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話：
一百年前，人們在探討什麼叫中國文學史的時候，開宗明義，第一句話，總要談「什麼是文學」。如果認真追問：什麼是文學？評價文學的標準是什麼？文學史研究的途徑和目的在哪裡？經過一百年的探討，似乎已成定論，現在卻都成了問題。我們研究文學史，不僅要問這個問題，還要追問：我們為什麼總是這樣沒完沒了地研究文學史、撰寫文學史？文學史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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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歷史，真正了解作家的生存環境，了解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一個人的生存狀態如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到一個作家的思想感情。
面對著我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我們該如何整理文學史的文獻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做學問，題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須要有寬廣通透的學術視野和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境界。
文學史研究的兩種屬性
在我看來，文學史研究具有文學與歷史的雙重屬性。既是文學研究，又是歷史研究，是文學與歷史的結合。因此文學史研究具有特殊性。
作為文學屬性的文學史研究，應當具備基本文學要素：一是藝術感受，二是文獻積累，三是理論素養。
一個研究文學的人，如果沒有藝術感覺，如果對自己的研究對象麻木不仁，那麼，他的文學研究基本就已經走到絕路。文學創作是需要才能的，同樣的，文學欣賞也需要才能。如果讓你讀一千首詩，你能否在這一千首詩裡挑出最感動你的詩？每一個年輕人都有藝術感覺，都有激情，都會被感動。但為什麼有的人可以從事文學創作或研究，有的人卻不行，能否把感覺的東西用理性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是關鍵。這就涉及另外兩個問題，即，僅有感覺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文獻的積累和理論的素養。
什麼叫文獻的積累？我們常常感嘆自己讀書不夠，大千世界，自己理解能力不夠。怎麼來讀呢？埋頭苦讀並不能解決問題，很多情況下，只是記住了一些地名和人名，或了解一個大概，僅此而已。即便不吃不喝，把圖書館的書都讀完了，又能怎麼樣？如果不思考，很可能就是兩腳書櫥。尤其是現在，電子技術那麼發達，一個硬碟，容納那麼多知識。用不著去背誦，去炫耀，裡面什麼都有了。可見，光有文獻積累和藝術感覺還是遠遠不夠的。
於是就迎來了第三個問題，研究文學史，總得有一種理念來指導，這理念，其實就是基本理論素養。什麼是理論？是否有一種立竿見影、拿來即可為我所用的理論？到今天好像也沒有這樣一種現成的理論。問題是，搞文學史研究的人，當失去了一種理論方向的時候，應該怎麼辦呢？回顧20世紀學術發展的歷史，我們發現，貢獻最大的，或者說，推動一個時代學術潮流變化的那些學者，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從舊的學術營壘中衝殺出來，接受了現代西方文明的洗禮，他們在新舊之間，在中西之間，尋找到自己的立腳點。這個事實告訴我們，理論的思考，是推動學術發展的強大動力。只是一種思考，不是任意粘貼的標籤，而是融化在血液裡的觀念。
從歷史屬性來看，文學史是文學史家研究的產物。歷史上的文學，是有不同層次的，反映了不同階層的生活，而文學史很難反映各個階層的文學狀況。
什麼是階層？其實就是人在社會中的不同地位。不同階層自有不同的文化需求，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學形態。其實，這已經進入了社會學的觀察範圍，即研究一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所謂社會的結構性變化，就是各種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之間的比例關係變化，社會互動關係形態變化，以及規範和調節各種社會互動關係的價值觀念變化。宏觀上，對整個社會影響極大的結構性變化，包括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所有制結構、就業結構、職業結構、階級階層結構、組織結構、利益關係結構以及社會價值觀念結構等11種重要結構的深刻變化。理論上，可以把這11種結構分為5組：1.社會基礎結構，包括人口結構和家庭結構；2.社會空間結構，包括城鄉結構和區域結構；3.積極社會活動結構，包括就業結構、職業結構和組織結構；4.社會關係結構，包括所有制結構、階級階層結構和利益關係結構；5.社會規範結構，也就是社會價值觀念結構。社會階層發生重大變化，不再是過去的兩分法，而是變成了若干個階層，就這涉及非常重大的理論問題。
我們的文學史長期以來只關注一個階層，即所謂的精英文化。雖然不用這個詞，但實際所敘述的主要是這個階層的文學。事實上，文學發展是多樣性的，不可能只有一個閱讀群體。例如我們關注曹植，閱讀和介紹的，無外乎像《贈白馬王彪》、《送應氏》這樣的作品。如果我們開放視野，可以看到在曹植創作中，還有另外一些作品，譬如《鷂雀賦》、《骷髏賦》、《令禽惡鳥論》等，文學史似乎從未關注，這些作品很怪異。近年，江蘇連雲港地區一座漢墓出土了一篇《神烏賦》竹簡，作品敘寫了一對公鳥和母鳥的對話，用鳥語說的又都近於傳統儒家的話語。這使我們想起了漢樂府中的《枯魚過河泣》、《戰城南》等，或借用動物的語言，或通過人與禽鳥的對話等方式來表達人的感情。而這，正是當時下層文學的一個特點。顯然，曹植的創作，多少也反映了下層文化的某些特點。
《三國志》記載，曹植為了見當時著名的小說家邯鄲淳，要焚香沐浴，赤膊上身，與其徹夜「誦小說家七千言」。從一個「誦」字看，這裡所說的「小說」應當不是案頭小說，而是帶有一定表演性的作品，可能就是民間作品。曹植怎麼會對下層文學這麼感興趣呢？我們知道，曹操有25個兒子，曹彰、曹丕、曹植都是卞太后所生。卞太后原本是「倡優」出身，來自社會底層。這樣的生活背景對於曹植不可能沒有影響。鍾嶸《詩品》評價曹植是「骨氣奇高，詞採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所謂的「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就是有俗有雅的東西。雅，自然是上層的特徵，而怨，則代表了下層的情緒。《文心雕龍·時序》篇說建安文學「風衰俗怨。」俗與怨相聯繫，可見兩者的關係。
我們的文學史在寫到建安文學時，總是這樣說：建安文學為什麼感人呢？一是它描寫了時代的離亂，二是它展示了知識分子建功立業的情懷。其實，中國歷史上真正統一時間並不多，多數是處在一種戰亂的狀態，那為什麼只有建安文學描寫戰亂就感人？還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文學事業就是立言的事業。因此，這兩個結論遠遠不能用來概括建安文學的成就。我覺得，建安文學所以感人，主要還是因為這個時代的作家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反映了社會底層的心聲。也就是說，當時的精英階層和下層民眾對文學的理解和欣賞確已達到高度的默契。
這就需要我們走近歷史，真正了解作家的生存環境，了解一個時代的社會狀況。一個人的生存狀態如何，一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到一個作家的思想感情。
文學史研究的基本途徑
不論是社會階層研究，還是物質環境研究，終究與文學史研究尚有距離。面對著我國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我們該如何整理文學史的文獻資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說有易，說無難。錢穆曾經認為《老子》這部書不可能成於先秦，頂多成於漢初。但上個世紀70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就出現了《老子》帛書；1998年，在湖北郭店竹簡也有《老子》。由此來看，錢穆的觀點就站不住腳了。梁啓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提出十二條辨偽的方法。比如說，這本書在目錄上從來沒著錄過，也從未有人提及，後來突然冒出來，甚至加入很多後世的材料等，這書一定是偽書，如此等等。今天來看，這十二條所謂鐵門限，條條都可以提出相反的證據，因此，也是靠不住的。中國古書的流傳很特別，往往經過了一代又一代的傳抄和改造，這就涉及了一個問題：眾多的文學史現象說明，根據現有的資料，對某些作品硬性做時代的界定，往往容易顧此失彼，很難周全。可見，研究文學史，應該有一種通達的觀點：首先要還原歷史，進入歷史，同時還要走出歷史，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看待歷史的發展。
走近歷史，文獻學是一條必由之路。
文獻學不是學問，是一種讀書的方法，是進入歷史的一種重要途徑。進入的歷史不僅僅是古代，還有近代、當代。長期以來，學科劃分越來越細，把傳統的學科分為文、史、哲三個大系；中文系又分為語言和文學；文學又分為古代、現代和當代；古代又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唐代又分成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研究初唐的又繼續分「四傑」、「沈宋」；研究「四傑」，又具體分王、楊、盧、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一個活生生的歷史就被肢解得七零八落。這怎麼能研究得好呢？現在的問題是，沒有整體觀念，路越走越窄，一個完整的歷史，一個活生生的人被肢解成了毫無生命力的標本。
現在人文教育中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探討綜合教育問題。但是很多學校搞的只是拼盤教育，似乎什麼都學一點。其實，要真正進入中國傳統學術領域，自有一套中國的讀書方法，我把它概括成文獻學的方法。現代人往往看不起傳統的文獻學方法，結果也就常犯一些常識性的錯誤。所以，研究中國古典文學有一個基本的途徑，就是文獻學。我甚至說過一個極端的話，誰如果繞開文獻學，學術界一定繞開他。
文獻學包含兩部分內容，一是古典文獻學，二是現代文獻學。
古典文獻學的內容主要包括：目錄、版本、校勘、文字、音韻、訓詁等相關知識。目錄學是關鍵。目錄學有什麼用？目錄學其實就是我們的學術導遊圖。沒有目錄學的知識，在圖書館裡找資料就像大海撈針，而受過目錄學訓練的人可以把它原原本本、清清楚楚地找出來。所以中國人講學問，第一條就是目錄學。那些僵硬的、毫無生氣的一個個書名，背後其實有著很多的文化信息。
版本學問題是需要大家到圖書館去解決的。清華圖書館藏有一部宋人馬括編《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每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字，黑口雙邊，雙魚尾。前集二十五卷，後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二卷，凡十八冊。書端有注釋。首冊卷首有淳祐新海黃晷序，繼之為馬括記編刻此書經過。前集總目後有「時景定甲子梨於梅溪書院」牌記，圖印右上方鈐有朱印。景定是南宋理宗年號，但是，著名版本學家魏影儒先生根據行緊字密，且又是仿趙體刻字等特點，判斷為元代後期(至少大德以後)刻本。再說，這枚印章也頗可懷疑，因為印章多在目錄的第一行下方或正文第一頁第一行下方。但是乍看起來，又找不到破解此謎的途徑。如果在陽光下透視此頁，就會發現其作偽的痕跡，原來，牌記為「時泰定甲子梨於梅溪書院」的「泰」字，書商挖改成「景」。泰定系元代年號。泰定與景定，相差整整六十年。而且，梅溪書院是元代大德年間才成立的，見《書林清話》。因此，由元版冒充宋版的騙局就這樣被戳穿了。
校勘學不僅僅是古籍整理的基本方法，也是閱讀古籍的基本方法。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人，往往要接觸到很多古籍和出土資料。清代學者研究學問，首先從校勘做起，在比較異同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如果沒有文字學的知識，讀書常常受阻。長沙馬王堆的帛書，各家釋文多有出入，如何鑑別取捨，就需要文字學的知識。我們今天讀古書，常常異體字、別體字很多，稍有不慎就會出錯。
音韻學也是繞不開的學問。當年，姜亮夫先生要編《經籍纂音》，後來又知道，吳承仕先生也要編這樣的書，取名《經籍舊音》，可惜均未成書。聽說《古音彙纂》正在進行中，我充滿期待。所謂訓詁學，近於現在意義上的注釋學。對於古人來說，訓詁學屬於小學，而今快要成為絕學了，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雖然深奧，但藝不壓身，也不要以為離得很遠。
除上述所謂小學內容外，還有傳統的史學，也是文獻的重要內容。
這裡所說的史學，主要是指了解歷史的輔助學科，如歷代職官、歷史地理、年號名諱等。《中國官制大詞典》和《中國歷代職官別名大辭典》，是很有用的書。歷史地理，實際上特別有用。中國如此之大，名山大川，地域風情，各不相同。每個地方的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和性情，而這些會體現在文學作品之中。
年號，名諱也是閱讀古書必須關注的內容。中國古代從漢武帝才開始使用年號，以前的紀年往往是上推而得的。中國人的避諱有些不近情理。陸遊的《老學庵筆記》裡就記載了很多避諱的東西。比如橋名和他父親的名字同字或同音，他就不能走這座橋。還有大家所熟知的李賀，因為父親名字中有「晉」音，與進士考試的「進」同音，也不能參加考試。當時的文壇領袖韓愈為他寫了《諱辯》也沒有用。因為避諱，中國古書常常被迫改字，甚至改得面目全非。為皇帝避還好辦，有時還得為家人避。如《淮南子》，淮南王劉安的父親叫劉長，他在書中就不用「長」，而是全都改成了「修」。可他不避皇帝的諱。由此也可看出當時地方諸侯王權力很大。有時還得避當朝的大臣。《世說新語》裡記載，有個文士寫了篇文章，想送給某個名士看看，去之前得想想這名士家人的名諱，以防觸家諱，為此還得改文章。這就是所謂的入鄉問俗，入門問諱。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六朝文絜》，是清朝的人編的。目錄上有一個叫「蕭緯」的作者。我以前沒有聽說過這個作者，以為有了新發現，非常興奮，就去問曹道衡老師。曹老師說應該是「蕭綱」。當時大臣替皇帝寫文章，抄寫的時候，臨文不諱，但拿出去就要避諱，因此「蕭綱」字不敢寫，就成了空格，後人傳鈔的時候就在空格裡加了「諱」字，再傳抄時又由此「諱」字變成「蕭緯」。這種例子在中國古代真是比比皆是。
有上述知識作基礎，再給自己制定一個讀書計劃，就可以打下較好的學問基礎了。最近30年，學術界湧現出一批學術新銳，他們有學術抱負，又有學術眼光。就像20世紀初期從舊陣營中殺出來的學者，將來一定會有出息。這也引起了我的思考，學術研究是一代不如一代呢，還是每一時代都有每一時代的學問，不可超越，不可替代？正確答案當然是後者。
我在《清華大學學報》發表過一篇文章，叫《古典文獻學的現代生成》，主要論述了文獻學研究的現代優勢，或者說現代特點。第一是電子文獻。現在，擁有《二十四史》，擁有《十三經》，甚至擁有一部《四庫全書》均不在話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幸運的一點。我相信，隨著科技的進步，出版方式、流傳方式、閱讀方式，乃至做學問的方式，都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第二是出土文獻。最近30年來可說是改天換地的時代。王國維先生在1925年左右在清華做了一次演講，題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集中到一點，他認為，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王國維主張新發現，黃侃主張新發明。學術研究的真諦是新發現還是新發明，這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王國維特別注重發現，可是黃侃不以為然。今天來看，新資料的發現，可以引領一個時代，當然還有新的觀念。最近30年，已經到了地不藏寶的階段。關於出土文獻，不僅是考古學的意義，對文學研究也有重大推動意義。
第三是域外文獻。我們趕上了一個開放的年代。所謂域外文獻包括兩個方面的內涵，一是域外的原始文獻，一個是域外的研究成果。關注域外的研究，我曾有過深刻的教訓。上個世紀90年代，我寫過一篇文章，叫《從補課做起》。我補的第一課，是古典文獻學；我補的第二課，是國外文獻學。我還曾專門撰寫《別求新聲於異邦》，專門介紹這些年來西方關於聲病理論的研究成果，對於自己過去的偏見進行了反思。
這是我們這一代文學史研究者的時代優勢。
研究文學史的目的
今天研究文學史，該如何突破以往，首先就要反思文學史研究的目的問題。薩特就曾經提出過這樣的問題：「對於飢餓的人們來說，文學能頂什麼用呢？」其實，還可以擴大一點說，整個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於飢餓的人們來說，能有什麼現實的用處呢？如果是現實的理解，確實沒有任何用處。但是人文科學的研究，最終體現在對於人的終極關懷和探索。清代學術史上有漢學、宋學之爭，在清代漢學內部，又有吳派與皖派之爭。我曾寫過《段玉裁捲入的兩次學術論爭及其他》(《文史知識》2010年第7期)，最終歸結到學術研究的目的以及由此決定的方法上來。從學術層面看，論爭的焦點只是一字之差，而在這背後，似乎又涉及古籍校勘原則的根本分歧。段玉裁等人認為「照本改字」並不難，難的是斷定「立說之是非」，也就是作者「所言之義理」。由義理而推斷古籍底本之是非，不失為校勘的一個重要途徑，也就是後來陳垣先生歸納的所謂「理校」。段、王之學最為後人推崇的，往往在這裡。而顧千裡則強調「不校之校」，寧可保持古籍原貌，也不要輕易改動文字。顧千裡為惠氏學，信家法，尚古訓，恪守漢人做法。而段玉裁為戴氏學，認為漢儒訓詁有師承，有時亦有附會，他們從事文字訓詁和典章制度的研究，最終的目的還在義理的探究。這義理的背後，是人。
回顧學術史，我們還發現，文學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的實現，最終取決於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如果把學術研究僅僅視為滿足好奇心，或者是為了稻粱謀，追求在小圈子內分享的文學研究，那是沒有生命力的。其結果必然會使理想缺位，自我邊緣，與現實社會，與人民大眾越來越遠，就走不出徘徊的困局。真正優秀的研究者，要站在歷史的高度，深刻地理解人民大眾的理想和追求，密切地關注時代的變遷與社會的發展，把自己的研究工作與人民大眾的需要和國家民族的命運聯繫在一起，才能獲得發展的生機，才能提升學術的品位。上世紀30年代，著名音樂家冼星海在法國留學時，看到祖國的危難，在悲痛裡「起了應該怎樣去挽救祖國的危亡的思念」，為人民留下了不朽的音樂作品。「九·一八」事變之後，著名學者姜亮夫先生的思想受到強烈衝擊，異常激憤，於是決定從「民族性」、「民族文化特點」入手，探索「民族貢獻與今後出路」，於是發表《殷夏民族考》，首次提出「龍」圖騰命題。此後，歷經眾多學者的接力，將龍圖騰與實現中華民族「團結起來救國」的理想聯繫起來，成為時代的最強音。正是這種勇於擔當的精神，他們拓寬視野，獲得了廣闊的研究空間，他們的研究成果本身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民性和現實感，真正發揮出啟迪民心、凝聚力量的作用。這是前輩學者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精神啟迪。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九大聲呼籲文章必須「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今天，我們確實應當認真地想一想當代學者的使命是什麼，這個時代的主題是什麼，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什麼。做學問，題目可以有大有小，但是，必須要有寬廣通透的學術視野和關注現實人生的精神境界。否則，我們的學術只能越做越技術化，而缺少人文情懷；越來越脫離社會，而引起人們對於文學研究的誤解乃至排斥。由此看來，解決研究者的思想境界問題，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劉躍進：著名學者、文學家，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文學評論》雜誌社社長、《文學遺產》雜誌主編。著有《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秦漢文學編年史》、《中古文學文獻學》等論著。
（文章來源：《人民政協報》2014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