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虞翁論道（2）
文\左飈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道德經》第三十七章
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道德經》第六十四章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道德經》第二十二章
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道德經》第四十八章
為無為,則無不治。 《道德經》第三章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道德經》第十章
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孟子·天道》
本文探討「無為而治」的目標，離不開對道家「無為無不為」這一貌似矛盾的論述的理解。有人說老子本身就是一位充滿矛盾的神秘人物，他崇尚「希言」、「希聲」，卻發奮著書五千言；他主張「清靜」、「無事」，卻又大談「治國」、「無敗」、「取天下」；他一面倡導「無為」，一面又追求「無不為」。然而，我們認真研讀《道德經》以後發現，正是他那些貌似矛盾的論述，體現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和對宇宙人生的透徹感悟，具有超越時空的精神魅力。有人認為道家是「出世」哲學，其實道家也是「入世」哲學。「無為」是道家順應自然的「出世」理念，而「無不為」又是道家所倡導的積極「入世」的治政目標。「出世」與「入世」融於一體，是道家思想的非凡智慧。
老子的第一條論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把「無為而治」的目標，建立在「道」的運行規律這一理論基礎上。「道」是「無為」的，它 「寂兮廖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經》第二十五章），「道」不依靠任何力量，自然而然地循環運行，永不停止。但「道」又是「無不為」的，天體的運轉、四季的更迭、大地萬物的生長和消亡等等，無不因「道」而發生，「道」無處不在，無所不能，「可以為天下母」（《道德經》第二十五章）。因而，「無為無不為」是「道」的恆久不變的規律。
本文所引的隨後四條論述體現了老子對於「道」的這一恆常規律的「入世」應用。他把「道常無為而無不為」這一理念投射到國家治理上，「無為」便是「無為而治」，「無不為」則是「無為而治」所要達到的目標。四條論述中的「無敗」、「莫能與之爭」、「取天下」、「無不治」，都是「無不為」在國家治理方面的具體表述。
可見道家所說的「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不妄作為，不過多地幹預民眾的生活，充分調動民眾「自化」的積極性，發揮萬民的創造力，實現天下大治的「無不為」目標。道家所說的「無為」，是遵循客觀規律而為，是「無敗」的國家治理，是以「莫能與之爭」的博大氣概贏得萬民的擁戴，走向「取天下」、「無不治」的輝煌。實際上，道家所說的「無為」，恰恰是無所不能的「有為」的極致。
如果說，這四條論述是老子關於「無為而治」的目標的相對含蓄的表達，那麼，下一條論述則是明明白白、直截了當的抒懷了。「愛民治國，能無為乎？」這八個字毫不隱晦地表達了老子的「入世」情懷，所謂「無為」，就是衝著「愛民治國」說的，怎麼可能真的無所作為？老子使用的是反詰句式，抒發情感的語氣十分強烈，把「無為而治」的「無不為」目標和盤託出。
上面我們所探討的五條論述闡明了「無為而治」的終極目標，即「愛民治國」，實現天下大治。本文所引的最後一條莊子論述是對前面論述的重要補充，說明了「無為而治」的二級目標，即實現終極目標的一個分目標——「上必無為下必有為」，即分級治理。關於分級治理，我們在法家思想部分將有較詳細的探討。如前所述，法家源自道家的黃老學派，但最早提出分級治理理念的還屬道家的老莊學派。
莊子的這條論述是對老子的「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有為，而有以為」（《道德經》第三十八章）的闡釋和發揮。由於老子和莊子的觀念一脈相承，而莊子的這條闡釋具體而又清晰，所以我們作重點探討。
首先，莊子強調掌管全局的君主與分管政務的臣子必須有明確的「上無為、下有為」的職責分工：「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他認為，君主無為，臣子也無為，這樣臣子與君主的態度相同，臣子就不成其為臣子了；臣子有為，君主也有為，這樣君主跟臣子的作法相同，君主就不成其為君主了。「不臣」、「不主」就是職責不分的結果，二者不守其位，不司其職，弄得臣不像臣，君不像君。莊子進而闡明了為什麼「上必無為、下必有為」的道理：「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他認為，君主必須無為，方能統領全局，協調各方，而役用天下；臣子必須有為，才能各顯其才，各司其職，而為天下所用；這是不能隨意改變的法則。
中國歷史上有一個「上無為、下有為」的典型範例，一位皇帝以自己的「無為」，成就了眾多臣子的「有為」，創造了一番群星璀璨、共創輝煌的壯麗景象，他就是宋仁宗。歷史學家吳鉤說，「宋仁宗在位期間，中國湧現了非常多的傑出人物：文學界，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全在仁宗朝登上歷史舞臺；學術界，諸多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政治界，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等眾多政治明星，都在仁宗時代有耀眼表現；科學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的三大，均出現在仁宗朝。仁宗朝人才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吳鉤：《宋仁宗：共治時代》）
宋仁宗為人低調，不顯山露水，不專制獨斷，但他對皇帝的「上無為」角色有著深刻的理解，他以溫和包容的性格，與其治下的宰輔大臣逐漸構築出一套良性的皇朝運作機制。君主負責任命政府主要執政大臣，由執政大臣「有為」地主導帝國的大小事務，並設置獨立的臺諫系統嚴密監督政府人員。在這一機制之下，皇帝並不獨攬大權，而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顧學文：《真實的宋仁宗要「庸常」得多》）
所謂「上無為下有為」並不是絕對的，「上無為」中隱含著「有為」，「下有為」中也包蘊了「無為」。就仁宗朝的治政機制而言，皇帝的「無為」是主流，表現為低調包容、大量放權等方面，但仍然保留「有為」的一面，表現為確定治國方略、任命執政大臣、掌握獎懲決策等方面，所以宋朝有人說宋仁宗「百事不會（無為），只會做官家（有為）」。執政大臣的「有為」是主流，表現為發揮才幹、恪盡職守、敬業多勞等方面，但也保有「無為」的一面。在各自分管的領域內，每一位執政大臣都是「一把手」，都可成為「無為」的「上」（主管），可以大量分權，讓「有為」的「下」（下屬）處理下達的具體事務。以此類推，就可建立起一條「上無為下有為」的分級治理鏈，有效地實現大治。因而，老莊所說的「無為」，不是真正的無所作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從而實現「無不為」的目標。正如西晉哲學家郭象點評《莊子》時所說，「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鹹得而無為之理至矣。」（郭象：《莊子注》）郭象認為，斧頭可以砍伐木材，而工匠善於使用斧頭；君主應無為，無須事必躬親，但又要有為，善於任用大臣；這樣各司其職，上下各得其所，才是「無為」的真義所在。
道家關於「無為無不為」的論述，對於現代組織管理有很多啟示，如放權分權、分級管理、柔性管理、人才管理、制度建設等等方面。由於本文的學習重點是「無為而治」的「無不為」目標，因而我們只在放權分權和分級管理方面作一些探討。
治政者的權力再大，能力再強，其個人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宋仁宗等古代明君之所以能「無不為」，正是其善於放權分權，使自己處於「無為」境界的結果。現代組織管理者也是如此，只有懂得放權分權，讓自己在某些方面「無為」，才能收到「無不為」的管理效果。不懂得放權分權的人絕無可能成為受人擁戴的真正的成功管理者，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也有關於放權分權的論述。孔子說，「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其中「先有司」就有放權分權的含義。韓非子說，「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韓非子·定法》），其中「因任而授官」也有放權分權的含義。但儒家注重德治，法家強調法治，關於這方面的後續論述不多，真正竭力倡導管理者放權分權，實施「無為無不為」治理原則的還屬道家。
在繼續探討放權分權之前，我們有必要先搞清「放」和「分」二者的聯繫和區別。放權和分權，是互相關聯的兩個概念，其目的都是為了分散過於集中的權力。放權在上下級之間進行，是上級管理者把部分權力轉移給下級管理者的行為。分權有兩種意思，一種是在平級之間進行，是管理者向同一層次的管理者轉讓部分權力，通常由上級部門調度，這種分權本小節不作探討；另一種是上級管理者把多項權力分配給多名下級管理者的行為，與放權意義相近，屬於本小節討論範圍。
現代管理的根本任務是設計和維持一種環境，使在這一環境中工作的人們能夠用儘可能少的支出實現既定的目標，或者說，以現有的資源實現最大的目標。被譽為「科學管理之父」的弗雷德裡克·泰羅認為，管理就是指揮他人能用最好的辦法去工作。由此看來，管理本身實質上就是一個放權的行為或過程，是讓「人們」或「他人」利用現有的資源，在現有的環境中，用最有效的方式，心情舒暢、能動「有為」地去實現組織目標。這對於任何類型、任何層次的組織的「一把手」尤其重要。要創造這樣一種環境，「一把手」就得放下身段，合理放權分權，儘量減少幹預，因為只有在「一把手」適當「無為」，而下屬有職有權的情況下，「人們」或「他人」才會心情舒暢、能動「有為」地工作。
分權是與放權同步發生的行為或過程，管理者因時、因勢把自己的權力下放給下一層級的多名管理者，並按照崗位所需及各個受權者不同的學識能力及個性特徵，合理地分配權力，以形成一個管理梯隊。管理者在分權時要特別注意制定為實現組織總目標而分割的分目標，確定各受權者與其所獲權力相應的職責及必須實現的分目標。分權以後的「無為」管理者主要發揮監督、協調和幫助的作用，而受權者則發揮使用權力、履行職責、處理各項具體事務、「有為」地實現分目標的作用。與此同時，受權者又成了下一層級的管理者，可根據需要進行下一輪的放權分權，由此構建出一個金字塔式的分級管理體系。管理者在「無為」與「有為」的轉化和融合中實現最佳的「無不為」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