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的穆斯林移民及其與主流社會的互動
張來儀
作者單位：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摘要】法國600萬穆斯林中的大多數人在適應國家的世俗主義環境之時，依舊保持伊斯蘭的傳統色調，秉持溫和與中道的伊斯蘭價值觀。法國穆斯林由於種族、語言、民族、地域等方面的差異而導致伊斯蘭組織五花八門，呈現出分散化、多元化的態勢，其中的「個人伊斯蘭」和「穆斯林世俗主義運動」是法國穆斯林宗教實踐中出現的獨特的新思潮，這是啟蒙主義和人權思想對生活在法國的穆斯林產生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穆斯林中只有少數極端主義分子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打著「伊斯蘭旗號」製造令人髮指的恐怖事件。雖然穆斯林完全融入法國社會的道路還很曲折、漫長，但法國伊斯蘭既是世界伊斯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法蘭西文化百花園裡一朵奇葩的時代終會到來。
【關鍵詞】法國 世俗主義 伊斯蘭 穆斯林 恐怖事件
2015年1月7日，曾刊發過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諷刺畫的巴黎《查理周刊》辦公室被兩個持槍歹徒突襲，殺害11個人；1月26日，一名男子駕駛卡車闖入裡昂一家美資油氣工廠引發爆炸，割下廠主頭顱。8月21日，一青年攜槍枝和刀具在開往巴黎的列車上意欲襲擊乘客，被三名美國人制服。11月13日，法國巴黎發生史無前例的系列恐怖襲擊事件，超過150人死亡。2016 年 7 月 14 日，法國國慶日當晚，一輛卡車在法國南部海濱城市尼斯衝撞觀看國慶節煙花表演的人群，造成至少 80 人死亡、50 餘人受傷。由於一系列令人髮指的恐怖襲擊事件的製造者多有穆斯林身份，這就不免讓世人產生了一些疑問：法國是怎樣對待穆斯林的？法國伊斯蘭教的情況如何？這些暴力恐怖事件與伊斯蘭教之間是否存在聯繫？這應是學術界重點研究的問題。
事實上，法國穆斯林話題早已是國內外學術研究的熱點。約翰 ·R·鮑恩、多爾戈夫、王宇潔、魏秀春、楊濤、趙萬智、張秋彥、朱劍虹、冷皎、哈寶玉和擺祥等學者都從不同的角度進行過研究，但這些大作對法國伊斯蘭的生存環境、組織狀況及其對外聯繫的介紹仍顯簡略，還需進一步深化。
一、生存環境
法國是歐盟中唯一宣布將世俗主義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國家。穆斯林群體立足於法國這個世俗民主國家之內雖然面臨諸多困境，但其大多數都能應對自如，只有極少數思想保守者在世俗社會結構中進退失據，舉止怪異，尤其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和部分穆斯林青年的過激言行引發了法國主流社會的疑慮和敵對。
現代法蘭西共和國所秉持的政教關係是建立在1905年通過的《教會與國家相分離》的法律基礎之上的。它規定：國家保障信仰自由，不給予任何宗教以官方支持；信仰是公民個人的事務，教會機構和神職人員只能存在於信仰領域。1946年憲法和1958年第五共和國憲法規定：法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世俗的、民主的和社會的共和國，確保所有公民不分籍貫、種族或宗教派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蘭西共和國尊重所有的宗教信仰，國家明確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在法國，宗教自由受《人權宣言》、國家憲法的保護，還受法國所加入的許多國際公約的保證。在1881年7月29日通過的《言論自由法》和1901年通過的《結社法》中保證所有的精神運動都可以自由組織，但這種自由要遵守公共秩序、安全、健康和道德，一人的自由不能妨礙他人的自由。
事實上，作為世俗主義國家的法國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這有利於消弭不同信仰群體的相互排斥心理；又由於沒有國教，各宗教群體也就沒有必要極力維護自己的認同邊界。尼古拉·薩爾科齊（2007—2012年任總統）在闡釋國家世俗主義的實質時指出：「世俗性是指每一個公民都有信仰自己宗教的權利，也包括無神論者的權利；世俗性不是反對宗教，恰恰相反，世俗性是保障每一個公民的言論自由。」此觀點也是奧朗德總統在2013年7月訪問突尼西亞時所重申的話語；奧朗德認為，伊斯蘭教與民主價值觀並不矛盾，法國的經驗證實了這一點。世俗性作為政治哲學所依據的是法國啟蒙時代的思想觀念和倫理原則，其前提是近代以來法國社會一直存在的歷史傳統和精神價值觀念，因而世俗主義理念是建立在培育和平主義、理性主義基礎之上的。世俗主義的意識形態是在1789年大革命期間經歷的相當殘酷的共和主義國家與天主教會之間鬥爭中確立的。國家的世俗主義方針一直為天主教會所不齒，直到1980年代出現「基督教民主觀念」後才導致了雙方立場的接近。此時的教會開始軟化傳統原則，接觸非天主教的社會成分，為的是推進「歐洲基督教文化」的發展。1984年羅馬教皇約翰·保羅二世提出在歐洲憲法的序言中寫入基督教文化。進入21世紀之後，在國家與天主教會關係相對緩和之際，隨著國內穆斯林群體的壯大，有關伊斯蘭教及其與國家的關係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其中的一個重要焦點就是國家世俗主義意識形態之下的一些涉及伊斯蘭教的具體立法與政策。
根據各種統計資料，法國2014年的總人口是6620萬，在法國居住著600萬穆斯林，佔總人口的約10%。穆斯林人口的82%來自於馬格里布國家。（Долгов：124）法國的阿拉伯穆斯林群體在歐盟中是數量最大的，這既有現實原因，也有歷史原因。法國是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之一，取得法國國籍主要採用出生地制和血緣制。現行國籍法規定，人們可以通過判定的或自然的血緣關係取得法國國籍。對出生在法國或定居在法國的外國人，也可以通過出生地、定居地的關係來獲得法國國籍。法國政府鼓勵對移民尤其是第二代移民進行歸化，在移民第二代中就沒有了「外國人」。事實上，許多穆斯林通過出生或者入籍成為法國公民。移民擁有法律所賦予的工作、教育、健康、保險、退休金等權利。從歷史上看，法國與馬格里布國家有著特殊的關係，後者曾經是前者的殖民地。一部分穆斯林已經適應了法國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和法國社會實現了一體化，但大多數人仍然保留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屬性，將自己看作是伊斯蘭文明體系裡的成員，他們無文化歸屬感，無宗教認同感，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環境與一體化道路。這些僅僅是在民主政治體系之下被組合起來的穆斯林，無論是鼓勵歸化，還是移民擁有平等社會權利的規定，都未能減少法國社會在「本土」與「外來」方面的隔閡。穆斯林群體成為法國社會治理中的難點。
穆斯林人口的增加與穆斯林移民持續湧入雖引起了少數土著居民的不滿，但大多數法國人對此持寬容心態。政治公眾人物、學者大都坦然面對擠到自己身旁的穆斯林優秀分子，甚至提出要用心推敲有關伊斯蘭的稱謂與定義。薩爾科齊在擔任總統之時，主張用「法國伊斯蘭」、「法國的伊斯蘭」詞語來取代「伊斯蘭在法國」。當然，這一提議雖沒有得到所有人的認同，但反映了法國高層已經將伊斯蘭看作是法國社會整合和文化範圍裡的一個組成部分。法國東方學會的一些學者更對伊斯蘭文化表現出濃烈的興趣，2014年在巴黎高級社會科學學會舉辦的「東方形上學與神秘主義學術研討會」上，有學者大加讚揚伊斯蘭新思潮（個人伊斯蘭觀念）的內涵與價值。（Долгов：129）
與此同時，也有人提出了伊斯蘭的「文化適應性」論題，主張將穆斯林的同一性表現應當作文化對待，而不是宗教。在法國穆斯林社會，烏瑪（穆斯林公社）在辯論這一話題時，大多數人（包括著名的伊斯蘭教遜尼派神學家尤謝夫·阿里·卡拉塔烏）不接受這個觀點。政治人物與東方學家圍繞「伊斯蘭是宗教，還是文化」論題各抒己見，莫衷一是；有人擔心伊斯蘭教的影響不斷加強，有人抱怨對伊斯蘭學的研究不夠重視，而穆斯林學者最擔憂的是在公共場所、遊行示威時禁止展示宗教標識會極大地侵犯個人權利。由此可見，怎樣協調國家的世俗性與伊斯蘭教之間的關係作為焦點問題在法國還會繼續討論下去。
自2000年以來，由於經濟蕭條，部分居民不滿政府的經濟政策，導致了法國右翼政黨勢力的增長，在2002年法國總統選舉中，極右翼的法國國民陣線主席讓·馬利·勒龐在首輪投票中的得票率僅次於競爭對手席哈克，擊敗了大熱候選人若斯潘，獲得參加第二輪投票競選總統的資格。勒龐的口號是「法國人優先」，強烈反對移民特別是非洲移民；他聲言保持「民族純潔性、「零移民」是終極目標。在2014年5月22—25日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法國國民陣線獲得了25%的份額，即74席中的22席，歐洲議會的總席位是751席。（Долгов：129）現在的歐洲議會中，「國民陣線」能夠聯合來自於奧地利、比利時、荷蘭、義大利等國的右翼政黨勢力，形成議會黨團，將對歐盟政策產生明顯的影響。右翼在競選中取得的好成績震驚了法國，也引起國際社會的憂慮。當然，這也表明了很多法國人存在著對移民的怨憤情緒，尤其是對那些來自北非和西非的穆斯林移民。
法國面臨著多元文化協調和整合的困境。當局曾經鼓勵法國人與穆斯林通婚，以同化穆斯林，結果是穆斯林都遵守伊斯蘭婚姻制度，將對方皈依伊斯蘭教作為結婚條件，凡是與穆斯林結婚的法國女子或男子都變成了新穆斯林，更增加了穆斯林的人口。
阿爾及利亞戰爭的歷史陰影引發了法國社會長期以來對穆斯林的不滿和敵對；還有在生活方式、文化和傳統方面的顯著區別等因素使土著法國人和穆斯林移民之間出現了嚴重的交往障礙。當代法國的各種右翼組織和政治勢力反對外來移民，反對伊斯蘭勢力的「擴張」，認為伊斯蘭是法國面臨的最大威脅。而穆斯林群體中的少數極端分子則以「受害者」自居，認為自己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受到打壓；他們將自己取得公民權看作是一種自然補償，缺乏感恩之心，無意接受主流價值觀，拒絕融入當地社會。另外，法國本土人群對穆斯林的態度也有實利主義的取向，當人口出生率低、需要外來勞動力、發展經濟時，將穆斯林看作是寶貴的人力資源；而在經濟蕭條時，就將其看作是「搶飯碗」的出氣筒。法國的穆斯林一有消極言行，排外情緒充斥腦海的本地人就有意無意地將穆斯林的負面形象歸咎於伊斯蘭教，因此，穆斯林和主體人群之間的相互接受度和容忍度都在呈現出下降的態勢。
1989年後，法國政府逐步把伊斯蘭治理納入國內政教關係的框架，以實現穆斯林與法國社會的一體化為主旨，開始幹預境內穆斯林的宗教活動與習慣。這一年，即法國大革命200周年之際，三名穆斯林女學生因為佩戴頭巾被從學校中驅逐出來，稱為「頭巾事件」，引起了法國人對伊斯蘭教的廣泛關注。當問及穆斯林姑娘為什麼要戴頭巾時，得到的回答是：「由於真正了解伊斯蘭教和阿拉伯語，採用了伊斯蘭教的生活方式，才感覺到自己的幸福。」（Долгов：125）但大多數的同齡人卻不在乎真正的伊斯蘭，不在乎法國的伊斯蘭教與北非伊斯蘭教的不同，他們的父輩早已離開馬格里布來到法國，生活方式漸漸遠離北非傳統。因而戴頭巾的穆斯林女大學生被看作是回歸宗教傳統的人，被當作是社會的複雜問題對待。
2004年2月10日，法國國會通過了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明顯宗教標誌的法案，包括伊斯蘭頭巾、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等。2010年又通過了任何人不得在公共場所穿戴目的在於隱藏臉部的服裝衣飾的法規。2014年7月1日，歐洲人權法院宣布支持法國的此法案。2015年，在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的全力支持下，一些右翼市長（如希利馬札蘭市）做出了在學校餐菜單上去掉「不吃豬肉」選項的決定。這些踐行世俗主義的法令因操之過急與缺乏溝通而激起了穆斯林群眾的怒火，他們不斷請願、上訴。
根據法律，法國政府在宗教方面是持中立態度的，允許在不妨礙到公共秩序的前提下，每一個公民都有遵守、執行自身宗教信仰教規的自由。世俗主義本來是為了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而不應「禁止宗教信仰」；可現在急於求成的世俗主義政策似乎是要求所有人都有著相同的價值觀以及傳統習俗，事實上成為打壓穆斯林的手段，成為文化交融的阻礙。
眾所周知，伊斯蘭文明具有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水乳交融的特性，法國穆斯林不僅是法蘭西的公民和定居者，更是伊斯蘭教的載體，表現出嚴密的組織性和堅守性；抵制外來文化改造是其本能，這就使得法國的大多數「融合」計劃都化為泡影。大多數老移民、新移民和出生在法國的穆斯林，雖是法國公民，能說流利的法語，接受過主流文化的洗禮，在法國讀書工作，但仍然不願意放棄伊斯蘭教，堅持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嚴格保持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和伊斯蘭特徵，他們給自己的定義是「生活在異教徒國家裡的穆斯林」。而法國當局急於推行的「國家認同戰略」與伊斯蘭文明的傳承和發展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宣揚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價值觀卻又牴觸、排斥著伊斯蘭文明。隨著公眾媒體對「伊斯蘭恐怖主義」與「伊斯蘭化」議題的不斷渲染，法國主流社會對伊斯蘭的牴觸、疏離情緒愈加高漲。
事實上，法國穆斯林的主要問題不是宗教問題或文明衝突問題，而是經濟和社會問題，主要有失業、缺少獲得良好教育的機會、無法佔據受人尊敬的社會職位、住房緊缺、公共活動空間和公共設施短缺等等。例如，在著名的巴黎「紅區」，曾經工廠林立，聚居著大量的產業工人，其中一半工人是來自於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的移民。然而，在1990—2000年代，當這些工廠遷出之後，大量工人變成了失業者，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包括汽車製造廠在內的工業企業大量遷出法國，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國家。巴黎地區生產「雪鐵龍」汽車的綜合公司將其生產能力轉移到了國外，曾經的廠區變成了如今的公園。與此相關的還有現實社會中的執法問題，如個別警察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待穆斯林青年，對穿卡布的女性與留大鬍鬚的男子進行「有罪推定」。
飽受失業之苦的穆斯林青年在對前途失望之時容易在伊斯蘭激進主義這類別有用心者的挑撥之下進行遊行示威，縱火燒毀汽車，出現對抗社會的情緒。在法國一些大城市已經延續多年出現周期性的警察與移民的暴力衝突事件，其中最主要的參加者是穆斯林青年移民。據統計，在法國監獄裡的關押人員中，穆斯林青年佔40%，他們的父親都是移民，最突出的犯罪行為是濫用麻醉劑。（Долгов：128）一些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郊區的毒品問題呈現出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這可能與被伊斯蘭激進分子和吉哈德分子所操控的處於半地下狀態的伊斯蘭組織有瓜葛。曾有三名法國聖戰分子在視頻中呼籲穆斯林起來攻擊他們身邊的非穆斯林。這些人不僅是法國面臨的潛在威脅，還是溝通國內外極端分子的橋梁，構成現實威脅。2015年11月13日恐襲發生後，各類有關對伊斯蘭教的偏見、謊言甚囂塵上，矛盾與衝突被誇大和扭曲，造成人們的恐慌。
在此情況下，非穆斯林越來越慣於將伊斯蘭教與恐怖、暴力、犯罪等詞聯繫在一起。因極少數人的暴力恐怖活動就給法國600萬人的信仰貼上「另類」的標籤，使穆斯林汙名化，這種「抹黑伊斯蘭」的做法顯然極不公正。事實上，法國伊斯蘭教的主流絕不支持恐怖主義。綁架人質、勒索贖金、酷刑、殺戮、縱火、斬首、「人肉炸彈」等等暴力手段都與伊斯蘭無關，換言之，是那些思想上已經脫離了伊斯蘭教的犯罪分子的所作所為。那些假借伊斯蘭名義行恐怖之實的人是偏離伊斯蘭正道的人，是他們歪曲篡改了伊斯蘭的真理、原則——「和平」、「中道」。恐怖分子的終極目標是在16億穆斯林與其他人群之間製造緊張空氣，以便渾水摸魚。這裡也必須指出，因為伊斯蘭教沒有革除教籍的制度，所以伊斯蘭在與恐怖分子實現切割方面顯得較為被動。
二、伊斯蘭社團、清真寺與流派
法國伊斯蘭絕非鐵板一塊，而是五花八門，但大多數穆斯林都堅守溫和與中道的原則。法國伊斯蘭教的主流是傳統的遜尼派馬立克教法學派，也有少部分人屬於蘇菲派與什葉派。絕大多數法國穆斯林（80%）不履行伊斯蘭教的基本功課，只有少數穆斯林（20%）按照伊斯蘭教的要求完成作為穆斯林的各項宗教義務，在這些履行宗教義務的穆斯林中，大約5%的人明顯屬於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薩拉菲派和塔卜利格派的追隨者。法國伊斯蘭的畫面是：機構龐雜、清真寺林立、各種思潮融匯、成員良莠不齊，呈現出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爭奇鬥豔景象。
在1980年代，年輕一代的馬格里布移民開始為承認他們作為法國社會成員的權利而進行鬥爭，如果說，他們的父輩在1960—1970年代只是要求改善生活與勞動條件而參加工會，而在1980年代，新一代則力圖爭取的是獲得歐式教育，設立阿拉伯語和柏柏爾語的廣播電臺，創建了各種各樣的移民協會，組織遊行示威，抗議法國當局將馬格里布移民作為「二等公民」；最大規模的一次「爭取平等」的示威遊行發生在1983年，聚集了近一萬人 。
在法國，最早對穆斯林勞工和移民伸出援助之手的社會黨和工會組織，他們將移民看作是「世界資本主義剝削的受害者」，將移民納入法國工人階級隊伍的行列。穆斯林移民在工會看來是工人身份，而不是穆斯林的身份。此時的穆斯林移民僅僅是爭取公共住房補貼，謀求生活保障，但當這些穆斯林工人有了工作和家庭之後，他們對自己身份的定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將自己看作有著宗教擔當的穆斯林家庭的家長，不僅看重工作，更要關注宗教設施、子女的宗教教育、學校和勞動場所的清真食品以及按照宗教教規穿衣戴帽（巾）等等能滿足宗教情感的身份標識問題。為了破解這些問題，年輕一代的馬格里布移民開始出現了兩種傾向，一部分人跟隨前輩加入了社會黨和完全服務於移民的團體——移民協會、SOS等，開展有組織的反對歧視的鬥爭。另一部分穆斯林移民們在配合工會開展抗爭時，不局限於消除社會上存在的土生土長的法國人和移民之間的不平等，而是更積極地強調自己的文化屬性——伊斯蘭教的重要性，以表達對社會歧視的抗議，尋找爭取全部公民權力的可能性。這些穆斯林所提出的「生存權與宗教信仰權並重」雖然在法國顯得「另類」，但成為穆斯林的主流，贏得了大多數穆斯林的青睞，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擁護者越來越多。他們積極參加伊斯蘭宗教人士舉辦的會議，支持穆斯林協會發起的要求建立清真寺、公開當眾遵守伊斯蘭教風俗、允許婦女按照伊斯蘭傳統穿衣戴頭巾，包括赫扎布（頭巾）和卡布等等行動。由於法國政府不願意滿足這些涉及宗教的訴求，於是乎穆斯林移民中出現了聯合起來、建立組織的意願。而此時的法國工會也因擔心穆斯林作為廉價勞動力進入勞務市場將不利於本地工人增加薪酬，故再也不願為穆斯林移民維權了。
法國穆斯林面對困境，只有成立自己的社團加以應對，另外，密特朗任總統期間(1981—1995年)放寬了對以宗教為基礎的移民組織的限制，由此導致在1981年5月到1982年3月之間，法國穆斯林組織的數量從7個上升到42個。僅僅20世紀80年代，在全國範圍內就成立了大約1000多個穆斯林協會或組織。
成立於1983年的「法國穆斯林組織聯盟」是法國影響較大的穆斯林社團，其成員是北非裔的穆斯林，而且和穆斯林兄弟會有聯繫。它雖堅持保守的伊斯蘭教義，但並沒有贊成在法國穆斯林社區實施沙裡亞，只是強調伊斯蘭教永遠是信仰者——穆斯林的靈魂與指南。
1985年成立的「法國穆斯林民族聯盟」與摩洛哥、土耳其社團有密切的聯繫，它明確表示要與巴黎清真寺在對穆斯林的影響與控制方面一較高下。
1986年，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發起成立了「法國伊斯蘭組織聯盟」，每年在巴黎近郊的「列·布爾日綜合展覽區」舉辦名為「法國穆斯林團聚」的座談會，主要討論穆斯林社區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當然也會研討宗教神學話題。
1987年在裡昂成立的「青年穆斯林聯盟」是法國第一個具有影響力的伊斯蘭組織，它的領袖要求法國當局承認穆斯林有按照自己的宗教傳統生活的權利，要求穆斯林公開自己的宗教屬性，公開慶賀自己的宗教節日。它的成員是激進的，在遊行示威時，敢於高呼「安拉偉大」的口號。聯盟有自己的出版物——《塔烏赫特》，經常刊登伊斯蘭教的資料和著名伊斯蘭思想家的學術文章。《塔烏赫特》的宗教內容與風格彰顯出它與其它組織的不同之處。
1990年，法國當局鑑於穆斯林社團不能在政府面前表達統一的聲音，於是籌劃成立了包括巴黎清真寺在內的有15個成員組織參加的「法國伊斯蘭反思委員會」，旨在代表全法國的伊斯蘭派別。但事與願違，像法國穆斯林組織聯盟這樣有名的穆斯林團體卻拒絕加入，其理由是：法國伊斯蘭反思委員會是一個「後殖民」機構，將會為了國家利益而違背伊斯蘭的本色。法國伊斯蘭反思委員會內部經常出現分歧，例如，法國政府同意為軍隊中的穆斯林提供清真食物，但法國伊斯蘭反思委員會與其成員單位在清真食物的界定上各持己見；在對海灣戰爭的態度上更是大相逕庭。後來，巴黎清真寺的領導人德基尼·哈達姆成為阿爾及利亞政府的成員，在聯盟內引發爭議。1993年，法國伊斯蘭反思委員會解散。巴黎清真寺試圖組建「法國穆斯林代表會議」作為替代機構，但沒有得到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支持與響應。
1995年成立的「法國穆斯林高級理事會」也只是曇花一現，僅存在了幾個月時間。它的初衷是要在究竟誰「代表法國穆斯林」問題上與巴黎清真寺展開競爭。由此可見，要組建一個能真正代表各個群體（阿爾及利亞裔、突尼西亞裔、摩洛哥裔、土耳其裔、海灣裔、西非裔等等）穆斯林的難度超乎想像。
2001年，一部分穆斯林活動家從「法國伊斯蘭組織聯盟」中分離出來，創建了「穆斯林社團聯盟」，由曾經擔任「法國伊斯蘭組織聯盟」的領導人之一的哈薩·法爾薩杜擔任領導人。「穆斯林社團聯盟」不斷擴大影響力，在分布著9個清真寺（其中最大的是「首都郊外岑—傑寧清真寺」）的巴黎郊區取得了優勢地位。
在2000年代初，斯特拉斯堡的穆斯林政治積極分子創建了「法國穆斯林黨」。法國早在1905年的法律中就明確禁止成立建立在宗教基礎上的政黨，但那時的斯特拉斯堡還是德國的領土。「法國穆斯林黨」在自己的綱領中明確提出：要為包括穆斯林政黨在內的宗教政黨的合法性而鬥爭。該黨還主張，在穆斯林聚居區要創建一種特殊的公社，在這個公社裡，由沙裡亞發揮調節作用。「法國穆斯林黨」好像是歐盟內唯一建立在伊斯蘭教基礎上的政黨，但它的黨員不多，影響甚微，幾乎沒有出現任何引人注目的活動，事實上處於地下蟄伏狀態。
2003年，法國政府面對伊斯蘭勢力的日益擴大，決意採取措施控制非法移民，開始組建由政府支配的全國性穆斯林組織——「法國穆斯林宗教事務委員會」，其意圖是由該委員會來代表全法國穆斯林社團，以便與大部分穆斯林組織實現更有效的接觸和溝通。當局希望建立這樣一個法國伊斯蘭的理事會來代表全法國的穆斯林，就像代表天主教的主教會議組織一樣，作為一個官方的諮詢構和穆斯林群體的代表與法國政府打交道。法國內政部長與巴黎清真寺的領導人和即將成為這個組織領導人的達利·布巴克爾共同召開了為期兩天的創建會議。內政部與法國伊斯蘭組織聯盟、巴黎清真寺和法國穆斯林民族聯盟一起參與制定該組織的章程和程序。然而，一些穆斯林社團領導人擔心內政部正在試圖將所有的穆斯林納入國家的控制之下，便產生了對這個理事會的擔憂和懷疑。直至2013年，成立十年之久的法國穆斯林宗教委員會仍沒有取得廣大穆斯林的信任，原因是其領導人在伊斯蘭神學理論方面缺乏權威性，致使一部分穆斯林青年成為恐怖主義傳教士能輕易捕獲的獵物。在2013年6月的委員會選舉中，著名的穆斯林活動家穆哈默德·穆薩烏當選為法國穆斯林宗教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但願他在伊斯蘭學術與增強吸引力方面有所建樹。
清真寺是伊斯蘭教存在的標誌，是伊斯蘭文化的核心，是穆斯林心目中的聖地。法國的清真寺數量從1976年的131座增長到1979年的300多座，1984年為600座， 1991年是1500座。法國內政部估計，2012年時共有2449處穆斯林禮拜場所，其中只有2.5％的清真寺帶尖塔。雖然這個數字與2000年相比（1536處禮拜場所）增長不少，但是這一數字仍遠低於天主教禮拜場所的數量。法國的大部分清真寺是借用私人住宅或租用的房屋改造的，有的是在海灣國家資助下興建的。在清真寺裡，伊瑪目引導信仰——宣揚教義，主持每天五次祈禱、齋戒和各種禮儀。教民在此固化了腦海中的信仰。在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穆斯林社區，每位穆斯林都在伊瑪目和親屬朋友的幫助、關愛、管理和監督之下，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命運共同體。看似自由散漫的穆斯林，正是通過清真寺，實際上緊密地組成一個個社團，在移居地紮根發芽、茁壯繁衍，並理直氣壯地以宗教信仰為由，要求主流社會尊重他們的規則。清真寺所營造的社會文化氛圍導致了穆斯林移民中伊斯蘭化加強的趨勢。
巴黎清真大寺既是法國為數不多的附設經堂學校的大型聚禮清真寺之一，又是法國最有影響力的伊斯蘭社團機構。它修建於1922年，能容納千人禮拜，是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法國捐軀的穆斯林戰士，由政府出資修建；現任伊瑪目是著名的伊斯蘭神學家、深受法國穆斯林尊敬的領袖級人物塔裡列·布巴克爾（屬於遜尼派）。法國領導人不止一次地造訪巴黎清真大寺，與他討論有關涉及穆斯林的重大事務，他還是巴黎清真大寺附屬學校的校長，他與阿爾及利亞移民關係特殊，也和阿爾及利亞駐法國大使館有密切的關係，與阿爾及利亞當局保持著良好關係。一些人認為巴黎清真寺被阿爾及利亞裔人所控制，因而它不能代表整個法國的穆斯林。
1994年9月竣工的裡昂清真寺也是附設經堂學校的大型聚禮清真寺。它的建設可謂好事多磨，經歷了長達十餘年的爭論，直到裡昂的伊斯蘭社團最終同意降低清真寺尖塔的高度和擱置每天五次召喚信徒禮拜的傳統做法後，法國當局才批准清真寺開工建設。裡昂清真寺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密切。
在法國一系列穆斯林聚居的城市裡，如巴黎、裡昂、馬賽、南特等，穆斯林要求當局允許建立大型的聚禮清真寺。但這些訴求都遭遇到了來自於所在城市的土著居民方面的阻礙，當地居民認為，伊斯蘭宗教建築物與歷史上形成的城市建築藝術風格不相協調。由於建立清真寺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於是就引發了穆斯林在伊斯蘭節日期間的街頭禮拜現象的出現，因為穆斯林聚集時人數眾多，禮拜者不得不延續到街道上。城市管理者在當地居民的要求下動用推土機等大型工具，強行拆毀穆斯林的臨時禮拜場所，引發了穆斯林的不滿。
伊斯蘭教育是伊斯蘭教可持續發展的巨柱。在1980年代的法國，出現了伊斯蘭宗教教育及其教育機構，這些教育機構不同於西亞北非伊斯蘭國家的教育機構。北非移民的新一代——年輕的穆斯林大學生獲得了法國公民權，他們不同於父輩，其第一交際語言是法語，因而保存自己的伊斯蘭特質顯得很有必要。他們參加伊斯蘭教與阿拉伯語的培訓班。在這些培訓班的授課者中不乏來自於著名的阿拉伯伊斯蘭大學的學者和名師，這就給青年皈依伊斯蘭教提供了可能性。很多穆斯林大學生熱心於參加每年的由伊斯蘭社團組織的各類會議，喜歡聆聽著名伊斯蘭思想家發表的演說，如巴黎近郊勒布爾的伊斯蘭學術講座總是人山人海。
在法國，伊斯蘭教育工作者經常遊走於各種各樣的宗教學校或培訓班，教學語言一般是法語，教學內容是《古蘭經》和伊斯蘭文化，教學場所是私立學校、清真寺開辦的培訓班，教學時間通常安排在晚上和休息日。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年輕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其中不乏在阿拉伯國家接受過宗教教育的人。法國有數十所經文學校和一些全日制穆斯林小學，有些公立學校專門為穆斯林兒童開設有宗教教育課程。
法國最著名的伊斯蘭教育機構負責人是巴黎和裡昂兩大聚禮清真寺的大伊瑪目，他倆都擁有校長的名分，經常參加穆斯林的宗教會議、公開性的學術辯論會和媒體組織的專題討論，也出席市政例行辦公協商會議。在公開場合，他們都表現出對當局的忠誠。但也有個別的年輕伊瑪目接受了薩拉非主義思潮，千方百計地在穆斯林居民中傳播原教旨主義思想。
常言道：「橘生淮南為橘，生於淮北為枳。」法國伊斯蘭與西亞北非伊斯蘭雖有諸多的一致性和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它在這片誕生過《人權宣言》的土地上出現了新氣象，其中最值得關注的當是「個人伊斯蘭思潮」和「穆斯林世俗主義運動」。
「個人伊斯蘭」是法國穆斯林宗教實踐中出現的獨特的新思潮，也是法國穆斯林世界裡相當普遍的現象。「個人伊斯蘭」的信奉者大都是穆斯林知識分子和部分年輕人。他們認為，信仰是個人的事情，個人完全可以為自己的信仰及其行為做主，每個人對伊斯蘭教的主觀感覺與表現都是合理的。他們的觀點符合法國社會公認的對待宗教的態度。「個人伊斯蘭」是在法國歷史文化傳統的背景下出現的伊斯蘭新觀念，是啟蒙主義和人權思想對生活在法國的穆斯林產生潛移默化影響的結果。「個人伊斯蘭」作為伊斯蘭文化的一種新氣象為伊斯蘭教增添了新活力，但也遭遇到伊斯蘭保守主義的垢病。
2003年，法國出現了穆斯林世俗主義運動，參加者是一些堅持共和主義和民主主義原則的穆斯林著名代表人物，如發傑婭·阿馬拉，她是法國社會黨的成員，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提出反對讓穆斯林婦女戴頭巾。作為阿爾及利亞裔婦女的優秀代表，阿馬拉給女穆斯林的口號是：「不當遊手好閒的蕩婦；自強自立，不做附屬品。」她提出要為爭取穆斯林婦女在家庭內的平等權利而鬥爭。阿馬拉認為，大多數穆斯林在看待自己的一致性時注重的是文化，而不是宗教教條。她堅決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激進主義。她還將法國戴頭巾的穆斯林劃分為三個範疇：一是為了防範街頭流氓的性騷擾而萌生自衛意識的女性；二是在生理、心理轉折年齡段的姑娘，熱衷於張揚自己的個性；三是「女戰士——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綠色花朵的士兵」。（Долгов：127）在法國，一些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也會成為伊斯蘭激進主義思想的追隨者，經常參加伊斯蘭組織的集會，是潛在的聖戰者。應當指出，穆斯林世俗主義運動雖不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但反映了法國穆斯林社區主張思想解放、與時俱進的先進理念。
法國的伊斯蘭思潮五花八門。一些穆斯林準備支持原教旨主義，他們提出的目標是聯合所有法國伊斯蘭組織在一個統一的穆斯林協會的領導之下，以保持真正的伊斯蘭教；主張穆斯林的特徵就是不認同歐洲的價值觀，避免同化於法國社會，不能與「異教徒」實現一體化。在法國活躍的伊斯蘭激進主義的支持者試圖建立在自己控制之下的清真寺或小型禮拜場所，但他們的人數相當少，民間送給他們的稱號是：「邊緣化的伊斯蘭」、「地下車庫中的伊斯蘭」。這些人所鼓吹的拒絕認同歐洲價值觀、鄙視世俗主義社會、按照沙裡亞原則生活等等主張在法國顯得不合時宜。法國的絕大多數穆斯林主要從事體力勞動，生活窘迫，處於社會最底層。法國約有幾十萬居無定所、流動的穆斯林季節工，他們從事著很多法國人所不屑一顧的工作，為法國的基礎建設和經濟運行做出了重大貢獻。這些穆斯林移民被社會邊緣化，失業率居高不下，生活艱辛，因而容易接受伊斯蘭教的聖戰——「吉哈德」思想。在法國，大約有數千名熱衷於伊斯蘭「聖戰」的青年人，他們屬於那些秘密的或處於半地下狀態的伊斯蘭組織的成員。這些人可能是潛在的危害社會的危險分子，但他們的活動處於一些用法語傳教的伊瑪目的掌控之下，只是大多數教民並不知道這些伊瑪目的「另外」身份——還會用阿拉伯語傳教。法國還有一些穆斯林社團的領袖支持伊斯蘭社會主義理論。
法國伊斯蘭組織聯盟的主席阿馬爾· 拉斯法爾在思考改革伊斯蘭社團時提出要創建一個能夠接受發布法特瓦（宗教諭令）的「烏裡瑪委員會」形式的組織機構，並在1905年政教分離的法律框架內運作，以協調國家與宗教的關係，他的觀點體現出伊斯蘭教在世俗國家應有靈活性的改革精神。
當代法國與其他歐盟國家一樣，隨著穆斯林人數的不斷增加，無論是宗教領域，還是社會政治思想領域都出現了伊斯蘭強化的態勢，其中引人注目的當是穆斯林參政熱情高漲，並在推選穆斯林社區代表候選人到市政府和議會中任職的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明顯。他們參加社會活動與進入執法機關後對整個穆斯林群體會產生正面影響，穆斯林參政成為法國社會的一種時髦現象。2012年，參加國會議員選舉的候選人總數為6611人，其中就有近400名阿拉伯裔的法國公民，其中的10人進入了由571人組成的國會。（Долгов：128）法國穆斯林的代表在國家各級機構的民族協商會議上捍衛穆斯林的信仰權利，如穆斯林組織聯盟以居住著45萬穆斯林的巴黎郊區為根據地，經常在自己的網站上公布穆斯林所關心的資料，介紹穆斯林社區的生活、市政選舉、服兵役等等情況，甚至還批評當局，偶爾也有鼓動伊斯蘭狂熱和種族主義的文字。這類與政府融合方針不一致的現象可以看作是個別穆斯林對法國社會一體化進程的擔憂，總體上反映了穆斯林大眾力圖保存自己的伊斯蘭價值觀、傳統和宗教標識的願望，不值得驚悚。
難能可貴的是：法國文化界、學術界、教育界對伊斯蘭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為了研究伊斯蘭文化，法國設置了很多研究機構，並在著名高等院校開設了相關課程。《古蘭經》、《布哈裡聖訓》等宗教典籍用阿拉伯文與法文出版發行，穆斯林去麥加朝覲也無大礙。
三、對外聯繫
法國政府在基本上尊重國內穆斯林的宗教活動與生活習慣的同時，還允許阿爾及利亞、沙烏地阿拉伯、摩洛哥、利比亞等伊斯蘭國家和國際伊斯蘭組織資助與支持法國境內的伊斯蘭社團，但政府對伊斯蘭的政策也受實用主義、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及與阿拉伯世界的貿易關係和外交策略等因素的影響。法國穆斯林除與自己的祖籍國往來之外，也與伊斯蘭世界聯盟、世界伊斯蘭大會保持聯繫。伊斯蘭世界聯盟在巴黎設有辦事處。海外伊斯蘭運動對法國穆斯林產生了各種各樣的影響。1980年代成立的法國伊斯蘭組織聯盟就是追隨突尼西亞伊斯蘭政黨——復興黨與埃及伊斯蘭社團——「穆斯林兄弟會」的機構。2012年法國伊斯蘭組織聯盟選舉祖籍是突尼西亞的阿赫默德·扎巴拉為主席，此人是著名的伊斯蘭思想家、傳教士、復興黨和兄弟會的追隨者，他還是歐洲人文研究所的主任。最著名的伊斯蘭神學家尤謝夫·阿里·卡拉塔烏經常往來於法國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他經常接近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反對者，因為敘利亞的執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是一個世俗性的政黨，敘利亞的大部分領導人是阿拉維派。「穆斯林兄弟會」在法國成功地與土耳其人的伊斯蘭組織——「民族夢幻」開展合作。民族夢幻參加了1985年組建的法國穆斯林民族聯盟，它操作數百個地方性的伊斯蘭協會，尤其是在裡昂和斯特拉斯堡地區影響頗大。
伊斯蘭國家與法國的經濟關係對法國穆斯林的影響較大，如海灣合作委員會的成員國卡達就是法國財政經濟領域的合作夥伴，它在法國的投資超過了1000億美元，僅在2012年就多達300億美元，其投資主要分布在航空工業的創新計劃、飛行員培訓、武器裝備等方面。卡達擁有法國著名的媒體股份公司「拉加代爾」7.6—10.07%的股份，還成為歐洲最大的康採恩——太空衣務中心的主要股東。卡達還投資於知識密集型的現代技術市場、不動產行業——巴黎中心的著名商店 「十七世紀宮」、藍色河岸道路兩側的旅館業、博彩業（美人蕉賭場）及傳媒業——如電臺（歐洲一臺）、《巴黎競爭畫報》雜誌，甚至是體育運動(2011年收購「聖日耳曼」足球俱樂部)。卡達與法國保持良好的官方關係。目前，卡達的投資新趨勢是將資金轉移到開發城市郊區，因為這裡居住著大量的阿拉伯穆斯林後裔。卡達埃米爾答應用資金幫助來支持一些伊斯蘭協會組織參與地方議會代表的競選，讓穆斯林頭面人物進入法國的權力機構，尤其是在幫助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與支持清真寺方面慷慨解囊。法國的一些政治人物，其中包括國民陣線的勒龐將此舉說成是「法國的卡達化」，因為由卡達支持的法國城市郊區建設事業別有用心，是「推進法國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發展。」（Долгов：130）
2013—2014年間，法國社會的反伊斯蘭情緒明顯增長，這一點在人權組織的報告中得到了確認。咎其緣由，主要是源源不斷的穆斯林非法移民問題，移民中混有刑事犯罪分子、販毒者和激進分子。移民人數的不斷攀升與「阿拉伯之春」有密切的關聯。「阿拉伯之春」使國際社會與恐怖主義的鬥爭節外生枝，北非的重大事件、有組織的犯罪越來越頻發，致使無數的難民有增無減地湧向歐洲。
反伊斯蘭情緒導致了「土魯斯劫持人質」事件這樣悲劇性的現象的出現。阿爾及利亞出生的法國公民與「基地」組織有聯繫2013年在土魯斯槍殺了6人。法國公民前往敘利亞加入伊斯蘭國聖戰、反對敘利亞政府的事實引起了法國人的擔憂。根據官方資料，在2014年初，有超過700名法國公民（非官方的資料是1000多人）在敘利亞的各個反政府的武裝組織裡參戰。（Долгов：131）人們普遍擔心：當他們返回法國後，就會對社會安全構成一定的威脅，因為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戰士，積累血腥的「聖戰經驗」後會製造殺人不眨眼的恐怖事件。他們一邊呼喊「安拉偉大！」一邊攻擊軍人和警察、駕車撞擊步行者。2014年在法國的一些城市裡已有數十位法國人罹難。法國的恐怖事件除與伊斯蘭國有聯繫外，還與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拯救陣線擺脫不了干係。法國跟隨美國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成了法國穆斯林中的激進主義分子報復社會的有一個藉口。
在2015年1月的巴黎恐怖事件後，以法國穆斯林社團聯盟為代表的大多數穆斯林社團（其中包括法國穆斯林宗教委員會），開展了有關改革伊斯蘭組織的討論。法國前總統奧朗德認為，法國穆斯林宗教委員會還沒有足夠的能力影響在法國境內穆斯林的生活秩序、規則和原則；必須強化它的代表性，以便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Долгов：132）法國領導層主動與穆斯林的一些社團及其代表人士開展對話，其中就包括法國穆斯林宗教委員會、著名的清真寺的伊瑪目等。對話的目的是讓有威信的新一代領導人主動加強在穆斯林社區的影響力。著名的伊斯蘭神學家法吉赫·克穆什要求穆斯林在信仰領域遠離宗教極端主義，為對話營造適宜的氛圍。（Долгов：133）遺憾的是：2015年11月的恐怖事件更加兇殘，由於這些恐怖分子出自於穆斯林群體，這就使一些人「將恐怖主義歸罪於整個穆斯林」，在法國表現出的反伊斯蘭情緒更加普遍。
結語
在法國這個能給每一個公民提供信仰自由的世俗主義國度裡，大多數穆斯林及其社團依舊保持著伊斯蘭的傳統色調，秉持溫和與中道的伊斯蘭價值觀。但是，因西亞北非動亂而導致的龐大穆斯林移民潮使法國社會不堪重負，加上經濟狀況欠佳，一些伊斯蘭激進分子在穆斯林青年中灌輸宗教極端主義，但他們無法阻止穆斯林主流融入法國社會的進程。與此同時，法國右翼將當代的社會問題統統歸咎於穆斯林，挑起反伊斯蘭的情緒。這導致了法國社會出現了明顯的鴻溝。
法國穆斯林由於種族、語言、民族、地域等方面的差異而導致伊斯蘭組織五花八門，呈現出分散化、多元化的態勢，這既影響了穆斯林群體的動員能力，使其不能用一個聲音說話，但也為出現與時俱進的伊斯蘭新思潮創造了客觀條件，法國穆斯林群體中出現的新思潮有可能為整個伊斯蘭世界注入活力與生機。
雖然穆斯林完全融入法國社會的道路還很曲折、漫長，但我們相信：只要有足夠的耐心，法國伊斯蘭既作為世界伊斯蘭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能成為法蘭西文化百花園裡一朵奇葩的時代終將到來。
John R Bowen, Can Islam Be French? Pluralism and Pragmatism in a Secularist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Б.В.Долгов.Ислам во Франции мусульмане и свет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осток.2015№4.С С.123—133
王宇潔：《法國穆斯林的尷尬》，《世界宗教文化》，1998年第1期。
魏秀春：《「文明衝突」，還是種族主義？——試析法國政府的穆斯林移民政策》，《世界民族》，2007年5期。
楊濤：《西歐穆斯林：困境與回應——以英法德三國為例》。西安：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趙萬智：《法國穆斯林的生活融入困境與實踐》，《中國穆斯林》，2013年第2期。
張秋彥：《法國穆斯林移民問題探析》。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
朱劍虹：《法國社會中穆斯林移民問題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冷皎：《「伊斯蘭化」爭議下的法國穆斯林問題研究》。昆明：雲南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
哈寶玉、擺祥：《法國穆斯林的歷史與現狀》，《中國穆斯林》，2013年第2期。
Sarkozy N. La Republique,les religions,l』esperance. P.,2004. P.16
參看http://www.huarenjie.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46314。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2994
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other/20151207/214579.html
「薩拉菲派」一般是民間對「瓦哈比派」的指稱，是指具有原教旨主義性質的伊斯蘭激進思想及派別，究其緣由，是由於其根源與思想來自於8—10世紀出現的重返第一代穆斯林的宗教教誨。當時薩拉菲特派明確要求成員做到：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必須遵守「虔誠先知」所踐行的宗教原則，直至今日，激進分子在各個方面還遵循這個遺訓。在薩拉菲主義流行的數百年裡，薩拉菲派的面貌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但原教旨主義則是其永遠不變的靈魂，反對修正主義、融合主義是其行事的風格。中世紀的薩拉菲主義是堅持奉行伊斯蘭教原初教義和信仰的思潮，主張穆斯林應嚴格遵守《古蘭經》和「聖訓」所規定的生活方式。近代薩拉菲主義的實踐者從教法學家擴及至普通穆斯林。沙烏地阿拉伯的瓦哈比運動深受薩拉菲主義思潮的影響。薩拉菲主義與瓦哈比主義之間並無本質區別，兩者擁有相同的信仰和思想，故世人將兩者混為一談。薩拉菲教派於1990年前後傳進法國。一些到沙烏地阿拉伯學習伊斯蘭教理教規的法國學生，回國後積極發展薩拉菲派新教徒。該派的女人圍著面紗，全身皆著黑卡布（罩袍），男人則蓄著大鬍子，都遵循非常嚴格的教規。薩拉菲派分為傳統薩拉菲、政治薩拉菲和「聖戰」薩拉菲三個流派。其中的「聖戰」薩拉菲對《古蘭經》的詮釋非常武斷，試圖通過暴力消除一切「異教徒」，以恢復「真正的伊斯蘭」。大部分薩拉菲派屬於非暴力的寂靜主義者，他們沒有任何政治訴求，僅僅在私下從事宗教活動。
塔卜利格·瓦·達阿瓦（Таблиг ва даава，意為「信函與號召」，亦譯「信仰和實踐」）是著名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主張嚴格遵守沙裡亞規則。該組織於1920年代創立於南亞（今天的巴基斯坦），在現代歐洲存在著以英國為中心的多個塔卜利格組織。法國的塔卜利格分支機構擁有數千名成員，自稱為「伊斯蘭的教士」，拒絕加入法國政府支持的伊斯蘭協會，既不願與其他伊斯蘭組織斷絕往來，又不參與伊斯蘭社團的整合，認為整合將會威脅到其宗教「純正性」。
楊濤：《西歐穆斯林：困境與回應——以英法德三國為例》。西安：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第70頁。
「塔烏赫特」（Таухид）的意譯為安拉是世界萬物的獨一創造者。
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other/20151207/214579.html
2001年在巴黎郊區創辦的歐洲人文研究所是穆斯林的宗教神學研究機構，主旨是培訓未來的伊瑪目，許多遜尼派的神學家擔任該所的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