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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哀詩——王粲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省鄒縣西南）人。十六歲避難赴荊州，依附劉表十五年。後歸曹操，任丞相掾、軍謀祭酒、侍中等職。他的作品，由於「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謝靈運語），顯得情調蒼涼。他是建安文壇的重要作家，被劉勰稱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路》），今傳《王侍中集》輯本一卷。
王粲像王粲的《七哀詩》現存三首：《文選》卷二十二錄二首，《古文苑》卷八另錄一首（《邊城使心悲》）。漢樂府中沒有《七哀》這個題目，郭茂倩《樂府詩集》亦不錄以《七哀》為題的詩作，《文選》、《藝文類聚》收錄時均歸「哀傷」類。吳競《樂府古題要解》說《七哀》是「起於漢末」的樂府新題，把它當作樂府詩看待，有人對此深表懷疑，以為當以《文選》為準，應該將它視為徒詩。《七哀詩》第一首，當作於初平三年（192）詩人（時年十六歲）赴荊州避難，初離長安之時。但也有人持懷疑態度：或以為初成於初平三年，後經加工才成為現在這樣成熟的篇什，或推定為王粲後來追敘「赴荊時事」的感舊之作（張葫嘉：《古詩賞析》卷八）。
《古文苑》從本詩的內容看，確如李周翰所說，是「哀漢亂」的（見《文選》六臣注）。東漢初平元年（190），董卓挾持漢獻帝遷往長安，關東州郡擁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起兵討伐董卓。初平三年四月，董卓為呂布所殺，其部將李催、郭汜率軍作亂，大肆劫掠長安。王粲於這年離長安赴荊州避難，這首詩就是寫他初離長安時的所見所聞，確是漢末亂離社會的一幅難民圖。該詩內容可分三段。「西京亂無象」等六句為第一段，寫離開長安的原因和悲傷心情。詩人「棄中國」、「適荊蠻」，是因為西京之「亂」、豺虎之「患」。「豺虎」是比喻，當指李催、郭汜等人。「西京」二句是本詩歷史背景的高度概括，重點在「亂」、「患」二字，即「豺虎」作「亂」，人民遭「患」。
《文選》曹操有《蒿裡行》一詩，寫的也是軍閥混戰：「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突出的是「相戕」、「稱號」。王粲的地位、處境與曹操不同，他是以受害者的立場和感受來觀察、描寫軍閥罪惡的，所以能抓住「亂」、「患」二字。「中國」即是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是中國當時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境域；而荊州呢，既是邊遠地區，又是原來荊楚南蠻之地，地理、文化、風俗都與中原不同；再加時逢戰亂，吉兇難測，故親戚要「悲」，朋友要「追攀」了（因為這實際上是生離死別）。「親戚」二句雖然是從詩人的眼裡寫親戚、朋友的悲愴，但當時詩人的心情何嘗不是這樣！從「出門無所見」到「何能兩相完」為第二段，這是本詩的重心和主體所在，也是全詩寫得最精採的場面。
詩人用現實主義的白描手法，將軍閥混戰造成的血淋淋的歷史場景再現在讀者面前。這是將開頭二句點出的「亂」、「患」二字從受害者廣大人民方面再作深入具體的展示，從而激起讀者對「豺虎」們的義憤，並寄寓作者對人民苦難的同情。這八句詩，寫詩人出門「所見」的景況，「出門」二句是大筆塗抹，為這幅難民圖敷上一層灰暗色調。白骨蔽野，是「豺虎」遘患造成的人間罪惡的鐵證。據史籍記載，當時吏民死於戰亂者萬餘人，雞犬不存，事後兩三年間，關中全境「無復人跡」，正如曹操所寫：「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蒿裡行》）王粲這兩句詩，寫得很真實、很顯日，但究竟還是「遠鏡頭」；下面六句，由遠而近，由大而小，逐漸收縮，構成「特寫鏡頭」，使我們看得更具體、更細緻、更鮮明、更強烈。
如果說「白骨蔽平原」是典型環境，那麼「路有」六句寫婦人棄子就是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了。這是藝術上一般與個別的辯證統一。婦人棄子，乃是一種異常現象，只有動亂年代才可能發生。她僅僅是因為「飢」才棄子嗎？她為什麼能夠忍心呢？明明聽到被棄嬰兒的哭聲，她作為嬰兒的生母，如何能「不還」呢？她難道沒有一點人情母愛嗎？然而，詩人明白告訴我們，這「飢婦人」不是在「顧」、在「揮淚」麼？說明她忍心棄子，實在出於無奈，因為，在她的面前，還有比「飢」更可怕的威脅，那就是一開頭就指出過的：「豺虎」製造的「亂」，「患」。「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二句的實際含義是：反正母子都得死，棄與不棄，僅在時間。上有前後之別罷了。
這裡，詩人將戰亂年代下層人民的酸楚和絕望，活生生地再現了出來，讀後自有怵目驚心之感。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將建安詩歌的特點概括為「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這個概括最能說明王粲這首詩的藝術特點。在王粲筆下，語言是樸素的，所謂「不求纖密之巧」，如連用三個「棄」字，就頗具「古直」之遺風；然而，他的構思所展示的畫面卻是鮮明、強烈的，所謂「昭晰之能」，就是指這一點而言。從「驅馬棄之去」到末尾為第三段，寫詩人因「所見」而感慨不已。對於婦人棄子一事，從「未知」二句可以看出，詩人是完全理解並深表同情的。他雖然「不忍」，但也無可奈何，故只好「驅馬棄之去」了。正因為出門有此見聞，才會登霸陵而沉浸在歷史的美好回憶中。
《文心雕龍》《下泉》是《詩經》曹風中的一首詩，據毛《序》說，這是「思治」之作，這裡，「下泉人」可能也有隱指漢文帝之意；因為，霸陵是漢文帝的陵墓，「文景之治」在歷史上是有名的太平盛世，思念文帝意味著嚮往治世。這是由親見苦難的現實，同情苦難的人民而產生的一種美好憧憬，反映了亂離社會中廣大人民渴望和平生活的願望。此時的詩人，其處境與人民的命運是聯繫在一起的。面對漢末殘酷的社會現實，建安詩人不但敢於正視，而且表現出嚴正的批判態度，對人民的苦難亦深表同情，這就使得這類作品呈現出「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獨特風貌。王粲的《七哀詩》、蔡琰的《悲憤詩》等都是建安詩壇反映戰亂現實的佳作，其中，將自己的創作與時代及人民的命運聯繫起來，王粲應是最早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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