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實人的反抗：西安奔馳車主維權與996ICU丨大家
原創：北望大家今天
2019年1月，自有贊公司開始宣布實行全員「996」工作制（每天工作從早9點到晚9點，一周工作6天）後，這種在業界本就遮遮掩掩長期存在的非法工作模式堂而皇之半公開化、正式化。有贊高管甚至聲稱如果工作家庭不好平衡，可以選擇離婚，更引發熱議。3月27日，程式設計師們通過一個名為996ICU的項目在GitHub上揭露和抵制網際網路公司的996工作制度。
2019年4月12日，阿里巴巴通過其官方微信號上分享了馬雲有關996的一些觀點，加之京東的劉強東關於他可以「8116+8」（指周一到周六6天，從早8點工作到晚11點再加上周日工作8個小時）等言論，事件進一步發酵。尤其是馬雲講「今天中國BAT這些公司能夠996，我認為是我們這些人修來的福報」引起軒然大波，引來包括《人民日報》、《工人日報》等主流媒體和各種新媒體的眾多批評和部分支持者，在輿論壓力下，阿里巴巴在公眾號上又罕有地發了一篇《馬雲再談996》，相關爭論達到高潮。
西安奔馳車主的維權也在同一時段成為另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話題——女車主坐在奔馳車引擎蓋上哭訴購車遭遇不公的視頻幾乎傳遍了所有的微信群和各類自媒體，4月13日奔馳北京公司已向其道歉，並派工作組去了西安。隨著雙方溝通記錄、證據等更多細節的逐步公開，對涉事4S店和奔馳廠商的批評、譴責更是排山倒海，還有業內人士爆出該行業的諸多潛規則及「必殺技」。
女車主坐在奔馳車引擎蓋上哭訴購車遭遇不公
這兩個事件的核心都是維權，只不過前者是勞動者對工作時長的維權，後者是消費者對購買奔馳車及相關服務的維權。聯繫到一個是來自勞動力市場的維權，另一個是在商品市場（包括了相應的金融服務）領域的維權，就不難發現，其問題的實質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市場中，市場主體對雙方的責任、義務產生了嚴重分歧。
程式設計師們認為不應該在「八小時工作制」之外再將大幅度延長工作時間，並將之固定成為工作制度；西安奔馳車主則是不接受4S店對其所購漏油的奔馳車更換發動機的處理。只不過，馬雲、劉強東等業界大佬更多的是講未來的福報、自己怎麼吃苦創業的奮鬥史「動之以情」，奔馳廠商和西安利之星奔馳4S店則終於讓有學識的女車主有機會「曉之以理」。
同情弱者是人類的天性，更何況「這件事讓我幾十年的教育受到了奇恥大辱！」是如此振聾發聵，毫無懸念得戳到了眾多苦學多年但舉步維艱的讀書人的痛點。所以，女車主通過撒潑視頻獲得講理的機會後，立刻獲得了社會輿論對其正義行為的支持。或者說，每篇聲援女車主的評論，也都是在維護自己作為消費者的基本尊嚴和權益。儘管最新的消息說她受到了威脅，但相信事件出現神反轉（比如女車主視頻認錯）的可能性已經不大。
但關於996的爭論就複雜得多，雖然包括幾乎所有主流媒體的絕大部分聲音都持批評意見——甚至有文章直指「周扒皮是假的，996卻是真的」，但民間支持的觀點也不少。這除了歸因於馬雲等網際網路大佬「動之以情」和誘之以福報，加之沒有這麼一個具體的當事人聲淚俱下據理力爭外，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從歷史來看，「5+2」「白加黑」（按照劉強東的說法，996還是小意思）的創業奮鬥本身就是網際網路傳奇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帶有一種「贏者通吃」的自信，乃至「打了雞血」的成功美學。正如維克多·雨果所言，「人能夠抵禦軍隊的入侵，但不能抵禦觀念的入侵」。
這種「存在即合理」的觀點與國內企業長期缺乏商業倫理教育和價值觀層面的管理密不可分。其中關鍵在於將商業決策和倫理決策分開，僅僅將企業利潤、股東價值與員工個人收入（或職業發展）作為共同的利益目標，並沒有考慮到價值和倫理都是企業決策的核心，也忽視了在職業發展和收入增長之外，健康安全、生活幸福也都是每個人最基本的訴求。更何況，如果沒有對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總體考慮、保障，單純去追求公司利潤最大化或者員工「福報」的利益訴求，也為企業長期持續性發展埋下了隱患，甚至帶來災難性後果。由於勞動強度過大、富士康一年發生十餘起跳樓事件殷鑑不遠，年僅25 歲的大疆員工在過勞狀態下猝死的噩耗也令人震驚。
要知道，「八小時工作制」本身只是勞動權益保障和法律救濟的一般性原則，如果勞資雙方同意，在具體執行中已經留有巨大的操作空間。如果將996固化下來合法化，成為一個新的最低勞動時長基準，其後果又將如何？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中國人的健康狀況處於世界前列，但中國目前的商業領袖在公開主張在工作時長，而健康保護要比世界標準大幅度降低，這確實令人不寒而慄。
據國際知名諮詢公司德勤發布的《2020年健康醫療預測報告》，「過勞」已成中國職場的新常態，而過度加班又是導致「過勞死」的首要原因。數據顯示，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中國的「過勞死」威脅對象從體力勞動者轉向腦力勞動者，且呈年輕化趨勢，廣告、媒體、醫療、金融、教育等各個行業都不能倖免，其中996事件所直接涉及的IT產業是重災區。據該報告，目前，中國主流城市的白領亞健康比例高達76%，處於過勞狀態的白領接近六成，真正意義上的健康人比例不足3%。
就倫理而言，與企業不同，員工的利益訴求多元化，收入並不是全部，員工的個人自由、選擇和尊重都需要兼顧。而且，按照商業倫理中主流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員工是企業首要的利益相關者，是企業首先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企業對人的責任包括職業健康、生產安全、反對歧視、就業機會均等多方面的勞動者權益等諸多底限，而不是簡單粗暴且未必能夠得到保障的「福報」。在網際網路奇蹟下的新商業圖騰面前，如果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反智主義沒有清醒認識，毫無原則的犧牲這些企業需要承擔的社會責任，這會嚴重影響我們向一個更公正的社會的努力和進步。
商業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倫理彰顯平等、公正、自由等價值。兩者之間的內在衝突在人類文明演進的漫長過程中不斷失衡和平衡，最終能夠在現代文明中能夠相得益彰。對此，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康德有過經典論斷：「不能把人僅僅當作手段，而是永遠當作目的。」——這是任何鼓吹996的網際網路企業都值得深思的。
令人難堪的是，馬雲在談996的兩篇文章，不僅在商業倫理上都犯了致命錯誤，而且在公共討論中，對價值觀在其中的重要性渾然不覺，尤其是第二篇文章的問題和危害性更大。比如，他在文中說：「但今天的社會不缺正確的話，我們缺的是實話、真話、讓人思考的話。」殊不知，正確當然是最重要的，是所有討論的前提。正確的價值觀是一個公共社會的最核心的公設，是社會的最基本共識。跳開「正確」去談「實話、真話、讓人思考的話」，不但混淆了價值觀的前設地位，而且將本不矛盾的兩組概念對立起來，顯然經不住推敲。至於「關於996對不對，法律自由規定擺在那裡，這個問題並不是關鍵，關鍵是我們認真思考過自己的選擇了沒有」，輕描淡寫把法規撇在一邊大談勵志雞湯，就更是話術了。要知道，作為一位在中國享有極高地位的商業領袖和公眾人物，這些言論可不能隨便說說而已，這對中國的法律契約精神、勞動保護制度和社會價值觀的變革恐怕具有重大現實影響以及歷史性的意義。
在商業社會中，勞動者、消費者的權益受到侵犯的情況極為普遍，「倫理缺失」已成為全球商業社會問題中的一個癥結，但像996和奔馳車主維權事件這樣，置違法、違規於不顧，冒天下之大不韙，在交易契約中強勢的一方「動之以情」和不讓講理，觸動了社會遵從的核心價值觀底限，也消解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動能，是典型的「雙輸」。這些「無知無畏」的恃強凌弱情況在崇尚特權、缺乏法治的前現代社會十分常見，但為什麼還會出現且如此惡劣、荒謬的情況，也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
根據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的研究，制度彈性在西方社會發展進步進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所謂彈性，其實也正是說理和討價還價的空間和機制，這是維護一個社會公正、穩定、和諧和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勞動者權益和消費者權益的維護本身是市場經濟的一部分，程式設計師和西安奔馳女車主在維權中所運用的法律武器和輿論力量，不僅是中國社會多年來發展進步的結果，也是保障這種制度彈性和市場經濟良性發展的重要內容。
作為知情權、控制權等相對弱勢的一方，而採取的行為，其背後是更為廣泛的「沉默的大多數」。去認真傾聽這些聲音是否合理、利益訴求是否能夠解決，比以說教的方式灌點雞湯，或者以傲慢、拖延的態度逼迫其接受不合理的解決方案，都會更加積極和富有建設性，也是符合企業自身發展訴求的做法。
好在有失望就有希望，西安奔馳女車主的維權固然令人憤慨，但如果以後整個行業的霸王條款、惡劣服務、套路亂收費有所改觀，那麼還得感謝這位才華出眾、勇氣可嘉的女車主。世道變好，是從老實人抗爭開始的。
從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驗看，面對資本和效率推崇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和商業倫理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作用。20世紀60年代，面對各種頻發的勞工權益保護、公司治理、商業賄賂、環境汙染、安全事故、商業欺詐、虛假廣告等問題，歐美發達國家關於企業經營活動中的倫理問題的公開討論以及用戶利益至上的消費者運動不斷高漲，商業倫理得到顯著發展，這種積極的互動到1970年代越來越顯著，最終推動了經濟效率和社會公正的共同進步。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指出，真正的「發展」應該是以人為中心，其目的是拓展人們的基本自由；否則，發展作為最有價值的人類過程所蘊含的道德價值便不復存在。如果馬雲及眾多網際網路公司高管能夠對此次爭論的批評意見有所反思，更多的網際網路公司從業者有所覺醒，對員工健康和勞動保護等人的全面發展和新經濟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也將是一次難得的「啟蒙」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