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1.26《徐州日報》漢風周刊總第44期
常紹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副總編輯
漢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重要性
早就為人認識到。
在當下力倡文化自信的中國，
漢文化研究具有新的意義，
迫切需要加強。
從全球史的角度看，
漢文化研究的意義也不可低估，
而研究漢代文化，自然離不開徐州。
今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政治學習專門請中國歷史研究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講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他指出，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形成了偉大民族精神和優秀傳統文化，這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由得讓我們聯想到當前我國史學界尤其是考古界的最大一項工程，就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幾乎全國各地的考古工作者都在為此努力，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不過這一工程固然重要，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對中華文明至少具有同樣重要意義的是秦漢文明尤其是漢文化研究。
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就考古界本身而言，最重要的研究者當推蘇秉琦，他認為中華文明是多點開花：
「中華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滿天星鬥，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像中國如此之大的國家有始自百萬年前至今不衰不斷的文化發展大系。——從超百萬年的文化根系，到萬年前的文明起步，從五千年前氏族到國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發展，再由早期古國發展為各霸一方的方國，最終發展為多源一統的帝國，這樣一條中國國家形成的典型發展道路，以及與之同步發展的中華民族祖先的無數次組合與重組，再到秦漢時代以後幾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結構，在世界歷史上是舉世無雙的。」
蘇先生的這一滿天星鬥說得到了學界的共鳴，不少學者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但這些說法基本上沒有超出已故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的概括：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是由文化多元一體到國家一統多元， 而這個一統多元過程的定型是在秦漢尤其是漢代完成的。
中國歷代盛世號稱漢唐，
就對後世包括當代的影響而論，
漢代無疑是最重要的。
錢穆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說從漢代開始足矣，因為直到秦漢，
中央方面才是一個像樣的統一政府，
「秦代只是漢代之開始，
漢代大體是秦代之延續」。
漢王朝不僅繼承了前朝廣袤的疆土和政治制度，繼承了幣同制、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等一系列治國方略，同時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文化創新。
漢朝確立的政治與思想體系成為後世興邦立國的基石，對其後兩千多年中華文明的延續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和深遠的影響——中國人使用的文字叫漢字，中國人的語言叫漢語，研究中國文化的學科叫漢學。漢朝給予中華歷史留下太多精彩。
用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原會長王子今的話說：
「在這一時期（漢代），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基本形成，以農耕經濟為主的經濟形態走向成熟，物質文明的進步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不同淵源的區域文化經長期融匯，形成了具有統一風貌的漢文化。以儒學正統地位的建立和鞏固為突出標誌的適應專制主義政治的文化建設，也對後來的歷史產生了規範化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國對於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有光榮的歷史紀錄。漢文化的風格，或者說漢風，體現出開放、進取、豪邁、宏大的氣象。」
中國學者的這些說法也得到國外學者的充分認同。在世界史研究中，近些年流行的是全球史研究方法，這一方法的一個重要鼓吹者是美國學者傑裡·本特利，他在《新全球史》（第五版）這部全球史研究的代表作中這樣寫道：
「漢朝存在了四個多世紀，基本完成了使中國一體化的任務。漢朝的統治者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官僚系統，帝國趨向於一體化，從而在中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權的帝國統治。他們還與儒家的道德家們建立了聯盟，後者創建了先進的教育系統，為帝國的官僚體系提供後備力量。而且，在技術發明所帶來的經濟高產的基礎之上，漢朝的統治者把中國的影響擴展至朝鮮、越南和中亞地區，因此，與波斯、印度和地中海地區的古典社會一樣，中國的漢朝也建立了獨一無二的政治和文化傳統，長期影響了中國和鄰近地區的社會。」
理察·布拉特等在《大地與人：一部全球史》中也認為：
「秦國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帝國，但創立者秦始皇死後不久，它也隨即滅亡。政權很快轉移到一個新的王朝——漢朝手裡，它自公元前202至公元220年統治中國。於是，中華帝國的漫長歷史開始了，一種政治和文化統一併延續的傳統一直持續到20世紀初，並且對我們這個時代獨具特色的中國仍有意義——漢朝創造了在中國盛行兩千年的帝制政府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今天的中國自稱為漢族。」
世界史領域近年流行的另一研究是所謂帝國史研究，而這一研究只要涉及古代，就不可能少了漢帝國。帝國史研究的一部代表作是曾獲2011年世界史學會年度圖書獎的《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簡·伯班克和弗·庫珀合著。
作者開篇就指出，他們研究的帝國史是從羅馬帝國和中國的秦漢帝國開始，
並非因為它們是最早的帝國，而是因為這兩個帝國成為後來的帝國編造者們長久的衡量標準」， 「秦在多種語言中轉化為中國一詞；漢變成了被定義為該帝國主要民族的那些人的種族標籤。漢的統治者鞏固了秦在疆域上、行政上以及意識形態上的成就，並在接下來的四個世紀中發展出了一種帝國政治文化——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單元理所應當地由一個單一的中央領導者所統治的觀念，兩千年來已然成為統治者們、想成為統治者的人、有國家意識的精英們和普通民眾的共識。」
法國史家加布裡埃爾·馬丁內斯·格羅斯的《歷史上的大帝國》第一章「帝國的誕生與奠基」重點談到的就是羅馬帝國和漢朝。作者認為，把帝國起源的時間定為第一次全球普遍性的人口增長高峰時期（公元前第一千紀的後半期）再謹慎不過。從公元前400年到公元20年，世界人口幾乎翻了一番，同時，最早的兩個無可爭辯的大帝國，羅馬帝國和中國漢帝國，宣告了自己的存在。
因而，
漢文化研究不僅重要，
而且具有世界意義。
研究漢代文化，自然離不開徐州。雖然由於自然和人為的原因，這裡不存在任何漢代地面文物，但地下文物豐富，同時等級高。如獅子山楚王墓屬於已發掘的最高等級的漢墓，所出土的金縷玉衣是目前中國出土年代最早、玉片數量最多、玉質最好、製作工藝最精的金縷玉衣。
研究漢文化離不開徐州，
同時在徐州生活一段時間，
就會發現漢文化已融入徐州人的血脈，
積澱在徐州人千百年的生活中。
因而，弘揚漢文化、加大漢文化研究力度
在徐州具有特別的意義，
也是其難以推脫的責任。
近年來，蒙古國杭愛山脈漢字摩崖石刻被發現和釋讀，專家認為其上所刻為漢代班固撰寫的《封燕然山銘》。銘文中有兩句話，我想也代表了徐州人的心聲：「光祖宗之玄靈」「震大漢之天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