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大學的時候去圖書館,總喜歡在架子上找哲學史上的大部頭,無他,可以裝逼爾。畢竟中文系的逼格都體現在可以熟練念出來的外國人名上。當年這般,如今的大學嘛,依舊這般。
弗洛伊德、尼採、羅蘭·巴特算起步,叔本華、加繆、榮格是進階,最高level無疑是薩特、海德格爾和克爾凱郭爾。不過外國人名雖然記得住,內容到底跟食堂的飯菜一起進了肚子,至於排到哪裡已經不得而知。
薩特那本《存在與虛無》我大概翻了200頁,實在是不得其門而入。用概念闡釋概念,用看不懂的名詞解讀另一些看不懂的名詞。所有的字兒都認識,擱一塊硬是不知道說的是啥。估摸著不是我一個人懵逼,因為我特地看了借書卡,那本書進了圖書館十多年,一共20來個人借閱,50頁以後嶄新嶄新的。老話怎麼說的?若新發於硎。
拋除個人閱讀理解能力的差異,對於純粹書面語的接受,其實門檻還是挺高的。但在門檻之外,還有很大一個原因,那就是:寫作者壓根不說人話。
寫文章不說人話,這種事情其實古已有之,而且是各民族皆然。
原因也很簡單,書面語確實不是說話——它是另一套表達體系。歐洲中世紀用拉丁語寫文章,但口語用的是英語德語法語日德蘭語,中國古代也是文言文寫作,口語則用白話交流;日本韓國朝鮮早先也都用漢字書寫,口語則是本國語言。
在這些國家近代化的過程中——從16世紀的歐洲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東方——基本都經歷過「言文一致」的過程,也就是實現口頭語言和書寫語言的統一。事實五四白話文運動的本質,就是要達成「言文一致」。從清末的「切音字」和簡字運動,到民初注音字母的制定和推廣,再到五四後的國語羅馬字運動,這些關於語言文字的改革運動,目標也都是「言文一致」。
書面語在人類歷史上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屬於特權階層的禁臠。教士、婆羅門、官吏、貴族、武士等階層才有學習文字書寫的權利,被統治者雖然有語言,但是無法書寫——文字和語言並不一致,有的甚至是兩個系統。
行文至此,回過頭來說說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為什麼這個滿分作文會備受爭議?主要是對於好文章的判定標準不同——高考閱卷組判定好作文的標準就是不說人話。
浙江高考滿分作文《生活在樹上》,上下滑動查看
圖源:公眾號「教育月刊」
下面跟我來看看高考作文評分標準——
基礎等級是合格標準,題意、中心、內容、思想、感情五個向度,每個向度分為四個等級;發展等級是高分標準,要求豐富、深刻、文採、創新。
在實操中,這些評分標準的具體化就未免有些皮裡陽秋了:豐富就是收集不常見材料;深刻就是引用長長的外國人名;文採就是使用不常見詞彙,文言文再加排比句,創新就是主題強行升華。
我看見過一個高考評卷教師的PPT,其對文採的理解舉例是這樣的:
如「有個小銀元落在地上」,這個句子不夠好,應該寫成「有個小銀元從桌上滾了下來,在地上叮叮噹噹地跳著。」
估計周作人、海明威、巴別爾等人看到這裡,當有一句MMP。
高考作文歷來少見佳作,畢竟只是一個考試能力測試中的急就章而已。應試文章從來就沒有什麼好文章,這也是常態。中國科舉搞了那麼多年,流傳到今天的文章又有幾篇?不客氣地說,一篇都沒有。
是因為考試者的寫作水平太差嗎?肯定不是,唐宋以來很多文章大家,但是寫得好的是考試文章之外的自由創作。制藝文章嘛,也就那麼回事兒,肯定是爛文章。蒲松齡一部《聊齋》文採斐然,但是一輩子就是個秀才,連舉人也沒考上。蒲松齡外文章大家,寫不好八股考不上功名的車載鬥量。
這是為什麼?因為考試本身考的是寫文章是否符合考試目的,而不是考人的作文水平。八股是有固定格式的,起承轉合,不能獨出心裁不能自由表達不能寫行書草書。而出題又不能脫於四書五經之外,有的考題甚至就狗屁不通。
陳獨秀參加院試,考題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這題目為什麼狗屁不通呢?因為這是兩個半截話搭一塊了。原文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題目都不通,這文章怎麼做?陳獨秀把《康熙字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生僻字和《文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驢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混搭起來,造了一篇誰也看不懂的文章交上去。結果呢?院試第一。
這就是我們寫文章越來越不說人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