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國王朝於7~8世紀在亞洲開拓的結果,是加強了唐朝文明在所有鄰邦:西域、蒙古、吐蕃、河中地、高麗和日本、東南亞國家-中的影響。中國中原文化的某些因素傳到了鄂爾渾河流域的突厥人中(曆法、十二生肖……),突厥語詞彙直到今天仍保留了向那個時代的漢語借鑑的內容。下嫁突厥、回鶻可汗以及吐蕃贊普的唐公主們把漢文經典傳到了遊牧民的帳篷和邏些的王宮之中。
繼唐朝宮廷與吐蕃王族在7世紀中葉之前數年和親(第一位許嫁贊普的唐公主於641年到達拉薩)之後,開通的唐蕃古道使中原進香求法之人,能經吐蕃首府和尼婆羅前往佛教聖地。
玄照和尚於651年、玄太和尚於7世紀下半葉正是這樣前往印度的,無疑還有某些甚至未曾留下名字的其他許多人。非常奇怪,佛教影響在8世紀下半葉,是從中國中原開始,而不是從相對更近的印度傳入吐蕃的。此外,我們也不應該忘記,使唐帝國獲得其在整個亞洲的巨大威望的大部分原因。大唐以其大型阿蘭若、著名的朝聖求法人、著名的「法師」而成為佛教的重大中心之一。
唐朝對這種大宗教和其他外來信仰的青睞,無疑始終都未能擺脫其政治思想背景。中國在日本的影響中國影響的傳播,於唐代在日本國形成了一種特別大的規模。它從公元7世紀初年起,就在那裡驟然引發了一股政治集權的發展高潮,這種發展本身也促進了文化的引進與借鑑。
中國在日本的影響無疑從未停止,這在日本群島(更具體地說是在琉球)已令人強烈感受到了。日本國從中國在朝鮮設府郡的時代起,就與漢朝開始交往了。在朝鮮於公元4世紀初葉形成三個王國之後,日本與中國北方和長江下遊之間的這些關係,仍被維持下來。但中國對東亞的威望,從未比它在7~8世紀所形成的影響程度更高。中國在日本的影響,也從未再像唐代那樣普遍和深刻。這些影響先於602~622年、後於646~671年間,以相繼的高潮傳往日本,它們擴大到了所有領域(政治和行政制度、語言、文學、藝術、技術、宗教),並很快就將日本變成了一個具有中國文明的國家。建於652年並修葺於8世紀的大慈恩寺中的大雁塔奈良(710~784年)和平安(794~1068年)時代的政策,甚至已不再是自發的借鑑了,而是一種有意的和系統的模仿。所以,更善於保護自己和對付外來侵略的日本,直到今日,仍得以保留下來了許多可追溯到唐代的中國傳統。
701年頒布的大寶律令,以及8世紀日本的其他許多司法和行政律令集,都非常嚴重地受到了《唐律》和同時代的中國條法的啟發與影響。710年營建的新京師平城(奈良),以及793年營建的平安(京都)二城的城建平面圖,均受到長安城布局的啟發與影響。日本最早的官修歷史《古事記》(712年)和《日本書記》(720年),均是根據中國斷代史的模式寫成的。日本所有的佛教大教派(淨土宗、天台宗、真言宗、禪宗……)都是唐代的中國佛教教派在日本土地上的根孽,其教理與經文,都是由有時是日本的,有時又是中國的出家人傳入日本的。
比如,原籍為江蘇揚州的大和尚醫生鑑真(688~763年),於753年在另外四名中國出家人的陪同下,渡日本,並於763年在奈良結束了其一生。在前往中國向大法師求學,並朝聖巡禮於最負盛名的聖地名剎(長安、洛陽、浙江的天台山、山西的五臺山……)的最著名的日本高僧中,我們可以舉出如下數位:玄昉(?~746年)和尚,他於716年出使長安,並在18載之後將500卷漢文佛經和其他法器攜回國內;空海(774~835年,弘法大師),他是真言宗的著名立教法祖,曾於804~806年在華旅行;空海的旅伴最澄(767~822年,根本大師)和尚於805年返回其國;僧常曉和圓仁(799年生於京都)於838~839年蒞華;圓仁留下了一部詳細的遊記《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他曾被中國當局的行為和842~845年的大規模法難激怒了,此人於838~847年間先後赴揚州、淮河流域、山東海岸、山西北部的五臺山、長安和洛陽巡禮旅行,後經山東和朝鮮海岸而返國。
繼圓仁之後,我們還可以舉出於842~847年在華巡禮旅行的惠運、圓珍(814~891年),智澄大師(853~858年在華),宗叡(862~866年在華)等和尚。我們在求法進香人和使節之外,還應補充貿易交流關係;在唐末,曾提到在日本港口停泊大量中國商船之事。受中國影響比較悠久和比較深刻的高麗,也不會擺脫唐朝文明那特別強大的吸引力。當新羅於668年吞併了百濟和高句麗的時候,那些中國移民很多的地區,就被納人到了新帝國中。在7世紀末和8世紀初的50多年間,唐朝與新羅之間的關係,由於大批使者以及朝鮮的僧侶和學生入華旅行而變得很密切了。
結語
朝鮮在這個時代,於東北海洋中,還佔據著一種統治地位。一些朝鮮人聚落,建於山東海岸以及從長江下遊,直到河南與山東交界處的大運河流經的商業城市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