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書法創作觀念芻議
汪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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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曰:「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自餘從事書法教育以來,幾十年如一日地研習古代碑帖經典,解析書史書論,自然而然地沿襲了宗經的傳統書法觀念。
對古代經典的闡釋,先要述而不作,才能深入其中,逐漸摒除積習,養成引經據典的習慣。傳統書法強調書如其人,所謂如其志,如其學,如其才。孟子曰:「盡心知性。」《黃檗山斷際傳心法要》曰:「心性不異,即心即性。」程朱理學認為「性」即「天理」,「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在《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學琴的典故中,孔子從習得其曲到習得其數、習得其志,最終得其為人。學書過程中的宗經意識,主要體現在臨帖、讀字典、讀書史、讀書論四個方面,做到落筆必有依據,溯本求源。書體學習之次第,要以五體書發展史為綱,先篆後隸再草再楷再行;每一書體學習之節目,則以該書體發展史為經,從誕生期、規範期到演變期;每一家一帖的學習,同樣回歸根本,納入整體系統中加以展開。取法古代經典,透過筆墨,必然追問到審美層面,以先賢品格與古意為楷模,陶冶性靈,變化氣質。
黃庭堅作文主張奪胎、換骨,所謂點化。《冷齋夜話》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窺入其意而形容之,謂之奪胎法。」從詞句的借用,意境的借用到多方融合,不露痕跡。效仿古人雖不是所謂創新,但是能做到活學活用,乃是取法高古與歷練自我的有效途徑。
字書今稱字典。學書離不開字書,通過長期解讀各體書法字書,就會發現歷代名家用字皆有所本,依字書以正字。從文字學概念而言,傳統書法創作基本上屬於對字書中範字的點化而已。作為文字之學的書法,其學術不僅局限於古文字學,隸書、草書乃至楷書、行書,皆有文字學層面的正字規範與學理。相對而言,字帖主要闡釋的是語用層面的各色修辭方法,字書則重在正字、字法源流及體勢之博變。無論是正字類字書還是博變類字書,都是書法創作所須遵循之法度。
《周易·乾卦》曰:「修辭立其誠」孔穎達疏曰:「辭謂文教,誠謂誠實也。外則修理文教,內則立其誠實,內外相成,則功業可居。」從藝術創作的功用而言,文辭依附於思想內容,在主觀意識的修養中,審美的境界高於知識的境界,人們之所以對於以禮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樂之好之,無疑是審美愉悅所產生的效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揚子法言》曰:「玉不琢,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闡明了文辭的潤飾對於深刻表達思想的重要意義。傳統書法的各種修辭手段的產生,同樣是表達文辭內容與書法審美思想的,不同的文辭內容匹配不同的書體,各種書儀範本不僅重視文辭內容雅正及文筆的修辭,更注重筆墨的潤飾。尤其是文人書法,於日常實用尺牘及詩文中言情狀物,更是極筆墨修辭之能事,篇章之承轉,行列之收放,字間之疏密,筆勢之順逆,墨色之濃淡,凡此種種,皆出於文人藝術文質彬彬之心性。就書法形式語言之修辭手法而言,歷代經典法帖浩如煙海,可謂一帖一式,千變萬化。讀帖廣博,則筆墨變化手段隨之增長。
藝術創作活動既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其教化人倫的功用,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審美的認知過程,又是情感的自我抒發。從上述學書取法經典、化用字書到筆墨潤飾,屬於傳統書法創作的構思階段,即立意的過程;具體到創作狀態,使作品物化成形,則是使用藝術手段表現的過程。
蔡邕《筆論》曰:「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事,雖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先默坐靜思,隨意取擬,言不出口,心不再思,沉密若對人君,則不善矣。」書法創作本為無用之用,散懷而已。若受促迫,精種狀態必然不自在。舒和的身心是超越功利的。蘇軾以莊子「瓦注勝於黃金」的典故闡明書法創作任自然、心手兩忘的價值觀。蘇軾《顏真卿爭座位帖》曰:「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精神的緊張、恐懼是書法創作的大忌,只有處於超然的狀態,才能做到解衣般礴,舒展自如。
原載《書法》2016年7月刊
汪永江|一九六六年出生,執教於浙江大學藝術學系。現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書法院研究員、中國書法家協會篆書委員會委員、西泠印社社員、中國教育學會書法專業委員會理事、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青年書法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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