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離不開文字，它是藝術在文字上的具體表現。文字的產生，出於勞動創造。我國傳統的說法，最早是《周易》,說「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的是誰？後魏江式說：「臣聞庖犧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象之爻，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諧聲，三曰象形，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倉頡遺法也。」(《論書表》)後世聖人指的是倉頡，倉頡不但是文字的創造者，即後來流傳的六書也是他的遺法。
在佛典中，也有這樣的記載： 「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倉頡，其書下行。」(《法苑珠林》十五 《千佛召師》)有的還說 「頡首四目，通於神明」,所以他能創造文字，這些「乃往舊說」(中國古代書法家如蔡邕、衛恆、江式、虞世南、張懷瓘等人所說大同小異),當然不足為訓，僅供參考而已。
蘭亭序
中國傳統書論
中國古代的文字和書契是有區別的。唐人張懷瓘說：「夫文字者，總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謂之文；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題之竹帛謂之書。……凡文書相約束皆曰契。契者書其信誓之言，而盟之濫觴，君臣之大約也。亦謂刻木剖而分之，君執其左，臣執其右，即昔之銅虎、竹使，今之銅魚，並契之遺象也。」張氏又云：「先賢說文字之所起與八卦同作。」(《書斷》)文字是書的，八卦一般認為是早於軒轅的伏羲氏畫的，文字既然與八卦同作，則書畫同源異流(聞一多主張書畫異源同流。見《江海學刊 ·字與畫》1984年第6期),而非倉頡一人所造明矣。清人徐乾學說： 「古者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凡象形者皆可畫也，不可畫則無書矣。……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也。
文字的起源，與八卦極有關係。八卦是原始人用以紀事的符號，也不是伏羲氏個人發明的。它傳達印象，具有繪畫的功能；說明概念，又具有文字的功能。八卦是原始人的文字，也是原始人的繪畫。八卦自用作卜筮，宣傳哲學之後，它與文字的作用就不同了。張懷瓘說： 「卦象所以陰騭其理，文字所以宣載其能。卦則渾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變化，文能以發揮其道，幽贊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萬物之根，眾學分鑣，馳騖不息。」 ( 《書斷》)
約在公元前十世紀的殷商時代 (夏代書法，世傳有《岣嶁碑》一種，在衡山縣雲密峰，凡七十七字，不可辨識，或謂為明楊慎所偽造。總之，決非夏代之物。然目前考古學家根據出土文物研究，說我國的文字出現，早在殷商以前。理或信然。蓋一事物的出現，必有其肇始故也)出現了我國最早的文字，那就是刻在甲骨上的卜辭和鐫在青銅器上的銅文。這些文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字即有一字之形，雖點畫相類，而結構迥殊。不特此也，同一字也，而恆隨各體不同，因人互異，變化莫測，儀態萬方。吾國文字之所以有書法，書法所以有美術上之價值者，殆以此歟」(丁文雋 《書法精論·結構第七》)。這是從文字本身說的；再就作者主觀方面而論，卜辭是有實用性質的記錄，銘文是有裝飾意義的作品，二者的作用雖然不同，而在寫作過程中，其審美功能則是一致的，於是在主觀上對書法藝術的要求便產生了。
鴨頭丸貼
到了周代，人們對書法藝術的要求，更為強烈。《周禮·地官·保氏》云：「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書法已作為皇家貴族學校的主要學科。到了春秋時代，「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莊子·漁父》)。孔子把教育從貴族手中移到平民身上，這是他的偉大歷史功績之一。他的教學內容，也不外乎六藝(即禮、樂、射、馭、書、數),書法藝術不但得到儒家聖人的重視，而且孔子本人就是一個大書法家。唐代竇蒙說：「李陽冰初師李斯 《繹山碑》,後見仲尼 《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文字之本，悉在心胸，識者謂之蒼頡後身。」(《述書賦注》)孔子導先路於前，宋司馬、魯秋胡妻、屈原、李斯等追蹤於後，歷代士人，重視書法，遂蔚然成風。
周代書法，雖繼承殷商，而商周書風則迥然不同。丁文雋謂「商治尚質，故殷契書法質直簡古。周治尚文，故其書法亦繁曲奇譎，與殷契之風格不同。周代諸侯力政，各國自成風氣，文字異形，書法異勢。就現存彝器觀之，其書法可分三派： 曰齊，曰魯，曰楚。齊近於殷代故地，質直之風未泯，故齊書多存殷契遺意，筆畫瘦直，結構嚴整，如《陳曼簠》、《陳純釜》之類是也。魯秉周禮，其書法亦筆畫繁曲，結構茂密，如《大司徒匜》、楚國雄於南服，民風強悍，其書亦筆畫堅凝，結構奇縱，如 《楚國鍾》、《禽彝》之類是也。周代諸侯，同姓者多宗魯，異姓者近齊則宗齊，近楚則宗楚，不獨書法為然。《石鼓文》與魯派相近，為周代書法正宗。」( 《書法精論》上) 以上是我國傳統書論。
洛神賦十三行
佛法關於書論的典據
隨著佛教文化而來的印度文化，雖沒有帶來印度書法，在形式上不可能給中國書法以新的技法，但佛教一開始就重視書法，這是肯定的。
書法離不開文字，文字作用極為重要。《瑜伽師地論》云： 「隨顯名句，故名為文。」又云： 「云何為文？謂有六種：一者名身，二者句身，三者字身，四者語，五者行相，六者機請。」卷五十二又云：「謂名身句語身所依止性所有字身，是謂文身。」這就是說：文字是用來表達語句中某種概念的。佛家更把字分為字相和字義兩方面。《字母釋》云： 「世人但知彼字相，雖日用而未能解其義。如來說彼實義。如隨字相而用之，則世間之文字也；若解實義，則出世陀羅尼文字也。」
學佛的目的是要學六度四攝、度人度己的菩薩。菩薩如何學？一言以蔽之曰：不離世間法而修出世道。《華嚴經》云： 「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法華經》云： 「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轉引自《明僧傳·釋寶印傳》)所謂治世語言資生業者，佛家概括為 「五明」,非五明不足以安立世間。《楞伽經》百八句，古佛所傳，特提 「工巧技術明處句」,故菩薩應於五明處學。
《瑜伽師地論》卷十三云： 「云何五明處？謂內明處，醫方明處，因明處，聲明處，工業明處。」 又卷十五云：「云何工業明處？謂於十二處略說工業所有妙智，名工業明處。何等十 二工業處耶？謂營農工業、商估工業、事王工業，書算計度數印工業、佔相工業、咒術工業、營造工業、生成工業、防邪工業、和合工業、成熟工業、音樂工業。」《雜阿含經》云： 「何等為方便具足？謂善男子種種工巧業處以自營生，謂種田、商賈或王事 (服務軍政界等),或以書、疏(美術)、算、畫。於彼工巧業處，精勤修行，是名方便具足。」唐譯《楞伽經》卷二：「佛告大慧，闢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技術，漸成非頓。」《五分律》云：「比五差次，不知書記。佛聽學書，不得為好，而廢道業。」(轉引自宋釋道誠《釋氏要覽 ·志學 ·學書》條)《瑜伽師地論》將書法與音樂並列在 「十二工業明處」之中，《雜阿含經》把書法、美術 (疏)和繪畫並列在 「工巧業處」之內，《楞伽》謂學音樂、書畫，「漸成非頓」,《五分律》載 「佛聽學書」。佛教重視書法，不但大小乘經、律、論都有明文，佛陀還把書法作為父母教育子女的內容之一。《屍迦羅越經》裡，佛陀指示做父母教育子女：「一者，當念令去惡就善；二者，當教計書疏； 三者，當教持經戒。」所以學佛的人，從事書法藝術，並不違背佛教。
中秋帖
自東漢魏晉隋唐以來，隨著佛法的弘布，出家人越來越多。寺廟中的高僧大德，雖不能「五明」皆通，而從事於「工業明處」中之書法藝術者，卻大有人在。其中如智永、懷素，不但俎豆當時，而且牢籠百代(懷素寫 《四十二章經》在傳播書法的同時，對佛法也起了弘揚的作用)。社會上一般名流學者，喜與高僧往來，他們還樂於書寫佛經，對弘揚佛法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東晉王羲之寫過 《遺教經》,唐代鍾紹京寫 《轉輪王經》,白居易寫《楞嚴經》,柳公權寫 《金剛經》,宋代蘇東坡寫 《圓覺經》、《楞伽經》,黃庭堅寫《華嚴經》,元代吳鎮、清代八大山人、鄧石如寫 《心經》 等等，不一而足。
文益禪師開示云： 「古人道 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何不且恁麼會取？」(引自黃庭堅 《諸上座帖》)無漏法中當如此認取；在有漏法中，書法藝術也是佛事。因為佛法弘揚，與書法的傳播極有關係，宋姑蘇景德寺雲法師 《務學十門》有云： 「不工書，無以傳」。(《明季滇黔佛教考》)這正如弘一法師所云：「夫耽樂書術，增長放逸，佛所深誡。然研習之者能盡其美，以是書寫佛典，流傳於世，令諸眾生歡喜受持，自利利他，同趣佛道，非無益也。」(《李息翁臨古法書自序》)弘一法師是律學大師，戒行精嚴，他的主張與 《五分律》的精神相契。無論出家比丘，或在家居士，佛弟子從事書法藝術者，均應以此為鵠的。
佛法與書法相互促進
華梵雙方為什麼都重視書法藝術呢？ 王右軍認為書法 「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積山丘」。(《用筆賦》)後魏書法家江式說：「倉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紀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 又云：「夫文字者，六藝之宗，五教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論書表》) 唐初書法家虞世南說： 「文字經藝之本，王政之始。」(《筆髓論》)張懷瓘說： 「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為用，相須而成。……範圍宇宙，分別陰陽，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肥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笈焉。紀綱人倫，顯明君父，尊嚴分別而愛敬禮，長幼班列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闡 《典》、《墳》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其後能者，加之以玄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賢達，莫不珍貴。」 ( 《文字論》)
祭侄文稿
以上說明文字與書法的職能，對人類社會的關係，極為重要。它能經天緯地，分別陰陽，利用厚生；又能綱紀人倫，毗助王猷。大凡儒家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都與文字有關。所以人們對它很重視，不但要求寫正確，而且要求寫得好，寫得美觀，所謂「加之以玄妙」,這就產生了書法藝術。書法藝術，可以給人以美的享受，對自己還可以 「恢擴才情，醞釀學問」。清周星蓮說： 「作書能養氣，亦能助氣，靜坐作楷法數十字或數百字，便覺矜躁俱平。若行草，任意揮灑，至痛快淋漓之候，又覺心靈煥發。下筆作詩作文，自有頭頭是道，汩汩其來之勢。故知書道，亦足恢擴才情，醞釀學問也。」(《臨池管見》)
對書法「加之以玄妙」,便產生了「翰墨之道」。書法實踐，涉及到美學範圍； 同時對書法藝術建立了種種理論，使它升華到世界觀即哲學的高度(第四章中將略為敘述)。
自文字出現之後，在宮廷裡，無論實用的或裝飾的，都要求寫得工整，美觀大方，書法所以為六藝之一。歷代書法家，見於史乘者，三代以前，相傳有神農、黃帝、少昊、帝堯、倉頡。夏有大禹，商有務光，周有穆王、史佚、史籀、孔子、宋司馬，魯秋胡妻、屈原。秦有李斯、趙高、胡毋敬、程邈。這些人有的是帝王，有的是大臣，有的是聖人，有的是賢人，作為實際的書法家來說，大都不可靠。而書法之成為藝術，確以上層人士之要求美善為其嚆矢，爾後才成為一般知識界的追求和愛好的。
歐陽詢楷書
我國書法藝術的進程，約分五期：最早見於商周時代之甲骨鐘鼎石刻，出現了蝌蚪、古文、蟲篆，似應以此時為草創期；秦漢出現分隸，為繼創期；魏晉南北朝隋唐各體俱備、為極盛期；宋元明為過渡期；清代為復興期。商周草創，秦漢繼創，姑置不論。其餘三期的書法藝術與佛法都有極密切的關係。如魏晉南北朝隋唐極盛期，這個時期也恰恰是佛法興盛時代。佛法自東漢傳入以後，從魏晉開始，便與「 三玄」結下了不解之緣。玄學家與高僧們唱於和喁，相煽相長，佛法與清談，不但識見相契，而藝術興趣亦相投。所以當時的書法家，多半是清談巨子、學者名流與高僧大德、法門龍象。這時期最有名的書法家，如鍾繇、鍾會父子、嵇康、阮籍、阮鹹、王戎、山濤、劉伶、向秀、王衍，東晉王、謝兩家的許多書法家，都是善言名理的名士。僧侶書法家中如康法識、支道林、於道邃、安慧則(詳下)等，都是學兼內外的高僧大德。所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書法藝術極盛的原因，從它的傳承來看，不但有在家士人的業績，同時也有出家僧侶的勳勞。書法在宋元明的過渡期，與清代的復興期，亦無 一不與佛法有關。
總之，書法由於佛事的開展、活動而得以保存、傳播和提高；佛法又由於佛事書法的傳播加速了弘揚的進程，兩者相輔相成，齊頭並進。
佛教對書法藝術所起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這不會有多大爭議，卻很少有人作系統地論述。有關佛事的書法藝術，不論是寫經、刻經、造像題記或碑銘志記，從現存的書跡來看，作者的藝術水平，都達到了同時代的相當高度。他們所表現的技巧、風格與思想內涵，隨著臨摹者所受的影響和成就，已無限地橫向擴展和縱向深入，使後來的書法家直接或間接受益靡窮。
歐陽詢楷書2
佛法影響中國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書法家有在家人，也有出家人，而住持佛法者，歷來以出家僧侶為主，在家居士為輔。歷代僧侶書法家及其書法有特別突出之處，特別是智永、懷仁和懷素，這三位高僧對中國書法藝術的貢獻特別大，影響特別深。
書法是由實用性發展而為裝飾性的。裝飾以審美的理想之追求為主，故書法不單是涵有技巧與思慮之活動，而且是具有審美價值之活動，所以書法是一種藝術實踐。黑格爾說：「人由渴求理想之故，始有藝術。自然有限界，且不自由，藝術則加之以醇化者，故其價值出乎自然美之上。」特別是書法藝術，它是自由的、自發的，而又是有規律與調和的，不受物慾的需求之束縛的。書法家以社會的意義將自己的情感與意志表達於人，是以其中即寓有理想的、人格的自我表現，亦即書法家的世界與人生觀的內涵。所以，書法實踐是一種哲學的藝術，而書法理論則是一種藝術的哲學。影響中國書法實踐和書法理論的思想有二大宗：首先是中國傳統的儒家思想；其次就是佛家思想(佛法)。唐宋以後，由於禪佛教思想盛行，在 「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宋人張方平語)的形勢之下，理學家被迫陽儒而陰釋，書法家則坦然以釋氏之旗幟而大張。
總之，佛法對中國書法藝術的影響，不論深度或廣度，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