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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家庭環境的薰陶、湖湘經世學風的薰染以及所接受的程朱理學的邏輯發展，劉蓉成長為晚清湖南理學經世派中的一個代表人物，並建立了經世事功。但他的經世事功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給劉蓉經世事功帶來短板效應的是其經世思想中的矛盾之處：「不樂仕進」與「致用」的矛盾；「衛道」與「救時」的矛盾。
劉蓉（1816-1873）字孟容，號霞仙，湖南湘鄉人（今屬湖南省婁底市婁星區萬寶鎮儒階衝村）。鹹豐、同治年間，劉蓉最讓人熟知的經世事功是在四川協助駱秉章追剿太平軍石達開部。由於其「親自指畫」，得以超擢四川布政使，暴得大名，一年後升授陝西巡撫。在撫陝期間，因1867年兵敗灞橋之役，被清政府「奪職回籍」，「方振即蹶」。考劉蓉的政治生涯，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為晚清理學名臣和湘軍集團元老，世人對其關注並不太多，論者都會以陸寶千的分析為證：「蓋其少時暗然自修，聲氣不廣。及其出而應世，活動於岷江、秦嶺之間，其地偏遠，不能為中原士大夫所知。雖其治戎涖政，皆有所長，而後人知之者甚鮮。」此外，劉蓉的仕途生涯、經世事功及政治、學術上的傳承，相較與同時代的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略有遜色，因而湮沒在他們的身影中難以彰顯。這亦是劉蓉難以進入研究者視野的原因。「20世紀以來，是劉蓉研究的全面深入階段研究」。欣逢其時，筆者不揣淺陋，撰文以求教於方家。
許多研究者都注意了劉蓉思想的經世特徵，但限於主旨、篇幅等原因，未能循此開展深入討論。劉蓉經世思想的行成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探討。
一般來說，個體幼年時所受的教育和經歷對其今後的成長和發展有著巨大的影響。中國自古就有「三歲看大，七歲看老」之說法。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提到影響人成長的因素時曾指出：「從他出生之時起，他生於其中的風俗就在塑造著他的經驗與行為」。而個體所受教育的最初渠道便是父母的耳提面命及由此形成的家教和門風。劉蓉「家殷實，通經史……潛心理學，以程朱為宗，幼有經世致用之志。」在劉蓉經世思想萌芽之初，其父劉振宗無疑是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很難對劉振宗進行一個全面而詳盡的勾勒。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從若干記述得到一個大體的印象。劉蓉在《習說》一文中回憶父親對他的影響時說：「少時讀書養晦堂之西偏一室，俯而思，思有弗得……先君子來室中，坐語久之，顧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家國天下為之！」郭嵩燾對劉蓉家世及也略有提及：劉蓉「父以上，世有隱德。公父尤恢奇有才識，嘗私語威毅伯曾公國荃：『天下之亂已兆，無有能堪此者，其吾滌生乎！君與湘陰郭君及我家阿蓉，皆中興之資也。』」從上引資料可以得出兩個基本的結論：其一是劉蓉家境較為富裕，父親重視對他的教育培養；其二是劉振聲洞察世事，對時局有著清醒的研判，是一位才識不凡之士。劉蓉生長在這樣的家庭，「幼有經世致用之志」自然是順理成章了。
清承宋明學術、思想傳統，尊奉程朱理學。特別是康熙在位時，他認為朱熹「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文章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 …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從而把程朱理學定為正傳。在清朝統治者嚴密的思想控制下，一些學者為了避免政治上的迫害，通過考證字義史實攻擊程朱，表達對空談性理的不滿，後發展為與宋學並立的漢學。劉蓉所處之地湖南「風氣錮塞，常不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或風氣自創，能別於中原人物一獨立。」自宋代湖湘學派創立伊始，湖湘學人治學大多「務以程朱為宗」。部分是受到濃鬱地域特色的影響，劉蓉宗奉的學術是程朱理學。不過，劉蓉在學術歸依上，經歷過由陸王心學到程朱理學的轉變過程。他早年曾一度醉心陸王心學，後來才漸歸「正途」。劉蓉在致曾國藩書中道出了這一思想變化：「王氏之學… …弟往歲常讀其書，亦恍若有得焉，以為斯道之傳，果出語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書冊求之者，殆未免乎澤藪之見也。其既以措諸事而窒焉，徵諸古而無據焉，反諸心而不得其安焉，向所謂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飛電馳，不可得追… …困而自悔，始撿孔、孟、程、朱之訓，逐日玩索，乃粗得其所」。很難得出劉蓉由陸王心學轉向程朱理學的準確時間，但是劉蓉求學嶽麓書院可以視為一個轉變契機。嶽麓書院是湖湘學派的重鎮之地，其山長曆來多為程朱理學信徒。1833年，劉蓉求學於嶽麓書院，並在此期間結識了日後往復論學的曾國藩、郭嵩燾等。師友夾持，為劉蓉的理學日進提供了很好的幫助。
經世致用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徵，主張以積極的入世態度面對現實的人生和社會，強調內聖外王。「南宋以下，儒學的重點轉移到了內聖一面，一般地說『經世致用』的觀念慢慢的淡薄了，講學論道代替了從政問俗。」但是無論是程朱的「道問學」，還是陸王的「尊德性」，皆一再申明「經世致用」的意旨，主張「達體實用」，二者的分歧主要是在途經的選擇上。由此知之，「經世和許多其他儒家基本觀念一樣，在宋明儒學的思想脈絡中，它的意義不是孤立的、單元的，而是與許多的其他儒家觀念，互相纏繞、息息相關」。一旦有了某種外在的刺激因素，「經世致用」的觀念就會重新活躍起來，引起學人的重視。劉蓉目睹清王朝「吏治不廉而民生之日蹙，賄賂公行而官箴之日敗，風俗日壞而人心之日偷，財用日匱而民業之日荒，盜賊橫行而奸民之日眾」的亂象，如何以平生所學去贏得一個相對安定的社會局面便成為擺在他面前無法迴避的問題。劉蓉非常推崇程朱理學，自確立程朱之學的學術理想後，「日取六經、四子、濂、洛、關、閩之書，肅衣冠、平心氣以誦之，懍然如父兄師保之臨其上而詔其旁」。⒁他贊同友人陳廣旉的觀點：「朱子於古今時務政治之宜，靡所不講」，主張為學者要關心社會現實問題，反對空談義理，否則一事無成，「但守心性理氣之辯、太極《西銘》之說以為的傳，所以只做得個閉門獨坐泥塑木雕的好人，一涉仕途，便成鑿枘」。因此，「經世要務，不可不盡心講求」。他大聲疾呼：「謀國者務建經世之遠略，而毋徒苟目前之安」。
曾國藩在《原才》一文中曾說：「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所向而已」。曾氏雖論風俗，但學術傳承、思想演變亦大抵如此。劉蓉經世思想的形成，自然離不開湖湘經世學風的渲染薰陶。湖南學術宗奉自宋代以來，以理學著稱。不過，理學在湖南的發展過程中，湖湘學風從未將義理之學與經世致用斷然隔裂。從胡安國、胡閎、張栻等理學家創立「湖湘學派」開始，一直「留心經濟之學」。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更是「言必徵實」、「義必切理」，批判理學存在的空疏荒誕的嚴重弊端，為現實社會提供「實用」的思想武器。即便是考據學盛行的乾嘉時代，「獨湖湘之間被其風最稀」。鴉片戰爭前後，由於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銳，「湖湘學派「經世致用」的功能因緣際會更是急劇放大。湖南「一舉成為了經世派的大本營」 湧現出一大批講求「經世」之學的人士，如陶澍、鄧顯鶴、歐陽厚均、賀長齡、賀鶴齡、唐鑑、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等。道光年間，受賀長齡之託，魏源擷取和編輯清初以來200年間的經世文稿而成的《皇朝經世文編》一書，對湖湘學風影響甚大，「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上述湖南「經世」人士中，歐陽厚均是劉蓉求學嶽麓書院時的山長，賀長齡、唐鑑是他內心傾慕的良師，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是他交往甚多的密友。成長在如此濃厚的經世氛圍中，劉蓉經世思想的產生自不待言。
清嘉道年間，湖湘經世學派舉起「經世致用」的大旗，以匡時救國自許，為近代湖湘文化的勃興奠定了思想基礎。特別是湘軍興起後，出現了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彭玉麟、劉蓉、郭嵩燾等一批中興名臣，形成了「中興將帥，什九湖湘」的蔚然態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經世思想在近代「湖南省運大盛」中居功至偉。不過，包含經世理念的儒家文化在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功能鈍化，內在機制運轉不暢。這一點在劉蓉身上表現得比較突出。前文曾提及劉蓉難以引起世人關注的原因之一是他經世事功相較於同時代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略有遜色。給劉蓉建樹事功帶來短板效應的是其經世思想中的矛盾之處。
儒家思想開始便是一種有體有用之學，「用」意味著經世或者經世致用，強調積極應對社會現實的入世態度。不過，如何才能入世卻是困擾著許多讀書人的癥結所在。「經世」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後來在其演變過程中，「經」字發展為含有「治」和「理」之意義，「經世」意為「治世」和 「理世」。「這一字面的意義反映出儒家一種特殊的入世人生觀：一個理想的人生是從政以領導社會」。無論是先秦時期周遊列國主張「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乎」的孔子，還是北宋懷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張載，皆有從政以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理想和經歷。如若「經世」，先需「仕宦」的道路指引是與古代社會的集權專制的政治結構和小農經濟的經濟結構相契合的。
然而，劉蓉雖力求程朱之學，「務通知古今因革損益、得失利病，與其風俗及人才所以盛衰」，主張「經世致用」，但更鍾情於「用其學術以興起教化，維持天下之敝，不樂貶道以求仕進」。劉蓉以學術為先的志趣雖不至於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格格不入，卻很難產生共振之鳴，經世事功因而「行之弗遠」。為了解劉蓉的思想變化過程，有必要對其功名生涯作一簡單交代。1851年，35歲的劉蓉才在湘鄉縣令和父親劉振宗的督促下參加科舉考試，補縣學生員。此時，時勢的發展已很難讓他安坐書房講求「為己之學」了。1852年，太平軍圍攻長沙，劉蓉為保護桑梓，奔赴湘鄉縣城襄辦防堵事宜。1853—1855年，劉蓉入曾國藩幕府襄辦軍務，期間仍不改初衷，多次婉拒曾國藩薦舉為官的好意。其弟劉蕃戰死後，劉蓉大受打擊，回到家鄉，不再復出。1860年，劉蓉入駱秉章幕府，並隨駱氏於1861年入川，正式開始了仕宦生涯。劉蓉最後決定出山步入仕途，一方面是素懷經世之志，雖不樂仕宦，但不願埋沒「中興之資」，又「苦為朋友牽率，謬廁戎行」另一方面是因為湘軍當時的成功，朋友多功成名就，對其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學術與治術的選擇上，劉蓉顯得小心翼翼，他非常擔憂學術上的不足所導致治術上的才力不逮而不願貿然致仕。晚年賦閒在家的劉蓉撰《遂初園記》一文進行了反思：「君子之學也，將博求古人之道而躬踐之，其有得焉，則樂以終身而不知而他。其仕也，將推己之至足者以及與人，使天下安其利。其不得焉，則退以藏吾用，不欲枉道以殉也。吾不敢信吾學之成，貿焉以仕，而莫行吾志，故思返吾初，以求其所不足者而自奮焉。」此文一定程度上總結出了劉蓉仕途生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原因，也未始不是他不忘學術初心的夫子自道。劉蓉仕途的不得意與其性格也有某種關聯，他方正剛嚴，「只宜在書齋裡埋頭做學問，出而問世界，則周旋應接，實非所長」正所謂「知子莫若父」，父親劉振宗對兒子的認識倒是慢慢清楚起來，他曾叮囑劉蓉：「汝非用世之才，惟當努力窮經為事，或冀有成」。同時期為官的吏部尚書瑞常也稱：「劉蓉秉性樸實，惟吏治尚未熟習，自負間有過高，而辦理軍務有膽有識。」「吏治尚未熟習」，主觀上是因為劉蓉鍾情學術不樂仕進不願諳熟政治治術所致，客觀上是因為仕途太短來不及操練而帶來的政治治術不精。語云：「性格決定命運」，信乎！
清中葉以後，漸露衰微之象，思想界因此出現經世致用之動向，「企圖解決『內兼外』的核心議題，亦即結合內在道德、知識的追求與外在事功上的成就。」鴉片戰爭後，清王朝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困局。特別是西力侵逼所致的「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更是超出了當時許多人的歷史經驗，在如何應對「來自大門口的陌生人」挽救頹勢時，思想界出現了分野。一種是沉迷傳統之學，深恐「以夷變夏」，不喜更張；一種是因時變通，主張有限度的學習西方。如果說劉蓉在對內上以平定太平天國石達開一部而讓人刮目相看，那在對外上相比同時代主張理學經世而致力洋務事業的曾國藩、左宗棠等幾乎毫無建樹。
劉蓉對西方列強侵略所帶來的威脅缺乏清醒的認識，他據歷史經驗認為：「自古夷狄之患，多起西北，而東南未之聞也，」因而得出結論說：「方今天下之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不足憂者，已行之患，英夷是也。」 基於這種歷史經驗，劉蓉更多的是從傳統中去尋找答案，所謂「藥方只販古時丹」。制約劉蓉對西方認識的因素有二：其一是學術上的門戶專守。劉蓉治學「以宋儒程朱為歸，力排漢學之穿鑿，亦不取陸王之禪悟。」 「以程朱為歸」無疑是有助於學術的專和精，但若因此而拒絕其他學派，卻會讓自身缺少包容氣度，很難做到「有容乃大」。縱觀劉蓉的閱讀歷史，除程朱理學等書籍外，其他傳統學派書籍似乎很難入其法眼，更不用說有關西方知識的書籍。因此，當主張「漢宋兼採」的曾國藩衝破自身道統的束縛發出「師夷智」的時代先聲，並踐行洋務事業時，懷抱經世之志的劉蓉在歷史上卻意外失聲了。其二是認識西方的路徑和自身經歷所限。清朝統治者建立政權後，為防止人們反抗，實行閉關政策，由於這一政策的限制，人們對西方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加之文化虛驕下的心理慣性，封建士大夫很難產生洞明西方的衝動。在劉蓉短暫的政治生涯中，較多的是與太平天國等農民起義軍隊在戰場上相互廝殺，而廝殺的地點又是在四川、陝西等內陸地區，既缺少近距離觀察了解西方的場景和機會，又難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如何應對西方的衝擊。因此，劉蓉基於維護學術、文化之道統，講求經世致用，在處理國內危機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面對西力東侵、西學東漸卻無力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