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澎湃新聞 蔣立冬 繪）
繼《樞紐：三千年的中國》《溢出：中國製造未來史》之後，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施展在2020年末又推出了他的新著《破繭：隔離、信任與未來》。近年來的全球社會撕裂與信息繭房有什麼關係？如何突破信息繭房，看清世界真相？如何在大洗牌的時代構想未來？施展給出了他的解釋。《破繭：隔離、信任與未來》，施展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澎湃新聞：您在《溢出》出版一年後，又推出《破繭》一書。新書的緣起是什麼？要回應什麼問題？
施展：這本書的寫作與疫情以來我與大觀小組夥伴們的一系列共同思考直接相關。新冠疫情並不是個一次性的事件，很多人都在說它有可能構成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我們有了新的紀元分法，新的BC（Before Corona）和AC（After Corona）。疫情本身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但它就像一個加速器，讓很多已經存在的問題加速爆發了。所以我們在疫情以來的一系列思考，實際上就是在嘗試探討那些既存問題的深層邏輯是什麼，以及探討未來的可能前景是什麼。
人類歷史並不是一直都勻速直線發展的，而是會勻速直線發展一段，突然進入到一個量子躍遷態，躍遷上一個大臺階，再勻速直線發展一段，再次進入量子躍遷態……當下就是處在一個量子躍遷態的時段上。量子躍遷時期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一切都測不準，這個說法很量子力學。因為要測得準的前提是，有一個確定的參照系，沒有參照系就無法測量；但在量子躍遷時期，我們熟悉慣用的各種參照系多半失效了，於是我們對現實就難以做出有效的把握，現實似乎讓人看不懂了。在量子躍遷時期，一些我們在平時覺得很嚴重的大事，兩個月後可能煙消雲散；一些我們在平時根本不會在乎的小事，三個月後可能變成滔天大禍。在疫情期間這種讓人大跌眼鏡的事情我們已經見識太多了。
然而，所謂的「看不懂」，實際上僅僅是就我們所習慣的短時段來說才成立，但我們仍然可以從歷史縱深的大時間尺度上對未來做出某種把握。就像量子力學只在微觀小尺度上適用，進入到宏觀大尺度問題上，經典力學仍然能夠幫助我們把握宏觀走向。
所以，在我看來，對個人來說，量子躍遷時期最重要的是兩件事情，一是確保自己能活過量子躍遷期，再一個就是要靜下心來，從歷史大縱深的尺度上對未來趨勢做出某種輪廓性的把握，以便為After Corona的時代做好準備。
澎湃新聞：量子躍遷時期這個說法很有趣。您在《破繭》一書的第一部分仔細分析了信息繭房的問題，並認為近年來社會的嚴重撕裂與信息繭房有關，在您看來，各種「測不準」與信息繭房是否也有關係呢？
施展：「測不準」和觀念撕裂，同樣都是量子躍遷時期的常見特徵。看一下歷史上其他的量子躍遷時期，曾經發生過更加嚴重的撕裂，只不過是今天有了社交媒體這種載體，觀念撕裂以更加觸目驚心的方式向我們呈現出來罷了。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感受到麥克盧漢說的「媒介即信息」的深刻性。
最近這幾年在社交媒體和推薦算法的新技術推動下，一方面人們獲得的信息前所未有地多，但另一方面卻又是前所未有地被閉鎖在各自的信息繭房當中。哈貝馬斯所重視的那種能夠帶來理性討論、推動形成社會共識的「公共領域」，被信息繭房割碎了。因為公共領域能夠有效運作的前提是，人們在物理意義上共享著時間和空間，過去人們都生活在物理社區裡，接觸到的信息差不多也是由報紙、電視等集中式運作的傳統媒體所設定的，有著公共議題，報紙、電視的發布時間又是固定的，人們也在信息層面共享著時間結構。這些前提保證了公共領域能夠正常運作，人們即便有不同觀點也願意進行理性辯論，大概十年前還是這個樣子。
但是社交媒體的發展，讓人們從物理社區進入到虛擬社區，共享的物理空間不在了；流媒體和推薦算法以分布式的方式不斷實時生產、推送著各種消息，人們可以在各種碎片化的時間裡去看自己想看的東西，共享的時間結構不在了，公共議題也消失了；虛擬社區當中都是線上的輕社交關係，一言不合即可破口大罵拂袖而去，不再像過去那種線下的重社交時代，因為「山水有相逢」的顧慮而會節制自己不要任意釋放情緒。幾種效應把人愈發地圈禁在信息繭房當中，結果就是，人們逐漸喪失了理性討論、辯論的習慣，在網絡上遭遇不同意見更經常地僅僅是爭吵和謾罵。最近幾年我們明顯能感覺到網絡氛圍與十年前相比的巨大變化，網絡上的爭論很多時候不再以說理為目的，而以宣洩為目的，爭論不再有建設性，而是更具破壞性、撕裂性。在疫情當中我們可以非常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
《破繭》這個書名也表達著這樣一個問題意識。如果我們不能突破信息繭房的束縛，這個社會可能會更加撕裂。但造成信息繭房的各種技術、算法，又是非常好的商業模式，是不可能被取消掉的，所以要突破信息繭房就只能另尋路徑。我在書中對這新路徑的可能性也做了一些探討，新路徑亟待破繭而出，這也是書名的另一重意涵。
澎湃新聞：疫情期間的觀念撕裂在相當程度上又因國際政治層面的問題而不斷加深，這也是您在書中花很大篇幅討論國際秩序的原因吧？
施展：是的。隨著疫情的全球性蔓延，疫情與國際問題發生了各種糾纏，使得中國內部輿論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變得錯綜複雜，也使中國的國際處境面臨新的挑戰。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理解國際秩序的基本邏輯，以及在此基礎上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結構性位置，都是必需的。然而，中國當下的國際政治分析，很多都是單線條的非黑即白的臉譜化分析，從各種價值立場出發的分析，卻經常共享著這樣的困境；信息繭房經常又會強化那種臉譜化的思維方式，這是非常糟糕的。
在中國的問題語境下討論國際政治問題，我們需要看清，中國今天在世界上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地位？中國與世界的一致性究竟在哪？中國的特殊性又在哪？如果光看到中國特殊性卻看不到一致性的話，一定會導致中國和世界對立；如果光看到一致性不看特殊性的話，就沒有辦法真正有效地理解中國問題。而能夠看清這些的前提，又是能夠深入把握國際秩序的演化邏輯。
有了這些分析方法，對於那些臉譜化的討論就有鑑別力了。比如網上常見的一個說法，中美兩國之所以陷入對抗，是因為修昔底德陷阱，老大與崛起中的老二必有一戰。這種說法就很臉譜化，它沒有意識到，修昔底德陷阱能夠成立的前提是，老大與老二之間是同態競爭，它們搶的是同一塊蛋糕，那確實大概率會有一戰；但如果老大與老二是非同態競爭，它們就不是在搶同一塊蛋糕，而是互相依存互為條件，這種情況下就不會掉入陷阱。打個比方，非同態競爭的關係，就好比是美團公司與一個大飯店的關係，這個飯店的營業額再怎麼大，超過了所有其他飯店，直逼美團的營業額，但只要它不會把其他飯店全都擠死以至於讓美團喪失大量客戶，兩家就不是同態競爭，大飯店跟美團會是相互成就的關係，它們也就不會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澎湃新聞：美國對於一些中國大公司比如華為、字節跳動的無理打壓，似乎可以作為修昔底德陷阱的例證？
施展：這些打壓很蠻橫，不過深入分析的話會發現，這裡既有川普個人性格原因，也與數字經濟和傳統經濟在政治效應上的差異有關，我在《破繭》的第三部分做了相關討論。
世界各國在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等方面有著各種差異，在傳統經濟時代，這些制度和觀念層面差異可以基於國界而形成物理性的隔離；各國彼此間做貿易，不會因為貿易而帶來在制度、觀念層面的相互影響，或者即便有影響，也不是實質性的，是可控的。
但在今天的數字經濟時代就不一樣了。數字經濟中要想崛起為巨頭公司，或者你要有特別牛的算法，或者你要依託於超大規模的市場，中美兩國在這兩方面各擅勝場，由於網際網路產業超強的頭部效應，結果就是數字巨頭公司只出現在中美兩國，在可預見未來這個局面不會發生實質性改變。數字巨頭都是以全球為單位運營的，數據在不間斷地跨國流動。然而，不同國家的數據安全規則、隱私保護規則等等都是不一樣的，這些規則上的差異又與各國在制度、觀念層面的差異直接相關。也就是說，制度、觀念差異，形成數據規則差異，結果就是，因為數據的跨國流動，會形成各國之間制度的輸出性或輸入性效應。這對很多國家來說是很難接受的。所以我們會看到美國的一系列打壓做法，實際上中國也早就把美國的不少數字巨頭給屏蔽在外了。仔細看一下你會注意到，被屏蔽、被打壓的公司都是數字巨頭，傳統產業當中的跨國公司並沒有遇到什麼麻煩，由此也可以證明，這種打壓主要是與數字經濟帶來的制度溢出效應相關的。
但是我在書中也說了，類似於蓬佩奧所發表的「乾淨網絡宣言」這樣的主張，是提出了真問題，但給了壞答案。所謂的真問題，就是說數字經濟的制度溢出效應是人們必須回應的；所謂的壞答案，是指美國試圖通過斬斷網絡的全球性連接來解決問題，這是走不通的。原因在於，數字經濟的天然特徵就是以全球而非以國家為單位運營，斬斷網際網路的全球運營，是和這個產業的技術邏輯背道而馳的，從歷史上看來，違背技術邏輯的政策從來都沒有成功的。
實際上，在今天，不僅網際網路，甚至連傳統製造業也都開始不以國家為單位運營，經濟空間跟政治空間越來越不重合了。我在今年初出版的《溢出》一書中就討論過這個問題。問題是，現行的各種全球經濟治理機制，都是由國家主導來設計和運轉的，這就導致治理主體跟治理對象之間的不匹配。治理主體是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組織，治理對象則是不以國家為單位在運轉的各大公司，有些甚至不是公司，而只是個人性的經濟活動。在這種情況下，真實世界中的經濟運轉在相當程度上便處在一種欠缺規範的狀態。對一些公司而言，沒有規範也許是好事，它們可以從各種無規範的狀態中套利；但從長期來看，沒有規範對所有人都不是好事，哪怕你暫時可以獲利，你獲得的利益也無法被穩定地收穫，人們都會陷入不確定性當中。
澎湃新聞：這就是您進一步探討商人秩序的問題意識來源了。
施展：沒錯。全球的政治空間經濟空間的高度不一致，帶來了對一種新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的強烈需求。實際上我在上一本書《溢出》裡已經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到了需要商人秩序出場的歷史階段了。在《破繭》這本書中我進一步明確，這種商人秩序有可能以數字巨頭所推動的全球數字治理秩序為起點；隨著全球數字治理秩序的逐漸形成，它還會反向規定傳統製造業、電子技術產業，甚至原材料產業等等的產業秩序。
至於全球數字治理秩序可能是怎樣的一個邏輯，驅使它形成的動力機制是什麼，治理原則是什麼，誰有機會參與到其中，與其相匹配的商業倫理是什麼，所有這些都是需要一步步回應的問題。 也是我在《破繭》第三部分著力探討的問題。
我關於全球數字治理秩序的這些討論，不可能是什麼定論，我只能是把正在浮現、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到的一些問題給提煉出來，然後嘗試對它們展開相對系統、深入的討論，形成一套相對成體系的想法。我很期待這些想法能夠作為靶子，構成人們未來進一步深入討論的起點。
《破繭》這本書對於歷史邏輯的總結和整理相對比較成熟，但對未來的討論，更多地是想要提出新的問題意識，激發人們一塊展開新的討論。只要這個問題意識能夠展開，那麼一定會有更多的、更聰明的人參與進來，把這個問題討論得更加清晰。
澎湃新聞：面對現實，您對未來的構想有多大的可行性？
施展：我對未來展開的腦洞，粗看上去似乎是虛無縹緲，但它未必是那麼的不現實。我在書裡舉了一個例子，在十九世紀初，拿破崙戰爭之後，德國尚未統一，內部是幾百個小邦國，這些小邦國沒什麼力量抵禦外敵入侵；另一方面，當時工業革命已經開始，這些小邦國要想發展工業經濟，市場規模太小也很不利。所以當時德國經濟學家弗裡德斯裡希·李斯特就提出，應該組建德意志關稅同盟。李斯特憑藉敏銳的觀察，意識到了時代需求，開了這個腦洞。這主張剛剛提出來的時候，很多人都覺得這不大靠譜，但李斯特不斷呼籲，吸引更多人一塊參與討論和推動。到1834年，這些努力真的變成了現實，德意志關稅同盟成立了。在德國1871年實現政治統一前將近四十年，德國先實現了經濟統一。
我提出這個案例是想做一個類比。現在有一種流行說法叫做「知識的詛咒」，說的是當你已經知道了某種知識之後，就無法再想像你不知道這個知識時候的狀態了。這個說法的反面就是「知識的祝福」：在一個知識還不存在的時候，人們無法想像某種可能性，但一旦這種可能性被人說出來了，它就真的有機會變成現實。
既然疫情已經帶來了新的時代分水嶺，我們有可能再也回不到過去了，那何不讓知識來祝福我們走得更遠呢？
澎湃新聞：您怎麼看這次美國大選？拜登勝選會如何影響未來的中美關係？
施展：這次美國大選，全世界都非常關注，歷史上好像沒有過這樣的現象。原因在於，美國雖然還是世界霸主，但是它究竟會以什麼樣的姿勢做霸主，這個事情頭一次變得如此不確定。在過去，美國的霸主姿勢是確定的，這意味著美國作為世界秩序的構成性要素，它是個常量，它的內政變化對世界秩序不會有太多實質性影響，人們也就不會過於關注它的內政。但在今天，美國的霸主姿勢變得不確定了，它成為世界秩序的一個變量，其內政變化有可能對世界秩序有實質性影響。世界秩序是所有國家的外部約束條件，所以，所有國家都像關心自己的事一樣來關心美國大選。
川普上臺這四年，把美國之前的一系列膿包給挑破了。膿包首先是美國內部的貧富分化問題。美國的各種創新經濟在這些年推動它的整體經濟數據很不錯，但內部的微觀分配層面卻出現了很多問題。一般來說，創新都會摧毀傳統產業，帶來失業，但也會帶拉動出更多新的產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把失業消化掉。以往，傳統產業的消失、新產業的出現都是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實現的，經歷一段摩擦、陣痛期，這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秩序都實現迭代；然而這一輪美國創新經濟的特性，要求生產流程大規模的外包，結果是，創新在美國仍然摧毀了很多傳統產業，但拉動出大量的新產業多半在中國。美國的創新部門獲得很高的利潤，但傳統產業的人失業又不容易獲得新的就業機會，於是就引發很多社會問題難以消化。在此前建制派主導的政治秩序當中，某種程度上這些膿包都被遮掩了，而川普這樣一個非建制化的人出來之後，把這些膿包全都挑破了，但他卻沒有給出一個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川普破壞有餘，建設不足。
美國內部的那種困境並非中國有意為之，但它確實跟中國的經濟成長之間有客觀的聯繫，需要中國有一些積極主動的合作以便幫美國消除困境，這也是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因為只要幫美國消化了那些社會問題，會讓美國社會更有消費能力，給中國創造更大的市場。2008年的時候，歐巴馬提出G2的主張，就是接近於要以一種合作的方式，讓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以便讓美國能騰出手來，把相當部分在海外的財政支出轉移到國內，來消化它的問題。但中國當時沒有想好該怎麼應對，就沒有接招。後來就演化為中美貿易戰了。川普的目標是要把製造業引回去美國，實際上他是做不到的。今天中國之所以會成為世界工廠，是基於中國供應鏈網絡超強的綜合成本控制能力，目前沒有什麼其他國家能夠替代，去年我在越南做的深入調研也表明，所謂的中國製造業向越南的「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向越南的「溢出」。在這種背景下，如果中國與美國合作，確實會是兩利的結果，但現實是兩敗俱傷的爭鬥狀態。
拜登跟川普相比，是可預測的。 川普的不可預測性表現在，他可能會不可預測地強硬，也可能會不可預測地妥協。拜登則比較可能是可預測地不妥協，因為民主黨的意識形態性比共和黨要更強。當然也因為反華在美國已經成了一個政治正確、一個大氣候，到了一定級別的人物，都是政治精算師，都會注意到反華有巨大的政治利益，此時的政策選擇跟他個人的價值偏好已經關係不大了。所以拜登上臺，並不能期待中美關係馬上就能緩和。但只要他可預測，那麼跟他談判時採取一些相對成型的方案、策略是可行的，這也取決於中國是否願意積極主動地跟美國共同推動一些新的解決方案的出臺。
澎湃新聞：今年11月15日，經過八年談判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正式籤署。您如何看待這一進展？
施展：RCEP的出現，某種意義上是在逆全球化的進程當中，各國逐漸尋找一種新的區域化的方式。實際上這種區域化的方式美國早就在做了，之前人們一直說川普退出各種機構是美國逆全球化的動作，實際上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那並不是美國在逆全球化，而是在追求更高標準的全球化。美國一邊在退群，一邊在拉新的群，包括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它跟歐盟、日本等等所做的一系列談判，都形成了新的自由貿易的標準，比它退出的那些群的標準更高。美國已經讓WTO事實上癱瘓掉了，但是它拉的新群自貿標準更高，這就絕對不是一個孤立主義的做法，而是一種新的普遍主義的做法。任何可行的普遍主義都是從區域化的過程逐漸往外推的。當WTO在事實上被癱瘓掉，其他國家也得想各自的辦法，RCEP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推進的。
川普在推的東西，既是經濟同盟，那些國家彼此之間在價值觀上也是基本一致的，但在RCEP內部，它僅僅是一個經濟同盟，還欠缺價值觀層面的一致性。在今天這種比較撕裂的狀態下，如果基礎共識不足的話，那麼經濟同盟的運轉也是會遇到挑戰的。最近的中國跟澳洲之間出現的問題，就是這方面的反映。我們期待RCEP因為經濟層面的深度關聯，能夠推動價值觀層面基礎共識的實現，這是一個需要各方努力的過程；如果那種價值共識遲遲無法出現，最終會反噬到經濟同盟的有效性上。
澎湃新聞：《破繭》花了不少篇幅從陸地和海洋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在世界的位置，能談談嗎？
施展：我討論陸地和海洋，本質上還是想深入分析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應該是什麼樣的。我們需要對陸地和海洋的基本邏輯做出一些必要的分析和判斷。這裡首先是一個戰爭問題，海戰跟陸戰有一些本質性的區別，陸地上通常會是多雄並立的一個結構，而海洋在軍事意義上天然是一個獨霸的結構。因為陸地上有各種山川險阻存在，它可以形成各種拉鋸戰，拉到一定程度誰都拉不動了，也就以此劃界了，也就是說山水險阻導致軍事投放半徑有極限，這就構成了國界。而公海上沒有山川險阻存在，一旦打起來不可能拉鋸戰，一定是殲滅戰，失敗的一方即便有大型戰艦，也只能淪為一個高級版的海岸警衛隊。所以海洋在軍事意義上一定是獨霸的。
但海洋不僅僅有軍事屬性，它還有貿易屬性，獨霸性僅僅體現在軍事方面，貿易方面海洋又一定是個自由秩序，海上軍事霸主會鼓勵所有國家都到海上去自由進行貿易，這不是因為它善良，而是因為這樣最符合它的國家利益。如果軍事霸主要禁止其他國家去貿易的話，就得對海洋進行有效封鎖，任何國家未經允許都不能到海洋上去，但這事兒在技術上就是做不到的，並且海洋國家真正的利益也不在這裡。還用前面舉過的一個例子，海洋霸主和其他國家的利益關係，有點類似於美團和飯店的利益關係。對美團來說，它絕對不會自己去開個飯店，拼命給自己的飯店引流，這是違背它利益的，它的最大利益是所有飯店都在它上面開店，向它交租。類似地，海洋霸主應該鼓勵所有國家到海上自由的貿易，然後它收租。為了能夠吸引更多的飯店來美團，美團還得保障自己能夠對糾紛都給出儘可能公正公平的裁斷，這才最符合它的利益，否則飯店、用戶可能就都跑到「餓了麼」去了。這也是為什麼我說海上軍事霸主同時會盡力推動海上自由貿易，跟美團的邏輯差不多。
通常來說，只有島國才能夠成為海洋霸主，在國際政治意義上，美國就是個超級島國。陸地國家得分出一半以上資源來防衛陸地，是沒法跟無需顧忌陸地敵人的島國比拼海上資源投放的。但這不妨礙其他國家可以自由利用海洋。至於發展藍海海軍，首先要問一下戰略目標是什麼？與不同戰略目標相對應的海軍配置是不一樣的。如果目標是維護海上貿易安全，海軍配置只要用來打海盜就行了，用不著海上霸主的配置。如果是追求成為海洋霸主，這個目標就會比較麻煩，因為非島國即便投入大量資源，也可能只是緣木求魚，甚至會引起現有海洋霸主的警惕，白白壓縮自己的戰略空間。把所有資源都投放到一個不可能成功的事業上，同時還壓縮自己的戰略空間，這是不明智的。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海洋既然有軍事和貿易的雙重屬性，今天中國在實體經濟層面已經佔據世界最大份額，相應地中國也已經佔據最大海上貿易份額了，雖然貿易活動仍然從屬於軍事領導權，但只要你有貿易領導權，那麼你也有了不一樣的談判地位。過去軍事領導權和貿易領導權歸於同一個國家，霸主國是一種財政邏輯，在今天軍事領導權和貿易領導權分歸兩個國家，霸主國的財政邏輯就不一樣了。這是國際秩序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狀況，意味著一系列新的治理規範以及新的權力分配規則會浮現出來。如果我們仍然以傳統的那種國際政治理論來分析這些問題的話，有可能無法把握住全新的現象，進而會出現一系列的戰略誤判。
澎湃新聞：在提出「全球數字治理聯盟」的構想之後，您在書的最後還討論了全民基本收入問題。這二者的關係是什麼？
施展：十幾年前數字經濟時代剛開始的時候，人們就已經在驚呼數字鴻溝了。能連到網際網路上的人和產業，與不能連到網際網路的人和產業相比，發展的速度和獲得的機會是有質的差別的。人們一直在呼籲彌合數字鴻溝，但是到今天，數字鴻溝不僅沒有彌合，而且還越來越嚴重，因為網絡經濟的一個天然特徵就是有超強的頭部效應，天然會帶來數字鴻溝。
數字巨頭之所以能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創造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巨額的財富，一方面是基於網際網路的頭部效應，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那些數字巨頭把網民各種各樣的網絡活動數據直接拿走免費使用了。
我們不能簡單說這些數據的所有權應該歸屬於用戶，因為如果沒有數字巨頭的算法整合，這些數據是沒有任何價值的。但是反過來如果沒有用戶的參與的話，數字巨頭的算法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所以數據並不是一個靜態的東西，不是一個赤裸的存在，它是在數字巨頭和用戶的互動過程當中浮現出來的。我之前和一位做隱私計算的朋友討論過這個事情，他給我打了個比方說，就像你的健康數據在你身上，但如果醫院不給你檢查，這些數據就僅僅是隱含的存在，實際上你啥都不知道；檢查過程識別了數據，並賦予了其意義、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數據既有某種準公共性，同時又有某種準私人性，因為數字巨頭的算法是某種準公共品，而從個人身上挖掘的則是隱私，兩方的互動過程才形成數據，所以數據就處在一種用通常的公、私二元概念很難界定的狀態，需要有新的法權概念來處理。
對於數據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分配權的討論目前仍然很不夠。因為還沒有相應法律來界定這些數字權益，於是數字巨頭把所有的權益都拿走免費用了。但數據畢竟來自用戶，所以用戶應該有分配的參與權。那就要思考數字權益邊界如何界定，如何建立交易市場，定價機制怎麼產生，分紅過程具體如何展開等等。今天隨著區塊鏈、隱私計算等等技術的出現，這些問題在技術上都有了解決的路徑。很多人就提出，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數據分紅機制。如果能夠形成這種秩序，就可以把數字經濟轉化為所有人收益共享的機制，既然數字鴻溝本質上無法克服，那就應當用數據分紅來超越數字鴻溝。
所有這些都是我們在今天必須要深入討論的問題，未來十幾二十年將要出現的新的社會秩序很可能就建立在對於這些問題的回應上，這也是我想要通過《破繭》一書與大家討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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