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13 10:5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發軔於五四時期具有「紅色」基因的翻譯活動，已有百年歷史，不但推動了中國歷史前進的車輪，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而且也日益引起國外民眾的關注，增強了他們對中國的認知和認同。「紅色」翻譯通過國內外媒介的主動傳播，其特殊意義和功能逐漸凸顯，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示。
具有「紅色」基因的翻譯活動在國外的傳播，受到廣泛關注，影響較大。這裡以《毛澤東選集》（以下簡稱《毛選》）和《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外譯本在國外的傳播為例進行論述。
《毛澤東選集》外譯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窗口
國外出版的毛澤東著作，不僅有《毛澤東選集》整書以及單行本，還有各種文集、選集。西方最早翻譯介紹毛澤東著作的是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1928年寫的《中國大眾》一書，介紹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主要內容，此書的出版讓西方對毛澤東思想有了初步認識。1934年，共產國際翻譯出版了第一本毛澤東文集，從此毛澤東思想開始在共產國際內部傳播。1935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法國巴黎創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刊物《救國時報》（初名《救國報》），先後登載了13 篇毛澤東的文章，報紙發行遍及40 多個國家和地區。1945 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香港設立宣傳據點，兩年多時間裡，出版10 多種《毛選》，總發行量超過了百萬冊以上，影響遍及東南亞和歐美地區。日本是翻譯《毛選》最多的國家，早在 1946 年就出版了一套《毛選》。1948年第一套《毛選》俄文版出版，在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廣為流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朝鮮、蒙古國、阿爾巴尼亞、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也大量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學習借鑑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經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最早於1945年12月在朝鮮出版了朝鮮文版。1950年美國國際出版社出版了《講話》英文本。民主德國柏林漢塞爾父子出版社在1950年出版、1952年再版德譯本。《講話》還在東南亞、南亞地區流傳，僅在印度就以英文、孟加拉文、印地文、馬拉提文、泰米爾文等多種文字進行了翻譯出版。國外出版機構如美聯社1970年代翻譯了日本學者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哈佛大學推出了10冊毛澤東著作。親歷《毛選》英譯的美國學者李敦白（2006）記述了《毛選》的英譯活動。《毛選》曾被翻譯成英、日、法、西、俄、越、緬、印尼、印地、泰、阿拉伯、德等35種語言，在40多個國家發行。據方厚樞的統計，除了中國，全世界有54個國家與地區也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有20個國家以20種文字翻譯出版《毛澤東語錄》，共有35種版本，其中影響最大的地區當屬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
《毛選》走出國門，廣為流傳。由此，研究毛澤東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毛選》不同語種的海外傳播，不僅極大彰顯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世界價值，而且有力助推了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和交流，「為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活動贏得了廣泛的國際理解和支持，為第三世界國家取得民族獨立提供了實踐經驗和理論指導，為海外中國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為中國文化再次大規模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智識基礎，為世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譯為思想對話、文明交流搭建橋梁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中文版於2014年9月28日公開發行，自2014年10月8日在德國法蘭克福書展舉辦首發式以來，受到外媒和國際觀察人士的高度關注，陸續被譯為英、法、俄、阿、西等20多個語種，發行超過660多萬冊；第二卷自2018年4月11日在英國倫敦推出中文繁體、英、法、西、德、俄、日、阿、葡文9種語言版本後，海內外同步推出28個語種、30個版本，發行到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至今已經累計發行1300多萬冊，成為改革開放以來在海外最受關注、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文獻。美國《赫芬頓郵報》、英國《每日電訊報》、法國《世界報》、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新加坡《海峽時報》以及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俄新社等海外主流媒體刊發了400 多篇報導進行推介或評論。藉助世界上最大的聯機計算機圖書館中新資料庫搜索出海外收藏該書英文版的圖書館達153家。從語種來看，收藏英文版本的圖書館最多；從國別來說，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等。
從受眾關注內容看，第三世界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關注的重點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精髓：以民為本。以歐美日為代表的西方國家以及以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為代表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民本思想、中國夢等較為關注。根據學者侯敏的研究，《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在海外的傳播，呈現出以歐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代表的總體形勢穩中向好的局面。
關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傳播熱潮的原因，學者黃友義認為，世界各國存在實實在在的需求，發展中國家讀者對中國文化為什麼能夠保持長期的高效發展充滿好奇，並被中國創造出的經濟奇蹟深深吸引。溫建平、竇衛霖認為該書多語種譯本傳播取得成功的原因：一是基於立足本來、面向未來的翻譯立場；二是提倡吸收外來的兼容理念；三是堅持中外專家聯合審稿定稿的翻譯流程；四是做到時翻時新的翻譯策略。夏江義提出，該書打破了傳統傳播模式，在傳播過程中形成了傳播需求海外化、主體多元化、策略跨文化、媒介立體化、信息綜合化的特點。嚴文斌認為，媒體報導作為一種新形式助力了該書的國際傳播。
以毛澤東、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的著作為主的中國紅色文化傳播，與中國國情密切相關，也與國家形象的對外傳播和國際交往密不可分。在譯者看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這部著作不但為世界讀懂新時代的中國開啟了一扇新窗，也為促進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思想對話、文明交流搭建了一座橋梁。《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譯本用受眾喜歡的方式和語言進行國際表達，在海外民眾心目中建構並傳播了中國親仁善鄰、民主法治以及和平發展的國家形象。所以，要有效傳播「紅色」翻譯體系的話語，一定要熟悉國情，了解國策，用國外受眾聽得懂的方式，調整翻譯策略，在充分體現國家意志、塑造好國家形象的前提下，弱化意識形態衝突，強調文化協調、語言地道，爭取精準傳遞中國聲音，講好中國故事，通過翻譯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同時，我們要對傳播方式進行更新，注重將紙媒、手機客戶端和PC端全面應用，從而達到受眾及時、主動傳播新思想的目的，潛移默化地實現「潤物細無聲」的傳播效果。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外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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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原標題：《「紅色翻譯」的對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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