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明——陳獻章（《陳白沙集》巻二）
修身之道，千蹊萬徑，當從何處入手呢？曾國藩在道光二十二日的日記中寫道：他的老師唐鑑告訴他：「最是『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功夫；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唐鑑的話指點了他。他想到老莊也主張靜，管子也主張靜，佛家也主張靜，看來這「靜」字是貫通各家學派的一根主線，正是天地間最精微的底蘊，所以各家學派都在這一點上建立自己的養性處世理論。管理國家也要這樣，人們常稱讚治國賢臣都是「每逢大事有靜氣」的人物。心靜下來，就能處理各種紛亂的軍國大事。從那時起，他每天都要靜坐一會，常使神明如日之升。許多為人處世、治學從政的體會和方法，便都在此中獲得。
老子《道德經》有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莊子、大宗師》說「墮枝(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這是道家修道的原則和方法；
《大智度論、卷十七》上講：若求世間近事，不能專心，則事業不成，何況甚深佛道而不用禪定！禪定名攝諸亂心；亂心輕飄，甚於鴻毛；馳散不停，駛過疾風；不可制止，劇於獼猴；暫現轉滅，甚於掣電。心相如是不可禁止，若欲制之，非禪不定。《六祖壇經》云：師（惠能）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六祖壇經》）這是佛家的禪定之法。
《周易、繫辭上》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大學》裡開宗明義提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是儒家習靜的宗旨。
道釋兩家乃出世之學，由於其出世的旨歸不同而各自發明出一套深奧複雜的養靜工夫。具體說就是靜坐工夫。兩家的修行者中便有人是在靜坐中得到圓滿究竟而成仙、成佛的。儒家是入世之學，既為入世，那麼，其學說所建立和宣揚的價值和理想的境界當然只能在世俗生活中，在歷史、文化中去獲得功德的圓滿。因此，就真正的儒學修行而言，光有養靜功夫，光有靜坐功底，無論其工夫有如何的深湛，終究是不能成就儒家的功業。靜坐修持或許可成仙、成佛，但斷然是坐不出太平盛世，坐不出聖賢君子來的。那麼，這是不是說，養靜、靜坐對於儒家來說乃是一種無補的事情呢？非也。追尋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古往今來的許多大儒都是有極深極湛的定靜修養和靜坐工夫的。翻開儒家的經典，我們亦不難發現儒家在這方面的資源其實是很深厚的。雖然我們今天已經無法考證古代的先儒們是如何具體地操持靜坐工夫的，但是，從他們的言行中卻可以推知他們是非常重視定靜修養的。
孔孟之學乃是「為已之學」，「為已之學」以「制心」為第一要務。先秦時代的儒者們，其整個儒家風範的人生修養，雖然是從人情，事勢，物理等各方面來造就的，但其中以修心為主腦的養靜工夫乃是使儒者必備的種種修養打成一片，相互圓融，並不斷增上的一個重要法門。到了宋明時期，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湧現出了一批有創意的儒者，程顥、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是其代表人物。他們創立的學說被稱之為「傳聖人之道」的宋明理學。這一時期的儒家在努力排斥佛、道兩家的出世主義之同時，又充分吸收兩家發展和探求精神修養與境界的豐富成果，建立了既有人文精神又有宗教精神的大廈，使儒家學說在中國歷史中再度煥發出新的活力，形成了儒學的又一高峰。 由於受佛、道二家，尤其是禪學的影響，宋明時期的儒者在修道參學上更加強調養靜工夫。一時間，靜坐之法成為許多儒者的修養功課。
理學的創始人程氏兄弟，就非常看重靜坐。據說程頤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程顥答覆張載的《定性書》討論的主題就是通過何種方法來實現人的內心安寧與平靜。程顥曰：「與其非外而事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其中講到的「內外兩忘」，核心是超越自我。這個修養方法是從孟子的「不動心」那裡來的。同時又吸取了釋道二家的心理修養經驗。如道家的「無情以順有」，釋家的「無所住而生其心」。由「兩忘」而使心靈擺脫紛擾而達到自由、平靜、安寧、活潑的境界。而這種境界之獲得最終是要人能夠在人倫日用中正確恰當地應物處事。內心平靜是宋儒追求的境界，養靜工夫頗受重視。在修靜方法上，程頤主張持敬。他認為「敬則自虛靜」。敬這種修養有內外兩方面，外指舉止容貌的莊重嚴肅，內指閑邪克私。而其內的修養方式即是「主一」。程頤說：「敬只是主一也。至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這裡講的「只是內」即是指不要胡思亂想，要使意念集中於內心而不散亂，如此存久自明。這是程頤的以敬致靜的養靜工夫。
理學之集大成者的朱熹是一位修養極高的大儒，他把人的修養分為兩個方面，一種是未發工夫，即「主敬涵養」，另一種是已發工夫，即「格物致知」。朱熹的養靜工夫體現在「主敬涵養」上。其所謂未發時的主敬，乃是指在無所思慮與情感未發之時，努力保持一種收斂，謹畏，警覺的狀態，最大程度地做到思想和情緒的平靜，全神貫注於內心，提撕此心，使之警省而無雜念，心境清明而不昏亂，注意力集內而不外馳，從而使心達到在覺醒狀態下的一種特殊的寧靜。
心學大師陸九淵在修學上強調以靜坐來發明本心。據他的弟子記載：「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某因此無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這說明陸九淵是有靜坐體驗，並在教學中將靜坐作為一種體道明理的方法對學生進行引導的。朱熹說陸學的修養方法是「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陳淳說「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辨說勞攘。」看來陸象山是將靜工夫作為直載了當的入道手段的。
象山之後，儒門中的許多人直接就是把靜坐工夫當作是體道，悟道的法門來對待的。這樣一來，更是使得靜坐成為儒門修行的必不可少的功課，從而大大提高了養靜工夫的地位和意義。
從靜坐中悟得大道，最著名的例子要算王陽明的悟道經歷了。陽明被貶到貴州龍場後，於身心性命交逼，百死千難的境況中，端居默坐靜一之中。觀想聖人處此將何所為，一天夜裡猛然大悟，「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這場驚天動地之大悟，史稱「龍場悟道」。此悟使陽明得出了理本來不是存在於外部事物，而完全地內在於心中的見解。從此建立了自己的「心即是理」，和「心外無理」的心學思想體系。陽明的經歷說明了養靜工夫對他的人格的培養，學問的創發，事業的成就是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的。 總之，養靜工夫對於習儒者來說，既是修學的入手工夫，又是修學的增上工夫。初學者可藉以入門，入門者則藉以涵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