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受西方教育長大，在深入國學研究的時候很容易出現偏差，因為西方的思維模式和東方的思維模式是有區別的，當拿著西方的思維體系來串聯東方的學問，會遇到很多不易查覺的坑，於是我們從開蒙教材開始解讀國學的精華，提升格物致知的能力，用現代語境的話講，提升個人綜合能力。
人之初，性本善
一開始我問過我先生，性，究竟是什麼？我先生答：「那你自己研究去吧，你去看看以前的最開始的有人講性嗎？」這就開啟了我對這件事情的探索追尋。
實際上在三代（夏商周）的時候，沒有「性」字。往往去看《詩》、《書》就知道了，《詩》、《書》大體記載了三代的學問。後來對甲骨文和金文的考據興起之後，也就是民國那一代考據學家興起之後，大家可以從甲骨文上去找這個字。沒有「性」字，只有「生」字。
近代的時候，民國傅斯年先生，非常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概念。這位先生登高望遠，從「小學」的角度，考證了這個「性」字本為「生」意。大家可以參看《性命古訓辨證》這本書，分上中下三篇，其中有對「性」字進行了梳理。在金文、甲骨文之中沒有「性」字，只有「生」字。在《詩經》中有一個「性」字，但是傅先生解釋這處「性」字就是「生」字。《書經》、《尚書》裡面有一句有「性」字，但傅先生通過清代以來「疑古論」的方式——只認《周誥》為三代真正的文字——從而否定了這處。傅先生又在《周誥》裡面找到一個性字——「節性」。這個「節性」，他在《呂氏春秋》也找到了，所以他匹配了這兩處，解釋道：這個「節性」就是「節生」的意思，力證了這個「性」就是生。
不光是《詩》、《書》沒有現在所說的「性」，《道德經》也只有「命」字，沒有「性」字。那麼《論語》呢？《論語》裡，夫子「天道與性，罕言」。也就是說實際上孔子，也不太講性。所以「性」，最起碼在太上和夫子的年代，它不是中國主流學問中的一個核心概念。那這個事情在什麼時候發生了變化呢？在春秋之後，也就是孟子、荀子、莊子這個年代之間，「性」被大量使用。比如說曾子作的《大學》，之後子思作的《中庸》，再之後的《孟子》。「性」字變成一個核心概念的時代是在戰國，這點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大家得要明白，這件事情，自古沒有，而是後面的人發明出來的。
在民國的時候，比傅斯年先生再小一代的、新儒家的一個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他寫過一本書：《心體和性體》。書裡面，他提出了一個疑議：既然有「生」字，那為什麼還有「性」字？這個「性」字肯定跟「生」字的意義不一樣。他這個論點是非常精道的。
實際上生和性之間還是有明顯區別的。我們得從這個源頭，一點一點看看它是如何流變的、它為什麼會變成這樣。這會幫助我們理解「性」是什麼。
其實民國那一代的人，學貫中西、文理兼通的大家非常多，大家也都比較熟悉。實際上他們很有學問，即便到現在，也是難以超越的。因為現在的人，要不然就是現代科學很好，要不然就鑽入故紙堆，不能把它們很好的進行對比、或者說都精通。所以有很多東西還是不夠的。早晚有一天，民國大家的這些東西，可能還會再翻回來，重新以另外一個角度去發揮、去審視。比如傅斯年先生這本書，其實非常有意義，就等於是在說孟子說得不對，因為孟子說人「性本善」——當然我們一會兒會解釋這個「善」字是什麼意思。孟子這種先天的、帶著經驗主義的、有些神秘主義色彩的先驗主義，就等於是被傅斯年以考據「小學」的方式打破了。這點民國大家替我們做出了一個先行者、先走了一步。
生謂之性。性無善無惡。
首先這個「性」字，肯定是生的意思。孟子和告子論性的時候，告子說得非常清楚：「生，謂之性」，「性，無善無惡（無不善）」。但是孟子不同意。這裡孟子更多的是在進行價值判斷。他要通過性的定義，通過「仁義禮智」四端，來賦予人性特殊意義，使人和禽獸、萬物區別開來，要讓人從自然當中脫離出來。這在當時是件好事兒。因為那個時候戰亂、殺戮、不把人當人非常誇張。他這麼做，實際上得到了後世大部分學者的贊同。也就是為什麼他成為道統（道統論）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這不能太過，什麼事一過就過猶不及。我們現在的問題，不是說人和萬物的區別，我們是太把人當回事兒了。所以重新討論這個問題，其實也符合這個時代的需求。 大家都明白，自己太把自己當回事會出什麼問題，特別把自己的心識當回事兒又會出什麼問題。這實際上就是降本流末、不斷脫離根本。人從自然當中獨立出來，心從人身體裡獨立出來，這是一件很誇張的事情。
古代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