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知道陶淵明，是從《桃花源記》開始的，他為我們創造了中國式的烏託邦；但同時，他也寫了像《讀山海經》《詠荊軻》一類的詩賦，表達了對政治的感慨。魯迅曾說，陶淵明身上有「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兩種結合，缺了哪一種，都不是完整的陶淵明。
過去研究陶淵明，主要談他的田園，稱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而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首席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業博導範子燁，主要觀察他與晉宋政治的關係。
在十月文學院「名家講經典」總第十七場講座上，範子燁說，陶淵明對時代的風雲變幻是密切關注的，他的詩筆也是與時代同步的。陶淵明並不反對做官，只是反對做貪官，反對與人同流合汙。他渴望建功立業，又要功成身退，這種選擇，其實就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選擇。
陶淵明是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人，一生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東晉時代，在南朝劉宋只生活了不到7年。在他的時代，潯陽的位置十分重要。當時的首都是建康（江蘇南京），長江下遊的軍事重鎮是京口（江蘇鎮江），上遊則是潯陽，如果風向配合，從上遊順流而下，一夜可兵臨建康城。
在講究門第的時代，陶淵明的出身不算高，潯陽陶氏家族最多算三流家族，一流的王謝才算頂級高門。陶氏的崛起要歸功於陶淵明的曾祖父陶侃，以軍功封東晉大司馬、大將軍，地位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長，並在東晉王朝的幾次重大危機中，都平叛有功。到了陶淵明這一代，陶家已經完成了由武向文的轉化。
陶淵明在柴桑的鄉下度過了少年時代，他說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在此期間，他也確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
注意了，陶淵明說自己在年輕時候就有一種「猛志」。什麼是「猛志」，自然不會是歸園田居，當然是想建功立業。後來，陶淵明一生五次為官，有三次是在軍隊中。所以，他的詩歌中除了美酒，還經常有寶劍——他是職業軍人出身，正經練過劍的。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29歲的陶淵明擔任江州祭酒，這是他第一次為官，一個小文官。晉安帝隆安二年（398年），他到江陵，進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的幕府。桓玄當時很厲害，控制長江中上遊地區。他是東晉大將軍桓溫的兒子，而桓溫和陶侃關係很好，陶淵明的外公孟嘉又是桓溫的參軍。在沒有科舉考試的年代，家族關係幾乎決定了一個人的仕途。
陶淵明身處這個位置，等於是掌握著當時最高國防機密的人。再看這個時期陶淵明的詩，他寫得很瀟灑，總沿著長江跑來跑去，從軍事角度看，他作為參謀，顯然在傳遞軍事情報。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一個突出特點，沒有什麼愛國主義者，家族利益至上。陶淵明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居然有很重的家國情懷——他始終自稱為「晉人」。然而，403年，桓玄篡位，宣告東晉覆滅，後又被劉裕打敗。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
義熙元年（405年）三月，陶淵明又成為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這裡有很複雜的人際關係，簡而言之，劉敬宣是劉牢之的兒子，劉裕做過劉牢之的參軍。這已經是陶淵明第四次為官。最後一次是公元405年8月，他請求脫離軍職，改任彭澤縣令，在任80多天，11月徹底辭官歸隱。
講到這裡有一個問題，陶淵明為什麼能從容進退，要做官就做官，想歸隱也沒人阻撓？範子燁認為，歸根到底是因為家族勢力。尤其到東晉後期，陶淵明的主君劉裕已經大權在握，聲望也很高，若不是著急回江南稱帝，進一步把五胡打到玉門關外也不是沒可能。
在陶淵明的時代，儘管距離公元316年五胡亂華、西晉覆亡已經過去了快一百年，但傳統的知識分子仍然認為自己是晉人。所以，劉裕收復中原地區，博得了廣泛好評。但事實上，劉裕只是借這樣一個功勞來撈取政治資本，這一切都是為他登基做皇帝服務——陶淵明看透了這一點。
劉裕篡晉建宋，在手握重權以後開始大清洗。做過桓玄舊部的人，除了少數幾個逃到北朝，留在南朝的基本難以倖免，唯獨陶淵明居然活了下來。這種漏網並非劉裕的疏忽，主要在於陶淵明有很高的政治技巧和政治手段。
陶淵明主動要求擔任彭澤縣令，這個請求必然要劉裕點頭，在此過程中拉近和劉裕的距離；80多天後迅速辭官，又拉開了雙方的距離。陶淵明在這個問題上張弛有度，得以保全自己和家人。
在仕與隱的選擇上，彭澤縣令是最後的分水嶺。此前，陶淵明五次為官，說明內心也是充滿矛盾的，最後一次才算徹底想明白。
《桃花源記》強調避秦，《詠荊軻》強調刺秦，本質是一樣的，陶淵明就是反秦，即反對充滿暴政的社會。他憧憬的是一個至真、至美、至善、至愛、至公、至理的和諧社會。這樣的理想社會的對立面，就是世俗的專制主義社會——也就是陶淵明所面對的現實。
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五次為官的人生經歷，陶淵明就不會真正體驗到回歸田園的快樂；沒有他豐富的人生經驗和政治體驗，他也不會創造偉大的田園詩。
現在有一種爭議，陶淵明到底算不算魏晉名士？範子燁很肯定地說，是的，而且是魏晉名士的最高峰。
所謂魏晉風流，追求的是一種人格美，一種藝術化的人生。一年重陽節，陶淵明忽而酒興大發，身邊卻沒有酒，他只好摘了一束菊花，坐在屋子旁獨自惆悵。正在這時，他看見一個白衣使者向他走來，原來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給他送酒，這就是「白衣送酒」的典故。
試問，這樣的人物不風流，還有誰能自命風流？
魏晉名士以放達為美，嗑藥裸奔都是日常。陶淵明不會做這種事，儘管他崇尚自然，有名士的瀟灑，但在他內心，儒家仍佔很重要位置，是一個有原則的知識分子。在中國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史上，陶淵明非常重要。自他以後，中國文人不再寂寞，因為大家尋找到一個特殊的精神寄託，就是這種詩酒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