downing）所著的《番鬼在中國》（Fan-quis-in-China）一書，還有一部百科全書，即《四洲志》的部分。倫敦會傳教士美魏茶（William C. Milne）和他見面，梁進德表示打算出版《四洲志》譯稿，以便讓全體中國人共享這項新知。裨治文等西方傳教士起初對梁進德為林則徐工作心存疑慮，擔心他會被清朝官場不良環境所汙染，以致動搖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後來裨治文得知他為欽差大臣林則徐翻譯《四洲志》後，認為這是一個好兆頭，因為「通過這一為林則徐辦事的渠道，不僅可以為林欽差提供很多信息，而且向中國朝廷的高級官員傳達他從其老師裨治文那裡學到的知識，其中一部分還被奏報皇上」。傳教會的一位成員還向美部會報告稱，梁進德參與翻譯《四洲志》是一個很好的跡象，掌握了英語的中國年輕人以後會進一步被清政府官員所賞識。我們就有理由進一步期望「生命之水」能夠最終通過這些新的交流渠道通暢地注入這個帝國。儘管梁氏所譯之書中很多音譯名是用其十歲以後才在南洋學會的閩南語音翻譯的，譯名的自相矛盾和誤譯不在少數，但林則徐對他的翻譯水平是基本滿意的。離開林則徐之後，為謀家庭生計，梁發主張兒子應該在商界謀職，但裨治文卻不願他如此發展，決定自己每月支付梁進德相當於林則徐給予的每月十二銀圓的報酬，並為之安排鄉下的住所。1844年7月，梁進德離開裨治文，受僱於廣州買辦潘仕成，潘仕成又將他推薦給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1846年已有兩個子女的梁進德離開耆英，回到裨治文身邊繼續讀書；1847年6月陪同裨治文前往上海參與修訂中文《聖經》的工作。所謂裨治文的《聖經》譯本是由梁進德先從英文本《聖經》譯出初稿，由裨治文以希臘文本校對正誤後，交由他的中文老師邱泰仁（Keu Taijen）潤飾文字，最後再由裨治文、梁進德和邱泰仁依據前人翻譯的版本共同注釋，逐字逐節地進行考校。1854年5—6月，裨治文帶著梁進德隨新任美國駐華公使麥蓮（Robert M. McLane）搭船上溯長江，到太平天國的首府天京進行考察和交涉。同年10—11月，梁進德又隨同英美兩國公使乘艦北上天津要求修約，後進入潮州海關任職五年，晉至副稅務司職務，直到42歲時因病辭職，回到故裡後以中年早卒。

梁進德的《四洲志》譯稿至今未能看到，蘇精曾描述了林則徐翻譯小組的工作狀態，認為從翻譯到成書出版的過程中，林則徐、梁進德和袁德輝等譯者或者林則徐的其他幕僚書記等，對譯稿都可能扮演著不同程度的抄繕、潤飾、校改、刪汰、編輯的角色，以致改變了譯文或原文的意義。這些譯文並非忠實的直譯，而是撮要概述原書內容的大意，譯者的譯稿已經如此，或是他們直譯後經過林則徐或其他人整理刪潤後的結果，譯文中一些原書所無的若干字句內容，究竟是誰增添，確實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儘管年逾六十的林則徐在閱讀域外文獻時，也曾向袁德輝徵詢意見，並可能在他的幫助下學習過一些英語和葡萄牙語的詞彙。如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陳德培抄輯的《洋事雜錄》中有林則徐對於相關中文詞彙或專有名詞，如月份、數字、外幣、駐粵領事及其姓名和有關詞語的英語譯音的記錄。雖然林則徐不懂英語，但作為輿論領袖和翻譯把關人，他在翻譯活動中的作用卻至關重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840年2月《中國叢報》上曾刊載林則徐致維多利亞女王的檄文，據考證是林則徐命袁德輝英譯的，為了確保譯文的準確性，1939年他又將袁氏的英譯稿請亨特回譯成漢文，然後審閱、督促袁德輝改進自己的譯文。劉禾甚至認為「夷」字在林則徐的檄文中沒有被譯成「barbarian」的決定，是來自林則徐本人。由此可見，在英譯方面，林則徐尚且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更何況在漢譯文的處理上，完全可以推斷，無論是漢譯所據原本的選擇，還是在譯文的修改潤飾方面，林則徐的決定性作用都是不容置疑的。如前述明確了蒙古、伊犁、黑龍江和西藏這些地區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於美國「不立國王，僅設總領」，也有對譯文的再加工和價值評價。陳華認為林則徐對譯稿除了潤飾外，還對譯稿做了實質性的、並且是很重要的修改和補充的結論，是非常準確的。如果說把摘譯、編譯、譯述、節譯、改譯、闡譯、譯寫、譯評等，視為一種「變譯方法」的話，林則徐主譯的《四洲志》堪稱「變譯方法」的典範之作。這種「譯」和「著」相得益彰的互動方法，可以說貫穿在編譯《四洲志》的整個編譯過程之中，細細辨析，就會發現林則徐的刪減做得極為簡明而有層次，使這一簡明的「輿地智環」，不是對西方地理知識的簡單移植，而是在移植的過程中加上編譯者的「中國化」的辨析和改寫。

從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林則徐到達廣東出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不久就開始在自己的幕府中組織翻譯機構。他對翻譯的貢獻主要是組織選題，聘請譯員和審訂加工。林則徐組織譯員翻譯的材料按內容可分為三部分：一是地理、律法、貿易類書籍；二是來往信件和文書；三是新聞報刊。尹文涓認為：林則徐組織譯西書、西刊一事，無論是從內容、方法上看，還是就其實用價值與歷史意義而言，均可謂國人開現代翻譯之先河；而對「蠻夷」的地理與知識空間的正視，乃是國人理解和接受西學並逐步建立起「心同理同」世界意識的基礎，更為重要的還在於其譯事活動在拓展晚清士大夫知識空間上，亦具有開拓意義。綜上所述，林則徐的重要貢獻是改變了明末以來西語翻譯以外國傳教士為主導的局面，將譯介新知識的渠道轉變為以國人為主導，儘管國人真正成為西學東漸翻譯史上的主譯者還需等待很多年，但嘗試開始由中國人從本國的實際需要出發自主引入新知識，並以翻譯社會學科和人文學科——法學和地理學知識作為譯本的選擇方向，這是中國翻譯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變。雖然林則徐作為主譯者組織翻譯西方書籍的時間很短，譯出的內容也非常有限，但作為近代最早直接從事組織翻譯西書活動的清朝高級官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林則徐的翻譯活動確實是中國翻譯史上一個重要時代的開端——開創了中國翻譯史上短暫的「林則徐時代」。

五、《四洲志》流傳與影響

19世紀初以來，有關西方地理的知識，主要還是依據明末清初以來的《職方外紀》《坤輿圖說》等地理學漢文西書，以及「中土人談西洋」的本土史料，如《東西洋考》《海錄》等，能夠注意利用新教傳教士的漢文譯著，實屬翹楚。而林則徐所組織譯出的所有書籍中，影響最大者當推《四洲志》。《四洲志》敘述了世界四大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與歷史，是當時最齊備、最新穎地展現世界地理、歷史、風土人情的專題百科全書。陳原《書林漫步》一書稱林譯《四洲志》「原文是英國人慕瑞作的《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才在倫敦出版，作者和東印度公司有關係。毫無疑問，此書在當時是一本新書，也算是林則徐惟一新穎的『世界知識手冊』了。《四洲志》比前此西洋傳教士所寫譯的西方地理漢文著述要新穎得多，比1840年上半年在廣東出版的《海錄》更有參考價值——《海錄》是楊炳南根據一個出國十四年的水手謝清高1820年時的口述寫成的，著重於所見所聞的風土人情，而《四洲志》則有點像現在的世界地理了」。正是從這種意義上，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亦稱其為「新地理之嚆矢」，應該說是非常精準的評價。

《四洲志》的原本及其譯稿最早的利用者當是林則徐及其手下的譯員。林則徐及其譯員梁進德在編譯《澳門新聞紙》的過程中，就利用過《四洲志》的地圖譯稿，如《澳門新聞紙》第148則批註載「澳門七月二十五日新聞紙（即六月二十七日）」譯稿敘述俄羅斯和英國爭奪阿富汗的戰事，後附錄文字中有「查六幅大圖上並無撻撻裡、比特革、目哈拉、機窪等地名，所以只按著《地理志》之圖，並夷字大圖參考而已。至比特革到印度之道路，並其道路之遠近，《地理志》書上沒有詳載，所以不能知其實。只按《地理志》之圖看來，有兩條道路可以到達印度……」文中的《地理志》即《四洲志》及其底本《世界地理大全》，「夷字大圖」是英文地圖，蘇精認為這則補充說明肯定不是出於林則徐之手，而很可能是譯員梁進德譯完後，進一步補充說明譯文的內容，再一併送呈林則徐閱覽的。

《四洲志》主要是通過《海國圖志》在海內外流傳而發生影響的。據吳澤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史》，林則徐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七月三日在揚州奉命折回東河，效力「贖罪」。就在從浙江到揚州途中，在京口（今江蘇鎮江）會晤了魏源，囑其將已所譯編《四洲志》擴充編撰為《海國圖志》。林氏在將《四洲志》交給魏源的同時，還將《澳門月報》和《粵東奏稿》等資料，交給了魏源。林氏囑其編纂《海國圖志》，以喚醒國人，放開眼界，了解世情，挽救危亡。1842年前後魏源遵囑，據林則徐主持譯編的《四洲志》譯稿，參以歷代史志及西人著述，僅用了百日，輯為《海國圖志》50卷，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三（1843年1月3日）在揚州問世，據說邊寫邊刻，平均每兩天便寫成刻成一卷。《四洲志》的材料全部分別輯入第3卷、第5卷、第7卷、第13卷、第14卷、第16卷、第20—22卷、第25—33卷、第36—43卷，魏源稱這部百科全書式的著述之特點是「以西洋人譚西洋也」，《海國圖志》強調了材料的可靠性，除美國志外，魏源把《四洲志》的材料放在各篇之首，然後再輯入其他材料，如《英吉利夷情紀略》《澳門紀略》等書中的有關材料作為「重輯」列入《四洲志》文字之後，並註明「原本」，惟有在介紹美國時，則把裨治文的《美理哥國志略》輯在最前面，稱《彌利堅即美理哥國總記上》，而將《四洲志》原本列為《彌利堅國即育奈士迭國總記下》。《海國圖志》中保留了林則徐主譯《四洲志》的體例，有屬於正文的詞條和附帶的注釋，正文用直排大字表示，注文用雙行小字表示，這一形式也保留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十二帙》之中。從1843年起魏源不斷修訂，1847年擴大為60卷，1852年增補為100卷。《海國圖志》第二版、第三版中有24卷均標明林則徐「譯」、魏源「重撰」，魏源何以幾年內三刻《海國圖志》，卻不同時別刊或附刊《四洲志》原本呢?由此不能不令人懷疑，《海國圖志》的作者可能就是林則徐，不過由於林氏生前對魏源所說《海國圖志》乃新撰的說法保持沉默，後人無法見到《四洲志》的譯本稿本，無從對勘兩人所編異同，因而至今只能對此存疑。

事實上，《四洲志》中的不少篇目當年確實曾付諸刻印為單行本，筆者前後見到過樂善堂出版的《四洲志》多種節本。上海四馬路有日人岸田吟香（1833—1905）開設的樂善堂，該堂是岸田吟香1875年在日本東京創辦的藥鋪，1878年在上海設立了分店，起初主要販賣眼藥水，後在漢口設立分店，並將業務擴大到印刷和書籍販賣，把日本市場上大量廉價的中國古籍、和刻本漢籍及日本人用漢文編輯的書籍等運到中國進行販賣。不少和刻本經過修改後在上海印刷出版，據《樂善堂發兌銅板石印書籍地圖畫譜》，至1885年前該書局出版了213種著述，內容涉及四書五經的解說書、科舉考試的參考書、試題集、辭書、韻書、類書、尺牘和一般的學習參考書以及關於西方法律、經濟、地理和歷史等知識性書籍。如《重刻儀禮傳通解》《萬國公法》《公法會通》《富國策》《日本外史》《安南志略·大越史記》《全體新論》《博物新編》等。1885年前，樂善堂出版過林則徐譯歐羅巴人原撰、魏源重輯《俄羅斯國志》（1885年前藏版）系《四洲志》的沙俄部分，也是日本學者從魏源《海國圖志》中輯出，改成獨立著述。前有《北洋俄羅斯國志敘》，卷一介紹了東俄羅斯五部、西俄羅斯八部、大俄羅斯十七部、小俄羅斯三部、南俄羅斯五部、加晏俄羅斯四部、南新藩俄羅斯五部，以上七類皆在歐羅巴洲境內；東藩俄羅斯四部（即西悉畢釐阿二部，包括都莫斯部、科弗利部；東悉畢釐阿二部，包括雅古薩部、甘查甲部），皆在阿細亞洲境內。卷二包括俄羅斯國沿革、國朝俄羅斯盟聘記、元代北方疆域考上、元代北方疆域考下。書末有安政二年乙卯春日本鹽谷世弘《書俄羅斯國志後》與《再書俄羅斯國志後》。《書俄羅斯國志後》稱：「偉哉!俄羅斯之猛於斷也。其初建國，比達王微行遊於他邦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還國傳授。方佛蘭西之來侵，底利尼王舉國遷避，空其都城，待佛軍深入，潛回縱火擊之。夫比達王時，其臣應不乏材俊，是之不遣，躬親為工人以肄業，比之瞿曇氏逃山以開教，可謂勞倍而功蓰矣。」先記錄俄羅斯建國始末、地理風俗，次分敘東俄羅斯、西俄羅斯等各部，尤詳於與中國東三省、蒙古相連之北洋俄羅斯，對其侵略擴張有簡略記載。

《俄羅斯國紀要》，署名林則徐譯，1884年編入佚名輯「五湖草廬」本《俄國疆界風俗志》第一冊。其中林則徐強調了火器生產技術、建造強大的戰艦、養兵練兵之法三點。當年林則徐曾將三點計劃付諸實際，後來這些觀點也出現在《海國圖志》一書中，甚至成為洋務運動時期「自強」政策的重要來源。

《歐北五國志》，署名林則徐譯，系《四洲志》一部分，一冊本，樂善堂版。從魏源《海國圖志》中輯出，改成獨立著述。全書分為普魯社國（今譯普魯士）、綏林國（波羅的亞，包括今挪威）、大尼國（今屬丹麥）、瑞丁國（今譯瑞典）、璉國（今屬丹麥）五國，「歐北」指歐洲北洋部，這五國均在「洲中海以北，故以北洋別之」。

林則徐譯《英吉利國志》，亦從魏源《海國圖志》中輯出，改成獨立著述，樂善堂版。安政二年（1855）和刻本版心題為「英國志」。這一版本主要面向需要比《海國圖志》那樣的大部頭著作更廉價、更輕便、更加方便閱讀的同類著作的讀者層。

六、結 語

「百科全書」（Encyclopedia）的詞源出自古希臘語Enkuklios paideia，其中「Enkuklios」原意為「普通的」或「各方面」，而「paideia」有「教育」或「學識」的意思。Enkuklios還包含「循環的，周期性，平常的」的解釋，與paideia結合，構成了帶有相同詞義的希臘詞enkuklopaedia，其含義有「普通教育」，從字面上看即一個欲接受通才教育的人所應該學習的藝術和科學知識。新拉丁語詞encyclopaedia，則帶著「指導教育的普遍課程」之語意，進入英語意謂「系統的知識，包容一切學術的內容」，包含「普通教育」和「全面教育」的意思。該詞被選中作為一本覆蓋各科知識的參考著作的書名最先記載於1531年，也有的論著指出：把「Encyclopedia」作為專門書名，首見於1559年瑞士巴塞爾出版的德國作家斯卡利希（Paul Scalich）的《百科全書：或神與世俗科學知識》，而英國首次採用為書名則在1644年。

18世紀初開始了歐洲歷史上的「百科全書」運動，歐洲已出版有相當數量且形式各異的《百科全書》。1728年英國人錢伯斯（E. Chambers）主編的《百科全書、或關於各種藝術和科學的綜合辭典》（Cyclopedia or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Arts an Sciences）出版，這是一部重視科技，注重介紹古今哲學體系的百科全書。此書從問世到1744年的16年裡，已再版五次。在歐洲「百科全書」運動中，以法國狄德羅（D. Diderot，1713—1784）為主編，達蘭貝爾（R. Dalembert，1716—1783）為副主編的《百科全書》最負盛名。此書全名為《百科全書：或科學、藝術和工藝詳解辭典》（Encyclopedie，ou Dictionnaire raisonne des Sciences，des Areset，des Metiers），全書多達28卷，第一卷出版於1751年，第28卷出版於1772年，其中正文17卷，圖片11卷，精細插圖有3000多幅。後來出版商又加上補編5卷，索引2卷，合成第一版共35卷本。該書風靡歐洲，並在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狄德羅等因此而被譽為「百科全書派」的代表。《大英百科全書》的編者加爾文（J. L. Garvin）在序言中盛讚狄德羅《百科全書》，認為是「充滿生動的描寫與時代的理論，是激進思想的兵工廠，真實知識的總倉庫」。1768—1771年英國斯梅利（W. Smellie，1740—1795）主編了《不列顛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注意區別於狄德羅《百科全書》的大學科、大主題、大條目，強調實用性。第一版3卷，共2689頁，有160幅圖版，於1769—1771年出版。以後多次修訂再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百科全書是以一家之言為中心，或按詞典的形式分條編寫，或按順序排列，以闡發系統的知識世界的成果，其展示的是西方學術的立體思維和知識信息的系統思維。不過早期在中國流通的百科全書的形式比較複雜，研究者經常把叢書、皇朝經世文編之類都算作中國的百科全書。

綜上所述，1839年12月14日《澳門新聞紙》上出現了西方百科全書的譯名。「燕西果羅啤呢阿」是「百科全書」最早的音譯名，而林則徐努力使之「中國化」，把Encyclopaedia與傳統「志」對應起來，將《世界地理百科全書》命名為《四洲志》。可以說「志」是近代國人在漢文文獻系統所表述的Encyclopaedia第一個漢文意譯名。李孝悌試圖從一個較寬廣的歷史脈絡下，把晚清百科全書的編纂者分成四個類型：外交官與上層士紳，維新派，留日學生，新型文人。這四個類型雖然各有指涉，但彼此間也有重疊之處，有些編纂者同時具有兩種乃至三種身份。此一論述似乎面面俱到，其實類型並未理清，李氏沒有注意到，在中國第一次組織編譯出漢文西方百科全書者，是作為封疆大吏的林則徐，這是晚清第一位西方百科全書的編纂者。從1839年3月至1840年10月，林則徐到達廣東出任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在廣東禁菸期間，設立譯館，翻譯「夷書」，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組織譯員編譯出114000多字的《四洲志》。林則徐主譯《四洲志》的重大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其主持編譯了第一部了解「夷情」的世界地理百科全書，還在於其為近代中國開創了翻譯世界專題百科全書的風氣。

江南製造局翻譯館

繼林則徐之後，漢文百科全書的宏大編譯計劃是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策劃的，主要的策劃人可能是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和中國學者徐壽。「Encyclopedia」在19世紀60年代的上海曾被徐壽及傅蘭雅等譯為「大類編書」，《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最早的中譯名可能就是「泰西大類編書」。1867年著名的翻譯家徐壽受曾國藩的委派，到上海江南製造局主持翻譯活動，他在西方傳教士的幫助下，了解到西方有一種具有容納廣泛科學知識的文化工具書，於是「寄信至英國購《泰西大類編書》，便於翻譯者，又想書成後可在各省設院講習，使人明此各書，必於國家大有裨益」。張靜廬為《泰西大類編書》加了一個注，即《大英百科全書》。但參與江南製造局翻譯的外國傳教士對是否選用《大英百科全書》意見不一，中國政府又急需翻譯館提供有關軍事技術的「緊用之書」，於是編譯「大類編書」的計劃只能放棄。而這些19世紀70年代譯出的條目，幾乎全部都是自然科學理論方面的，換言之，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編譯者們對西學的總體認識是停留在科技的層面。只是到了90年代，才由傅蘭雅與汪振聲合作譯出了《大英百科全書》第9版中羅伯村（Edmund Robrtson）的《公法總論》一文（約於1894年前出版了單行本），由此亦可見早此半個世紀林則徐選材「輿地智環」的遠見卓識。

自19世紀40年代起，西方專題百科全書的編譯工作已經在林則徐的組織下展開了，《世界地理百科全書》的選譯本《四洲志》，通過魏源的《海國圖志》得以廣泛流傳。《四洲志》的編譯，開創了「西洋人譚西洋」的風氣，魏源正是因為仔細研讀「世界地理百科全書」的《四洲志》，從中簡要地了解到當時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軍事、貿易、物產、風俗等情況。所以，他在編纂《海國圖志》時也有意模仿和發展林譯《四洲志》的這種「志」書頗為特殊的體例。已有學者指出《海國圖志》「實為當時中國最完備的世界百科知識彙編」。利用西洋人的文獻，編纂世界地理著述，成為時代的風氣，如梁廷枏的《海國四說》、徐繼畬的《瀛環志略》、何秋濤的《朔方備乘》等，除了利用明末清初漢文西書外，也注意利用最新的《合省國志略》、美國學者所譯述的輿圖等。

《四洲志》以地理學為核心，採取「世界百科知識」的彙編方式，通過四大區域容納了軍事器械、商業貿易、政治制度、物產礦藏、宗教信仰、風土人情等複雜的內容，也成為後代許多百科全書式地理學著作效仿的編纂模式，如繼承《四洲志》的形式，以「譯」「著」互動鑄就的《海國圖志》就是這樣的一種著述。

《海國圖志》的第一部分為自撰部分，包括《籌海》四篇。編者魏源從議守、議戰、論款三個方面，總結了鴉片戰爭失敗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戰敗之後所應該採取的防患於未然的措施，系統論述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戰略對策，並且對嚴禁鴉片、廣開貿易、大辦工廠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這一部分亦堪稱全書的總綱：「自夷變以來，帷幄所擘畫，疆場所經營，非戰即款，非款即戰；未有專主守者，未有善言守者。不能守，何以戰?不能守，何以款?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度，是謂『以夷攻夷』。以守為款，而後外夷範我馳驅，是謂『以夷款夷』。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內河；二曰，調客兵不如練土兵，調水師不如練水勇。攻夷之策二：曰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款夷之策二：曰聽互市各國以款夷；持鴉片初約以通市。」

第二部分為世界地圖及各國分地圖。包括70餘幅地圖，其中包含魏源首次編繪的世界地圖，開一代學人談西洋以地圖形式展示沿革變遷的先河，突破了「以中國為天下」天朝中心主義的陳腐觀念。

第三部分為「志」和「表」，為全書的核心內容，共計71卷，通過徵引《地球圖說》《外國史略》和《瀛環志略》等書中的材料，以中國為起點，按照中西交通途徑各地的先後順序，首南洋、印度，次非洲、歐洲，再次為南北美洲，詳盡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沿革，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物產、工藝、宗教、習俗等。附錄《南洋西洋各國教門表》《中國西洋曆法異同表》《中國西洋紀年通表》等。

第四部分是文獻彙編部分，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的資料：一是傳統文獻，包括明末以來外人所編譯的地理方面的文獻，如利瑪竇、艾儒略、南懷仁、瑪吉士等人的著述摘編，系統介紹了地球形狀、運行規律以及哥白尼太陽中心說等近代自然科學知識；二是彙編了有關鴉片戰爭的檔案材料及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國外情報資料，如《四洲志》《澳門月報》《華事夷言》《貿易通志》和《各國律例》等；三是根據反侵略的需要，分類介紹船炮、火輪船、地雷、水雷、望遠鏡等西洋技藝，包括船、炮、槍、水雷等武器的製造圖樣、西洋技藝、遠鏡做法資料、用炮測量方法及測量工具等。不難看出，《海國圖志》是期望涵蓋當時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全書的每一部分側重雖各有不同，但都是在地理學解說的框架下進行一種類似百科全書式的敘事模式，如在美國部分介紹了其民主政治，涉及美國的聯邦制度、選舉制度、議會制度等。可以說《海國圖志》這種「世界百科全書」的彙編方式，有意識地傳達了《四洲志》所依據的原本所遺留下來的百科全書式的表述方式。

作者鄒振環，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刊載於《中國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1期（總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