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評論 徐迅雷
法律不是道德，但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提出「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這一命題的英國法學家哈特認為，某些行為規則是「最低限度的自然法」，這跟我們現在所說的「守住底線」異曲同工。想到哈特的這個命題，是因為這天所見的兩條「放哨」的新聞：
其一，北京有個特大賣淫集團案，利用「洗浴中心」進行長達6年時間的賣淫活動，獲利高達3000萬元以上。該集團之所以安度6年沒有被查，關鍵是有個警察為他們「放哨」。這個在報導中化名為「崔大力」的民警，每次在警方檢查前都會及時通風報信。作為交換，該民警可以去洗浴中心免費嫖娼，還收受了老闆送的一輛價值7.15萬元的轎車。（8月17日《京華時報》）
其二，在四川西昌市看守所內，1個在押的殺人嫌犯翻牆越獄，想衝監逃跑，武警西昌市中隊官兵快速反應，果斷處置，在嫌犯已翻越監牆頂部電網、即將縱身跳下的瞬間，哨兵劉旭果斷開槍，擊中對方的右大腿。嫌犯摔落，束手就擒。（8月17日《華西都市報》）
民警與武警，各有各的職責。兩個新聞，一彈一贊：前者的民警，為犯罪團夥「站崗放哨」，替不法分子撐起保護傘；後者的武警，為看守所站崗放哨，高度負責，處置迅速而得當，是為社會安全撐起保護傘。
民警崔大力為犯罪團夥「站崗放哨」，這是貓與老鼠交朋友，他丟棄了最低限度的司法道德，從而滑向犯罪。貓鼠同穴，從中獲利，甚至連「免費嫖娼」的「利」他也不客氣地獲了。這種司法底線的突破，案例並不鮮見，其危險性是顯而易見的。
而對越獄嫌犯開槍的哨兵劉旭，履行的是自己的職責，這裡最可寶貴的是，他沒有將越獄嫌犯擊斃，而是將其擊傷。從某種意義上說，那時將對方擊斃甚至要比傷其大腿來得容易。但劉旭沒有那樣做。相比那些動輒「可當場擊斃」的口號與行動，哨兵劉旭很好地把握了槍枝的分寸、子彈的分量。
這讓我想起一個關乎「最高良知原則」的著名判例——柏林圍牆推倒後審判東德警察一案。倒牆的前兩年，東德一個名叫亨裡奇的守牆衛兵，開槍射殺了攀爬柏林圍牆企圖逃向西德的青年克利斯。1992年2月，在統一後的柏林法庭上，衛兵亨裡奇受到審判。他的律師辯稱，他們僅僅是執行命令的人，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力，罪不在己。
那麼法官是怎麼說怎麼判的呢？法官當庭指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在那個萬不得已的情勢下，打，但應該有意打不準——不把人家打死，這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這也是最高境界的良知。任何人都不能以「服從命令」為藉口，去超越道德倫理的底線。這就是「一釐米主權」的道德義務，否則就必須承擔罪責。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是：判處開槍射殺克利斯的衛兵亨裡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釋。
對法律的執行，一定要有道德的底線，不可突破最低的限度。作為「貓」的崔大力給「老鼠」站崗放哨，那是一種底線的突破——沒有人賦予他這樣的「主權」，結果他自己淪為嫌犯；亨裡奇不行使「一釐米主權」，將不該槍殺的青年當場擊斃了，這也是對底線的突破、對良知的捨棄，同樣也成了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