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作家梅裡美的《卡門》中為人們塑造了吉普賽人的一些特性：熱情、奔放、灑脫，在城市與鄉村之間流浪。但是，吉普賽人因為不事農桑，一般也不飼養食用牲畜，男人以販賣家畜、馴獸、補鍋（黑白鐵匠）和充當樂師為業。婦女從事卜卦、賣藥、行乞和表演等行業，留給了人們很是不好的影響。法國政府曾強行驅逐吉普賽人，有人說這是吉普賽人的百年屈辱。雖然吉普賽人中很多人在唾罵聲中生活，但他們依然過著只有自己民族才能理解的日子。我們接以前沒講完的接著講。
在我們的童年裡，那些被稱這「蠻婆子」的人似乎是這麼一個形象，三五成群地湧入一個村莊，女人在前男人在後，看到個別主人不在的人家，甚至會撬門而入。如果被碰巧捉住，就會耍一些無賴伎倆。記憶中的她們常常在那個時候引來很多人圍觀，甚至裝瘋賣傻。還有，她們對著別人說些類似平安吉祥的話語，管你同不同意，便進入居民的家裡隨意拿甚至搶東西。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就沒了。
另有一說，吉普賽人中間的一部分男人會補鍋，但我們在八十年代甘肅一帶的鄉村見到的補鍋人應該和吉普賽人沒什麼關係，他們來自天水秦安一帶，大多是些老實巴交的農民，掙幾個錢很不容易。倒是那種用鳥叨籤的算命人，我曾經見過：籠子裡養著一隻鳥，吱吱叫著，在「吉普賽人」的命令下，叨到某隻紙片，某人的命運就會被「對應」在算命人拿在手裡破爛的書上了。這種把戲，一般是不會有人上當的，但有個別人因為「相信」而被宰了的。
甘肅永登薛家灣村人會是吉普賽人的後裔嗎？
在去哪裡的路上，我們就找到了答案。附近一個村子裡的青年對我們說：「你們找那些人幹啥呢？除了是一群懶和會算命外，和我們這裡的人有什麼區別呢？」答意思是，他們已經與當地人沒什麼區別了。
當然，青年的話明顯是有些偏激了。現在，薛家灣村人很多已經開始耕種，並且大部分人已經不再以算命為生，通過勤勞的雙手他們已經過上了屬於自己的生活。只是，那曾經是他們的先輩用來謀生的手段以及那些有關吉普賽人後裔的傳說，讓他們的生活至今還在外界人的眼裡有層揮之不去的陰影。
在我們到來之前，聽說薛家灣村村口曾經有一棵大樹，過去，那些以算命為職業的人，每年春天都要按時出門，冬天回來的時候，就在那棵樹下分錢。大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人一份，數目都一樣，參與者人人均等。但是，這樹，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我們還曾聽說，在薛家灣村人與當地人日常用語漢語無二，但他們卻有一些特殊的隱語，只在有外人在場又需保守秘密時才使用。他們把炕叫「溫臺」，把開水叫「滾輪子」，把首飾之類叫「託照什」，把房子叫「開瓜」；丈夫叫「荷代」，妻子叫「咽支」，吃飯叫「繞散長」，父親叫「根子」，母親叫「嬤子」，男孩叫「阿燕子」，女孩叫「姜」；車類叫「司馬」，對話關係叫「排親」，臉叫「昭盤」，眼睛叫「昭公」，樹叫「木翹」，花叫「朵朵」等等。
這些，我們聽不懂、弄不清，但不知道為什麼，把妻子叫「咽支」讓我們一下子聯想到了過去的匈奴。
歲月，就這樣為這個村子留下了一份神秘。
據傳，薛家灣村人當年外出算命時的服飾也很有趣——女人們把頭髮高高梳起，俗稱「高頭」，再裹上寬一尺，長六尺的黑頭帕。冬天要戴「遮耳子」，那是一種有帽簷，兩邊可以遮住耳朵但頭頂卻挖空的帽子。服裝一般是長及膝蓋的大鬥襟衣服。褲子肥大，褲腳類似裹腿。鞋則是「尖尖鞋」，瘦而長，鞋尖向上翹起，顏色鮮豔，並繡滿了各種圖案的花。男人主要穿長袍大褂……這些，現在這個村子裡也不存在了。
當地政府曾經在早年組織編著了《中國的「吉普賽人」》一書中，對於薛家灣人「走家子」的生活進行了細緻的描述。在那本書裡，薛家灣村人成為「出門人」：解放前，他們十之八九沒有田地，全靠舉家舉家外出算命為生，家裡除了土炕再無其他家具，很多人家的門窗都是用泥巴糊上，「走家子」回來再扒開，有的甚至沒有一間住房，外出返鄉就住在附近的山洞破廟裡。 這些場景至今仍能從在薛家灣流傳的順口溜中得到認證——「站破房，住古廟，鋪的加沙氈，蓋的旋風被。」
透過這些文字，我們分明講到的是辛酸與不易，先前那個「不好的形象」，在這個時候，仿佛被融化了。
在村裡，我們看到一些還有算命的人「研究」的是《四柱預測學》、《周易預測學》、《中國古代算命術》，還有《三命通會》、《八字預測學》、《協級辨方術》等，而他們從前信奉的「桃花娘娘」與「周公」也被「觀音替代了。
吉普賽人以佔卜為生，塔羅牌就是他們的其中一種佔卜方法。在羅馬教廷勢力最為強大的時期，正是吉普賽人的保護才使塔羅牌能夠流傳到今天。在很長的時間裡塔羅牌只有吉普賽人才能看得懂，許多塔羅牌的牌意都是以吉普賽人的解釋作為基礎的。同時，吉普賽人還發展了塔羅牌的佔卜方法，仿佛又為塔羅牌起源于吉普賽人提供了重要證據。
當然，也有學者指出吉普賽人是一個四處流浪的遊牧民族，沒有太大的可能發展出極有系統的塔羅牌哲學，他們的塔羅牌知識是從其他文明學習來的。
然而，在薛家灣村我們看到的都是中國文化裡的「算命」書籍，已經與吉普賽人的「套路」沒有多少關係了。
事實上，把薛家灣村人當成「吉普賽人」最早源於1947年，當年出版的《邊疆通訊》了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的吉普賽人——記甘肅永登的「蠻婆子」》的文章，作者竹天對薛家灣做了一些介紹，這也是迄今最早的一篇研究薛家灣算命文化的文章。隨後，1953年版的《永登縣誌》和1982年在《甘肅文史資料》刊登的《解放前永登的算命婆》一文，都認為薛家灣人是「少數民族」：一種說他們是上古舜帝時期流亡而來的苗族後裔，但流傳更廣的說法是他們是從波斯徙來的吉普賽人，因為，他們不喜定居四處流浪算命的習俗確和古老的吉普賽人頗為相似。
大概到了八十年後，薛家灣村經媒體報導，引起了蘭州大學的關注。當時，中文系教授柯楊便帶了三個畢業生去了薛家灣做調查。 柯楊帶著學生在村裡住了一個多月，經他判斷，薛家灣人並非苗族，也不是吉普賽人，他們的民俗傳承和特點都與漢民族無大異。但是兩千年初，媒體卻又盯上了這個村子，其中2004年南方周末就以《中國「吉普賽村」？》為題對此做了報導，作者是柴春芽。
此後，人們很少提及薛家灣村人與吉普賽人的關係了，而是把它稱為「算命村」。也許正是因為這些被「拉來扯去」的算命問題，村民們都表現出了並不歡迎我們的意思，而這個村子已與當地其他村莊無異了。但不管怎樣，「蠻婆子」的形象確實在甘肅人的記憶裡真實存在過。
據說，吉普賽人不與外族通婚，而這已經成為當今世界非常珍貴的樣本，可以確定某些疾病的發病機理。《明史》亦有「有羅哩戶（吉普賽人），漢人不與通婚姻，自相娶嫁」的記載，但是，薛家灣人「族」內通婚的格局早就被打破。許多人都意識到幾代人長期只在四大姓之間親連親、親套親造成的後果，年輕人已不再把尋找意中人的目光只盯在這個小小的村落。走出家門，外出打工的新生活使他們的視野更加開闊，只要彼此心心相印，對方是不是本「族」人已無足輕重。
當然，我們前面說到的「用鳥兒給人算命」的方法，即是「金雀銜牌」術，讓受過訓練的鳥為求卦的人叼起預示吉兇的竹籤，也已失傳。原因是，現在村裡已經沒人會訓練鳥了。至於村裡還有一些人說他們的先輩是元代時從波斯來的吉普賽人，但那已經是一個傳說了。（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