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蘭:導致信息繭房的多重因素及「破繭」路徑

摘要：信息繭房問題雖然因個性化推薦算法等技術的發展而日益成為研究熱點，但它所指向的人們的選擇性心理帶來的信息視野狹窄以及觀點、立場固化等，並非新的現象。從新媒體傳播來看，人們的視野與其獲取信息的路徑以及相關的信息過濾機制相關，社交網絡、平臺、算法等都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固化人們的信息獲取路徑、強化人們的選擇性心理，信息繭房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要破解信息繭房，同樣需要依靠算法與平臺的優化、信息供給側的改進以及個體媒介素養提升等多方面的路徑。

關鍵詞：信息繭房、選擇性心理、算法、媒介素養

近幾年，伴隨著個性化信息推薦算法的發展，關於信息繭房的討論也越來越多，人們的觀點也不盡相同。

信息繭房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它僅是算法的原罪還是源於多重因素，是否可能破解？在這些問題上的思考，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新媒體對人們的信息獲取、意見態度形成的影響的認識，也可以幫助我們深入理解新媒體時代公共交流、社會整合面臨的新挑戰，並從多個角度探尋解決問題的思路。

一、信息繭房：並非新問題

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這個概念來自美國學者桑斯坦，他在《信息烏託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一書中指出，信息繭房意味著，我們只聽我們選擇和愉悅我們的東西。[1]而他提出這一問題的主要背景，是數字時代的個性化信息服務的逐步興起。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尼葛洛龐帝就在他的《數位化生存》一書裡預言了數位化時代個性化信息服務的可能，並將之命名為「我的日報」（The Daily Me）[2]。雖然桑斯坦提出信息繭房概念時，「我的日報」尚未真正實現，但他已經對此產生了擔憂，他指出，對於我們中的某些人而言，「我的日報」是一個真正的機會，也是風險，有時會給商業和民主帶來不幸的結果。[3]如果公司建立了信息繭房，就不可能興隆，因為其自己的決定不會受到內部的充分的挑戰。如果政治組織的成員——或國家領導人——生活在繭房裡，他們就不可能考慮周全，因為他們自己的先入之見將逐漸根深蒂固。……對於私人和公共機構而言，繭房可以變成可怕的夢魘。[4]儘管桑斯坦提出信息繭房是在協商民主的語境下，但是，信息繭房的影響未必只局限於這一領域。

在桑斯坦看來，人們之所以會陷入信息繭房，是因為對信息進行了選擇與「過濾」。在更早出版的《網絡共和國》一書中，桑斯坦也表達了對科技力量帶來的消費者過濾所讀所看所聽的越來越強大力量[5]的擔憂與反思。而後來另一研究者提出的「過濾氣泡」這一概念更是直接強調了信息過濾對用戶的影響。

「過濾氣泡」概念最早由網際網路活動家帕裡澤（Pariser）2011年在其著作《過濾氣泡：網際網路沒有告訴你的事》（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中提出。他發現搜尋引擎可以隨時了解用戶偏好，並過濾掉異質信息，為用戶打造個性化的信息世界，但同時信息和觀念的「隔離牆」也會築起，令用戶身處在一個「網絡泡泡」的環境中，阻礙多元化觀點的交流。帕裡澤將此稱為「過濾氣泡」。[6]

信息繭房與過濾氣泡兩者有相似性，相對而言，國內研究者採用信息繭房這一提法更多。雖然今天研究者對信息繭房的定義並沒達成共識，但基本上人們提到信息繭房時，都會涉及到信息偏食導致的視野局限，以及由此對觀念、態度與決定等的影響。本文也是基於這樣的理解來研究信息繭房現象。

在個性化內容推薦算法越來越普及的情況下，算法與信息繭房的關係成為一個研究熱點。但研究者也存在一些爭論。有些人將算法視作導致信息繭房的主要原因，也有些人認為信息繭房存在但與算法無關，有些人則認為信息繭房不存在。

如果從桑斯坦對信息繭房的最初界定來看，信息繭房實質上來源於人們的選擇性心理。而「選擇性心理」這一現象，在美國學者拉扎斯菲爾德等人有關1940年美國大選的研究中，便已經被提出來，他們發現人們原本的政治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媒介接觸行為，受眾更傾向於接觸那些與自己原有立場、態度一致或接近的內容。選擇性接觸的結果不是導致原有態度的改變，而有可能是強化原有態度。[7]後來的傳播學者，將受眾的選擇性心理分為選擇性接觸（包括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與選擇性記憶等幾個層面[8]，心理學領域的研究也證明了選擇性心理的存在。因此，由選擇性心理導致的信息繭房是客觀存在的。桑斯坦主要的擔憂是類似於尼葛洛龐帝所說的「我的日報」這樣的個性化信息服務對信息繭房問題的強化。在個性化信息服務越來越盛行的今天，關注信息繭房問題及其影響，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信息繭房是否只是由個性化信息服務或者算法導致？個性化服務或算法是否必然帶來信息繭房？這些問題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需要看到的，今天人們獲得信息的途徑是多元的，因此，我們需要綜合分析人們獲得信息的多重途徑及其過濾機制，來判斷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了人們的信息獲取，從而判斷導致信息繭房的多方面因素。

二、影響用戶信息獲取路徑的相關因素

今天，人們在網絡中獲得的信息範圍與路徑，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決定的。其中很多因素可能會導致用戶閱讀路徑的固化，但也會有一些因素可能促成對固化路徑的突破。

（一）個體構建信息獲取網絡的主要邏輯

傳統媒體時代的受眾只是信息的接收者，是傳播渠道中的一個被動的端點，受眾即使有選擇性心理，但他們面對的選擇相對有限。而在新媒體時代，特別是社會化媒體應用普及後，個體對自己的信息消費的主動控制能力得到加強，這主要體現為他們可以在多種渠道中以多種邏輯來構建自己的信息獲取網絡。

用戶自主建構的個性化的信息獲取網絡，首先與其社交關係網絡相關。

在社會化媒體時代，社會關係網是個體構建自己的信息網絡時的基礎，在SNS、微博、微信朋友圈裡，人們看到的信息流多來自於自己關聯的他人，這意味著社會關係成為了他的信息源。通過社交圈來進行信息的篩選，可以減少個體獲得信息的成本。這個關係網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個體獲取信息的範圍，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對與信息相關的態度、意見等形成影響。

當然，社會關係的強度未必與信息的契合度呈正相關。特別親密的家人（如父母）分享的內容，未必一定是質量最好或者自己最需要的，相反，一些弱社會關係，有可能帶來更符合人們需要的內容。但人們使用社交平臺，總是會兼顧關係維繫與信息獲取兩方面的需求，因此，基於社會關係建立的信息網絡，或多或少會帶來一些人們不想看到的信息。然而當人們不能忍受某些信息時，他們會將其信息源刪除或屏蔽掉。這種選擇的方便性，也可能會使人們視野裡留下的更多是能夠愉悅他們的內容。還有一些信息源，即使人們不便將其刪除或屏蔽，也可能會選擇性地無視他們發布的信息。

因此，當人們以社交關係構建起自己的信息網絡時，也就是建立了一道無形的牆，將一些信息阻擋在外。這個關係網絡中人們越是同質化，那麼人們獲得的內容在主題和立場等方面也可能更同質化。這種社會關係網絡，也包含了人們所在的群體或圈子，而群體或圈子也會強化信息和意見的同質性，這也會帶來另一個相關的現象，那就是「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即信息或想法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裡得到加強。儘管也有研究者對網絡是否增強了回聲室效應持否定性判斷，但是更多研究者認為，網絡的確強化了這一效應，甚至可能帶來「文化部落主義」。[9]有國外學者認為：「社交媒體非但沒有拓寬我們交流的範圍，沒有加深我們的理解，反而強化了既成的社會等級和封閉的社會群體」。[10]

回音室效應不完全等於信息繭房，這個概念更多地強調群體或系統的封閉，這不僅僅源於信息視野的狹窄，也源於群體互動。但它和信息繭房有著相似的心理機制。

當然究竟是只能容忍同質化的圈子，還是可以接納開放的、異質的圈子，也與個人的性格、使用社交媒體的需要及獲得的滿足等相關。

在某種意義上，信息繭房不可避免，因為它是人的選擇性心理的結果，是人的一種自我防禦機制，而基於社會關係的傳播結構有可能強化這種心理。

當然個體也不會總是圈定在自己的社會關係裡，對於自己感興趣的某些內容，個體可以跳出社交關係網絡，根據需要從不同信息源或渠道去發現、收集與組合信息。例如，一個電影愛好者，可能會在豆瓣、微博、知乎、貼吧等各種平臺關注特定的對象或加入的群組，這些構成了他在電影興趣方面特定的信息網絡。這個信息網絡的複雜度以及認知與解讀的深度，取決於個體的需要。在這個信息網絡的構建中，個體的偏好還是起主要作用，但其中也可能會有一些因素給個體帶來意料之外的信息。

在個體的信息網絡的構建中，搜尋引擎也會起到一定作用。通過搜索關鍵詞，人們就可以定向地獲得自己所需要的某個方面的內容，由搜尋引擎提供的搜索結果構成了關於這個特定關鍵詞的一個信息集合。雖然這背後也有搜尋引擎算法的影響，但所需內容的範圍，仍是由用戶自己設定的。

此外，一些用戶也會對公共信息傳播平臺有穩定的使用習慣，如新聞資訊客戶端等。雖然其中的很多內容最終也會通過社交渠道到達用戶，但由於品牌影響力、信息獲取效率以及習慣等因素的影響，一些用戶仍然會選擇甚至依賴這些平臺。這些平臺裡沒有社會關係帶來的視野局限問題，但平臺本身的選擇性、用戶閱讀時的選擇性也是存在的。

總體來看，今天的新媒體為人們提供了多種信息傳播渠道，包括媒體渠道、媒體外的信息分發平臺、社交平臺、搜尋引擎等。對於個體來說，在多種渠道中選擇哪些渠道獲得信息，以哪個渠道為主、哪個為輔，以及不選擇哪些渠道，都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渠道組合的質量，會影響到用戶獲取信息的廣度與質量。如果渠道多樣，有較多的異質信息源，那麼個體獲得的信息也會多元。

（二）導致路徑固化的相關因素

用戶以不同邏輯自主構建了自己的信息獲取網絡，這種網絡可能因一些因素的作用逐漸穩定甚至固化。

個體的性格，如是被動型還是主動型，是喜歡穩定還是喜歡變化等，會對他們的信息網絡的穩定性產生影響，被動、求穩的性格可能更容易導致信息網絡的固化。

人們在信息網絡中獲得的滿足感，也會影響到他們行為的穩定性，特別是對於作為信息獲取渠道的社交網絡而言，如果人們在其中得到了較多的社會支持和滿足，那麼社會關係網絡會相對穩定，且對社交關係的依賴也會很大，將社交網絡固化為主要信息渠道的可能性也更大。

有時平臺也會以某些方式固化人們的信息獲取範圍或路徑。平臺的頁面設計、內容安排模式等，會影響到用戶的信息消費中的選擇，甚至會將某些行為固化為人們的習慣。

目前各平臺採用的算法同樣具有一定的固化作用，個性化信息推薦算法大都是以個體以往的閱讀偏好來進行個性分析，在此基礎上推薦同類信息或根據相似人群的興趣來進行推薦，算法為個體的信息消費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路徑，甚至導致用戶的路徑依賴。這也是算法常常會與信息繭房聯繫起來的一個原因。

當然，平臺或算法是否會導致人們信息獲取路徑的固化，與其設計思想相關。目前的平臺和算法更多地在順應用戶的慣性，因此，更容易帶來固化情況。

（三）導致路徑偏離的相關因素

雖然一些因素會導致人們的信息獲取路徑的固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注意到，今天用戶處於一個多元的信息環境中，影響他們信息獲取的因素變得更為多樣，因此，在某些情況下對固定路徑的偏離或突破也會發生。

對固有路徑的突破，一個可能原因是現有路徑不能完全滿足個體的信息獲取需求。即使它曾經滿足了個體的需要，但個體需求的流動也會導致新需求的產生。在一些個性化內容分發平臺，一些用戶在早期使用時會獲得比較大的滿足，但當他們意識到自己的閱讀範圍越來越窄時，也會有「突圍」的願望。

其次，人們在現有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如果受到太多限制或壓力，或投入與回報不成正比，他們也有可能會謀求突破既有的關係結構，關係結構的變動，也會帶來信息獲取路徑的調整。

另外，人們在各種固有路徑中偶遇的某些類別的信息，如果引發了他們的興趣，也可能將他們帶向陌生的信息源或信息渠道。

在一些特定目標的引導下，人們也會產生了解多方面信息的動力，從而主動尋找信息的新來源，形成對既有路徑的脫離。

有研究者指出：「這種脫離了原有信息尋求導向和相關信息的選擇過程，有些是網際網路的特殊性使得受眾被動地被『輸送』到自己沒有意識到的信息渠道，不論這些渠道會提供確認還是挑戰自己既有觀點的信息。另一部分偏軌接觸，則可能是受眾為了獲取更多或更全面議題解釋或事實的主動選擇，是更有效參與政治推動下的擴展搜尋行為。」[11]

無論是政治參與的目的，還是個人的其他目的，或個人的性格因素作用，固有路徑的突破都是可能發生的。當然，除了個人因素外，平臺與技術也可以起到誘導用戶偏離原有路徑的作用，這同樣取決於設計思想。

三、內容到達用戶的多重過濾機制

信息繭房與信息過濾相關，理解信息繭房的發生機制，不僅需要理解人們信息獲取路徑是如何形成的，還需要理解在這些路徑中哪些因素帶來了哪些方面的信息過濾。

（一）平臺中的過濾機制

無論是專門的資訊客戶端，還是社交平臺，或是其他的信息分發平臺，平臺本身都或明或暗地存在一定的信息過濾機制，例如，平臺對哪些內容生產者開放，平臺允許內容向哪些平臺分享，或能接收哪些平臺的分享，都對信息的過濾起著作用。

一些平臺也仍然以人工編輯的形式在進行著信息的篩選，平臺的界面也會給予不同的內容在呈現形式上不同的優先級別，一些平臺也會用推送窗口、排行榜等方式來推薦重要或熱門信息，這些手段在推薦某些信息的同時，也無形中使得其他一些信息被忽略。

（二）社會關係網中的過濾機制

要理解社會關係網的過濾機制，就要更好地理解人在分享內容時的心理動因。

在社會關係網絡中，人也是一種信息的「導體」。對不同的內容，他們有不同的傳導性，在這背後的影響因素，與人們作為單純的閱讀者、觀看者選擇信息的心理動因也有些差異。

作為單純的信息消費者時，人們對內容的需求側重於環境認知、社會歸屬、自我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但作為信息「導體」的人的需求，會更多地考慮「社交」情境。

在社交平臺，人為什麼要分享內容？它可能是因為自我存在感的需要、社會支持的需要（尋求與自己的價值觀、立場、觀點相一致的觀點）、社交表演的需要、情感性互動的需要等。社交平臺分享的內容，更多的具有表演的道具、關係的潤滑劑、流通的社交貨幣、強化自己立場觀點的論據等功用。內容是否具有社交談資價值，是否有助於體現用戶的存在感、提升人們的社交形象，或幫助他們維繫、擴張自己的社交關係，或者融入自己希望加入的群體，都成為了它們是否能快速擴散的因素。

因此，社會關係這個過濾網，不僅會在內容的類型、主題等方面產生過濾，也會在內容特質上有所篩選。媒體平臺的信息更強調新聞價值、公共價值，更注重客觀性、準確性，而社交平臺中個體分享的信息更強調社交價值，更多與情緒、態度、立場等相關。

網絡中有些平臺上人與人的關係是持續的、較穩定的（如微博、微信），而有些平臺上人們的關係則是隨機的（如新聞跟帖和其他論壇）。穩定的社會關係網絡對於內容的過濾也會呈現相對穩定的模式，而隨機的關係則更有可能幫助人們發現被穩定關係網過濾掉的一些信息。

同時，在這種「人造」的過濾網中，意見領袖的作用也是明顯的。無論是在一些穩定的社交網絡中，還是在人們隨機相遇的平臺中，都可能存在著一些意見領袖，他們對於信息、意見也起著過濾的作用。當然，選擇的便利性，使得人們也會趨向於選擇與自己興趣、立場相似的意見領袖。

（三）算法的過濾機制

個性化推薦算法是為了解決從具有極強噪音的稀疏關聯矩陣中挖掘有用的信息這一重要問題，包括那些用戶靠自身無法發現的「暗信息」的發現。[12]

換一個角度看，個性化推薦算法的主要作用，就是過濾掉它認為某個特定對象不需要的內容，以提高內容與用戶需求的匹配度，降低用戶獲取有效信息的成本。

目前主要的個性化推薦算法包括基於內容的推薦、協同過濾推薦、基於知識的推薦、基於網絡結構的推薦、混合推薦等。

基於內容的推薦是指根據用戶選擇的對象, 推薦其他類似屬性的對象。[13]在個性化信息服務中，這是一種常見的推薦方式。

協同過濾(collaborative filtering)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應用最成功的個性化推薦技術，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據用戶興趣的相似性來推薦資源,把和當前用戶相似的其他用戶的意見提供給當前用戶，從而為用戶發現新的感興趣的資源。[14]

基於知識的推薦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種推理技術,它不是建立在用戶需要和偏好基礎上推薦的，而是針對特定領域制定規則來進行基於規則和實例的推理。[15]

基於網絡結構的推薦算法則不考慮用戶和產品的內容特徵，而僅僅把它們看成抽象的節點, 所有算法利用的信息都藏在用戶和產品的選擇關係之中。[16]

此外，在實踐還存在著一些將以上幾種推薦算法進行組合的混合推薦模式。

從目前的個性化信息推薦來看，基於內容的推薦和協同過濾推薦的算法更為普遍，這樣的算法或者直接針對個體以往的行為偏好，或者基於同類人群的偏好，都在較大的程度上強調個體或群體的既有興趣，這就可能形成對個體偏好的不斷強化、放大，用戶被同類信息包圍的機率也會加大。而基於知識的推薦算法等，則可能有利於打破用戶的偏好與已有習慣，幫助他們發現更多有價值的、有助於拓展他們視野的信息。

搜尋引擎也是基於算法的推薦，早期搜尋引擎的算法多是非個性化的，但後來搜尋引擎也在越來越多地強調針對每個個體提供不同的搜索結果，這也可能導致搜索結果的窄化，強化用戶的個體偏好。

今天算法採用的過濾機制，的確有可能會在特定平臺裡局限用戶的視野，形成在這個平臺裡的繭房，但如果用戶還有其他信息獲取渠道，特別是與算法平臺異質的渠道，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算法帶來的局限。如果用戶在整體上被困於信息繭房，那往往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另外，如果算法推薦機製做出調整，也可能會有助於繭房的破解。

（四）個體自身的過濾

經過平臺、社會關係、算法等重重因素過濾的信息，到達個體時，個體仍然還會有自己的過濾。

在這種過濾機制中，選擇性心理起到了很大作用。

選擇性心理包括選擇性接觸（含選擇性注意）、選擇性理解和選擇性記憶等三個層面。

從傳播學角度看，選擇性接觸(selective exposure)指個體傾向於接觸那些與原有態度一致的傳播，而避免接觸與自己的意願不合的傳播，在其中，個人還會傾向於注意消息中那些與其現有態度、信仰或行為非常一致的部分，這也就是選擇性注意（selective attention）。[17]

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表明，人們對信息的選擇性注意會受到信息特徵（信息形式、信息情緒、信息渠道）、個人特徵以及情境因素（提示線索、獎勵線索）等的影響。[18]

從信息特徵上看，與不帶情緒意義的刺激相比，具有情緒意義的刺激能引起更多的注意傾向[19]。

從個體角度看，認知需求高時，人們在信息處理中會付出更多認知努力[20]。個體在進行信息選擇與加工時，也會受到促進定向(promotion-focused)和預防定向(prevention-focused)兩種動機系統的調節：當個體處於促進定向時,會關注於實現積極的行為後果；當個體處於預防定向時, 則關注於避免消極的行為後果。當信息負荷較大時,消費者更易依賴調節定向來選擇性加工信息[21]。這也說明，人們的信息獲取與其態度傾向相關。

從情境因素看，有效線索提示的目標和新異目標具有注意優先權。[22]也就是說，個體的選擇性注意，與提示線索相關。此外，在注意選擇過程中,與獎勵聯結的刺激能夠吸引注意資源：當目標刺激與獎勵聯結時,能夠易化注意選擇過程;當分心刺激與獎勵聯結時,能夠阻礙注意選擇過程。[23]提示線索和獎勵因素也與信息呈現的界面與方式相關。

選擇性理解(selective perception)是指人們對信息的理解容易受願望、需要、態度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響。以往的研究也證實，人們由過去的經驗得出的假定、文化期待、動機（需要）、情緒與態度等都會對信息理解產生影響。[24]

選擇性記憶（selective retention）則是指受願望、需要、態度及其他心理因素的影響而回憶信息的傾向。[25]心理學領域也有研究說明了自我概念對個人選擇性記憶的影響，這方面的研究假設主要有兩種：一種假定是，個人努力忽略對與其積極自我概念不一致或衝突信息的加工, 以維持其自我概念的穩定性；另一種假定是,自我概念對選擇性記憶的影響是由評價性信息與自我概念的關聯程度決定的，在積極心境狀態下, 人們傾向於用積極的情緒知覺、解釋或回憶所發生的事件,而在消極心境狀態下則表現出相反的傾向。[26]雖然兩者研究方向不同，但都說明人們的自我概念對記憶的影響。除了自我概念外，其他心理因素也會帶來選擇性記憶結果。

從各個不同層面看，人們在信息獲取中的選擇性心理都與人們已有的認知框架有關。「人們因為各種偶然機遇形成了各種初始信念，這些初始觀念成為他們來判斷接收到的信息的認知框架。換句話說，人們並不會仔細辨析他們遇到的大部分新信息，而只是將之與既有知識進行簡單的比較後就決定選擇、接受和聽信哪些信息。」[27]

選擇性心理也是面對可能的認知失調採取的防禦方式。美國心理學家利昂·費斯汀格提出的認知失調理論指出，人們在觀點、態度、行為等之間具有一種一致或平衡的取向。即兩個認知元素之間要達到一致的趨向。所謂認知元素，是指一個人對自身、對自己的行為及對環境所了解的事情。兩個認知元素之間的關係可以是無關、失調、協調。失調即指不一致、矛盾、不合適。當出現失調時，人們會努力減少失調，其方法是，改變行為認知元素（改變自己的行動）、改變環境認知元素（改變對環境的看法或改變環境）或增加新的認知元素（用新的認知元素來加以平衡）。同時人們還會主動地避免可能增加失調的情境和信息。這導致人對於信息的高度選擇性。[28]認知失調理論從深層解釋了人們的選擇性心理的來源。

可以說，人的選擇性心理從來就存在，傳統媒體時代它也會以各種形式存在，但也需要看到，社會化媒體、目前的個性化推薦算法與平臺界面設計等也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強化這種心理。

四、多重路徑下的「破繭」

從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雖然信息繭房的根源是個體的選擇性心理，但今天的技術、平臺及傳播模式等，都有可能作用於個體的信息選擇、過濾過程，信息繭房最終的形成，也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這也就意味著，信息繭房的「破繭」也需要多重路徑。

（一）算法的優化

對個性化算法可能帶來的信息繭房問題，我們的確應該有所警覺。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意識到，如果運用得當，算法也可能成為刺破信息繭房的一種武器。

從面向個人的算法角度看，要儘可能減少信息繭房效應，就要在算法設計時深入理解與考慮用戶行為與需求中那些搖擺著的矛盾，例如：

「凝固」與「流動」：用戶在某個時段閱讀偏好會有穩定性，但時間推移，興趣也可能會發生轉移，及時預測甚至促成用戶需求的遷移或擴展，這是提高算法精準度的一個重要方向，也是突破繭房的一種思路。

「套路」與「奇遇」：在迎合個體的閱讀「套路」的同時，算法也需要提供一些慣性之外的信息，給個體帶來更多「奇遇」，讓個體看到更廣闊的世界。

「悅耳」與「刺耳」：算法總希望順應用戶的心理，為他們提供「悅耳」的聲音，但某些時候，它也需要提供一些刺耳的聲音，讓用戶了解真實世界的多面性。

除了在個性化內容推薦方面優化算法外，算法的開發者也需要更多地探索用算法來促進具有公共價值的內容的生產與推薦。在內容生產方面，可以通過算法分析洞察公眾的共同心理，為媒體內容生產提供更多依據；在內容分發方面，可以通過算法推動具有公共價值的內容到達更廣的人群。這些都可能幫助個體減少繭房的束縛。

（二）平臺的優化

前文指出，人們的信息獲取範圍與社會關係有關，而背後，是這些關系所依存的社會化媒體平臺的機制在起作用。儘管人們的關係選擇是自由的、自主的，但社會化媒體平臺的關係結構（如強關係或弱關係、同質關係還是異質關係）是由平臺的產品設計決定的。有些平臺更容易帶來同質的、封閉的信息環境，有些則相反，如何幫助用戶增加異質的信息源，也是平臺需要考慮的。推動人們關係的流動而不是固化，也是平臺在打破信息繭房方面需要做的努力。

而從信息篩選與呈現的角度看，平臺的作用仍然是顯著的，因此平臺本身的信息源的豐富性，信息環境的均衡性，信息呈現方式的優化，也有助於幫助用戶突破繭房。

前文提到，人們的選擇性注意與引導線索及獎勵等因素相關，因此，對於一些具有重大公共價值或有助於糾正用戶「偏食」的信息，平臺可以強化界面引導手段或相應獎勵機制來刺激人們的注意。

（三）信息供給側的改進

算法和平臺對個體的信息環境的影響越來越大，未來它們的改進也有可能促進封閉環境的打破，但對於社會的信息環境的全面、平衡起著更基礎支持作用的，仍是媒體等專業內容生產者。

雖然每個個體、群體都有自己的信息消費偏好，但是，他們偏好之外的某些公共信息，對於他們完整了解社會環境是重要的，或許這些公共信息在獲得即時報償（如流量）方面並不理想，但媒體並不能因此而放棄這些內容的生產。

在社交網絡中被人們分享得更多的信息，常常與情緒、態度、立場相關，但是，媒體仍然需要堅持對真相的追尋，堅守在新聞報導中的客觀、冷靜原則。

媒體仍需要保持有公共價值的、具有專業水準的、多方面平衡的內容的供給，如果這些內容斷供或稀缺，那麼無論算法和平臺如何優化，人們都無法獲得對社會環境充分、全面的了解。

除了堅守專業的原則與方法外，面對新媒體時代公眾的心理變化，媒體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調整內容生產與傳播策略，使自己生產的內容到達更廣泛的用戶。

在多元甚至日益碎片化的社會，個體或群體的信息繭房，會進一步導致社會的斷裂，面對這樣一種風險，媒體的社會整合的職責將變得更為重要。在滿足用戶個性化需要的同時，要讓那些關乎個體以及社會長遠利益的公共信息仍能打破各種牆，暢通地到達每個個體。這不僅需要算法向這些具有公共價值的媒體內容傾斜，也需要媒體自身的努力。此外，平臺同樣也需要扶持媒體之外的具有專業生產水準的內容生產者，包括專業化的自媒體等，促進更多樣、平衡的內容生態形成。

（四）個體媒介素養的提升

信息繭房歸根結底還是由人的心理、認知與行為慣性決定的。雖然人的心理機制難以發生改變，但在某些方面改變人們的行為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人們在封閉的信息環境中的惡性循環。

信息繭房與人們的惰性相關。因為獲取信息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在今天這樣的信息極大過載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而作為具有「工具理性」的人，總是傾向於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報償。經濟學家安東尼·唐恩斯的模型認為，人們從頭腦相似的人那裡獲得信息有助於減少信息成本。[29]除了依賴他人外，依賴平臺、算法，都可以使人們減少獲得信息的代價。而這種依賴，是以個人的偏好為出發點，最終也會強化個人的偏好。媒介素養的培養，需要幫助人們認識信息偏食帶來的影響，推動人們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信息獲取的行為模式，盡力克服惰性，以更積極的方式來獲取信息。

要減少信息繭房的困擾，也需要提高人們在兼容異質人群和異質信息、意見等方面的素養，這種兼容與人的心理、本性有所衝突，因而更需要培養。這也是公共參與的一種基本素養，是哈貝馬斯所說的交往理性的重要組成部分。

媒介素養的培養，還需要幫助人們提高對算法風險的知覺意識與防範能力。有研究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在對算法新聞的態度上，有四個因素可能導致用戶態度的差異，其中使用時長較長用戶、城市用戶、高學歷用戶、媒介素養相對高的用戶對算法規則和風險的了解程度更高。[30]雖然這樣的結論是否具有普適性還有待進一步證實，但這個研究也表明，研究者開始關注算法與媒介素養的關係。將對包括算法在內的新技術應用風險的知覺意識與防範能力作為媒介素養的一部分，也是必要的。

對公眾而言，對信息繭房的警惕與自省意識，對信息繭房的破解能力，也應成為公民素養的一部分，這也是公眾進行理性的社會參與的前提。

這樣一個層面的媒介素養與公民素養教育，也是具有極大的挑戰的，它不能僅僅以業餘教育的方式來完成，而是需要納入整個教育體系中。

結語：

信息繭房雖然不是一個新的現象，但從其形成機制的分析看，在新技術、新傳播模式的影響下，它會變得更為突出。當然，實際情況如何，它對個體的影響如何，還有待未來的進一步研究。但無論如何，我們都需要理解導致信息繭房的多種因素，並從不同的路徑中尋求對信息繭房的突圍可能。

[1][美] 凱斯·R·桑斯坦.信息烏託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M]. 畢競悅，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8.

[2][美] 尼葛洛龐帝. 數位化生存 [M].胡泳，範海燕譯.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92.

[3][美]凱斯·R·桑斯坦.信息烏託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M]. ，畢競悅，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8.

[4][美]凱斯·R·桑斯坦.信息烏託邦——眾人如何生產知識[M]. ，畢競悅，譯.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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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美]沃納·賽佛林. 傳播理論：起源、方法與應用[M]. 郭鎮之，譯.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71.

[25]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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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參見 [美] 利昂·費斯汀格. 認知失調理論[M]. 鄭全全，譯.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29]胡泳. 新詞探討.回聲室效應[J]. 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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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〡本圖文來源於新聞界, 2020(1):30-38，由作者授權本公號刊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人文書託邦。版權歸原作者及原出處所有，內容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涉及版權問題，請與我們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