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幾天麥克尤恩發得太多，所以換個講講吧？
- 講誰？
- 納博科夫！
- 哦，你的真愛啊。再見👋
真愛本尊
☟
寫這段開場白的時候先自行腦補了一下想像中的譯文君和讀者之間的對話。因為好幾次了，只要一發納博科夫，就有讀者留言說譯文君「對納博科夫絕對是真愛啊」！
可是怎麼辦呢？誰讓「真·真愛」納博科夫的編輯們今年大爆發，一直在出他的書呢！而且，今天上海譯文出版的納博科夫作品正在某東每滿 199 -100 ！詳見文末。
以及，麥克尤恩這次在北京專門講到，納博科夫本是他喜愛並試圖模仿的作家哦：
「我喜歡納博科夫是比較晚的事情了，在我的寫作時期中屬於很晚的階段，我喜歡和模仿是正常的，但是過一段時間就必須放下，然後發展出自己的想法。納博科夫有非常偉大的風格，他的句子非常緊湊，如果是進入他的小說世界並且學習效仿，你很難活著逃出來，當然你也會是一個快樂的囚犯。」（文出自 澎湃新聞 報導《麥克尤恩：聽說有人說我邪惡，我很想見見他》）
今天分享「納博科夫文學課」全國巡講活動第五場，主講的兩位嘉賓是：復旦大學的梁永安老師和張怡微老師。梁永安老師是文學博士，復旦中文系文學寫作碩士導師，主講比較文學、電影與小說寫作、城市文化。張怡微老師是滬上著名的青年作家，復旦大學中文系講師。
讓我們一起「通過他的三本講稿，重新閱讀那些了不起的作家和作品，擁抱那些曾經被忽略的偉大細節。」
擁抱全部的細節
——納博科夫的文學課
時間：2018 年 10 月 13 日下午
地點：上海建投書局 4F
語言本身會生長，就像藤蔓一樣
梁永安：
納博科夫看文學作品的角度非常不一樣。他是老師，也是讀者。特別反對按照既成的觀念切入一本書，希望出現賦予想像力的東西，能讀出自己的詩意讀出自己的想像。尤其青年人，對社會需要有一個鮮活、有出自自己生命本源的感覺才行。所以我看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覺得特別新鮮。
納博科夫的語言背景、語言思維很好，他有好幾條語言系統：法語、英語、俄語。所以他評論作品的時候，能感覺到作品本身的風格或者翻譯的基調有什麼不一樣，有什麼問題。
不光是翻譯，他自己創作的定位也會受語言影響。《洛麗塔》被很多人批主題淫穢，但納博科夫自己的解釋是什麼呢？他的母語是俄語，來到美國用英語寫作，兩種語言之間始終有一種追逐關係，俄語追逐英語還有一點精疲力盡的感覺。所以他說「洛麗塔」代表英語，「亨伯特」代表俄語，兩個人之間由此變成似乎先得到、最後又失去的關係。
納博科夫的腦子裡有一個根本：文學是一種語言的享受。在讀納博科夫時特別能感受到他帶給我們的浸染：語言是有生命力的。語言本身會生長，就像藤蔓一樣。如何寫出文字的生命力？起碼在寫作過程中，人是感到很欣悅的，從美學上看有一種快感，包括一個場景，一個對話……很細微很細微。納博科夫在這裡有一種活著的感覺，作品是這樣，人也是這樣，我覺得他就像一個非常好的攝影師，有一種光影上的細微過渡。
納博科夫，以科學家式的「精確」來寫作和閱讀
梁永安：
我讀《堂吉訶德》時把人物分成兩類，一類是堂吉訶德這種，一類是桑丘這種。堂吉訶德的流浪性、挑戰性特別稀有、特別珍貴，他瘋瘋癲癲，卻是清醒的瘋癲。桑丘這種人看著有點驢，但有一種很世俗的眼光。
但在納博科夫這裡不一樣，他看到的這兩個人，上下浮沉，然後互相影響，最後兩個人的身影匯成一個影子，這特別好，表達出人類的一種複雜性。
堂吉訶德和桑丘
（Hulton Archive / Getty Images）
張怡微：
他不太喜歡《堂吉訶德》，這跟他以「科學家」的身份追求準確性有關係。他喜歡畫地圖，上課時會非常明確地說，你們讀喬伊斯，就要把裡面的地圖畫出來。講《安娜·卡列尼娜》時，會要求學生畫她坐的車廂的樣子。簡·奧斯丁也是他不喜歡的作家，因為攜帶著對整個女性作家群體的偏見，因為他覺得女人不應該寫作之類的。
但即使他是這樣偏執、固執、傲慢——因為他自己確實懂——的一個授課者，在別人的建議之下，他還是會去看。所以他會講簡·奧斯丁，也要求學生知道簡·奧斯丁所描寫的那些風物到底是個什麼狀況，婚禮之後大家的反應到底是怎麼樣。
納博科夫非常追求精確，所以當他用畫地圖式的準確尺度來衡量《堂吉訶德》，就會發現很亂，地方走得也不對。讀《<堂吉訶德>講稿》會看見納博科夫做了非常仔細的文本細讀，深入到每個章節、每個部分的人物，所有事件他都做了整理。
納博科夫手繪《堂吉訶德》故事發生地
（圖出自上海譯文出版《<堂吉訶德>講稿》）
梁永安：
細讀非常重要。納博科夫作為研究蝴蝶的科學家，他的思維方式滲透到作品裡面：追求平衡。這代表他身上還有一種自古希臘以來，對美的對應性或者恆定性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在他的敘事裡又有某種打破平衡的東西。我覺得作家創作的時候，一部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但還有失控的一部分。有時候失控的部分比控制的部分寫得還要好，有時候失控的部分也會造成很多漏洞。
納博科夫寫《文學講稿》時特別注意這些細節。你可以先不看納博科夫，先看一下他分析的作品，再回頭看他的講稿，確實會讀出很多我們很難注意到的東西。比如他在《包法利夫人》中找到很多對應性的細節，小的描繪，暗示，都會有對應，一下子獲得了從隱性到顯性的轉變。他比我們細得多了，對裡面的細節，相互之間暗合的作用，形形色色的複雜性都會寫得非常妙。
納博科夫對《包法利夫人》千層餅主題註解及查理帽子的手繪圖
（圖出自上海譯文出版《文學講稿》）
如果按照這樣的方式讀書，讀多了以後，再讀別的作品時就絕不滿足於以前只沿著一個敘事線索或人物（前進）的那種讀法。
張怡微：
納博科夫主張每個人看到的東西不一樣，藝術家看到的東西更不一樣。這些細節是需要重置和裁剪的。怎麼組合，怎麼呈現不一樣的效果，那是魔術，所以好的作家就是魔術師。他認為《包法利夫人》甚至所有的小說都是童話，他取用所有的經驗——你我他都可以看到的歷史碎片——經由作家的藝術感受過濾，最後呈現不一樣的風貌。細節之間是有呼應的，他自己的小說就是這樣。比方《洛麗塔》裡面某個加油站，在很久之後又會出現，那是一種夢境般、萬花筒般的細節呼應。他是什麼樣的作者，他就會從這個點來看其他的作家。
納博科夫在講稿中好幾次總結過小說中線性跟幾條線交叉的文學方法，這也是他講稿的一個特色，他會為其他作家做總結。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討厭因果，就像他反抗常識一樣，他討厭所有在藝術作品中呈現的、想當然的、理所應當的狀況，他更喜歡細節跟細節之間重新組合，或者藝術性的組合，呈現特殊的效果，他覺得那個才是藝術應該做的工作。相反，作家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作家的觀點之類的東西在他眼裡什麼都不是，他在這方面是非常藝術家的。
我覺得納博科夫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很難說清楚他是個理性的人還是感性的人。通俗來講，他很直男，討厭模糊的東西，不喜歡所有模稜兩可的東西。一個人醒來變成一個甲蟲，他會問你什麼甲蟲，什麼形狀的，幾條腿？什麼顏色？你說我在誰誰誰家裡，講到牆紙，他會說什麼牆紙？什麼質地？什麼顏色？
比方納博科夫在講稿中會批註說三千零四十一天之類的，他會把日子都記清楚。他也作大量的批註，他的講述的引文，哪一個詞他的理解、翻譯怎麼樣，這個語言怎麼說，那個語言怎麼說，就以很錢鍾書的方式在死磕這些細節。我很懷疑學生能不能聽得懂，我自己也很懷疑。
蝴蝶學家納博科夫
（圖：Carl Mydans）
據說他這麼追逐準確的知識跟喜歡蝴蝶有關。如果不是為了生存，他更想當一個博物館管理人員，那樣就很滿足。為什麼喜歡自然？因為自然給你提供的信息是你無從用觀念框它的。你不能說它是什麼階級的自然，不能說這個昆蟲跟那個昆蟲隱蔽性的、撒謊的東西是善還是惡。這是納博科夫喜歡的，我覺得對他的小說寫作啟發非常大。他會拋出大量知識性的信息，在《洛麗塔》裡面也會一再重塑，會解釋什麼是時間，什麼是空間，這個小說的時間、這個小說的空間，拆解別人小說的材料。
梁永安：
我覺得作家對人的意識，就像達文西為了繪畫去解剖屍體一樣，一個人的一個瞬間，不是永遠控制在社會性，也不是永遠控制在文化性、精神性裡面，它也有非常動物性、非常生物性的一面，在不同時段不同的環境裡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現。所以三十七八歲的亨伯特，跟那麼小的洛麗塔之間不僅僅是情感的關係，不僅僅是審美的關係，還附有一種追逐、狩獵的關係。他開個車子帶她到處跑，不願意讓她跟別人打交道。
可能納博科夫在寫的時候比別人多了一個優勢，作為一個研究蝴蝶的科學家，不光是對蝴蝶的意義，他對生命的形態理解，可能更貼近大自然。
納博科夫手繪的蝴蝶翅膀
畢卡索有一幅畫，特別著名的《牛》，為了畫這幅畫，他先後畫了有將近 30 張，一開始是素描性的草圖，畫到十來張時已經是非常標準、功夫特別深厚的素描。後來做減法，這個地方拿掉，那個地方拿掉，到最後一張，幾筆就出來了。
我覺得納博科夫寫作的終端就是這個東西。
張怡微：
納博科夫非常不喜歡普遍性的東西，他覺得那個沒有太大的價值。但是他怎麼構建屬於他自己的特殊邏輯，或者他自己的特殊秩序？
有一個方式就是命名。具體到蝴蝶。我們在面對自然界的時候，會發現自己是無知的。他告訴你這是一個什麼蝶，它有一個名字，我們卻對它一無所知。這就意味著我們對日常世界的了解也是極其片面的。
納博科夫希望我們能看到特殊的東西，當把最後繁雜的東西拿掉之後，真正的聯繫是什麼，他覺得那個才真正逼近真實。我覺得這可能是他有別於其他感受性的藝術家，或者說追逐善惡的、想要找出一個倫理之序的作家很不一樣的地方。
從俄羅斯到美國，從流亡到自由
張怡微：
看《俄羅斯文學講稿》讓我蠻感動的。納博科夫的人生，一開始的個人世界，到大的流變世界——他有一個流亡的身份——被迫放棄自己的語言，選擇用哪種語言寫作，還要翻譯成祖國語言來呈現他各種想法，通過講稿我們能體會到一個創作者的生命感受。
我們現在直接看講稿，會覺得它就是一門講小說與創作的課程。但實際上納博科夫為這個講稿付出了很複雜的人生準備。
青年納博科夫
納博科夫的人生走向很有趣，他出身很好，家裡很有錢，在大部分俄羅斯人都沒有書讀的情況下，他讀了很多很多書，很小的時候就用三種語言讀了三個國家最好的東西：用俄語讀《託爾斯泰全集》，用英語讀《莎士比亞全集》，用法語讀《福樓拜全集》。後來流亡時生活非常貧困，但精神資源非常充足。這是我們沒法比的，我們沒有這麼強的精神力量。納博科夫後來因為《洛麗塔》賺了很多錢，他收工不幹了，講稿也不整理了，養老。他人生由富有到貧窮，再回歸富有的狀況也很傳奇。
梁永安：
我覺得納博科夫是創新型的作家。他那個時代的俄羅斯有 2200 多萬平方公裡的土地，但適合人居住的只有 30% 左右，冬季漫長，人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性格。這是一種長處，是俄羅斯整個人文地理環境造成的。那種思索的方向是暖性的，體現對聖母瑪麗亞的感情、依偎。
同時相對應的是 19 世紀的美國，像馬克·吐溫這些人，他們是很機智的。那時候美國南北戰爭，西部開發，也是非常沉重，艱苦。但是美國人的文學充滿了幽默，充滿了面對生活的信心。
那麼面對生活的負擔、沉重，除了俄國式和美國式，有沒有第三種方式——既有沉思，又有機智、幽默——來對待？
納博科夫從俄羅斯輾轉到美國。他的文學融合了兩個地區、兩種民族之間不同的審美，形成他的生活風格，他的語言方式。一方面非常有才氣，有一種魔法師的靈動，那是俄羅斯傳統文學裡不具備的東西。又有一種非常強的追溯性，在作品裡對一個問題持續不斷地深入去觸及、思索。所以他作品裡表層和深層的敘事，和內在的價值指向，這兩者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張力，很不一樣。前面後面兩種不同的生活疊加在一起，形成一種非常獨特的創作風格。
納博科夫《說吧，記憶》
張怡微：
在他的訪談錄《獨抒己見》中有一個 1962 年時的採訪，他說永不返鄉。在美國，一開始納博科夫也挺困難的，教學的錢也很少，但他很快樂。可是我更喜歡《俄羅斯文學講稿》，因為他對故鄉俄羅斯的作家能有這麼細膩的認知。這讓我很感動。
對納博科夫這樣一個藝術家來說，如果他所有的文學資源、精神資源，他最早發現蝴蝶，建立對準確知識的熱愛，包括他的初戀（我最喜歡他的一部作品《瑪麗》中有寫），所有這些原始資源全都在一個地方，他卻在另外一個地方感受到的快樂。
梁永安：
納博科夫去美國的時候，美國正發生巨大的變化，同一時期，全世界很多作家很多藝術家都跑到美國去了。作為文學家生存在美國多元化的移民社會裡面，可能會形成一個什麼特質呢？很多人在這裡是沒有祖國的，有一種身份上的自由感。
納博科夫很反對集權、專制，那個時候如果回到俄國，對他來說要有一種巨大的力量，這個力量跟納博科夫的背景不一樣。西方世界的那些文學家、藝術家們，在俄羅斯時間比較長的話，有個特點：不離開俄羅斯。阿赫瑪託娃這樣被迫害的作家，在詩裡面也寫，怎麼也不想離開俄國，這是土地對人的浸染。
阿娜·阿赫馬託娃
（圖：Konahins）
納博科夫經歷的、記憶裡的俄羅斯和外部的俄羅斯不一樣。這對納博科夫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他在美國是文學家，如果回到俄國，就從一個文學的人轉化成政治的人，為民族犧牲去了。這樣對他不一定很適合，他不屬於聖徒。
很作家多從俄羅斯流亡，中間輾轉東歐、西歐，最後跑到美國。一個人在美國可以感覺到，跟人群關係可遠可近。自由跟空間也是聯繫在一起的兩個概念，可能更適合納博科夫的心境，更適合他生存。
納博科夫身份多樣，是文學的，又是民族的，還有政治性的，又是文化的。人在不同的身份裡面，對自己祖國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不容易讓他獲得一個「要回去」的清晰概念。文學家在某種程度上有天然的流浪性，回歸的意識相對來說不是最重要。
還是要談談《洛麗塔》
梁永安：
一個好的作品可以無限解讀，還可以跟著時代往前走。就《洛麗塔》，每個人性別不同，年齡段不同，經歷不同，都會感受到不同的東西。
我讀《洛麗塔》最感慨一點：亨伯特是一個 37、38 歲的中年男人，他是在中年這個年齡段上追求洛麗塔的。我注意到一個問題，早年小仙女——初戀的形象——制約了亨伯特，他經歷了那麼多，有過婚姻失敗，他還是忘不了某樣東西。那是什麼？就是還沒進入社會的少女、少男。這其中有一種對成人社會的拒絕。一個人成年，在社會生活了那麼長時間，再拒絕一個社會很難。社會不會給你提供一個輕易的退出機制，所以他要通過一種很極端的方式退出去，這個時候洛麗塔變成他對生活淨化的一種方式。
庫布裡克拍的黑白版《洛麗塔》，和後來 1997 年版彩色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的細節，就是亨伯特看到洛麗塔的時候，他看過去的眼神有將近十米的距離。洛麗塔在看一本畫冊，旁邊水管噴著水，很浪漫，亨伯特看不到她在看什麼，其實她在看雜誌上的偶像。洛麗塔的時間維度是向前、發自內心的，有流行的色彩，又有社會的召喚。但亨伯特看到的是一個很單純的女孩，是一種回溯，讓他看到當年的小仙女。他們兩個的時間向是相反的。亨伯特對洛麗塔存在巨大的誤讀，也許亨伯特自己知道，但是跟現實對比起來他還是願意去追逐。
1962 版和 1997 版兩部電影中洛麗塔的形象
另外一個感慨是，亨伯特把自己全部的生命、力量、情感都拿了出來。特別結局時，洛麗塔給他寫信，說她的丈夫要重新找工作了，她自己很窮，懷著孕，需要錢。亨伯特把家當全部取出來給洛麗塔，但洛麗塔只看到錢。她給自己製造了一個跟亨伯特的距離——不是年齡的距離，而是另外一種，對過去生活的拒絕。最後她拿到錢很高興，但是還是讓亨伯特一個人孤獨地走了。
兩個版本的洛麗塔和亨伯特
所以看了《洛麗塔》之後，我覺得整個世界充滿了不均衡的時間線，人和人深陷在不同的井裡。這不一定是納博科夫的本意。
讀納博科夫的書，最好的一點是能夠讓你把自己的人生的體驗，都投放到閱讀裡面，然後他會給你提供一個迴路，讓你從心裡出發重新走一遍，再回到自己，感覺就又不一樣了。納博科夫的作品就有這種特點，會給人帶來一種改變。
「洛麗塔」給人一種勇氣，讓人知道在這個世界上，人是無從選擇的。不是說一個人理性就好，這樣不好，輕鬆不了。人性的偉大之處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全部都投入進去，這是生命內在的要求，一種動力，也是一種價值。我覺得納博科夫的作品讓人有一種深度，對生存有一個深度推進的作用。
張怡微：
納博科夫很有意思，很固執，很有偏見，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傲慢的、有語言有天賦的科學家。當時有一個朋友勸他，你在美國大學裡教文學，你得教劇本。納博科夫就找了非常多的類似於現在創意寫作的劇本教材，認真讀，讀完還編過類似創意寫作的課程。後來只有《文學藝術與常識》這篇文章收入《文學講稿》裡。
對戲劇，他在批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就說這是一個劇作家，總是有很多很多的聲音、很多很多的人聚在一起。納博科夫說這不是小說的寫法，他覺得陀老就是一個劇作家，有好的一面。他也很懂戲劇表演跟小說表演的差別，梁老師會不會覺得這其實也是翻譯的過程？你講過那麼多小說到電影的改編。
梁永安：
作家對自己作品改編成電影，一般都是不滿意，是強烈批評。文學歸根到底人文性更強，文字裡面有描寫，有那麼一種氣氛，比如巴爾扎克寫巴黎的街道、社會。而電影跟戲劇有個共通的地方，就是隨著推進，戲劇衝突很快要展開，不會讓你在這裡慢慢一步步地推。這樣戲劇就會把生活全面地改造，不是生活原有的樣子。戲劇瞄準的就是這樣一種東西。所以我覺得在改編的時候，小說和電影之間從時間的本質上說是有衝突的。
納博科夫還挺讚賞庫布裡克的劇本。庫布裡克是個懸念大師，所以一開始是殺人，結局也是殺人，前後對應。這個跟納博科夫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對劇本的理解有關係。納博科夫自己也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是一個魔法師。所以他不用傳統的現實主義，或者傳統的自然化的敘事來定義文學，也不會這樣來定義電影。
這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對我們很老派的中國人來說，要多看一點這種：我們要在敘事裡獲得自由。人是不自由的。像電影《末代皇帝》結局時溥儀回到故宮的場景。那是神幻的回憶（想像），根本不現實，根本不會有，但是就會出現在電影裡，導演處理得特別大膽。
納博科夫的寫作卡片
納博科夫對藝術、文學確實有非常獨立性的想像力和想像空間，他對讀者的要求也是。如果我們能夠體會到，我們的生活就會變得有靈氣。
我一直覺得人是一個生靈，生靈性有時被遮蔽掉、被壓制著。納博科夫的敘事有一種解放作用，你不能老老實實從亨伯特、洛麗塔，老老實實從兩個實體的人來理解，如果這樣理解就很麻煩了。生活裡，人會遇到大量那種看不見的東西，無形中會蔓延出各種各樣的維度，納博科夫的《洛麗塔》給這些留出了很大的可能性，這是很大的價值。
好的老師 Vs 好的讀者
梁永安：
納博科夫是個好老師，他的講稿有一個特質特別好，沒有把自己聖賢化：我講的絕對真理。他的講稿不是很注重體系，自己構造一個邏輯，像黑格爾一樣，讓大家都在這個邏輯裡面思考。他不是這樣，他像有一個很強的叩門聲，把你自己的這扇門叩開，你按照他的風格，忽然會感覺自己對文學也會有非常好的，屬於自己的體會。
我覺得好的讀者不要從眾，不要覺得有一個普遍的標準在那裡。打破標準。這和寫作一樣。
一個作家解放在什麼時候？在某個瞬間，你會發現語法不重要，句式也不重要，你的自由最重要，該怎麼寫就往下寫。文學的邏輯和工本的邏輯完全不一樣，寫出來讀者能意會、體會就可以，那就是它的合理性。
我覺得一個好的讀者也是這樣，讀的時候不是尋章摘句在那裡看它的合理性、合法性，而是看它裡面的生命激情，看裡面的想像，體會裡面打開什麼樣的世界，那個就特別好。
（完）
本文根據現場活動速記編輯整理而來
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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