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軍在戰爭年代由於受歷史條件所限，未能實行軍銜制度。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戰初期和抗戰結束後我軍曾兩次醞釀在全軍範圍內實行軍銜制度；並且，當時我軍部分人員曾有過軍銜，有些高級幹部還佩帶過綴有金星的將官領章哪……
一、大革命時期國民革命軍裡許多中共黨員都有軍銜
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武裝。許多後來的我軍將帥當時都在國民革命軍任職，並且都有軍銜（當時叫軍階或階級），譬如朱德元帥就曾有過北洋陸軍和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從近日發現的朱德親筆撰寫的一塊碑聯中可以看出，朱德授中將的時間是在1922年春以前。被發現。1922年春天，時任雲南警察廳秘書長的楊廷材先生要回老家雲南鳳慶縣立款村為母親祝壽。他的好友、即將赴歐洲留學的朱德知道後，揮筆寫下碑聯，上聯：片瓦傳千古，下聯：懿型式一鄉，橫批：雲蒸霞蔚。落款是「勳五位三等文虎章陸軍中將朱德恭撰」。楊廷材回鄉後，很快請人將此聯用爨體行書書寫並鐫刻在一塊大石碑上。
1916年，朱德任護國軍上校團長，在四川瀘州駐防。
後來，朱德從歐洲留學回國，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兼代理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授任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國民革命軍中將加上將銜的規定，是沿用了晚清和北洋政府的加銜制度。陸軍中將符合晉升上將條件者，因受員額所限可先加上將銜，佩帶上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待上將空出缺額再從中將加上將銜者擇優正式晉升上將。
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
在國民革命軍中授過將官軍銜的中共黨員至少有20多人。他們是：
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劉伯承，1926年12月31日任，被發表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五軍軍長（未就職。1927年4月撤）；
賀龍，1927年6月15日任，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1927年8月2日撤）。
中將有十餘人：
郭沫若，1926.9.25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1927.7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1927年入黨）
周恩來，1926.1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李富春，1926.9.8任，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林伯渠，1925.8.26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葉劍英，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編第二師師長、第4軍參謀長；
葉 挺，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
李之龍，1926.3任，國民政府海軍局黨代表兼代理局長；
劉伯堅，1927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
周逸群，1927.7年任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第三師師長。
少將則有孫炳文（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季方（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十二師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蕭勁光（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第六師黨代表）、劉志丹（國民革命軍平涼甘軍新編第十三師十一旅旅長）、蔣先雲（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第七團團長，追贈陸軍少將）等十餘人。
北伐軍中部分政治工作人員（多為共產黨員）在南昌的合影。後排：右四為第六軍副黨代表林伯渠，右五為總政治部秘書長李一氓。前排：右一為第三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右二為第三軍黨代表朱克靖，右三為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
他們的軍銜，都是在「八一」南昌起義前獲得的，即中國共產黨建立革命武裝之前。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後，許多國民革命軍軍官放棄了軍銜和高官厚祿，脫下了將校呢，換上了粗布軍裝，投身革命陣營。被稱為「紅軍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對聯，生動描述了紅軍將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軍中，將校尉薪餉各有不同；紅軍裡，官兵伕待遇完全平等」。
1924年任四川陸軍暫編第九混成旅少將旅長的賀龍。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時賀龍為總指揮。
青年時期呂正操在東北軍佩帶中尉肩章的戎裝照
二、抗戰中八路軍、新四軍部分人員曾有過軍銜
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敵當前，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部隊編制、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服裝、標誌基本都與國民黨軍隊相同。八路軍、新四軍的一些高、中級指揮員也曾有過軍銜。
從1938年3 月八路軍一二Ｏ師給中央軍委參謀長滕代遠的關於營以上幹部履歷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當時八路軍的高、中級幹部均有軍銜：師長、副師長為中將，師參謀長、旅長、副旅長一般為少將；師參謀處長、旅參謀長、旅政治部主任、團長、支隊長一般為上校。如一二Ｏ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均為中將；一二Ｏ師參謀長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副旅長張宗遜，三五九旅旅長陳伯鈞、副旅長王震，三八五旅旅長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等，均為少將；一二Ｏ師參謀處處長彭紹輝、三五九旅參謀長郭鵬、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謝扶民、七一五團團長王尚榮、七一六團團長賀炳炎、七七Ｏ團團長張才千、支隊長宋時輪等，均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軍一一五師給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關於關於少校以上幹部戰績的報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團團長楊得志、六八六團團長楊勇等均為上校。
1955年的海軍少將盧仁燦曾回憶道自己在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時有過上校軍銜；「當時，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別被授予少將的軍銜，他們分別是旅長陳錫聯（1938年6月繼王宏坤之後任——筆者注）、旅政治委員謝富治以及擔任副旅長職務的民主人士趙輝樓。那時不設大校，我和旅參謀長曾紹山、政治部副主任趙月舫被授予上校軍銜，為旅裡僅次於3位少將的最高職銜。」[ 鄭魯南主編《授銜故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頁。]
紅軍剛剛改編八路軍不久，一位旅長到延安見毛主席，遞上「少將旅長」的名片，毛澤東先有三分不快。隨後毛澤東問了幾個有關部隊的問題，回答不是很滿意，於是毛澤東斥之「什麼少將芝麻醬！」這就是所謂「少將旅長名片事件」。可以看出，當時至少旅級幹部的軍銜是公開的。不過，這位旅長是井岡山時期毛澤東的愛將之一，曾被毛澤東稱為「紅軍幹將」。毛澤東並沒有因為這次小小的不快而失去對他的信任。以後因其工作出色，還不斷被委以重任。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和三枚一級勳章。
提到名片，開國中將廖漢生將軍曾回憶：「我當時任八路軍一二Ｏ師三五八旅七一六團副團長，上校軍銜，沒有佩帶軍銜標誌，只是在對外聯絡的名片上印著『上校副團長』一行字。」[ 鄭魯南主編《授銜故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看來，當時八路軍一些幹部為了工作需要，確實印了帶有軍銜的名片。
身穿中將軍服的葉挺將軍
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軍銜，主要見於《履歷表》、《報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人從來就不知道自己曾被受過軍銜。開國少將、原解放軍工程兵學院院長王兆相在回憶錄裡提過，抗戰時他由一一五師工兵主任調任八路軍後方留守處警備第六團團長後，在一份留守處的公文中看到過「上校團長王兆相」的字樣，但是他稱自己從來沒有、也不知道曾被授予軍銜。可見，八路軍幹部的軍銜，並未普遍實行，而且只是在抗戰初期有過記載，以後就逐漸不在提軍銜了而只提幹部的職務。我軍在這一時期佩帶過軍銜的只是少數指揮員。如北伐名將葉挺，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受到黨內某些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排斥，在海外流亡10年之久。這期間，蔣介石曾多次以高官厚祿，拉攏葉挺出來做事，都被他斷然拒絕。1935年秋，黨中央派張雲逸同志前往澳門，與葉挺正式取得聯繫。在日寇鐵蹄蹂躪著中華民族的土地，神州四處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勢下，葉挺臨危受命，於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軍長，並被授予中將軍銜。我們現在還能看到許多當年葉挺將軍身穿呢子軍服、佩帶中將領章的照片。
另外，一些高級將領因工作需要也曾佩帶過軍銜領章。如徐海東將軍抗戰初期曾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決定，要徐海東到華中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那時，劉少奇也要到華中赴任。怎樣才能保證少奇同志安全到華中呢？中央決定，徐海東以中共中央檢查新四軍工作組組長的名義，少奇化名胡服，以「秘書」身份，「跟隨」徐海東到華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煩，多虧徐海東的少將軍服，才化險為夷。一次，在離開洛陽城時，劉少奇的第一輛車被守城門的國民黨憲兵攔阻，不讓通行，要進行檢查。少奇同志帶的重要文件全在第一輛車上，這時已有兩個憲兵爬上了車廂，情況非常危急。少奇立即悄悄命令：快去找徐海東過來！徐海東的第二輛車已停在幾十米外，他迅速趕到，看到裝文件的箱子已被搬了下來，就聽他大吼一聲：「你們幹什麼?我的東西，誰也不許動!」車上的憲兵，一看來人佩帶著「少將」金版領章，立即跳下車。憲兵連長也看清了來人的少將軍銜，連忙指揮手下把箱子搬上車。他接過徐海東的名片一看，只見正面三個大字：「徐海東」。 憲兵連長一看是大名鼎鼎的徐海東將軍，心中慶幸剛才沒敢耍橫，不然非吃大虧不可。急忙喊口令：「全連立正！歡送徐將軍！」就這樣，這批幹部安全出了洛陽城。不久，少奇同志和徐海東一行，安全抵達安徽定遠縣新四軍江北指揮部駐地。
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徐海東
曾任十五軍參謀長、志願軍三兵團參謀長的張蘊鈺將軍在其2002年回憶陳賡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時張任十一旅三十三團副團長，1940年在太行某軍政學校首次見到聞名全軍的陳賡將軍，陳當時掛中將軍銜，其他旅長一般都是少將。張覺得奇怪，後了解情況後，認為陳曾救過蔣的命，又是黃埔一期，掛中將軍銜並不奇怪。
另外，根據一些回憶史料，這一時期我軍的一些初中級指揮員也佩戴過軍銜標誌。開國少將王直在新四軍成立之初任新四軍第二支隊三團四連指導員。「在任指導員期間，最讓我頭疼的工作就是佩帶國民黨軍帽徽和軍銜。我當時被授予上尉軍銜，不是我嫌這個軍銜低，而是在感情上難以接受。」
國際友人愛波斯坦在《抗日戰爭中的新四軍》一文中寫道：「改編為新四軍後，遊擊隊員們必須識別不同的軍銜，服從他們不認得的人的命令。他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格的軍事紀律的約束，這是他們以前不習慣的。」[ 愛波斯坦著《人民之戰》，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第250－263頁。]
由於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我黨派出部分幹部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工作，他們也曾有過軍銜。如周恩來就曾有過中將軍銜。周恩來那時是中共南方局書記、中共與國民黨談判的首席代表。抗戰爆發後，1937年9月，蔣介石為表示與各黨派的團結和籠絡人心，特邀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還授給他中將軍銜，享受上將待遇，即中將軍銜的人月薪為160塊大洋，而周恩來卻被特準享受每月240塊大洋的上將待遇。不過周恩來律己甚嚴，每月領到這筆「巨款」後，都一文不留地作為黨費上繳，自己也和南方局其他同志一樣，過著與延安一樣的供給制生活。
佩帶中將領章的周恩來
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等黨政軍機關已遷至武漢，周恩來住進中共中央長江局駐地。當時，中共長江局大樓內住有兩名中將，即周恩來和葉劍英(十八集團軍參謀長)，還有四個高級參謀即李濤、聶鶴亭、張經武、邊章五。時任長江局書記的王明曾口佔一對聯：「一門兩中將，三樓四參謀」。
另外，受國民政府之邀，郭沫若於1937年9月出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軍銜少將。葉淺予在回憶錄中寫道：「1938年我在武漢參加郭沫若的軍委政治部第三廳，我的軍銜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漢都是少將。」也有不少資料說郭沫若此時的軍銜是中將。
周恩來與軍委會政治部另一副部長黃琪翔中將在武漢
抗戰初期，為了與國民黨軍打交道方便，在蔣管區的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也戴過軍銜。如1939年6月12日「平江慘案」中被國民黨軍殺害的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塗正坤、副官羅梓銘，軍銜分別為上校和少校。
第十八集團軍（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上等兵胸章
在抗戰期間，還有一位外國女性獲得了八路軍的軍銜。她名叫王安娜，是一位法國哲學博士。年輕時，她積極參加反對希特勒法西斯行為的鬥爭，不畏強暴，為此曾兩次被捕入獄。後來，她和一個在德國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結了婚，並雙雙來到中國，參加中國的抗戰鬥爭。1939年4月， 周恩來同志親自任命王安娜女士為八路軍少校，負責從重慶到貴陽這一條八路軍接受國際紅十字會醫藥品和補給物資的「紅色交通線」。王安娜在抗日鬥爭中勇敢機智，為中國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她是我軍歷史上第一位獲得軍銜的外國女性。
三、抗戰初期我軍醞釀實行軍銜制度
抗日戰爭初期， 1937年8月1日，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中國工農紅軍即將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際，紅軍總政治部在《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中指出：「紅軍的改編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則上的改變，（如採用官階制度等）。」所謂「官階制度」就是當時軍銜制的稱謂。 1939年4月1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致電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並中央書記處，詢問「幹部之等級可否行施規定」，提出「部隊日益擴大，正規軍各種制度亟待解決。擬照國民革命軍編制區分，規定部隊中各級幹部之等級（三等九級制），這可興奮幹部，職責分明，於我軍傳統亦無損害」。同年5月30日，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政治部主任傅鍾，以八路軍總司令部的名義頒發了《建立等級制度的訓令》， 《訓令》對我軍建立等級制度的重要性及其特點，評定標準、辦法和批准權限等均作了說明，同時為配合等級評定，還制定、並公布了八路軍編制表和各級職務的基準軍銜。訓令指出，「等級制度的作用，在於嚴明職責與賞罰，興奮部隊官兵的上進心，建立上下級的正確關係，因此增強部隊的紀律和戰鬥力。」
《訓令》中提出我軍建立軍銜制的特點應是：
（一）「等級制度的建立，使部隊生活嚴肅，而不是使上下級隔膜，不是培養軍閥主義」；
（二）「由於我軍生活平等的原則，並不因等級制度的建立而改變，所以等級制度的建立，可以培養上進心，而沒有薪餉懸殊的現象」；
（三）「由於我軍軍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無限上進」，所以「可以保證上進者有系統地提升，而沒有資產階級國家中，工農出身的軍人只能升至尉官為止的弊病」；
（四）「軍事工作人員與政治工作人員等級一致」。
《訓令》規定了評定軍銜的等級標準，即：在「對革命忠實，盡忠職守」的前提下，「甲、歷史長而且革命意識堅強；乙、能力強，工作熱情高；丙、現任職務」。歷史久而能力弱、職務低的，可予以比編制表上較高的等級，如準尉特務長可給以少軍銜 ；歷時短而能力強、職務高的，可給以比編制表上較低的等級。」
《訓令》還規定了軍銜批准權限：將官由總部首長批准，校官由師級首長批准，尉官由旅級首長批准，軍士由團級首長批准，兵由連級首長批准。
這次擬議的軍銜等級，是按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銜級設置的，為6等16 級：
將官：上將、中將、少將；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準尉；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訓令發布後，中央軍委於8月20日又發出《重新規定部隊等級制度的指示》，要求在評級時，「不拘於一般軍隊的成規，不遷就國民黨的制度，按照我軍之特殊性質，以便於確立指揮關係和工作關係及增進團結為原則」；「戰鬥員不宜分等級」等。基於以上要求，八路軍領導機關和部分正規部隊曾進行了評銜活動，東北抗日聯軍也做了實施軍銜的準備工作。但是，正規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受當時的物質條件制約，與部隊的穩定、集中程度密不可分。艱苦而頻繁的作戰環境，使各部隊無法集中一定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評銜工作。因此當時除了駐蔣管區「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因工作需要而授了銜之外，整個部隊由於「敵後鬥爭日益艱難，遊擊性日益增強」，評銜工作進展緩慢。直到1942年2月3日，有的軍區在關於《精兵政策及等級制度的布置》指示中還在做評級評銜的具體要求。
1941年和1942年的兩年間，是抗日戰爭中最艱苦的階段，授銜工作不可能繼續進行。 1942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當時軍事鬥爭形勢，聯名給八路軍總部、新四軍軍部、一一五師、一二零師、一二九師、晉察冀軍區、冀中軍區、山東縱隊，發出《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徵求意見電，請各戰略單位領導同志發表意見。
各地：
關於軍隊中幹部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有的同志主張現在實行，有的同志主張暫不實行，我們認為等級軍銜之劃分，與否各有利弊。規定軍銜對軍隊正規化固有幫助，然而目前敵後鬥爭日益艱難，遊擊性日益增強，正規化是有限度的，超過現有物質基礎，而過分強調正規化，則有陷於主觀主義之危險，無益反而有害。加之軍隊分散，全軍等級不易統一規定，一地區自行規定以為不妥。再則，艱苦環境要求幹部同生死，同患難，等級之明白劃分，在缺乏長期深入解釋時，亦難免有礙幹部之間團結。因此，我們起草的內務條令之草案上暫時不劃分幹部之等級軍銜。你們意見如何？望告。
中央、軍委
1942年4月24日
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發出後，各部隊均作出反應，表示擁護中央不劃分等級的指示。如八路軍總部發給軍委並各兵團的電文《同意暫不分官銜等級》：
軍委並告各兵團：
關於軍隊幹部軍職等級問題，同意暫時不分官銜等級。各級幹部之津貼仍照前規定發給，以免生風波。
彭、左、羅
1942年5月11日
（彭、左、羅：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副參謀長左權、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
新四軍軍部給軍委的電文《同意軍隊目前不劃分等級》：
毛、朱、王、葉：
關於軍隊中幹部等級（將校尉）問題，目前我們同意不劃分等級。謹復。
陳、饒、賴
1942年5月3日
（毛、朱、王、葉：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八路軍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陳、饒、賴：新四軍代軍長陳毅、政委饒漱石、參謀長賴傳珠）
八路軍一二零師給軍委及八路軍總部的《關於軍銜等級問題的報告》
軍委、賀、並彭、左：
關於我軍軍銜等級（將校尉）問題，我們同意軍委廿四日電暫時不定。除軍委廿四日電理由外，我們補充以下理由：我軍現實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時擴大，有時縮小，部隊的流動性和幹部的流動性很大，猛烈擴大時司令遍天下，主任賽牛毛，通訊員馬上升為連長、營長，至縮編（縮小）時，剩下紅邊黃邊一大堆不好分配工作，又不得取消其軍銜。升官易降級甚難，現時不定等級，幹部對等級問題沒有什麼爭執，如定了等級則會爭執。故現時不定等級。利多弊少，如定了等級弊多利少，請考慮。
周、甘
1942年5月6日
（賀、彭、左：一二零師師長賀龍、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周、甘：一二零師參謀長周士第、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鑑於種種原因，我軍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這次評級評銜工作，於1942年上半年基本停止。
四、抗聯教導旅佩戴過人稱「大軍槓」的蘇聯軍銜
1940年初，東北的抗日鬥爭到了最艱苦的時期，日寇對東北抗日聯軍發動了殘酷地討伐，東北抗聯傷亡慘重，從建軍時期的10萬餘人銳減到3千餘人，為保存我黨在東北唯一的抗日武裝，東北抗日聯軍進行戰略轉移，除留下少數部隊在東北堅持戰鬥外，其餘大部分部隊陸續撤退到蘇聯遠東境內。至1942年前後，在海參威以北26公裡處與伯力東北方向70公裡處，分別建立了東北抗聯的南、北野營兩個訓練基地。
1942年7月16日，蘇聯方面代表通知東北抗日聯軍領導人，蘇方同意將在蘇聯境內的東北抗聯南北野營以及在中國東北活動的抗聯部隊統一編為一個旅。7月22日，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司令阿巴納申科大將在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接見抗聯領導人周保中（東北抗聯 第二路軍總指揮）、李兆麟（東北抗聯第三路軍總指揮）、金日成（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第一支隊司令、第一路軍代表），雙方達成一致意見，決定將留在蘇聯遠東境內的東北抗聯部隊加以擴充整理，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其目的在於，「培養東北的抗日救國的遊擊運動的軍事政治幹部，鍛鍊優秀遊擊戰士，使之能在東北解放戰爭之際，能積極有力的配合友軍作戰。同時也起到蘇聯遠東紅軍與中國東北紅軍之連鎖。」並委任周保中為旅長，李兆麟為政治委員（後改任政治副旅長）。教導旅另授番號為蘇聯紅軍遠東方面軍獨立第八十八步兵旅（亦稱中國旅），對外代號為8461步兵特別旅。全旅1500人。因為該旅由中國、朝鮮和遠東蘇聯籍華人組成，所以又稱為國際旅。其編制按旅、營、連三級，共編四個步兵教導營，兩個直屬連（一個無線連、一個迫擊炮連）。每個營下轄兩個連；每連下轄三個排。1944年後，增加一個自動槍營和一個八二迫擊炮連。旅、營設司令部。旅、營、連軍官正職由抗聯幹部擔任，副職由蘇軍軍官擔任。教導旅名義上歸蘇聯紅軍遠東部隊代管，裝備由蘇聯方面供應，服裝按蘇軍陸軍服裝配發，幹部戰士分別授予蘇軍軍官、士兵軍銜，凡正排長以上者按蘇軍軍官標準發薪金。但在內部保持抗聯的獨立性和中共的單獨組織系統，執行抗聯獨立的戰鬥任務。
8月1日，由東北抗聯部隊改編的中國教導旅正式組建完成。旅長周保中，政治副旅長李兆麟，副旅長兼參謀長薩馬爾欽科（後為什林斯基）少校、巴達林少校，副旅長兼後勤部部長德勒少校，政治部主任西遼金少校，副參謀長崔庸健。第一營營長金日成、政治副營長安吉；第二營營長王效明、政治副營長姜健；第三營營長許亨植（因犧牲未到職，由王明貴繼任）、政治副營長金策；第四營營長柴世榮、政委季青。
既然抗聯教導旅納入了蘇軍編制，也就很自然地按照蘇軍的規定給各級官兵授予軍銜了。於是，抗聯幹部們的肩上便扛上了被東北人稱為「大軍槓」的軍銜肩章。當然，他們戴的是蘇軍肩章。雖然周保中、李兆麟等人當初都是當過軍長、總指揮的人，特別是周保中，早在1926年就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任少將副師長。但蘇聯人可不管你這些，他們看的是你現在手上掌握著多少人馬。不過蘇軍對中國旅的軍銜也確實壓得夠狠的，儘管這個旅按實力有些名不符實，但1500人怎麼說也將近一個團了，旅長不給個上校起碼也是中校。但身為旅長的周保中和旅政委李兆麟只得到個少校軍銜（一年後周保中晉升為中校），副參謀長崔庸健和金日成等各營營長、政治副營長被授予大尉軍銜，各連連長等被授予中尉軍銜。不過，周保中等人對此並不計較，重要的是保存下來了。
1943年10月5日，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野戰演習後，身穿蘇式軍服、佩帶蘇式肩章的部分幹部攝於北野營。前排右二為金日成（第一營上尉營長），右三為周保中（教導旅少校旅長），右四為周保中夫人王一知（無線電連中尉連長）。
身穿蘇式軍服，佩帶中校、中尉肩章的周保中、王一知夫婦1944年攝於蘇聯伯力。
說起抗聯教導旅的軍銜，還有個「上尉副司令」的故事——
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蘇聯遠東紅軍迅即出兵中國東北。抗聯教導旅配合蘇聯紅軍，參加對日本關東軍的作戰。8月26日，遠東蘇軍總司令部軍事委員會希金中將召見了抗聯教導旅旅長周保中，下達了遠東蘇軍總司令華西列夫斯基元帥的指示：八十八旅中現有的中國人員和蘇聯人員要分別行動；蘇聯人員暫時不動，中國人員要隨蘇軍各方面軍分別佔領東北戰略要點，並準備接受駐各城市蘇軍衛戍副司令的任命；規定29日前報送出軍官提級授銜名單。為配合蘇軍搶佔東北戰略要地，抗聯部隊主力在周保中、李兆麟率領下，從9月初開始分批由蘇聯返回東北，到達長春、瀋陽、哈爾濱等地。
當時，抗聯教導旅政治部上尉科長馮仲雲帶領的瀋陽組，於9月10日由長春奔赴瀋陽。到瀋陽後，馮仲雲來到蘇軍瀋陽衛戍區司令部報到就任副司令，蘇軍司令卡夫通看了一下馮仲雲肩上的一槓三星後傲慢地說：「我是少將，你是上尉，怎麼能當我的副司令呢？」
聽了這句極不禮貌的話，馮仲雲嚴正地說：「我是按命令來報到的。」說著把帶去的蘇聯紅軍司令部的命令送上。命令是不可違抗的。就這樣，上尉銜的馮仲雲當上了瀋陽衛戍區的副司令，職權是有關中國事務的聯絡。
馮仲雲，原東北抗聯第三路軍政委，建國後曾任北京圖書館館長、水電部副部長，
1955年被授予一級八一勳章和一級獨立自由勳章。
抗戰結束後，教導旅編入東北民主聯軍，各級官兵的軍銜也隨之取消。
順帶介紹一下抗聯教導旅主要幹部後來的軍銜情況：
旅長周保中，曾任東北人民自衛軍總司令、東北民主聯軍副總司令、東北軍區副司令員，1950年轉到地方工作，任雲南省政府副主席，未授軍銜；
政治副旅長李兆麟，抗戰勝利後任濱江省副省長，1946年3月9日在哈爾濱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副參謀長崔庸健，曾任朝鮮人民軍第一任總司令、人民軍最高副司令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3年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軍銜，當時僅次於金日成；
第一營營長金日成，曾任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1953年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元帥，1992年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元帥；
第二營營長王效明，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旅順基地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第二營政治副營長姜健，曾任東北民主聯軍吉東軍分區司令員、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大將；
第三營營長王明貴，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第三營政治副營長金策，曾任朝鮮民主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副首相兼產業相、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部總司令官，大將。
五、抗戰結束後我軍參加「軍調小組」人員都有軍銜
1945年9月，抗日戰爭剛剛結束， 駐我國東北的蘇聯遠東紅軍要求我黨派負責幹部去瀋陽，協調蘇軍與我方的行動。黨中央派彭真、陳雲、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莫春和六位同志擔此重任。考慮到蘇軍有軍銜，我黨也給這六為同志授了軍銜，並用中、俄兩種文字寫下了任命書，彭真、陳雲、葉季壯為中將，伍修權為少將，段子俊、莫春和為上校。前些年有些書刊摘轉文章，認為「這六位同志是最早獲得我軍軍銜的人」。這種說法顯然是不確切的。這六位同志之一的伍修權，早在抗戰之初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時就被我軍授予上校軍銜。
1945年，佩帶少將領章的王震與李先念在一起。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10月底，面對中國全面內戰即將爆發的嚴重局勢，美國總統杜魯門調整對華政策，派已經退休的前陸軍參謀長馬歇爾五星上將為總統特使，來華進行軍事調停，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即美國代表馬歇爾，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為避免雙方軍事衝突，在三人小組的領導下， 10月底在北京即著手籌備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軍調部設委員三人，由共產黨、國民黨和美國各派一人組成，由美方委員擔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須三位委員一致通過。三人委員均有表決權。軍調部中共產黨委員葉劍英，參謀長羅瑞卿；國民黨委員鄭介民，參謀長蔡文治；美方委員羅伯遜，參謀長海斯。12月初軍調部正式成立，地點在北京協和醫院。在軍調部的領導下，下分38個執行小組。這些小組的任務是分赴各地，停止內戰，禁止雙方的軍隊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
軍事三人小組。右起：周恩來、馬歇爾、張治中。
由於張治中的軍銜是二級上將，為體現對等原則，軍事三人小組中共代表周恩來也佩帶上將軍銜。下面這張照片就是周恩來在軍調部時照的。照片中周恩來穿的是國民黨新式將校呢軍服，戴三星上將領章。
按規定，各方可各帶一名將軍和一名翻譯，各自組成3人代表團。中共方面參加的將軍是中央軍委一局局長童陸生，這是他第二次佩帶少將領章。早在1940年時，他就在第十八集團軍軍事高參室任少將高參。10年後，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時，童陸生再次被授予少將軍銜，成為我軍唯一三次獲少將軍銜的將軍。
毛澤東、朱德陪同軍事三人小組在延安機場檢閱部隊。
1946年2月底，軍事三人小組同軍調部及第五執行小組在張家口視察。圖為周恩來（右四）、葉劍英（右三）、馬歇爾（右五）、張治中（右六）等在晉察冀軍區司令部前合影。
為便於同國民黨軍協調工作，我軍參加軍調部工作和派駐各地的軍調部代表，也都被授予軍銜。
授予中將銜的4人：
葉劍英，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
滕代遠，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葉劍英軍事顧問；
羅瑞卿，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參謀長；
饒漱石，軍調部瀋陽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軍調部中共代表團首席代表軍事顧問滕代遠
1946年1月10日，佩帶中將領章羅瑞卿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
授予少將銜的16人：
李克農，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秘書長；
張經武，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參謀長；
宋時輪，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執行處長；
李聚奎，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執行副處長、處長；
黃 華，軍調部中共代表團新聞處長；
耿 彪，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交通處長兼軍調部四平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黃逸峰，軍調部中共代表團交通副處長兼軍調部安平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秦基偉，軍調部石家莊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陳 賡，軍調部太原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韋國清，軍調部徐州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趙爾陸，軍調部張家口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方 方，軍調部廣州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黃 鎮，軍調部新鄉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段蘇權，軍調部承德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陶希晉，軍調部石家莊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伍修權，軍調部瀋陽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參謀長；
許光達，軍調部本溪執行小組中共代表；
此外，駐赤峰代表向仲華、駐朝陽代表李逸民、駐大同代表李波、駐沁陽代表劉建勳、駐濟南代表鄺任農、駐德州代表符浩、駐臨沂代表張子強、駐淮陽代表韓念龍、駐漢口代表薛子正等20餘人為上校；少數代表為中校、少校。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和各地小組中的中共工作人員一般為中校以下軍銜。
開國中將秦基偉在回憶錄中講到一件「少將戴少校領章」的故事：秦基偉任軍調部石家莊執行小組中共代表時，一次要到北平匯報工作。「我臨走時，有過交代，在我離開期間，石家莊小組由陶希晉同志負責，代理我出席談判。因為談判是很講究規格的，陶希晉也不知道軍調部給他授的是什麼銜，自己估摸是少將，便在談判中介紹他是八路軍少將。等我從北 平回來宣布執行小組成員的銜階時，他才知道自己是上校。
他說：『糟了，我已經對外號稱少將了』。我也覺得有點麻煩，因為要考慮到本黨談判代表的威信，不能給人家留下一個共產黨代表瞎吹牛的把柄。
我說：『既然已經說是少將了，就當是少將吧！』這倒不是自己封官，那時候誰也不在乎官不官的，主要是為了談判方便，反正我們的銜是臨時的。
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來了。我的一身呢軍服是發的，軍銜領章也是發的。但陶希晉沒有。怎麼辦呢？
開始我們輪流穿，誰出臺誰著制式軍服。後來，小組成員張蘊鈺（時任一分區參謀長）出主意說：『何必這樣換來倒去，兩人都出臺怎麼辦？街上有賣的，買一副領章不就行了嗎？』
張蘊鈺自告奮勇去買了一副領章，這一買，又買個洋相出來。張蘊鈺曾在西北軍當過排長，對軍銜知識略知一、二，但並不精通。國民黨軍銜標誌在領章上，將軍領章的金板豆上沒槓。校官的中間有兩道槓，尉官的一道槓，區別很清楚，一般是不會認錯的。但也有個別例外，比如騎兵校官的領章也沒有槓，當然，跟將軍領章是有區別的。將軍的豆是梅花型， 騎兵校官的則是一般的星豆。張蘊鈺也不是太明白，買了副騎兵少校的領章回來了。
陶希晉一直做地方黨政工作，一天兵也沒當過，當然更不懂啦。 第二天，陶希晉佩上領章昂首挺胸地走進會議室，國民黨代表和美國代表都愣住了，問：『陶代表，你這個少將怎麼一夜之間變成騎兵少校啦？』
弄得陶希晉十分狼狽，下來後衝著張蘊鈺好發了一通脾氣。」
1946年3月，穿中將軍服的葉劍英在延安機場。
過去有一部老電影是反映我軍代表參加軍調部工作的，這就是北京電影製片廠1962年攝製的黑白故事片《停戰以後》。著名演員張平扮演我方代表顧青將軍，佩帶少將軍銜。
顧青與美方代表費丁、國民黨代表李國卿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6年7月以後，蔣介石公然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向解放區發起了全面進攻，馬歇爾宣布調處失敗，軍事三人小組也隨之結束。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後，我軍各地』軍調」小組代表相繼撤回，他們的軍銜也就自然取消了。
1947年1月，葉劍英同董必武在南京梅園新村
開國少將賈若瑜在回憶文章中提到：1947年12月華東野戰軍山東兵團（許譚兵團）某部在萊陽戰役中，與駐青島的美軍第七艦隊官兵發生衝突，雙方為此進行談判。美軍第七艦隊派一名上校軍官代表該艦隊司令伯吉爾中將到我轄區海陽城與我軍對等軍銜的軍官進行談判。賈若瑜將軍時任膠東軍區參謀長兼軍區前指參謀長，派一名「上校處長」吳若巖代表膠東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中將」同美軍代表談判。
六、新疆民族軍實行過蘇聯軍銜制
在解放戰爭後期，後來受中共領導的一支部隊還曾實行過蘇軍的軍銜，這就是新疆民族軍。
1944年9月2日，新疆北部尼勒克縣烏拉斯臺地區人民為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爭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舉行武裝暴動。不久，這場暴動發展到伊犁、塔城、阿爾泰地區，亦稱「三區革命」。1945年4月8日，在伊寧以暴動隊伍組成的遊擊隊指揮部為基礎，成立新疆民族軍。帕裡諾夫任總指揮，祖農·太也夫任副總指揮，瑪加諾夫任參謀長，阿不都克裡木·阿巴索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轄8個團又4個營 共1.5萬餘人。7月，民族軍主力向塔城、阿爾泰地區進軍，爾後挺進準噶爾腹地。9月下旬，進抵瑪納斯河西岸，與國民黨軍隔河對峙，威脅迪化（今烏魯木齊）。此時，民族軍發展到13個團共3萬餘人。民族軍從組織上到裝備上都得到蘇聯的幫助，穿蘇式軍服，並實行蘇聯軍銜制，上自司令，下至列兵，均佩帶軍銜標誌。民族軍的軍銜分為士兵、尉官、校官和將官四級，肩章和軍服都仿照蘇軍式樣。肩章為藍、紅、白三色，以區分騎兵、步兵和炮兵；帽徽為鐵製，中間一內圈為天藍色，中心是一個橘紅色月牙和五角星。1946年6月，民族軍按照三區臨時政府與國民黨政府談判籤定的以和平方式解決武裝衝突之條款（即 「11項和平條款」）進行整編，部隊減為6個團共1.3萬餘人。
1947年，國民黨政府撕毀協議，武裝進攻阿爾泰和瑪納斯地區，民族軍奮起抗擊，保衛了三區。
從1948年起，民族軍參照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原則教育部隊，官兵關係和軍民關係得到改善。到1949年8月，民族軍共有5個騎兵團和3個步兵團，另外還有一個獨立的騎兵營和大約500人的後勤人員，總兵力達到14020人。1949年10月，民族軍為接應人民解放軍入疆，自瑪納斯河以西分別進至東疆和南疆。12月上旬，一部到達迪化，與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會師。根據中央軍委命令，1950年1月10日，民族軍在伊寧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法鐵伊·伊凡諾維奇·列斯肯任軍長，頓星雲任政治委員，伊斯哈科夫·馬爾果夫任副軍長兼參謀長，曹達諾夫·薩伊任副政治委員，努利耶夫任政治部主任。下轄兩個師：第十三師，買買提·伊敏諾夫任師長，馬洪山任政治委員；第十四師，阿里木堅諾夫·烏拉拜音任師長，胡正任政治委員。另直轄2個騎兵團，全軍共1.3萬餘人，歸第一野戰軍暨西北軍區建制。為了加強對這支民族軍的領導，第一野戰軍領導決定從第一兵團抽調一批優秀的政工幹部到第五軍工作，在該軍迅速建立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使這支民族軍成為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下的一支人民軍隊。
民族軍部分軍官
新疆民族軍實行軍銜制度，上自司令，下至列兵，均佩帶軍銜標誌。值得注意的是其軍銜等級設置與國民黨軍隊不同，而是採取蘇軍的軍銜等級。
新疆民族軍的軍銜等級：
將官：大將、上將、中將、少將；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準尉；
軍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列兵。
但新疆民族軍中實際最高軍銜為中將，是民族軍總指揮波裡諾夫和木奴諾夫（繼任）。
改編為第五軍後，暫時保留軍銜制和蘇式軍服，但官兵開始佩帶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和八一五角星帽徽。因此說，新疆民族軍（第五軍）是繼東北抗聯教導旅之後，第二支曾經穿過蘇聯軍服、佩帶蘇聯軍銜的我軍部隊。不久，第五軍不再實行軍銜制，服裝也改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統一式樣。
改編後的部分第五軍（民族軍）官兵合影。從他們的衣著上可以看出「中蘇合壁」的特徵：佩帶蘇式肩章、八一五角星帽徽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胸章，少數戴大簷帽，多數戴解放帽。
七、解放戰爭時期我軍再次準備實行軍銜制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共兩黨於1945年10月10日籤訂了「雙十協定」，1946年1月10日籤訂了「停戰協定」。1946年1月31日，由國共兩黨、其它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代表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政協決議」，國民黨接受了我黨和平建國基本方針。決議規定實行「軍隊國家化」。為了適應這一新的形勢，中共中央於1946年2月24 日在《關於軍隊整編的若干問題的指示》中指出：「現在我軍各級幹部即須執行將校尉的正規制度，第一期我軍整編多少現尚未定，準備編成三十個至四十個師，恩來到各處時，請你們和他商量各區應編多少。這些師的幹部，均將由中央政府按將校尉加委，其他保安部隊幹部及其餘退伍殘廢軍官，亦可由政府按將校尉加委，以後即由國家按級一律待遇。中央認為：我黨軍事幹部應該請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銜，以便在將來國防部中佔有一定地位」。「同時為了準備將來國內的反對派對我各地突然的襲擊時，我仍有效的組織自衛鬥爭起見，中央規定除將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隊編保安部隊外，並保留一部分（大約三分之一）好的軍事政治幹部，在各解放區隱蔽起來，不要求去請求國民黨加委」。
《指示》規定：「為了上述目的各地應即將我軍各級軍隊工作幹部造成清冊，並附名單、履歷、鑑定、官級、職別，內須請求加委或須隱蔽呈報軍委。這些清冊，旅以上的幹部須立即造好，在恩來到各地時即交恩來帶延安或在二中全會時帶延安，以便交政府。首先加委定我軍各師幹部，團以下的幹部亦須於兩個月內造好交出，在鑑定官級時可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決定。」
《指示》下達後，在我軍部分機關和部隊幹部中，已開始評定軍銜等級。這次擬定的軍銜等級，與1939年那次基本一樣，也是6等16級，除將新兵改為二等兵外，其它各銜級設置和銜稱均未變。
1946年3月7日，新四軍兼山東軍區政治部發出《軍隊官兵階級說明與規定》，對新四軍軍銜設置、評銜原則和官兵階級（軍銜等級）作了明確規定：
一、國民黨軍隊的階級劃分
國民黨軍隊的階級，軍官分為將校尉三等九級，即上將、中將、少將，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司務長介乎官兵之間為準尉。士兵分兩等六級：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軍官的階級又分為現職與官佐兩種，一般是官位比現職低，如上校團長任官中校。
二、我們這次審訂軍隊階級原則：
①參考國民黨軍隊的階級區分；
②軍政首長官階平行；
③基本上按我軍現在職務併兼顧其資歷；
④副職一般比首長低一級，地方比主力低一級；
三、我軍軍隊軍官士兵階級區分的規定（根據原文及編制軍銜表整理）：
新四軍軍長、政委為上將；
副軍長、副政委為中將、上將；
參謀長為中將；
參謀處長為少將；
情報處長為少將；
政治部主任為中將；
副主任為中將、少將；
組織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宣傳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保衛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聯絡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上校、少將；
後勤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供給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衛生部長為少將，副部長為少將、上校；
師長、師政委，軍區司令員、政委為中將；
副師長為少將；
師參謀長為少將；
師政治部主任少將；
旅長、旅政委為少將；
副旅長為上校；
旅參謀長為上校；
旅政治部主任為上校；
團長、團政委為上校；
副團長、團參謀長、團政治處主任為中校；
營長、教導員、特種兵副營長為少校，
副營長、副教導員為上尉、少校；
連長、指導員為上尉、少校，
副連長、副指導員為中尉、上尉；
排長為中尉、少尉；
副排長為少尉、準尉；
管理排長（司務長）為準尉；
連機炮班長為上士、中士；
炊事班長為下士、中士；
甲種班班長為上士，副班長為中士；
乙種班班長為中士，副班長為下士；
丙種班班長為中士、下士，副班長為下士、上等兵
二年半以上戰士為上等兵；
一年以上戰士為一等兵；
一年以下戰士為二等兵。
（說明：按當時的新四軍整編方案，一個步兵連轄一、二、三、管理四個排和連機炮班（輕機槍1～2挺或重機槍1挺，60炮1～2門），每個步兵排轄甲、乙、丙種步兵班各一個。甲種班（又稱機炮班）有12人、50擲彈筒1具、輕機槍1挺、步槍8支（其中2支能發射槍榴彈），乙種班（又稱輕機班或小炮班）有12人、50擲彈筒1具或輕機槍1挺、步槍10支（其中3支能發射槍榴彈），丙種班（又稱步槍班）有12人、步槍12支（其中4支能發射槍榴彈）。管理排轄連部班（由管理排長兼班長）、炊事班，管理排長即司務長。每個連的9個戰鬥班，1、4、7班為甲種，2、5、8班為乙種，3、6、9班為丙種。）
這是一個從軍長到新戰士的完整明確的編制軍銜。其中，師長、旅長、團長、營長、連長分別為中將、少將、上校、少校、上尉，與傳統「慣例」相同。但是，按照這個評銜規定，新四軍的軍長陳毅、政委劉少奇，甚至副軍長張雲逸都可以評授上將軍銜。
我們知道，軍長的軍銜，世界各國大都是中將。法文「中將」一詞即由「軍」和「將軍」組成。當時國民黨軍隊的軍長一般也是中將，如第五軍軍長杜聿明中將、新一軍軍長孫立人中將、七十四軍軍長張靈甫中將等等，新四軍首任軍長葉挺也是中將。建國後我軍兩次實行軍銜制時期，軍長一般為少將。那麼，為什麼當時新四軍軍長的軍銜定得這麼高哪？
新四軍首任軍長葉挺中將 新四軍第二任軍長陳毅
這要從部隊的編制規模說起。其實，新四軍在組建之初雖然只有１萬餘人，但經過八年抗戰的戰鬥洗禮，到1946年初，已發展為下轄幾十個旅，總數31萬人的龐大軍團。儘管新四軍此時仍沿用最初的番號，名義上還是一個軍，但實際上是相當於方面軍（比軍高兩級）一級的戰略軍團，規模比當時國民黨軍隊的集團軍大得多。國民黨的集團軍平均不到10萬人，而集團軍總司令的軍銜一般是上將或中將。因此，新四軍軍長評授上將軍銜，比較合適。
我軍這次評銜工作剛剛開展不久，蔣介石便撕毀了「停戰協定」，發動了全面內戰，此項工作只得停止，新四軍軍長陳毅、副軍長張雲逸未能成為我軍第一批「三星將軍」。不過，未出10年，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陳毅、張雲逸分別戴上了元帥和大將肩章。
新四軍政委劉少奇 新四軍副軍長張雲逸
由於受當時戰爭環境和物質條件的限制，我軍歷史上這次醞釀實行的軍銜制度最終未能實現。但是，這次軍銜制的初步實行，為我軍日後的幹部工作制度化，幹部隊伍的正規化建設作了有益的探索，並為新中國成立後的軍隊幹部評銜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鑑作用。
（責任編輯：何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